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為何厄運總降在好人頭上

做實習大夫，最讓我糾結的不是例行的跟班查房、會診、抄處方，而是不知如何面對那一雙雙憂傷的眼睛，以及「為什麼是我」的追問。

為何厄運總降在好人頭上

文 | 王一方

（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

35年前，我在癌病房做實習大夫，最讓我糾結的不是例行的跟班查房、會診、抄處方，而是不知如何面對那一雙雙憂傷的眼睛，以及「為什麼是我」的追問。清楚地記得，一位全國勞模罹患肺癌，發現時已經由肺部向全身轉移，胸水壓迫之下呼吸短促，仍然以帶喘的急促聲問我：「我的街坊XXX，一個混世魔王，只幹壞事，什麼好事都不做，為什麼他不得癌症？我克勤克儉、兢兢業業為社會效力，卻攤上這麼個不治的絕症？老天不公呀！」

這就是著名的人生悖論，「厄運總是降臨在好人頭上」。

腫瘤病理學、腫瘤流行病學無法解讀這個有些宿命論的問題，在這個悖論面前，文化病理學也開始失靈。如果腫瘤被解讀為上蒼對惡人的懲罰，那一定是負責懲罰的天官近視，手中的彈弓沒瞄準，打歪了。人類社會中類似的經驗，當屬「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民族的凌辱與施暴，本應負有拯救使命的上帝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竟然「沉默了」，即將送往毒氣室的猶太人不斷地向上帝吶喊，被拯救的奇蹟卻沒有發生。奧斯威辛到底對人類意味著什麼呢？猶太思想家漢斯·約納斯認為，奧斯威辛標誌著這樣一種人類的生存境況的到來，無法拒絕，也無法超越，只能穿越、咀嚼，最後接納。如何接納？理解上帝，它面對奧斯威辛這樣令人顫慄的罪惡卻不加干預，為什麼？如果上帝向善的意願堅定不移，只能說明上帝不是全能的，「不是因為它不願意，而是因為它不能。」為什麼不能？因為上帝不在人類的苦難之外，而是參與人類的苦難，一同承負著苦難。

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傲慢、自負，讓人們逐漸失去了對疾苦與死亡的敬畏、悲憫與神聖感。

醫學也是如此。醫學的終極價值是求真向善的，卻不是萬能的，對於患者來說是福音，未必是福利。其樞機牽繫醫學的真諦：生命永恆的「不確定性」與疾苦的「偶然性」。生命科學最新原理包裝的醫學教義，計算機與聲光電磁裝備的臨床技術，消費主義光環下的有償服務，給人們以假象，以為醫學分明就是推土機，是電熨斗，是精準制導導彈，可以藥到病除、術到病除，可以與死神討價還價，病魔在技術與財富面前會自動退卻。誠然，花錢可以買到最先進的技術和藥物，減輕局部的痛苦，短暫地延緩生命的腳步，但代價是增加了肉身的痛苦與心志的折磨，喪失病中的生命品質。

從本質而言，金錢、技術並不能逆轉生老病死的自然進程，恰恰是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傲慢、自負，讓人們逐漸失去了對疾苦與死亡的敬畏、悲憫與神聖感。惟有當醫生也換上病號服，人們才突然醒悟，原來醫者也無法超然於危局，徹底擺脫癌症的糾纏。絕症與死亡面前人人有份，沒有人遊離於靶心之外。環顧左右，醫生遭逢癌症的故事並不鮮見，常常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一點讓那位勞模頗為釋然，原來厄運並非只是降臨在他的頭上，也不放過腫瘤專業知識、抗癌技術的擁有者——腫瘤科大夫。

「無能說」「誤罰說」，都難以自圓其說，相形之下，「考驗說」還有些積極的意味。先賢如孟老夫子，常常把這類身心折磨當作歷練與考察，比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誰的青春有我狂》

子尤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2005-7

生活中，「考驗說」多少有些殘酷，沒病時說說很悲壯，遭遇絕症時卻難以實行。不過也有特例，比如與我有些交集的天才少年子尤（1990年-2006年，16歲病逝。他很小時我就已結識他，他病中的文集《誰的青春有我狂》是由我當時所在的出版社編輯刊行）。子尤做過類似的表達：「上帝想給人類送個金燦燦的腫瘤做禮物，膽小的人呢怕他受不住，堅強的人呢最後是乏味的堅持，沒有了樂趣，所以就選擇送給我了。我比較能抵抗，還能弄出很多回味，一年就能寫出那麼多的東西。」當親友感嘆「多好的孩子呀，老天不公呀！」，子尤心中默默感念，「我覺得老天挺公道的，生病的歷程，我長了多少見識，開了多少眼界，幹了多少旁人覺得不可能的事，認識了多少人，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癌症在別人那裡就是「挨整」，對於他則是豐富的人生體驗，「一次手術，兩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療，五次轉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個月頭頂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難得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郎能夠徹悟，「衝刺死亡是生命的張揚，抵達死亡是生命的綻放」。時光不能倒流，不然，我會給勞模講講少年子尤的故事。

勞模走了，子尤也走了。為什麼厄運總是降臨在好人頭上？答案依然不明，「誤罰說」「考驗說」「綻放說」，都不是什麼標準答案。人生的真諦，哲學的內核，盡在無盡的眷戀、張望、咀嚼中。

《財新周刊》2017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