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濫貼「奇葩證明」標籤

潘洪其 時評作者

對一些引起輿論反響的「奇葩證明」事件，應當認真考察其具體的成因和各種複雜的可能性。一些證明事項或許看起來不無「奇葩」意味，卻是防範欺詐行為、保障社會誠信、維護權力部門和徵信機構公信力的必需環節，該保留的還得保留，該嚴格執行的就得嚴格執行。

最近，山東徐州市民胡先生帶著身份證、戶口本、結婚證前往徐州市公證處，為在加拿大上學的兒子胡小寶（化名）開具監護人授權委託書。工作人員驗看證件後，要求胡先生出具其妻子是胡小寶親生母親的證明。胡先生很不解：戶口本上我是戶主，並註明我和妻子是「夫妻」，我和兒子是「父子」，結婚證也證明我和妻子是夫妻關係，怎麼還要證明兒子「他媽是他媽」呢？這不是「奇葩證明」嗎？

胡先生遇到的這個問題，差點被當地媒體炒成了又一起「奇葩證明」事件。近幾年，中央和各級政府積極推進簡政放權改革，大力削減一些沒有合法依據的審批事項、證明事項，一些部門要求公民開具各種「奇葩證明」，受到了上級機關或職能部門的嚴肅查處。幾乎每一起「奇葩證明」事件被曝光後，都會受到輿論的批評質疑，「奇葩證明」面臨著「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命運。人們對各種證明事項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只要被要求提供什麼證明，往往就要下意識地問一句，這是不是「奇葩證明」？這種敏感和警惕應該說是一種正常的反應。

不過，對證明事項的敏感和警惕如果超過了必要限度，就變成過敏和矯情了。徐州的胡先生聽說要證明兒子「他媽是他媽」，首先就懷疑這是「奇葩證明」，其他人聽說公證處要居民證明「我媽是我媽」，肯定也會認為是一種「奇葩要求」。好在公證處負責人進行了詳細解釋，說明胡先生的戶口本和結婚證只能證明兩點，一是他和妻子的夫妻關係，二是他和兒子的父子關係，而無法證明他妻子和兒子是母子關係，但確認兩人的母子關係，是公證處開具監護人授權委託書的一個必須條件，所以，要求胡先生去有關方面（如社區）開具這個證明，是一道必須的手續，而不是「奇葩證明」。好在胡先生比較明事理，理解了公證處所提要求的合理性，如果他一氣之下打「市長電話」投訴告狀，或者憤而在網路上曝光控訴，可能就要鬧出一起新的「奇葩證明」事件了。

過去多年來，很多地方和單位要求居民出具「我媽是我媽」、「本人還活著」之類的「奇葩證明」，有的證明事項完全沒有必要，是有關部門擅自施加給老百姓的證明責任；有的是有關部門自己有責任也有條件去核查有關事項（如通過與公安部門的信息聯網，獲知公民的有關身份信息），但由於懶政成性，不由分說就把核查、證明責任全部推向居民一方。這些「奇葩證明」不但人為加重了居民的證明負擔，也加重了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堪稱有百害而無一利之弊政，必須堅決予以清除。

然而，有些證明事項可能看似「奇葩」，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特別是在當下，中國社會整體誠信水平尚不盡如人意，公民在辦理低保、戶口登記、房屋買賣、提取公積金等事項時，鑽空子、打擦邊球甚至欺詐行為時有發生，有關部門對公民提交的證明材料嚴格把關，提出嚴格的證明條件和要求，很多時候是合理和必要的。如果有關部門疏於核查把關不嚴，就可能導致富人吃低保、冒領公積金之類違規、欺詐行為暢行無阻，不但會損害政策和法律的權威，也會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巨大危害。

對有關證明事項不能進行民粹化解讀和極端片面的質疑，不能動輒給證明事項貼上「奇葩證明」的標籤。對一些引起輿論反響的「奇葩證明」事件，也不應簡單口誅筆伐就草草了事，而應當認真考察其具體的成因和各種複雜的可能性。一些證明事項或許看起來不無「奇葩」意味，卻是防範欺詐行為、保障社會誠信、維護權力部門和徵信機構公信力的必需環節，該保留還得保留，該嚴格執行就得嚴格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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