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絕對權力
信奉人民主權有限論的憲政民主主義從根本上逆轉了對最核心的政治問題的提問方法。從執政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執政黨已經意識到自己對人民的代表權，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在憲政民主主義看來，一切形式的絕對主權都是僭越，都是不合法的，不管這種權力是掌握在一個人手裡、幾個人手裡，還是多數人手裡，如何構建一種合法的絕對權力的問題是一個典型的偽問題。因而，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正確的提問方式是：如何去劃定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並且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將這種界限明確地確定下來。更具體地說，是要看在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中，有哪些個體在追求自身的幸福和成長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權利，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要不斷地去發現這樣的權利，並為其構建制度化的保障；要去發現在目前公共權力的構成方式中，存在著怎樣的缺陷，以致於使得公共權力依然有著侵犯個人權利的危險性，並且需要怎樣的改革，才能從制度上給公共權力以約束，從而降低這種危險性。
如何從制度上為政治權力設置界限，是憲政化改革的根本性問題。相反，如果繼續堅持人民主權是絕對的，不受任何外部規則約束的信念，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誰、怎樣做才能代表人民執掌絕對權力這一荒謬的問題。因為，誰都希望自己有資格代表人民，而將自己的反對者宣判為人民的敵人。因此，這一問題除了使黨內鬥爭變得更加激烈和反對派政治變得更加激進和非理性之外，還有一個後果就是，使當政者熱衷於通過親民秀來證明自己執掌絕對權力的正當性，從而使得中國政治體制通向憲政化改革的真實道路被完全遮蔽。
這一問題，還直接關涉到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制度的構建方式。眾所周知，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秉承盧梭的思想，認為作為人民主權象徵的國家最高權力是不可分割的，還可以由黨的領袖集團來代表。所以，專政理論事實上認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應該不加分割地掌握在黨的領袖集團，特別是最高領袖的手中。
憲政民主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之所以在最高權力是否可以分解的問題上產生分歧，首先是由於對政治的核心職能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後者僅僅囿於政黨政治的視域，而沒有獲得對超政黨的憲政構架的領會。在這種視域中，政治只是實現某個社群和集團的某種價值的工具，而由於一個社群或集團在特定情形下，追求積極價值才有利於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是在不斷變化的，因而一旦將政治的目標只是定位於排除一切阻力去實現自己的價值，那麼，一個政治共同體就需要一個絕對權力去確定目標，並統籌一切。而憲政民主主義則認為，個體想要實現自己的各種價值的願望，只能分別通過組建家庭、企業、教會、研究所等各種社會性共同體的方式來實現，而政治共同體的核心職能則是幫助個體實現自身權利免受傷害的消極性價值。
這個問題，事實上首先可以歸結為究竟應該將國家主權交給一個自然人，還是交給一架按規則運作的機器來執掌的問題。假如說，國家的終極職能被理解為是統治階級和集團實現自己的某種積極價值的暴力工具的話，那麼在國家暴力的運作過程中就找不到任何體現超越性價值的永恆法則，必須由一個自然人根據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來做出自由的判斷和裁量。一個階級和集團追求積極價值的政治意志，只能通過領袖的個體人格，而無法通過一架按既定規則運作的機器來實現。反之，國家的基本職能假如被看作是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免受侵犯的話，那麼一種超越於黨派紛爭之上的永恆的政治價值就被發現出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係完全受法理學支配，就像物與物之間的運動關係完全受物理學支配一樣。人們出於操作物體的目的可以依據物理學的原理來構建機器，同樣出於平等保護個體權利的目的，就可以按照法理學的原理來構建國家機器。而按照既定規則運作機器，將一架機器分為幾個部件，通過這些部件的功能的耦合來實現整架機器的目標，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一個政權，假如沒有建立起保護人權是政治的核心價值的信念，並進而認識到各個權力機構職能的邊界，而是認為三權分立就是簡單地將原先集中在一個機構中的權力分解到三個機構，那麼這樣的權力分解所導致後果，就必然是每一種權力都不斷地想要擴展自己的疆域，甚至想攫取絕對權力。
中國政治改革的任務，首先需要達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將國家的基本職能看作是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免受傷害的核心共識。如此，人們才會認識到，平等保護個體的權利的視域就不被被遮蔽，各種損害個體權利的行為，特別是對政府權力本身對人權可能導致的傷害，就可能得以防範和校正。這樣，從原先的一個統籌一切的絕對權力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分解出來了獨立的立法權和司法權。這兩種權力的獨立，才可能保證國家暴力對個體人身進行強制時，完全是出於保護人權的目的，並且按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進行。所以，只有在明確了保護人權的目標之後，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才可能明確各自的職責和權力邊界，相互之間才可能協調合作。儘管在人類的憲政發展史上，無數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對此有過汗牛充棟的論述。但是，對一個民族來說，必須通過自己的憲政實踐，並且深刻反思自己前憲政政治中的血的教訓，才會真正地領會和確信這些重要的政治真理。
從根本上說，權力制衡的必要性植根於人性的有限性之中。歌德曾經說過，一個行動中的個體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這是因為一個堅定的行為總是需要某種特定的立場，而做出行為決斷則必須封閉自己的視域，無視某些有礙於自己行動的他者的意見的存在。而政府的行為往往總是以暴力作為後盾的大規模的強制性行為，因而一個行動中的政府總是危險的，不管它是在從事什麼行為。比如懲治犯罪是好的，但付出的代價可能是普遍地侵犯人權；幫助窮人是好的，但很可能傷害社會的其他階層，並破壞全社會的經濟效率。
孟德斯鳩在評論專制主義時曾說：專制主義的本質就是，為了吃樹上的果子，就把樹給砍倒了。一個政治社會的基本價值，它的根基就是個體的權利。而一個極權政府在以一種總體主義方式支配社會時，在每一個時刻都會找到它當下的要務，並在推進這些要務時，不斷砍伐整個社會得以健康存在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根基。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現象和當權者的個人品德無關，而是植根於人性和政治權力得以有效推進的必然性之中。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特別列舉了羅馬「哲學王」馬可·奧勒留迫害基督教的例子；正是這位專門沉思倫理問題的哲學家、個人品格無懈可擊和充滿智慧的皇帝，做出了迫害基督教的決斷，因為他相信基督教對當時羅馬的社會生活有著危險的破壞和解構作用，而完全沒有預見到基督教在未來西方文明中扮演的偉大角色。
所以，個人的德性和智慧是靠不住的，為了降低政治權力的危險性，防止它以「砍樹吃果子」的方式，果斷「高效」地去實現自己的偉業，惟一的辦法就是建立制度性的籬笆和防線，防止整個社會的根基被其侵蝕和砍伐。
在人類的憲政史上，正是出於這樣的必要性，立法權和司法權才不斷地生長分化出來，日益獲得按其自己的價值目標和邏輯進行運作的獨立性。和行政權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特徵不同，這兩種權力的價值目標主要是消極性和保守性的，為捍衛個人權利免受傷害而設立的。它們不是要在積極的價值領域裡去和行政權發生紛爭，，而是以一種堅韌不拔的原則性守住自己的價值疆域。
只有這三種權力所捍衛的價值相互協調和均衡時，一個政治共同體才能健康地存在和發展。在中國，目前的執政黨也意識到了用制度約束權力的重要性，但是還不能接受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鼎立的制度構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遠景。代替上述「三權」，而提出「人權、事權和財權」以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之間的制約。但事實上這二個「三權」之間的協調，只是行政機構改革範疇內的事，它可以提高行政的效率，具有行政管理學上的意義，但是並不具有憲政學的價值。
所謂的「人、事、財」三權明顯只是任何一個組織內部都存在的事務性分工。所謂「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之間的制約，也是無能為力的。比如，「監督權」可以監督「執行權」是否是按照「決策權」制定的目標行動，但如果當「決策權」制定的決策嚴重侵犯人權的狀態下，「監督權」就完全無力去監督了。事實上，這三權之間的關係，讓我們想到絕對君主制下的政治機構的設置，比如軍機處（或宰相）負責決策，各部負責執行，御史（或東廠）等負責監督。但是，它們之間要能協調，必須要以後面有一個凌駕於它們之上的君權為前提。這種分工可以起到使政權機構變得更為穩定有效的作用，但是，卻不具有增進和保護人權的價值。
不過，一個實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政府，並不能就一定保證自己具有效率；但這樣的構架卻是保護人權所必須的。因此，一個政治共同體一旦認識到平等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是政治的核心價值之後，就無法逃避向這樣的制度構架發展。除了保護人權外，行政效率也是政府應該追求的目標，但行政效率只有以保護人權作為前提，才對全體公民真正具有正面的價值。
綜上所述，中國的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絕對權力。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將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的職能分解和相互制衡作為一個遠景目標。當然，在確立了這樣的目標之後，具體要走怎樣的路徑，則必須審慎地從現實出發，尊重以往的政治經驗和傳統。
需要說明的是，三權分立的制度構架只是一個好政府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一個好的政治制度的現實存在，需要將三權分立的制度設置所追求的價值，和行政效率等其他維度上的價值綜合起來，而這正是當代追求政治改革的政治家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創造力的廣闊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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