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鍾准：體育運動中的政治
文 | 鍾 准
（《讀書》2016年7期新刊）
我在羅馬留學時，去過大斗獸場多次。能容納數萬人的壯觀建築猶在，只不過場內的人和獸，如今只剩下遊客和流浪貓。想要重溫當年群情鼎沸、山呼海嘯的場景，還需移步台伯河右岸的奧林匹克體育場，看一場羅馬隊的足球賽——對手最好是同城死敵拉齊奧隊。羅馬隊長托蒂就像常勝的角鬥士一樣，在過去二十年受到永恆之城的愛戴，甚至在二〇一五年義大利議會的總統提名中收穫五票。不僅是在義大利，體育在絕大多數社會中都具有重大意義。
日前出版的《運動通史》與《體育神話是如何煉成的》，從社會文化史角度對體育做了有趣的探究。兩書作者分別是德國歷史學家沃爾夫岡·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和法國歷史學家喬治·維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貝林格《氣候的文明史》，維加雷洛《身體的歷史》三卷，也已在國內翻譯出版。《運動通史》與《體育神話是如何煉成的》主要梳理了體育在歐洲的發展脈絡，其中《運動通史》的視野也延伸到了其他大洲。中國讀者可能會好奇，書中所述體育與社會、政治的聯繫，是僅限於西方，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除了中西之辨，還有古今之別。雖然在近代人們使用「體育」（Sports）一詞之前，帶有競爭意味的遊戲（Plays）和比賽（Games）就出現在各個文明中。但按維加雷洛等現代主義者的講法，古代人的遊戲（無組織無規則）和比賽（有組織少規則），與現代人的體育截然不同。這樣一來，「體育化」（Sportization）又屬於現代化過程，首先是在歐洲興起，最終擴展到全世界。果真如此嗎？
一奧林匹克古與今
泛雅典娜競技會上的賽跑者，古希臘雙耳罐上的圖飾，約公元前530年，藏慕尼黑州立文物博物館（《運動通史》）
西方人將體育與政治的淵源都上溯至古希臘。古代奧運會正是建立在城邦和公民的政治基礎之上。獨立的希臘城邦之間雖然存在競爭，但都視奧運會為平等溝通場所，以保持文化上的統一共性。古代奧運會某種程度上成了希臘世界的入場券，邊緣的殖民地城邦通過參賽證明自己具有希臘性（Greekness），以區別於「野蠻人」。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載，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公元前498—前454）參加奧運會時曾遭到拒絕，直到他證明自己是希臘阿卡亞人。奧運會還可能被當作國際政治手段使用。在修昔底德筆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第九十屆奧運會的主辦城邦伊利斯拒絕斯巴達人參加比賽。理由是斯巴達沒有遵守《神聖休戰條約》，在奧運會前夕派兵進入了伊利斯的勢力範圍列普累安（Lepreum）。伊利斯的辯詞聽上去合乎希臘世界的公理，但其主要動機是為了本城邦的利益而報復斯巴達。類似的情景在現代奧運會歷史上也多次出現。奧運會作為世界各國平等競爭的舞台，是否參賽關乎「承認的政治」。新中國就缺席了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六年的歷屆奧運會，原因是國際奧委會中存在「兩個中國」問題。
公元前5世紀觀眾座位就已經是階梯式逐漸升高的了（《運動通史》）
古希臘陶瓶上的戰車彩繪
奧運會與城邦的政治狀況密切相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體育和政治都體現了平等競爭的原則。古希臘的普通公民熱衷於參加和觀看體育比賽，古代民主賦予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是奧運會競技中「費厄潑賴」（fair play）的重要保證。再加上奧運會上的祭祀活動，本身就有參與公共生活，即政治的意味。不過當時的平等競爭主要指形式平等而非實質平等。在戰車和賽馬這兩個花費高昂的項目上，貴族選手就獨領風騷，通過比賽勝利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鋪平道路。更不用說，女人、奴隸和非希臘人被同時排除在政治生活和體育比賽之外。梭倫曾立法禁止奴隸進行體育訓練。女人不僅無法參加比賽，連觀看的資格都沒有。只有德墨忒爾女祭司和斯巴達貴族婦女成為古希臘文獻中屈指可數的例外，能在奧運會期間現身奧林匹亞。
一八九六年雅典舉行第一屆現代奧運會時，尚未獲得選舉權的婦女和有色人種也不在運動員之列。女性只能作為觀眾存在，推崇貴族精神的顧拜旦男爵就將奧運會定義為「以女性的喝彩為獎賞的莊嚴的、周期性的男性體育精神的展示」。在一九〇四年美國聖路易斯舉行的第三屆奧運會上，各大洲的原生態民族被認為無力與現代國家的文明人較量，而被安排在人類學日上單獨比賽，並進行爬樹之類的表演。由於平等參與體育含有政治權利平等之意，奧運會也成為廣義上平權運動的活動領域。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奧運會上，兩名美國黑人運動員在領獎台上戴著黑手套，向黑人民權運動舉手致敬。時至今日，女性參與奧運會在某些國家仍是爭議話題。沃丹·沙赫哈尼（Wodjan Shahrkhani）是沙特首位奧運女選手，參加了二〇一二年倫敦奧運會的柔道比賽。然而她回國後遭到冷遇，甚至被保守派罵為「妓女」。隨著二〇一五年底沙特婦女第一次參與選舉，未來或許會有更多的沃丹出現。
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人類學日照片（《運動通史》）
羅馬征服希臘後，城邦制度衰落，古代奧運會的規模逐漸縮小。走向帝國和專制的羅馬，與民主參與的古代奧運會精神背道而馳。競技的參與者與觀看者分離開來。羅馬統治者更多地將體育競技作為統治工具，即諷刺詩人尤維納利斯（Juvenallis）所說的「麵包與娛樂」（panem et circenses）中的娛樂來使用。角鬥士表演最具代表性。參與的角鬥士大都是接受職業化訓練的奴隸、戰俘和罪犯，而看台上的觀眾則多為有參政資格的羅馬公民。統治者為了獲得民意支持而興辦密集的角斗賽事，羅馬觀眾無須支付門票費用，卻還能在場上決定敗者的生死。除了娛樂大眾，貝林格強調角斗表演也有政治教化的作用。角斗場上的勝者被視作英雄，體現了羅馬民族的勇氣、紀律、戰術和視死如歸的精神，這正是羅馬人所向披靡的原因。在這個遊戲過程中，公民對羅馬的歸屬感得到了強化。
戰國宴樂戰紋銅壺上的射箭畫面（關山月美術館）
大約和古希臘奧運會同期，中國也流行名為「射禮」（或稱「禮射」）的大規模射箭活動，帶有濃厚的祭祀和政治意義。與禁止女性參與的古代奧運會一樣，「射者，男子之事也」（《禮記·射義》）。西周射禮活動按禮制等級高低，分為大射、賓射、燕射和鄉射。其參與者為社會上層，囊括從都城的天子諸侯到鄉居的卿、大夫、士。參賽者的射箭順序，所用箭、弓、靶的形制都嚴格遵循禮儀程序和等級規定。區別于軍事訓練所用的「主皮之射」或「貫革之射」，禮射並不太追求射箭比賽的勝負結果，主要起政治教化作用。《論語》中，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到戰國時周禮荒廢，射禮便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投壺活動，競技性就更弱了。
二誰在反對體育？與體育的政治社會影響一樣，對體育的批評也源遠流長。歐里庇得斯在其劇作《奧托呂科斯》中就將運動員諷刺為「嘴的僕人」和「胃的奴隸」。他認為希臘公民應該多關心自己城邦的善治，而不是湧向奧林匹亞為這群吃貨瘋狂。運用腦力的知識階層通常對展示體力的運動不屑一顧。歷史學者或是其中典型。貝林格和維加雷洛不約而同地指出：西方傳統的歷史著作中幾乎找不到有關體育的記載。儘管不少鼎鼎大名的歷史人物，從王侯將相到文人學者，的確是狂熱的體育愛好者。然而史學家們似乎並不願讓後人知曉作為摔跤手的柏拉圖，作為拳擊手的牛頓，或是平日里汗流浹背、瘋狂吶喊的查理、腓特烈和伊麗莎白們。因為熱衷娛樂運動總是被當作弱點，意味著粗俗、平庸和貪圖享樂。
項處迷戀蹴鞠圖
中國史籍中的體育愛好者也常以反面教材出現。《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了西漢時的一位小官項處，因為痴迷蹴鞠，不遵醫囑堅持踢球而病發身亡。更多的非議集中於愛好蹴鞠的統治階層。弄臣們通過娛樂運動博得了統治者的歡心。漢武帝時的董偃，「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漢書·東方朔傳》）。曹操身邊的孔桂，「性便辟，曉博弈、蹋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三國志·魏書三》注）。漢武、魏武還算是偶爾犯錯的明君，有的帝王通過體育選拔官員，只留下不務正業的昏君印象。唐僖宗李儇喜歡從蹴鞠演變而來的擊鞠（馬球），曾鬧出「擊球賭三川」的醜聞。在黃巢起義風起雲湧的時候，僖宗還在用馬球比賽成績決定外放官員的任職地區。宋徽宗趙佶更是一個球迷，其宰相李邦彥和太尉高俅皆是蹴鞠高手。
《宋太祖蹴鞠圖》元代錢選臨摹，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如果知識分子僅僅是鄙夷，那麼宗教對體育就算得上深惡痛絕了。中世紀歐洲體育陷入蕭條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基督教的敵視運動。貝林格舉了公元二世紀拉丁神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的例子。德爾圖良在論文《論遊戲》（De Spectatuslis）中論證希臘羅馬的一切體育設施、訓練和比賽都源於異教的偶像崇拜（idolatry）。德爾圖良擔憂人們參與和觀看這些體育娛樂，將受制於自然慾望中的強烈興奮感，最終導致精神上的騷動不安。人們在運動場內或觀眾席上的暴怒、狂喜或痛苦，都有悖於基督教要求的內心平靜。隨著基督教開始佔據統治地位，被神學家們當作異教崇拜的奧運會、角斗和戰車比賽在羅馬帝國末期遭到禁止。在「祈禱和工作」（Ora et Labora）作為箴言的中世紀，娛樂運動被認為是遊手好閒的表現，留給體育活動的時間空間十分有限。
（清）顏元《四存編》
儒教，尤其是宋明理學在中國是否也扮演了體育反對者的角色呢？與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後來得到的評價類似，今人多批評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束縛了人的自由。宋明理學家「主靜」或「主敬」的主張，如朱子提倡的「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確與運動和競爭的體育精神格格不入。而回顧中國古代體育史，也恰巧是從宋代開始競技體育走向衰落，讓位於更符合理學理念的休閑娛樂和養生。例如書院內的「游息」活動，也以圍棋、靜坐為主，而禁止蹴鞠、角抵等體力競爭項目。清初儒家顏元抨擊程朱理學帶來的重文輕武之風：「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天下無不病之書生，天下無不弱之書生。」因此顏元主張復興孔門六藝，包括射箭（射）和駕車（御），以「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性情，長人信義」（《習齋四存編·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歐洲的體育首先復興。隨著中世紀後基督教的文化影響減弱，人們信奉起尤維納利斯的另一句名言「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Mens sana in corpora sano）。體育不再是無所事事時的消遣，而成為人文主義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復興希臘羅馬的偉大文化。和市民階層就讀的普通學校相比，貴族的騎士學院更看重體育。後者不需要通過讀大學而成為公務員、教師、律師或醫生。他們來學校的主要目的是結交同一階層的朋友，通過豐富的體育訓練和比賽（而非拉丁文）培養尚武精神、紀律性和領袖氣質。成為統治者後，參與體育運動繼續成為他們顯示充沛精力和統治力的重要途徑。維加雷洛發現十六世紀開始體育活動成為法國宮廷禮儀，統治者的畫像也從盔甲里的騎士變成了身材健美的人。
三現代性與政治現代體育與現代政治有了進一步的聯繫：前者是後者的反映，同時又服務於後者。體育的現代性主要體現為規則的書面化，競賽的非暴力化和組織的科層化。這將現代體育與過去的民俗遊戲區分開來。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指出古希臘古羅馬的運動充滿血腥，中世紀的球類比賽也因缺乏書面規則與嚴格管制而不乏混亂和傷害。在他看來，文明化進程意味著社會對暴力進行控制，而體育正是對人類社會關鍵方面管中窺豹的「自然實驗室」。規則完善和限制暴力的現代體育項目，例如板球、足球和橄欖球，之所以首先出現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要歸功於當時英國議會政治的去暴力化和規則化。而近代體育的全球擴散，在某種程度上又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傳播，英國、美國先後發揮了重要的推廣作用。與規則化相伴的是科層化。大到奧運會、世界盃這樣的超級體育賽事，小到國家和地區的專項運動，都是由專職人員組成的行政機構來組織管理。這無疑加強了體育的官僚主義色彩，使其能夠準確有效地執行政治經濟指令。
1887年英國舉行的大英奧運會
場館的建築師Wiliam P. Brookes接受一位女士的「加冕」（《運動通史》）
現代體育還擺脫了宗教、地方或封建等級的限制，其標誌包括體育協會和俱樂部的大量興起，個人能以獨立的身份參與其中。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大分工使得普通民眾也有了清晰的工作和業餘時間。體育作為一種勞動補償，有利於人們在緊張繁忙的工業社會中獲得放鬆。在某種意義上，體育又成為一種新的「世俗宗教」或「公民宗教」。它不僅有一套關於體育精神的普世道德觀，還像宗教一樣起到社會整合的功能，通過象徵性的儀式創造和維持著個人與團體，乃至整個社會的聯繫。如同塗爾干在《自殺論》中指出天主教徒的自殺率低於新教徒，是因為天主教會發揮了更強的整合作用，有研究發現美國主要體育比賽日（例如橄欖球「超級碗」）前後的自殺率顯著下降，其效果與聖誕節、復活節等宗教節日大致相當。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分析，政府可能會利用體育這一社會制度，規範個人行為，維持和諧與秩序。
1936年柏林奧運會組委會汽車上扮成古希臘女神的女孩，去參加聖火交接儀式（《運動通史》）
現代民族國家更看重體育的政治教化作用，將體育由中上階層推廣到全民族。十九世紀以來的體育普及運動與民族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彼時體育協會裡的積極分子也常常是民族主義者。首先，體育因為其強身健體、保衛祖國的功用而受到民族國家的支持，並通過義務教育成為人民的必修。女孩此時也成為體育訓練的目標群體，以提高整個民族的素質。其次，一些體育活動作為民族傳統被「發明」出來。例如十九世紀發掘古代奧運會的遺產，有利於希臘在被奧斯曼帝國統治數百年後重建自己的民族認同。類似的還有蘇格蘭高地運動會，或是展現法國民族地理的環法自行車賽。最後，人們在觀看國家隊比賽時，能夠產生強烈的民族國家認同感。這構成了一種受政府支持的體育愛國主義，並通過賽前奏國歌、賽後升國旗等儀式強化。體育比賽的勝負將個人與民族的榮辱聯繫起來，特別是在那些歷史悠久或是有過被侵略經歷的國家。奧運奪金是「為國爭光」，足球慘敗可能被稱為「國恥」。
中國近現代體育正是興起於民族主義西風東漸的背景下。嚴復在翻譯《法意》《天演論》時，流露出對中國尚武之風流失、淪為「東亞病夫」的痛惜。他大力主張「鼓民力」，作為「開民智」和「新民德」的基礎。「體育」一詞，最早即是以身體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含義翻譯到中文世界。清末開始重視體育的教化作用。民間有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實踐，官方有張之洞將體操納入一九〇四年《奏定學堂章程》。青年毛澤東也成長於這一時期，一九一七年他在《新青年》雜誌發表《體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國傳統教育重文輕武的偏見導致國力苶弱，而普及體育有利於救國救民。民國時的中國體育主要受美國和西歐的影響。而新中國在成立後，主要向蘇聯學習其體育模式。體育事業的發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結合起來。「為祖國鍛煉身體」，國家的意識形態嵌入到人民的身體之中。
現代體育的上述特點，也引發了對體育與權力的現代批判。馬克思主義可能將高水平的運動表演視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它利用科學訓練方式剝削普通運動員，使其過著工具般的生活。另一方面，體育作為國家機器製造的一種大眾文化，有意引導人們去關注足球賽和奧運會，而非不公正的國內國際秩序。從更微觀的權力視角，福柯也指出體育與統治技術有關。體育教育是知識對個人身體的策略性干預，目的是保持經濟生產率和社會秩序。此外，體育還是一個充斥文化霸權的領域。不僅存在著性別、種族和階層的不平等，只承認源於近代西方的體育而將傳統運動視為歷史陳跡的觀點，或許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
體育運動具有現代性，那麼古代就一定不存在體育嗎？維加雷洛堅定地認為是「現代體育」替代了「古老的遊戲」。貝林格則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今天和朋友們聚在一起踢一下午球算是體育活動，為什麼兩千年前做同樣的事就不能算？他反思到，人類史上較早時代，或是歐洲以外文明的相似活動，不應被排除在體育範疇之外。其實現代體育的若干特徵：參與廣泛，規則嚴格，甚至體育社團，在我國古代都曾出現萌芽。漢代蹴鞠參與者眾，「康莊馳逐，窮巷蹋鞠」（桓寬：《鹽鐵論·國病》）。蹴鞠比賽也有嚴格的規則，「建立長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李尤：《鞠域銘》）。南宋時全國也有數十家社團性質的蹴鞠社「齊雲社」（也稱「圓社」）。齊雲社有著嚴密的規章制度，涵蓋踢球技巧、比賽規制、體育道德等多方面內容。
體育與政治權力的聯繫，也並非現代或西方的特點。對統治階級來說，體育可能一直是一種狡猾的壓迫和規訓方式，既可以像羅馬皇帝一樣通過娛樂麻痹大眾，也可以如射禮一般用來訓練人們的紀律和服從。但同時，體育在本質上仍是給大眾帶來愉悅的遊戲，普通民眾可以在體育運動中發揮潛能，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進了人的自由。對體育權力的批判性審視，並不妨礙日常對運動的熱愛。
（《運動通史：從古希臘羅馬到二十一世紀》，[德]沃爾夫岡·貝林格著，丁娜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體育神話是如何煉成的》，[法]喬治·維加雷洛著，喬咪加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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