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當今篆刻藝術作品的經濟價值（上）

五千年歷史長河，孕育了華夏民族輝煌的文明；三千五百年前中國漢字完整體系的產生，成就了中華文明中無比璀璨的書法、印章藝術。　　中國漢字從產生之初，就以其獨特的造型決定了它獨具的文化特性。漢字在漫長的演變發展中起著思想交流和文化傳承的社會作用，同時也把中國書法和篆刻藝術推向輝煌的巔峰。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飾文字以觀美，雖華夏所獨。」正因為書法和篆刻同是以中國漢字為基礎的藝術，其獨特的藝術源泉才成為歷代書法篆刻家藉以不斷創新、邁上藝術頂峰的階梯。　　篆刻和書法同屬於造型藝術的範疇，篆刻是通過刀刻對書法藝術的再現，因此書法必然是篆刻藝術的基礎。所以，今天我們深刻體味清代書法篆刻家鄧石如「書從印入，印從書出」的奧旨，便能總結出這樣一個程式：中國漢字成就了中國特有的傳統的書法藝術，書法藝術孕育造就了印章（篆刻）藝術。誠然，這個模式不可能是跳躍式的突變，而是經歷了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積蓄、遞嬗、變遷而形成。筆者試沿著這一程式，通過對「書從印入，印從書出」理論的闡釋，得到書、印藝術息息相通、互為表裡的明晰概念。　　一、中國漢字是中國書法、印章藝術的根基　　恩格斯說：「文字是人類文明時代開端的標誌。」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不愧為中華文明的濫觴，亦不愧為漢字書法源頭中的一座豐碑。因為它已具備了定形化、行款化和藝術化三大特徵，在筆法（刀法）、結體、章法的書法三要素中，書法形式美已臻於成熟。考古研究發現，甲骨文多是先書寫後契刻。它古樸典雅的藝術特質，決定了其可以直接入印這一特性。如果我們從成篇甲骨文中任意框定一小塊，即可發現無不具備一方印章的雛形；再以篆刻手法略加整飭排列，便是一方古樸典雅的篆刻作品。加之二者均以刀具契刻，故頗具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妙。圖一的甲骨文拓片和圖二甲骨文印章「秦士蔚」可以為佐證。　　甲骨文之所以成為晚清直至當代篆刻家宗法的範本，正在於它具有「以書入印」的特性，也在書法與篆刻的源頭上就印證了「印從書出」理論的合理性。　　商周時期的金文亦具有與甲骨文同樣的書法韻味，但其開啟的是另外一種體系。金文是將銘文先刻於砂模上後澆鑄而成，其中必然有著由史官或專職書手書寫成篇後再經刻寫澆鑄而成的獨特特徵。從鐘鼎文拓片可以看出，文字線條豐滿柔韌，有著濃厚的書法意趣。後人以金文書體入印，便創造出「金文印」篆刻藝術形式。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30年代在安陽出土的三枚商代銅璽實為印章始於商周之確證，直把中國印章史向前推了三千餘年。據專家研究確認，其中「亞」形方璽與商青銅器「父乙尊」銘文很接近，這說明了商周璽印近千年漫長的孕育、發展、成熟，從而使戰國璽印成為印史中的佼佼者。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形勢的割據局面及文化發展的差異性導致了各諸侯國不同的審美取向，加之毛筆、簡帛等書寫工具的廣泛應用，使這一時期的書法藝術各呈異彩。由於政治、軍事、經濟的需要，各國的文字、書體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在長達五百多年的歲月里，各國文字、書體在不斷豐富發展，以本國書體入印，終於培育產生了風格獨具、異彩紛呈、地域性明顯的戰國古璽印。拿大量出土的戰國青銅器銘文、兵器銘文、簡帛書、幣文、陶文等與古璽印比照，可以發現無不處處體現出書法對古璽印的深度影響。戰國中後期，小字契刻類書法逐漸向大字石刻類轉變，最典型的當屬秦《石鼓文》。從書法藝術角度審視《石鼓文》，其整體布局勻稱規整、古樸凝重。尤為重要的是，它承上啟下地開創了秦小篆和秦璽印規整審美的先河。　　秦統一中國後，雷厲風行地推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權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項即「書同文」，以李斯等整理過的秦標準小篆頒布天下。流傳至今可見的《嶧山碑》《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小篆碑文及詔版，即為當時官方書法範本。小篆是篆體印文的鼻祖，其法度規整、結構對稱。雖然隨秦的覆滅未及推廣，但作為已臻成熟的書體，小篆對後世書法篆刻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嚴密整飭的秦小篆經制印機構和工匠不斷發揮應用，一種固定的、官方規定的印文——「摹印篆」便應運而生。不難看出，秦摹印篆無論是官印還是私印，其方形印製已成定勢。它是為了適應方形印製而形成的方形、規整，且因制印美觀需要而適度增減筆畫的字體。平穩安詳、文質兼備的摹印篆不僅開創了秦官印的新風貌，而且為漢印輝煌時期的到來起到了前導作用。我們從出土的秦官印、封泥中均可清晰地看到其圓轉的用筆、內斂外放的體勢、溫雅秀麗的書體、勻稱協調的布局。這些無一不顯示出秦刻石的書法意味和文質兼備之美。圖三為秦小篆《嶧山刻石》拓片局部，圖四為秦印「中行羞府」，「印從書出」在此得到最明晰的體現。　　漢承秦制，初期的官制、官印基本沿用秦官印的體制和形制，摹印篆仍是主導印文，十字格、半通印仍是普遍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字形書體的演變，加之印匠藝人的創造性實踐，在秦摹印篆的溫床上培育誕生了一種光照後世的印文——漢「繆篆」，使漢印印式形成時代特徵強烈、韻味精邃朴茂的印風。清袁枚《繆篆分韻序》說：「秦厘八體，五曰摹印；漢定六書，五曰繆篆。繆篆即摹印所用也。」這是說，漢繆篆與秦摹印篆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甘暘《印章集說》進一步說：「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為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緒出周籀，妙入神品。漢印之妙，皆本乎此。」可見，摹印篆與繆篆二者之間不僅存在衍變承接關係，而且漢印是秦印的重大發展。　　這種脫離秦摹印篆而形成的漢代特有的、精熟易辨的繆篆，究竟是如何演繹嬗變而成的呢？今天已無從得知，我們僅能從西漢初遺留的石刻中獲得一鱗半爪的信息。圖五中「左司空」刻石隱約可見向繆篆書體過渡的痕迹。另外，從漢瓦當如「長樂未央」「高安萬世」等的書體亦可管窺到一些脈絡。　　由於「奏事繁多，篆字難成而初有隸書，以趣約易」的時代需要，萌生於戰國晚期的隸書登堂入室，成為漢代書寫於簡帛之上的實用書法主流。繆印篆適應這一形勢，自然而然地趨於方正平直，並摻入隸意，形成隸化篆書。圖六即隸化漢繆篆印「部曲將印」。今天我們所能領略到的漢代端莊凝重類的書法美感，都濃縮在漢印中。如果由漢印的字法、筆法和章法反推，我們不難透視到繆篆入印的基礎是得自於漢代書法的引領，是「以書入印」的典範。正是有繆篆這樣寓圓於方、寓流動於平穩、充滿生機的書法底蘊，才形成了漢印寬厚博大的時代風貌。　　魏晉南北朝官印及私印「以書入印」的印風愈來愈明顯，這是由於書法變化所致。魏碑是書法史上由篆、隸入楷的里程碑。三國時期，漢隸已在社會生活中為魏體字所取代，大量印章是以楷書入印的。兩晉時期以「懸針篆」入印，是由當時頗為流行的魏《正始三體石經》、吳《天發神讖碑》（圖七為拓片局部）移植化入，如圖八懸針篆印「檢竊」。南北朝官印尤其是將軍印多以粗獷強悍、信刀所為的面目出現，看似粗製濫造，實則對唐宋官印印風有開啟之功，亦對當代「流行書風」「流行印風」不無啟發。　　唐宋時期是印章作為憑信的實用價值向文人篆刻藝術過渡的歷史時期。由於紙張的廣泛使用，印章由抑於封泥之上改為鈐於紙上，導致印面變大。印文篆書為佔據空間，形成屈曲盤繞、反覆摺疊的「九疊文」。這種闊邊九疊印一直影響到明清乃至民國時期的官印。雖然刻板枯燥、缺乏意趣，但從書法角度看，其線條仍不失圓渾有力。這主要得自於唐碑額篆書的影響。（圖九為唐碑《大唐故楊府君墓志銘》額篆拓片，圖十為唐官印「萬安縣之印」）　　以楷書入印的官印，在宋元時頗為流行。其之所以能在篆刻藝術中佔一席之地，一是因其通俗實用，二是藝術上別具一格。宋元時由於繪畫、書法、收藏、鑒定和文人齋館別號的風行需求，文人好印、篆印、制印之風大興。他們大多自篆自刻，印風各具特色。其中貢獻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當數趙孟頫。趙的篆書直承典雅光潔的秦小篆，具有圓轉流暢、清新悅目的風格。元代文人以書入印，蔚為大觀，形成領一代風騷的「元朱文印」。（圖十一為趙孟頫《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篆額，圖十二為元朱文印「趙氏子昂」）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元代官印承襲宋朝形制。因蒙人大多不識漢字，其私印繼承宋代押印風格，直接以「八思巴文」入印，後形成獨具風貌的「元押印」。押印文字直接以行草入印，天然生動，疏宕奇特，書法意趣濃郁。圖十三、圖十四即是兩方元押印「韓押」「趙押」。後世西夏、彝族、契丹、藏族、滿族等以其民族文字入印，各具特色，更顯書法體貌。　　明清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又一個值得稱頌的豐碑。同樣，篆刻也蒙書法的光照而輝煌一時。書法篆刻家們經過努力追求、刻苦創新，不僅使書法與篆刻成為密不可分的姊妹藝術，開創了石質印章新的歷史時期，而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詩書畫印兼擅的大家，也造就了千姿百態、博大精深的篆刻流派。尤其令人矚目的是，此時的篆刻理論也居於重要地位而行之於世。文人們自書自刻印章蔚然成風。明代以文彭、何震為代表，極力倡導印宗秦漢，且強調必須精研「六書」。他們都是書法大家，在設計印稿上使書法功力發揮到極致。朱簡評道：「自三橋（文彭）而下，無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漢，猗歟盛哉！」清代中晚期已形成諸多篆刻流派。　　清末太平天國一反兩千年來以篆書入印的規制，以宋體楷書入印，四周飾以各種紋飾，顯得威武雄壯，頗與太平軍氣勢相符。（圖十五為仿宋體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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