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足球運動中的族群政治｜大象文摘

08-01

文章來源：楊春宇｜田野拾遺（ID：field_work）

作者：楊春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所助理研究員

原標題：澳大利亞足球運動中的族群政治

出處：《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28-35頁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體育與族群之間的關係，在國內一般被歸入「民族體育」的範疇內來研究，重點在於各種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價值。而在西方國家，相關議題多半歸屬於體育社會學和族群認同等研究領域，沿著皮埃爾·布迪厄、諾伯特·埃利亞斯等社會學大家的經典論述，已經發展出了一系列成熟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不但論及與體育相關的社會變遷、文化展演、族群認同和全球化等議題，而且對於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一般理論也有所貢獻，可以說，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和分支學科。

在中外研究關注點差異的背後是不同的國情和文化背景。首先是不同的民族構成，中國的少數民族主要是世居民族，「民族」概念基本不涉及外來移民。而西方國家由於殖民和社會流動的原因，外來移民構成了各種「族群」的大多數，這種情況在美洲和澳洲各國表現得尤為明顯。體育運動受此背景影響，往往不僅是民族文化的載體，還折射出各民族的政治認同。

其次是「體育」這一文化現象的現代淵源。「Sport」這一術語嚴格來說對應的中文辭彙是「競技」而非「體育」，強調的是對抗性和制度性的一面。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Sport」不但負擔起了塑造公民體魄、意志和紀律性的責任，而且以其高度的對抗性和複雜的組織比賽規則成為了西方社會規訓和宇宙觀的縮影。因此跟中文背景下與「休閑」、「鍛煉」等概念相關的「體育」研究不同，研究Sport也就是研究西方現代化的進程，比較容易與一般社會理論的議題掛起鉤來。[1]

澳大利亞學者對足球與族群政治之間關係的論述，正是展現西方社會科學研究體育的一個好例子。通過這一案例，我們不但可以看到一個移民社會的變遷和全球化的過程，更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義內在的張力。考慮到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移民不斷增加，由此造成的新型民族問題日益凸現，這些經驗對我們不無借鑒的價值。

澳式足球供圖：楊春宇

從「英國球」到「外國球」

雖然是英聯邦的重要成員國之一，起源於英國的現代足球運動（Soccer）卻並非澳大利亞足球的主流。在澳大利亞流行的足球（Football）共有四種：橄欖球聯合會（RugbyUnion）、橄欖球聯盟（RugbyLeague）、澳式足球（AustralianFootball，80年代以前叫AustralianRules）和英式足球（Soccer）。

在新南威爾士和昆士蘭，橄欖球聯合會和聯盟最為流行，聯合會在新南威爾士的地位最高，聯盟次之[1]。這兩種運動風格都比較強悍，在四種「足球」中對抗是最激烈的。澳式足球比較強調靈活性和速度，對抗性稍弱於橄欖球，但是球員防護少，風險也頗高。相比較起來，足球是最為文雅的，身體接觸少，對抗相對較輕。所以現在少兒足球和女子足球發展很快。從地域分布上看，足球在每個州都是第二流行的廣義足球項目，其中相對而言，在新南威爾士和昆士蘭要比在其他地方更流行些。[1]

所有這四類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運動，在英語國家的人看來都是廣義的足球，只是規則不同，參加的階層不同，籌辦的組織不同而已。在英語國家有句諺語：「足球是野蠻人玩的紳士運動，聯合會是紳士玩的野蠻人運動，聯盟是野蠻人玩的野蠻人運動。」意思是足球踢起來很紳士，可熱衷此道的卻是工人階級，欖球是一項野蠻的運動，一開始卻是貴族把持著的，後來才因為下層階級的加入而分裂開來。[2]

在英聯邦體育史上，有個頗有意思的現象：現代足球是在英國成型的，是英國的第一運動，可是在許多重要的英聯邦國家（或英聯邦的舊成員國）里，如美國、加拿大、南非、印度、紐西蘭和澳大利亞，足球卻都不是最受歡迎的運動。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與上述歷史有關，且不說美國，連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些殖民都是在現代足球形成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他們在繼承足球原始形態的基礎上都發展出了有地方特色的「足球」，在美國是美式足球（或曰美式橄欖球），在澳洲則是澳式足球，第一份澳式足球規則的出版僅僅比足球規則在倫敦的正式成型晚三年。[1]有了這些本地競爭者之後，留給足球的空間就相對有限。所以現在澳大利亞體育版圖上複雜的「足球」分布與排名其實是與英國殖民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澳大利亞有史以來的第一場足球比賽據說於1880年在悉尼舉行。當時來澳的英國移民，如果出身於英國私立學校的，多半玩橄欖球，而工人階級則更青睞足球。在當時新南威爾士的金礦和煤礦的礦工群體中，足球曾經風行一時，成為工余時間受歡迎的消遣。

在1929年，新南威爾士的足球組織經歷了一場分裂，一方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們贊成基於地區的聯賽方式，認為自己考慮的是這項運動的整體利益，而另一方是新來的英國移民，他們認為自己俱樂部的水平較強，於是分裂出去成立了一個新南威爾士州足球聯盟（NSWSSL），最終這個新的實體取代了舊有的組織。[1]可以說，這個時代已經奠定了澳大利亞足球發展史上主要矛盾的基調，那就是新舊移民之間的衝突，以及基於地區的俱樂部與基於移民團體的俱樂部之間的衝突。只是這個時候的澳大利亞基本上還是英國移民的天下，所以這些矛盾還沒有凸現出來而已。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遭日軍戰火波及的澳大利亞政府痛感人口不足對國力的影響，制定了資助移民以充實國力的政策。種族主義的眼光當時主導了移民的優先權，首先是英國人，其次是西歐和北歐，再次才考慮東歐與南歐那些捲髮、膚色偏黑的白種人。當時的歐洲滿目瘡痍，眾多移民為澳大利亞伸出的橄欖枝所吸引。到1963年底，總共有將近200萬新移民來到澳大利亞，其中將近一半的移民來自英國，剩下的移民中，義大利人最多，其次是希臘人、荷蘭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20個國家的移民。新移民多半在工廠里充當勞工[2]（p.117）。

與白澳政策配合的是民族同化政策，新移民都被要求說英語，採取「澳大利亞生活方式」，這種同化的理想可以從當時頗受歡迎的一本小說《他們是一群怪人》（TheyAre a Weird Mob）中看出來，約翰·奧格雷迪在小說中虛構了一名義大利「拉丁裔」移民尼諾·卡洛塔，他並沒有遭遇到預想中的歧視：

「儘管一開始澳大利亞俚語給他帶來不少困難，但是很快那些粗獷的悉尼工人就把它看作是跟自己處於平等地位的夥伴。他學會了暢飲啤酒，欣賞澳式足球，最終和一位當地姑娘幸福地結為夫妻。他的義大利同胞堅持用義大利語跟他交談時，他直搖腦袋。」（筆者有修改譯文）[2]（p.118）

這樣的理想雖然生動，卻把民族融合過程想得太過容易，事實上問題並不如此簡單。移民政策的出發點本來是為了滿足澳大利亞對勞動力的需要，所以是互利互惠的事，而同化政策顯然只考慮到了主人的困難，卻沒有考慮到客人的困難，要求移民完全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徹底認同當地人主要從英國繼承來的生活方式，這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

當時移民首選的英語國家目的地是美國和加拿大，其次才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因為在他們眼中，北美是一片繁榮富庶的地方，而澳洲則是毒蟲怪獸橫行的世界，[3]（n76）[4](n4)不過來澳大利亞的花費要求比去美加便宜。帶著戰爭創傷來到這裡的新移民一般都得度過一段艱苦歲月，在國家亟需勞動力的地方工作一段時間，這些地方多半地處偏僻，而且工作繁重，經濟地位較低。澳洲的體育史家羅伊·海曾指出，戰後東歐和南歐的移民在澳洲的境況很有幾分類似西歐國家工業革命之後離開鄉村或半城市社區進入工廠的第一代工人，都面臨著重建身份和社會紐帶的困境[3]。即使在入籍之後，他們也要面對文化上的壓力，在同化政策下，許多移民選擇了艱難的融入過程，還有許多移民選擇的是繼續留在移民社團里，保持自己在文化與人際關係上與母國的紐帶。與當年在工業革命後進入大城市的工人一樣，他們選擇了足球作為自己的避風港。

法國PX3攝影獎專業-新聞組銅獎《澳大利亞的種族歧視》攝影師：Ted McDonnell 圖片來自網路

移民文化的堡壘

澳洲足球在戰後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得說多半拜歐洲移民所賜。這些移民來到人地生疏的他鄉，工作之餘需要休閑，但玩不慣當地風行的澳式足球和欖球，於是把家鄉流行的英式足球當作了主要消遣。因為外國球員大量加入，其中不乏好手，移民很快就成為澳洲足壇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足球在澳大利亞有了個別號，叫做「外國球」（wogball）。

足球俱樂部是當年許多移民社區的文化堡壘與社交中心，人們不但可以在這裡尋求實際的幫助，還能找到感情上的藉慰，在異國他鄉找到些許故鄉的感覺。所以儘管許多媒體將移民組織的足球俱樂部視為抗拒同化、製造分裂的場所，今天的體育史家卻認為，這些俱樂部至少緩衝了移民的疏離感，有利於他們度過最初的艱難歲月[3]。即使是散居的移民，也可以通過周末加入俱樂部的活動來尋求歸屬感，可以說，是足球讓族群成了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實在，而不再僅僅是移民記憶中的一個概念，不再僅僅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5]而對於移民中的精英來說，體育俱樂部也是個有用的組織，一是可以向政府顯示移民社區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是他們參與政治的一個台階。

在澳大利亞，可以說直到90年代之前，足球一直是一項靠移民支持的運動。與輕易就能融入主流的英國人相比，二戰後到來的東歐和南歐移民有著迥然不同的文化傳統，他們感到了保存和延續自己的文化傳統需要做出特別的努力，作為社區的中心，足球俱樂部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這種使命。在1990年代對悉尼的克羅埃西亞足球俱樂部所作的民族志研究中，社會學家約翰·休森（John Hughson）生動地展現了二代與三代移民青少年球迷（或曰足球流氓）群體「藍色壞男孩」（BadBlue Boys，簡稱BBB）對父輩文化的傳承。他們本著一種民粹主義的態度繼承了父輩從克羅埃西亞鄉村帶來的父權主義和民族主義，自認為比那些背棄了祖宗傳統的同輩精英更為高貴。在賽場上，他們行納粹禮[3]，高唱克羅埃西亞民族歌曲，用休森的話來說，這些儀式是在以足球為載體對族群傳統實現「神奇的復原」（magicrecovery）。[6]

俱樂部形成後，各國移民的隊伍開始通過加入聯賽或友誼賽的方式與澳洲本地球隊展開了對抗，這種比賽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友好的，但是在大的政治經濟背景下,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族群之間競爭的色彩。移民在工廠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往往會在賽場上發泄出來，戰勝澳洲本地球隊代表著移民群體的一種勝利，代表著他們一旦獲得公平竟爭的機會，就不但不弱於，而且還會勝過本地人，使他們得以一吐在同化政策下積累的怨氣。[7] [8]有人曾提及，在有些極端的情況下，移民隊甚至不介意使用作弊的手段來獲勝，以提高社區的民族認同[3]。在戰後的一段時期，移民與本地隊之間的矛盾在雙方都積累了一些對立情緒。

這些對立體現在組織上，1957年，以奧地利人和猶太人俱樂部為首的一些悉尼的族群俱樂部不滿原先的新南威爾士州足球聯盟基於地域的組隊傳統和晉級規則，獨立出來成立了新南威爾士足球俱樂部聯盟（NSWFSC）。儘管當時的全國組織澳大利亞足球協會（ASFA）不贊成他們這樣做，但是最終它也沒能抵擋住之後各州足球組織的分裂，當昆士蘭和南澳在1961年也成立了新的足球協會之後，新成立的各州協會在同年11月宣布成立新的澳大利亞足球協會（ASF）。這個組織最終取代了舊的組織，成為全澳大利亞統一的足球組織機構，直至今日。這些俱樂部的獨立一部分是出於經濟原因，因為它們認為自己水平較高，理應獲得較多的門票收入，而澳洲本地球隊要求比賽收入平分；一部分是出於理念的不同，據說移民俱樂部比較注重勝負，不象英國移民和澳洲本地俱樂部那樣注重少兒足球的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1]

在移民俱樂部與本地俱樂部的對立情緒背後，除了政治經濟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因素同樣重要。在二戰以前，其他國家移民尚未大批來到時，澳大利亞的足球水平不高，風格主要是追隨英式，以建立在充沛體力基礎上的兇猛拼搶為主，注重團體配合。這跟廣義足球里其他類型運動的精神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都注重整體的力量，強調個人服從團體需要，強調犧牲精神和強硬的作風。新來的（尤其是南歐）移民們卻不是這樣，他們腳法更為細膩，而且善於玩些隱蔽得很好的小花招，例如假摔、拉扯球衫、背後鏟人等等，還會當面吐唾沫，讓英裔澳大利亞人覺得很是氣不過。反過來說，歐陸球員，尤其是那些技術很好的球員也很頭疼英國式的野蠻拼搶。[1] [8]而且當時裁判水平不高，外來裁判與本地裁判的風格也不盡相同，本地裁判往往判罰更為寬容，對身體接觸、碰撞中的犯規傾向於視而不見，而歐陸來的裁判就會很注意，這就可能引起雙方對於判罰公正性的爭議。其中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一項或許是，英裔球員認為可以在對方守門員持球站立時，用肩膀將其連人帶球撞入網內，而歐陸球員則對待守門員就要文雅的多，他們強烈反對這麼做。[4]諸如此類的摩擦或許都不算大事，但是日積月累，雙方在對方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卻在一天天形成。

或許對英裔與歐陸裔移民之間的這種矛盾總結得最好的還是莫斯利和瑪瑞：

英裔澳大利亞人與歐洲人在足球風格上還有文化鴻溝，前者喜歡更注重體力、拼搶兇猛的比賽，後者青睞更文明的、講究技巧的比賽，這種風格被前者斥之為「娘娘腔」。最明顯的就是對待守門員的態度了：澳大利亞人講究公平競賽，歐陸人講究神聖不可侵犯。場外在比賽管理過程中，文化差異同樣明顯，更保守的英裔澳大利亞人想把錢均分；而那些實際上最能掙錢的俱樂部（總是歐陸人的俱樂部）卻想自己把錢留下。結果就是它們與全國協會的一系列分裂舉動，形成了今日管理澳大利亞足球的那些聯盟。[1]

居然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守門員，這大概是把足球與橄欖球視為同源運動的英裔澳大利亞球員所不可想像的，在橄欖球里可沒有這一說，甚至根本就沒有守門員。足球在澳大利亞人心目中大概也象徵了舊世界的一種等級秩序，與「人人平等」的澳大利亞夢格格不入。

俱樂部小吃攤供圖：楊春宇

澳大利亞足球中的歐洲政治

歐陸移民俱樂部與英澳俱樂部之間的爭執一直存在，不過相對而言不那麼激烈，影響也只限於體育界。對媒體而言，更有新聞價值的消息是歐陸移民球隊之間更為火爆的對抗。這種對抗的主要原因來自移民母國的政治鬥爭，例如南斯拉夫、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之間的矛盾，以及馬其頓與希臘之間的糾紛。雙方支持者在足球賽場上互相謾罵，有時釀成鬥毆，在廣播電視傳媒的大肆渲染下，這種污名的影響到今天還依然存在於澳大利亞。

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爭端由來已久，但是在二戰後的移民潮到來以前，並沒有在移民社區內激起太多的民族情緒。或許是因為二戰的傷痕激發了民族間的矛盾，新的南斯拉夫各族移民在到達澳大利亞之後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彼此之間的民族矛盾在異國他鄉慢慢醞釀起來。1950年代，克羅埃西亞人在在澳洲各地組織起了足球俱樂部（阿德雷德1952，墨爾本1953，吉隆1954，布里斯本1955），悉尼的俱樂部成立於1957年，足球俱樂部開始成為克羅埃西亞人的一個平台，藉以表達在其它渠道難以傳達的政治訴求。由於二戰中曾受到克羅埃西亞人的傷害，塞爾維亞人對這種訴求十分反感，更不用說那些擁護南斯拉夫的其他族群俱樂部了。

從1960年代開始，這些族群俱樂部開始在地方聯賽中遭遇，1961年發生在悉尼「南斯拉夫人」（Yugal）俱樂部與「克羅埃西亞」俱樂部之間的第一次比賽就引發了球迷之間的衝突，兩個俱樂部都受到了主辦方的警告。此後在1963和1964年又發生了幾起球場騷亂，雙方球迷的對抗甚至延伸到了賽場之外，鑒於事態嚴重，新南威爾士足球聯盟禁止俱樂部在1956年的賽季中使用「克羅埃西亞」為名，然而即使更名為「亞得利亞地下鐵」，該發生的鬥毆依舊發生[9]。在墨爾本，克羅埃西亞隊與南斯拉夫隊、塞爾維亞隊的遭遇也引發了類似的衝突。

同樣對立的族群還包括馬其頓人和希臘人。南斯拉夫解體後，希臘人認為自己才是馬其頓的真正後裔，對鄰邦編造歷史竊取了這個光輝的名字十分不滿，所以在雙方遭遇的賽場上也時常發生衝突。1992年2月，在希臘裔剛剛抗議過馬其頓獨立建國之後一天，「海德堡亞歷山大」與「普雷斯頓馬其頓」就在聯賽中遭遇了，儘管因為前者的抵制，實際上只有4000名觀眾到場，還是爆發了衝突，起因是一位希臘裔牧師稱馬其頓人為「巴爾幹人」。牧師遭到暴打，警方出動了直升機和警犬才恢復了秩序，衝突中有9名觀眾和11名警察受傷。[10]

類似的衝突還有很多，英裔澳大利亞人十分厭惡這些鬥爭，認為移民不應該把母國的政治帶到澳大利亞來，以至於人們提起足球來就會想起那些他們分不清區別的族群和搞不明原委的矛盾。到90年代前為止，在人們的想像中足球彷彿已經變成了純粹的少數民族運動，二戰之前英國人發展足球的歷史已經被晚近的記憶所模糊了。而對英裔足球愛好者來說，儘管移民對足球的貢獻是個事實，但他們更喜歡強調移民帶來的混亂，最常提起的就是1960年4月至1963年7月間，因為布拉格俱樂部拒付轉會費，澳洲足球被FIFA下令禁止參加國際比賽這一事實，儘管英國足球流氓活動在六七十年代的興起使他們也羞於再提足球在英國人的管理下就會正常運轉之類的論調，但還是覺得澳大利亞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是被族群政治搞亂了。

原史帳篷使館這是一個部分永久的集會，代表原史澳大利亞人政治權利圖片來自網路

邁向「世界運動」

面對足球運動影響日益下降這一問題，各州足球協會想了很多辦法，基本都圍繞著削弱族群色彩這一點來展開。一開始的措施是消極應對，比如把兩個對頭分到不同的組比賽，可是這樣也還是不能防止他們在決賽中遭遇。後來官方禁止雙方在賽場中打出民族旗幟，可是熱情的民族主義者依然會在臉上畫上國旗的圖案，穿上有民族標誌的服裝入場。還有一個辦法是禁止俱樂部的名稱中帶有族群名稱，企圖從根本上消除移民對俱樂部的認同，這樣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卻並不能阻擋真正支持者的熱情，況且俱樂部也不一定就俯首聽命。

最終，根本性的轉變是由俱樂部自身推動的。進入90年代以後，澳洲移民的源頭從歐洲轉到了亞洲，以前被白澳政策認為是不可接受的亞洲人種現在在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大氣氛下大量進入澳洲，儘管限制頗多，還是在90年代逐漸取代了歐陸移民，成為移民的主力。隨著老一代歐陸移民漸漸老去，二代和三代移民對母國的認同逐漸淡漠，移民對足球俱樂部的社區歸屬感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給俱樂部提供了充足的財政支持，但是隨著南斯拉夫內戰的爆發，許多移民的捐款轉而流向了歐洲，甚至有些已經入籍的人徑直回國參戰。少數族群足球俱樂部開始感受到危機，謀求向地方尋求支持。許多俱樂部在這一時期都採取了「地名加族名」的命名方式，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三支墨爾本市球隊的命名即是如此。這種舉措有一定風險，運作得好的話可以左右逢源，否則難免兩面吃虧。傳統的支持者認為俱樂部背叛了他們，而地方議會以及其他的捐贈者則堅決要求去掉族群的名字，以改變人們對足球的成見，維持俱樂部向所有人開放、一視同仁的形象。最終後者的影響力還是戰勝了前者，在筆者到達堪培拉的時候，可以從名字上辨別出族群身份的俱樂部已經只有兩個：岡伽林尤文圖斯（義大利）和白鷹（塞爾維亞），如果不是有人指點，很難知道「堪培拉足球俱樂部隊」其實隸屬於克羅埃西亞俱樂部，也有族裔背景。[11]

但這只是對外人而言，對於許多歐陸移民及其後裔來說，要放棄對支持多年的俱樂部的擁護還是件很困難的事，即使是在族群名稱完全從隊名中消失後也是如此。自然，俱樂部也不願放棄他們的支持。休森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即使「悉尼克羅埃西亞隊」改成了「悉尼聯隊」，克羅埃西亞人依舊是球迷的中堅力量，而且他們自有辦法來應對「去族裔」的後果。「藍色壞男孩」們將「聯合（United）」一詞中的「U」繪在黑底的旗幟上，不過代表的是「烏斯塔西（Ustashi）」，二戰中帕維利奇領導下的法西斯軍團（Hughson1997）。他們用克羅埃西亞國旗上的紅白藍三色代表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在外人眼中卻像是在代表新教的英國。[12]

洛林·丹佛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歐陸移民足球俱樂部里發生的這個變化是個悖謬的現象。在政府推行同化政策的五六十年代，足球俱樂部頂住各方壓力，將自身發展成了移民的文化堡壘，甚至還突破了聯賽的限制，通過互相聯合取代了形成了新的全國性組織，取代了原來英裔移民一統天下的局面，成為歐陸移民的驕傲。在政府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90年代，俱樂部卻開始淡化甚至否認自己的族群色彩，積極向以英裔澳大利亞人為主的地方社區靠攏。如果說前者證明了歐陸移民民族認同感的強大的話，後者大概就只能證明多元文化政策的不足了，丹佛斯引用了「澳大利亞人口與族裔事務委員會」對多元文化政策的聲明：

在公共場合，因為與私人領域有根本的不同……只能承認一套法規，一套政治經濟制度……允許每個文化群體自由發展其自己的法規、政治制度和實踐將威脅到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團結的民族存在。[10]

他同意《錯誤的身份》的作者的質疑：多元文化到底要的是什麼「多元」？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實際上是把「文化」的概念縮小了，等同於民俗、遺產和傳統。[10]這基本上符合西方啟蒙以來對於「理性」和「文化」的二分，即理性是普遍的人性，而文化只是花邊和裝飾，是舊時代留下的包袱，如果處理不當的話會妨礙理性的發揮。所以基於理性建立的制度應該成為公共領域的唯一平台，而文化則是一種私人的事務。所以「多元文化」所說的文化與文化人類學所說的文化並不一樣，不是包括宇宙觀、組織、制度和觀念的一個整體，也不是一個流動的、充滿了生造性的意義世界，倒是更接近80年代以來興起的多元文化主義和跨文化主義，傾向於刻板和孤立的文化觀，而在人類學裡面，這類文化觀早就已經得到了比較徹底的反思。

步入90年代以後，在族群足球俱樂部去族裔化的同時，英裔澳大利亞人對於足球的觀念也在發生改變。在戰後到90年代之前，主流社會對「外國球」基本上抱一種貶斥的態度。理由有三，一是因為族裔政治引起的騷亂，這一點在上面已經談過了，或許他們最終害怕的是被新移民排擠出自己的國家，休森曾提及，悉尼的一個英裔澳大利亞人在克羅埃西亞隊的主場上感覺自己「象是自己國家裡的陌生人一樣」；[12]二是對足球的發展威脅到其他運動傳統優勢地位的憂慮，在澳式足球最流行的墨爾本，1958年一個足球俱樂部想租用一片長期由澳式足球俱樂部使用的議會運動場，市議員的答覆是「讓他們去陰溝里玩吧。」；[1]三是足球本身較弱的對抗性讓人質疑足球運動員的男子漢氣概，尤其在歐陸風格進入之後就更是如此。不過這最後一項看起來更像是個借口。正如澳大利亞的足球英雄，曾經作為隊長把「袋鼠隊」帶入1974年世界盃的約翰尼·沃倫（JohnnyWarren）所作自傳的書名《小妞、外國佬和娘娘腔》[4]一樣，足球在澳洲曾一度頂著眾多的污名。[13]然而隨著澳洲足球水平的提高，效力於英超的澳洲球員逐漸增多，同時隨著民間對外交往加強，澳大利亞人正在發現足球作為世界第一運動的魅力。約翰尼·沃倫為足球大聲呼籲：

我們知道澳大利亞人喜愛贏家。至少人家是這麼告訴我的。我們喜歡世界冠軍。我不想貶低其他的運動或者體育項目，但是最好的板球國家也不過有大概四五個對手。橄欖球聯合會和橄欖球聯盟也是如此，澳式足球的範圍就更窄了……要贏得世界盃，我們得擊敗203個國家，足球在很多這些國家可是國民運動、人民的宗教、大眾的熱情所在……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拒絕它？說「足球是項很好的運動，真的需要技巧，不過澳大利亞人就是不玩它」呢？[12]（pxxv）

可以說，足球在澳大利亞正在擺脫多年來的污名，作為一項「世界運動」進入人們的視野，贏得越來越多的愛好者。2005年，澳大利亞新任的足協主席弗蘭克·洛維聘請了曾任橄欖球聯盟執行官德約翰·奧尼爾，開闢了新的澳大利亞足球超級聯賽。精彩的新聯賽吸引了眾多體育愛好者，共有3萬2千名觀眾到場觀看了阿德萊德隊與悉尼FC隊的決賽，盛況空前。在2006年世界盃進入八強之後，這種熱情進一步高漲。在筆者田野工作所在地堪培拉，如果把各個年齡段都算上的話，現在足球已經是當之無愧的第一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熱情的背後並不單純是一個「融入世界」的樸素願望在起作用，它與澳大利亞在世界舞台上尋找自身民族定位的努力分不開，也與媒體和商業對體育的介入有密切聯繫。此外，後殖民社會與消費主義也是談論足球時必須注意的一個基本語境。丹佛斯指出，在完成了去族裔化過程後，現在墨爾本的足球俱樂部已經完全是以地域為基礎的了，至少在名稱上無從辨別。可是在進入21世紀時又出現了新的動向，傳統上有少數族裔支持的俱樂部又開始把自己的這段歷史重新包裝之後拿出來宣傳，也就是說，在完成了向主流的靠攏之後，俱樂部重新發現了族性的價值，只是這一次的標榜不再是為了吸引移民的忠誠，而純粹是為了標榜自己作為文化商品的獨特性。[10]

兒童隊的訓練供圖：楊春宇

草坪上的頒獎供圖：楊春宇

「袋鼠杯」世界少兒足球賽開幕式供圖：楊春宇

結語

從以英國移民及其後裔為主的建國方案，到吸納了歐洲各國移民的「白澳政策」，再到包容亞洲移民的多元文化主義，澳大利亞社會從地方（provincial）殖民社會逐漸演變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後工業社會。一代一代的移民來到這裡，貢獻了自己青春和熱情，逐步融入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分子。現代足球本來是一項發源於英國的體育運動，卻是在歐陸移民的帶動下才真正在澳大利亞普及開來，其地位在當地的多種「足球」中逐步提升，成為堪與其他熱門項目匹敵的流行運動。足球既是大英帝國的驕傲，也是歐陸移民的鄉愁，既是少數族群文化的堡壘，也是全球化了的世界運動，既是發酵政治衝突的溫床，也是傳播平等和友情的方舟。看似象徵了「世界大同」的全球第一運動——足球，在澳大利亞可謂走過了一條坎坷起伏的長路，展開其中糾結的種種議題，幾乎就是一部澳大利亞社會的發展史。

如上文所言，在社會科學昌明的澳大利亞，學者是這一進程的最佳觀察者，他們的研究綜合了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不同進路，揭示出了足球與族群、政治、性別和經濟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而近些年來，也有國內學者運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了澳大利亞的少兒足球俱樂部。[14]文化多元主義能否解決今日西方社會的困境？全球化背景下，依賴於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該向何處去？在學者們的努力下，澳大利亞足球中的族群政治無疑為社會科學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案例。

[參考文獻]

[1]Mosely, Philip and Bill Murray. 1994. Soccer. In Wray Vamplew and BrianStoddart eds., Sport in Australia: ASocial History, pp213-30.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傑弗里·博爾頓著，1993年，《澳大利亞歷史1942-1988》，李堯譯，北京：北京出版社。

[3] Hay, Roy. 1994. BritishFootball, Wogball or The World Game?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Soccer, in John O』Hara eds. Ethnicity and Soccer in Australia, pp 44-79.Campbelltown NSW: Australian Society for Sports History Incorporated.

[4] Hay, Roy.1999.Black(Yellow or Green) Bastards: Soccer Refereeing in Australia: A MuchMaligned Profession, in Sporting Tradition, vol.15, no.2, May.

[5] Jones, Roy, and PhilipMoore. 1994. 『He only Has Eyes for Poms』: Soccer, Ethnicity and Locality inPerth, WA. in John O』Hara ed., Ethnicity and Soccer in Australia, pp16-32.Campbelltown NSW: Australian Society for Sports History Incorporated.

[6] Hughson, John. 1997. The Bad Blue Boysand the 『Magical Recovery』 of John Clarke. In Richard Giulianotti and GaryArmstrong eds., Entering the Field: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football,pp239-60. Oxford：Berg.

[7] Vamplew, Wray. 1994. Austrlians andSport. In Wray Vamplew and Brian Stoddart eds., Sport in Australia: A SocialHistory, pp1-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Lynch, Rob. 1991.Disorder on the Sidelines of Australian Sport, in Sporting Traditions, the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Society for Sports History, pp50-75, vol.8, no.1,Nov.

[9] Mosely, Philip. 1994. Balkan Politics inAustralian Soccer. in John O』Hara ed., Ethnicity and Soccer in Australia,pp33-43. Campbelltown NSW: Australian Society for Sports History Incorporated.

[10] Danforth, Loring M. 2001. Is the"World Game" an "Ethnic Game" or an "AussieGame"?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Australian Soccer. in American Ethnologist,vol.28, no.2, May, pp363-87.

[11]楊春宇，《平等競爭——從少兒足球競賽看澳大利亞社會平等主義的再生產》 ,載謝立中主編《海外民族志與中國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5月。.

[12] Hughson, John. 2002. 『We Are Red, Whiteand Blue, We Are Catholic, Why Aren』t You?』: Religion and Soccer SubcultureSymbolism, in Tara Magdalinski and Timothy J.L. Chandler eds., With God onTheir Side: Sport in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London: Routledge.

[13] Warren, Johnny. 2001. Sheilas, Wogs andPoofters: An Incomplete Biography of Johnny Warren and Soccer in Australia.Sydney: Random House Australia Pty Ltd.

[14] 楊春宇：《平等及其邊界：澳大利亞首都地區民間組織的文化實踐》，博士論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7年。

[1]為尊重約定俗成的翻譯習慣，下文中還是用「體育」一詞來對應「Sport」。

[2]下文中的「足球」，如非特殊註明，對應的還是英式足球（Soccer）。

[3]這很引起了當地媒體的反感，但休森指出他們其實並不是在向納粹，而是在向自己的民族英雄安特·帕維利奇（Ante Pavelic）致敬。

[4]『Sheilas, Wogs and Poofters』都是澳洲俚語，沃倫用這些辭彙是為了諷刺澳大利亞人對足球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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