中國古代玉器和傳統文化

我是學人類學社會學的，沒有專門學過考古學，但是對考古學一直很有興趣，所以時常關心考古學的新發現和新進展。解放前，我主要是研究中國農村的情況，新中國成立後，我到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籌建中央民族學院並擔任副院長。為了辦學的需要，我們請了一些專家來講授關於民族學的課程，但是有一門綜合論述中國民族史的課程，即講授中華民族怎樣形成的這門課，一時找不到老師。無奈之下，不得不由我自己來講。為了講好課，我曾在兩年的時間裡，多次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考察，就在這些考察、學習過程中，我接觸到了許多當地出土的文物，並且使我逐漸形成一個看法，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點，並將這個觀點貫穿到教學中。遺憾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門課沒能講下去。

時隔30年以後，在1988年，我把這個觀點整理成《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發表。文章發表以後，民委於1990年專門召集了一次討論這篇文章的座談會，當時蘇秉琦先生出席了會議，蘇先生根據對考古學材料的研究，也得出了與我相似的觀點。

當今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地球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交通、通訊、信息等科學技術的迅猛提高，世界經濟開始走向一體化。因此，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人們就會不可避免地、頻繁地發生接觸。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多元文化在一體化經濟里發生碰撞的問題，從而產生矛盾，這個矛盾在21世紀里應該如何解決? 我認為，我們不必去爭論是西方文化優越，還是東方文化優越，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東西方文化相互兼容、取長補短，以達到在世界範圍內全人類的「多元一體」。要達到這個目的，東西方各民族都應該進行「文化自覺」，檢驗一下各自的文化有什麼特點。並且將各自文化中優秀的那部分發揚光大，使之互相交流、融合發展，共同創造新的、更加光輝燦爛的世界文明。

東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點，我們中國文化也有許多獨特的東西。但是，哪些東西是西方文化中所沒有，而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呢? 中華民族還有什麼好的精神和優秀傳統，能貢獻給未來的世界? 我想，我們應該將那些能代表中國文化獨有的，具有鮮明特色的那部分，從理論上加以剖析，並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紛繁的、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中，我想到了中國古代的玉器。玉器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種現象是西方所沒有的，或者說是很少見的。我們考古學界是否可以將對玉器的研究作為切入點，從更深刻的層面上闡述玉器在中國文化中所包含的意義，把考古學的研究同精神文明的研究結合起來。

玉器應該是屬於石器的一部分，不過它是美的石頭。這些美的石頭——美玉，從普通的石器發展成為玉器之後，這些器物本身就不再是普通的工具了，它被注入了更高一級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從歷史上看，在石器逐漸演變成美玉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的文字也逐步形成，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又有了變化，出現了一個從事文化事業，靠文字、靠腦力勞動謀生的士大夫階層，正是這一批人，對歷史文化傳統的傳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賦予了文化以新的價值觀念。

據一些文章分析，中國古代的玉器至少有三或四個源頭：燕山南北地帶的紅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海岱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近年還有人提出，華西地區出土的玉器有它自己的特色，可以看做是另一個源頭。

到了商代，各地的玉器精華輻輳中原的商朝，使商代玉器的製作技術更趨完美，玉器的社會功能得到了深化，價值觀念得到了提升。到了西周，玉器更成了「禮」的載體，各階層貴族所佩帶的玉器都有嚴格的規定。玉器不僅是社會地位的象徵，而且還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中國人賦予玉器特有的功能和觀念，集中體現在儒家所提倡的「以玉比德」，即給予玉器以溫潤、和諧、高潔、剛毅和堅貞等品德；提出玉有仁、義、智、勇、潔等許多美德，有所謂五德、七德、九德之說。使玉成為高潔的人品、和諧的人際關係和堅貞的民族氣節等美好的人格與事物的象徵。直到今天，我們從字典上能找到的帶玉字的成語全都是褒義詞，如「化干戈為玉帛」、「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這種將玉器作為美德載體的文化現象，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現在應該將對玉器的研究提升到對其內涵意義的挖掘上，從物質切入到精神上，同價值觀聯繫起來。我想從石器到美玉的演變，與社會組織中士大夫階層的出現之間，必然存在著相當複雜的關係，這也正是中國文化不同於西方文化的特點之一，從這一點出發擴展開來，應該有很多文章可做。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根據胡適的思想，在我國的考古學界，提出考古學要實事求是，以資料為主，資料以外的事不要多講的主張，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和十分及時的。然而，我們已經進入了21世紀，時過境遷，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今的考古研究，應當更加註意文化的意義，因為文化的意義在當代，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大問題。就是我上面說的，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時候，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應該怎樣和諧相處。這是個大問題，需要大家開動腦筋好好想一想。

希望我們考古界的朋友，思想再解放一點，衝破「就材料論材料」的羈絆，在夏鼐和蘇秉琦先生建立起的研究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將考古學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層次。我雖然年紀已經大了，而且考古也不是專長，但是，十分希望繼續能夠和大家聚在一起開這樣的討論會。

2001年5月

（資料來源：《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編 群言出版社）

文化自覺最主要是回顧前人的經驗，從前人的文化發展中汲取有益的教訓。中國歷史悠久，前人留下了許多很好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把握好下一步向哪裡走，走得更穩當一些。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於是想到了考古學界的朋友們，想請你們考慮一下，在你們的學科中有什麼可以幫助我的地方，幫我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有很多事曾得益於考古學界的朋友。早年搞民族工作時，當時正在籌建人民代表大會，要了解中國有多少個民族，各民族的情況怎麼樣，如何才能團結成為一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尹達、曾昭遹等老一輩考古學家，協助我在雲南做調查，一路上共同探討這個問題。從雲南的少數民族歷史裡，我們選擇與考古學相關的南詔大理史跡的調查，繞滇池走了一圈，真是得益匪淺，通過調查我們得出了一個不同民族可以融合起來的道理，這是歷史事實所證實了的事情。回京以後，我在民族學院開了一門課，用多元一體的觀點來講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所以我要感謝考古學界的朋友幫了我的忙。接下來我碰到蘇秉琦同志，他從考古學上把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展也概括為多元一體的模式，得出了和我同樣的觀點，並且寫出書來，從而推動了考古學的發展。這些事實證明我們是可以互相幫助的。現在又到了需要互助推動的時候了，請考古學界的朋友幫忙，先來推動我。

我曾和幾位考古學界的朋友聊天，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討論中西文化有什麼區別，有什麼重要的不同，差異在哪兒。如果從遠古史講起，當時尚無紀年，也沒有文字，考古學家工作的重點就是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迹、遺物來恢復遠古的歷史。譬如有人告訴我玉文化是中國有特色的文化，玉器不能說外國沒有，但外國人沒有像我們對玉器那麼重視。我想可以抓住這個特點，來弄清玉這個東西發展變化的歷史，透過玉文化來看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這便是我建議召開這一「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的原因和目的。這種對中國文化發展的研討是反映時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為這是關係到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國的根本問題是我們的10多億人怎麼活下去，還要代代相傳，我們要給子孫留下些什麼東西?這裡面有歷史問題，從過去看將來，歷史問題不搞清楚，對將來會有很多迷茫，所以考古學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我提出在中國玉器的文化上做些研究，其意在此。這就要依靠考古學界的朋友們了。

我是學人類學的，人類學裡面應當包括考古學，可是我沒有學考古學。當年我的老師史祿國，為我制定的學習計劃是先學體質人類學，再學語言學，最後學社會人類學，其間還要自學一段考古學。但是，兩年以後他便離開了清華大學，我也離開清華去英國學習了。在史祿國指導下，我只讀了體質人類學，懂了點人體測量，對考古學則沒有接觸。原來以為將來總會有機會和時間可以補上這門課程，誰料我的一生變化無常，以後再無緣補上這一課。現在，我已年逾九十，但是在關係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我仍願重新補上這一課。這就是我提出問題的背景。

最近我讀到了一些關於考古學方面的文章，我想談一點讀後感，談談從中獲得的教益。其中有兩篇關於中國文化的走向問題的文章對我很有啟發。

第一篇是許倬雲先生寫的《神祗與祖靈》。許先生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的教授，去年在香港我和他見過面，談得很投機，但對他的文章卻沒有好好讀過。在美國的中國考古學家中還有張光直先生，我在訪問美國時與他見過面，交談過，可惜今年初他去世了。我的一些考古學界的老朋友都故去了，尹達、夏鼐去世了，曾昭遹、蘇秉琦先生也去世了。因此，現在我要同考古學界溝通時，只好通過比我晚一輩的朋友了，如社科院考古所的潘其風，就給過我很多幫助。

我和許倬雲先生私交不深，見面交談以後覺得他的學問確實不錯。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信仰神靈上天和祖先崇拜，都與玉文化有關。許先生研究紅山文化的玉器，是以研究牛河梁紅山文化墓地為對象的，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群體來研究，不是孤立的文物研究，他的著眼點是墓群，他把單體的文物納入到一個群體之中去研究，我非常欣賞他的這種研究方法。我自己在做民族社會調查時也如此，我不是只調查一個人，而是以一個村子為單位，要調查人與人的關係。許先生從對這一墓群的調查中看出禘郊與祖先崇拜兩者之間的區別。牛河梁紅山文化有兩組墓地，一組葬在高地上，墓主的社會地位較高，隨葬品中有玉器，看不見或很少見到陶器和生產工具；另一組是在低地上的墓葬，隨葬品以陶器或生產工具為主，很少有玉器隨葬。這種現象說明什麼意義? 玉器起什麼作用? 功能學派講究探尋活的意義和作用，也就是要研究玉器在墓主人活著的時候的意義和作用。許先生認為牛河梁紅山文化墓地所出土的玉器集中地說明，紅山文化社會中有兩批人：一批是有玉器隨葬的人，另一批是沒有玉器隨葬的人。有玉器隨葬的人很可能是代表神(God)的薩滿(shaman)，是上天的代言人，是通天的，他有象徵其身份的特別表象(或稱符號symbol)，這種表象便是玉器。我認為許先生說得有道理，紅山文化的玉器是一種表象，因為當時的人信奉上天，他們要通過一個人來與上天溝通，這個人要有一種特殊的法器，某些有特殊形制的玉器便成了這種人的法器。說起來很有趣，我的老師史祿國認為，通古斯人起源在黃河流域，北方有些部族中就有薩滿，他們就是一種能通靈的人。薩滿起源很早，幾千年來一直保留下來。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被消滅的。但是，史先生在講通古斯的薩滿時沒有講過薩滿是否使用玉器。在中國薩滿階層沒有傳下來，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民族文化中，沒有發展出薩滿文化來。

許先生認為玉器的早期功能是起通靈的作用的，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與上天通話。墓中只隨葬陶器和生產工具的人，是不具備與上天通靈的資格的。當然，這些問題的闡釋都是一種初步的研究和推論，還有待做進一步的探討。

總之，當時紅山文化的社會已分化為兩個階層，上層是可以與上天通靈的人，下層則是不能通靈的生產者。這種現象不單是在紅山文化中存在，在良渚文化中也有類似的情形。

東西方文化的發展各有各的途徑。西方歷史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產生，資本主義產生的基礎是基督教的新教徒，這是韋伯講過的，他有一本很大的著作：《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Protestantisch Ethik und den Geist des Kapitalismus)。

第二篇是郭大順先生談紅山文化「惟玉為葬」的文章，他相信早期玉器是可能通靈的說法，提出從「惟玉通神」發展到「以玉比德」，這一觀點比許倬雲的文章又有發展。玉器的內涵從通神到通人，即從表示人與天的關係發展到表示人與人的「禮」和「德」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中國沒有宗教，從相信上天轉變到推崇禮和德，要有一個過渡時期。禮是將人與人的關係神聖化(sacred)，禮不是法，禮是大家公認的行為準則，譬如我們見面鞠躬行禮，這種行為不是強迫的，而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禮貌。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坐有坐相，立有立相」，隨心所欲，那是不文明、沒有規矩的表現。我小時候沒有規矩是要挨打的。我說的這些都是平常的小事，禮最要緊的是管人與人之間的大事，「三綱六紀」是它的最高原則。從禮到德，德是用自己的力量來約束自己，是一種內化的自覺行為，內化就是將外在的規則通過思維變成自己行為的是非標準。從禮到德的過渡是反映人們認同禮的思維過程。中國古代的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德又是從什麼時候建立起來的? 這些都是歷史學家要回答的問題。我覺得從有階級的文明社會產生以來，禮便在建立，西周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階段；春秋以後，孔子的儒家學派誕生，「以玉比德」的概念才逐步形成。

討論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必須與中國古代社會分化的歷史聯繫起來。中國古代社會分化，即社會階層開始變化時，有一條很重要的標準，便是有了君子與小人之別，君子是高人一等的人，但同以前能夠與天溝通的薩滿不同，薩滿是得天之靈的巫師，而君子則是通曉禮法的「士」。孔子只懂得「周禮」，有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問禮」。禮和法不同，法是憑外力控制，帶有強制性，禮則是甘心情願遵從的。我想從禮到德的過渡時期，文字的應用和「士」的出現有密切關係。士在有了政治地位以後，就不僅是君子，而且是「士大夫」了。

那麼，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大體說它們之間關係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玉器的初期階段，它主要是作為薩滿同天溝通的法器而存在；第二個階段是在文明社會中作為表現禮的等級制度的佩飾而出現；第三個階段是把玉器作為裝飾品來佩用，但把人們的道德觀念與玉器相聯繫起來，視玉器為人們道德品行的象徵。因此，中國人喜愛玉器曆數千年而不衰。

中國玉文化的研究，在上述兩篇文章中都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可見我們選擇中國玉器與傳統文化這個課題來討論是恰當的。最後談幾點我對研究這個課題的意見：第一，要吸收一點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考古學雖然是以研究古代人類的遺迹、遺物為對象的，但它要闡釋的卻是以人類古代社會為主體的問題，因此，借鑒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是很必要的。研究者不要把遺迹、遺物孤立起來，要把它們放回古代社會之中，叫被發掘出來的遺迹、遺物說話。考古學家就是這些古人類遺迹、遺物的代言人。第二，要研究中國古代玉器變化的歷史。考古學家從考古學的角度，對中國古代玉器做分區、分期的研究，要研究不同文化系統的玉器的特點和變化。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考察早期玉器與薩滿的關係，為什麼玉器是薩滿通靈的表象?為什麼後來玉器又成為人的人格、行為、道德的表象?並用它來教育人。第三，我還要強調在我們這個課題的研究中，一定要堅持科學性。科學性的基礎必須是經過科學發掘出來的中國古代玉器。中國古代玉器的收集和研究有很長的歷史，從公元10世紀末北宋時代，一直到19世紀末葉，屬於金石學的範疇，利用古玉來「解經讀禮」。從明代開始古玉變成了古董，成了有經濟價值的商品，傳世古玉中的假冒偽劣之品，逐漸充斥市場，給學術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20世紀初現代中國考古學產生以後才改變了這種局面。但是，在中國古代玉器的研究中，科學與非科學的鬥爭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終止。我希望考古學家要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保衛玉文化研究的純真性。

2001年5月

（資料來源：《費孝通倫文化與文化自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編 群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