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上的「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特別是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以後，人民日報日漸「掉隊」而進入「另冊」，所以陳伯達率工作組於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夜間開進報社，搞了一個自鳴得意的「小小的政變」，奪了總編輯吳冷西同志的權。由欽派大員從上而下不明不白地奪權，人民日報在全國大概是第一個。　　從此，人民日報被拖進「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重要信息經過這裡發布，新鮮道理經過這裡解釋。從１９６７年開始，少數社論還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署名，以示特別重要。「文革』延續十年之久，有鬥爭，有起伏，反映在人民日報上也就是非、善惡雜陳，留下一份相當準確的記錄。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十年時間，誰也數不清這句話在文件、文章、演說、口號中出現過多少次，確實深入人心，毛澤東也為此自豪。他曾說一生中作了兩件大事，一是領導創建新中國，一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到了晚年，談到「文化大革命」，他說，「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又說，「『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這就把普通人弄糊塗了。打倒至於「一切」，內戰至於「全面」，怎麼能同「基本正確」連在一起呢？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化大革命」標榜輿論高度一致，實際卻是「小道消息滿天飛」。後者有的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散放的煙幕，有的是沒有公布的重要事情的非正式傳遞，有的是無告的人們希望發生或者害怕出現的某種臆測。以上種種，有的事後被證實，有的純屬子虛烏有。所以細心人根據幾年來積累的反話正看、歪理正解的經驗，主要還是看《人民日報》，猜《人民日報》，從中尋覓某些重要信息，經常有重要收穫。人民日報有個記者，無端被關進監獄四年多，享受「高級政治犯」待遇，雖同獄外徹底斷絕信息，但有一份《人民日報》、一本《紅旗》雜誌可看。閑來無事看報紙，從頭版第一行看到第六版末一行，在字裡行間揣摸「政治動向」。她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１９７１年國慶，林彪反常地沒有露面，還有他的一夥同黨。不久，報上批判『最大的野心家』，又說『死無葬身之地』，我明白林彪完蛋了。」看，說假話的報紙也能給細心人作出這樣的貢獻。　　陳伯達到人民日報奪權的事並未公布，但細心人能夠看出《人民日報》變了。在此之前一段時間，《人民日報》曾經連篇累牘刊登批判鄧拓、吳晗等同志的文章，轉載其他報紙的重要社論和文章，但無自己的「聲音」，搖旗吶喊而已。６月１日出現自己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通欄標題，大字排印，「橫掃」，「一切」，一千多字短文章，嚇壞人的大口氣。此後幾天，天天有這類尖銳火爆殺氣騰騰的社論，一派命令口吻。報頭右邊通稱「報眼」的那塊地方也有變化，從６月２日開始，人們熟悉的「今日要目」改為「毛主席語錄」，多是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論說和指示。順便說一句，《人民日報》的「報眼」幾經變化，「今日要目」以前是「偉大的祖國」，每天一幅照片，內容廣泛，並有一段相當精粹的說明，引起讀者的喜歡。「文化大革命」以後，「報眼」這個醒目的地方，又改為登載重要新聞。　　「文化大革命」道理新奇，它的精髓「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我長期搞不懂，以後漸有所悟，原來是兩個字：奪權——無產階級再次奪資產階級的權。「三大改造」早已完成，資產階級在哪裡呢？毛澤東說，「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誰是「走資派」呢？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包括迫害狂康生等人指定誰是誰就是。一條罪狀常常不夠，再加上叛徒、特務、「裡通外國」等帽子。「文革」前期，人民日報主要報道奪權；「文革」後期，主要報道保權，所謂反「復辟」，反「回潮」等等，都是保住奪到手的權。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淋漓盡致地描繪了作者的心態：「千重要，萬重要，掌握大權最重要。」「無產階級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奪權，想的是奪權，乾的還是奪權。」從這年上海「一月風暴」開始，照林彪的說法，在全國「刮十級、十一級、十二級颱風」，到第二年９月，《人民日報》刊登大量新聞、文章、通告、文件，主要圍繞奪權，僅自寫和轉載的社論、評論員文章就有５０多篇。１９６８年９月７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萬歲》宣布：全國除台灣省外，所有省、市、自治區都奪權成功，社論說，從上海「一月風暴」起，「經過二十個月偉大的鬥爭，全國軍民實現了毛主席發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偉大號召，在全國範圍內贏得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在這個巨大浪潮中，參加革命早的老幹部在劫難逃，略帶「長」字的幹部也難倖免。我有個親戚，月工資半百稍多，也被奪權批鬥，只因為有個「長」字——小學校長。　　奪權是順利的，幾乎沒有遇到抵抗，但給緊接著舉行的中共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造成了困難。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被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反黨分子」的達總數的７ｌ％，再加上「走資派」，剩下能出席的遠遠不足法定的人數，幸好有指定參加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部分中央直屬機關人員，開成一個擴大的中央全會。人民日報突出刊登的全會公報，只好不寫出席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人數。毛澤東主席在全會上就「文化大革命」問題作重要講話：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這次會議作出把劉少奇同志「永遠開除出黨」的錯誤決定，「文革」後相當久才徹底平反。　　可能由於人民日報被奪權後表現不錯，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許多新語錄，或由《人民日報》為首的「兩報一刊」社論公布，或由人民日報獨家公布。這是難得的殊榮。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報》報道甘肅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參加農業生產，標題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這條新聞「文革」後經查證不實，連同其他影響十分惡劣的虛構新聞，相繼更正、澄清。但在當時，確實引起全國轟動，因為文前的「編者按」公布了一條重要「語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語錄」說的是「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但各地區、各學校發揮積極性，一般都「超額完成任務」。我的三個子女，當時高中、初中都未畢業，都下鄉接受再教育去了。對青年個人，這種鍛煉大有好處，但給國家、給許多家庭造成很大負擔。幾年工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一千六百多萬人，數目很大，遺留問題不少，有的現在還感覺得到。　　《人民日報》以前所未有的規格突出報道１９６９年４月舉行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緊接著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九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合法化，把林彪定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大大加強了林彪、江青反黨集團在黨中央的地位。　　「九大」開過，我有幸參加一個接受教育的報告會。革命群眾坐在體育館四周看台椅子上，我們這號人在比賽場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坐。也有好處，能看清報告人的嘴臉。陳伯達作開場白。主講人康生大談把林彪正式定為「接班人」的偉大意義，說是我們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貢獻」。我們家鄉有句俗話：「會說的不如會聽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三年，任你以新「選」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尊，也不能抹掉許多人心中深深刻上的迫害狂、陰謀家的醜惡形象。讓他主講，選人不當。　　林彪獲得黨中央唯一副主席高位後，急不可待地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倉皇叛國出逃，墜機自斃。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擦亮了億萬人民的眼睛。在四個多月前，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人民日報》一版還登了一幅大照片，林彪以病弱之身，站在毛澤東主席身旁，脅肩諂笑，顯得越發渺小。他右手中指夾在《毛澤東語錄》中間，表示正學到這個地方，多麼勤奮忠誠！此人在兩次國內革命戰爭、一次民族解放戰爭中立過戰功，「文革」前位居黨中央五位副主席之末，「文革」準備階段突然冒出頭來，「最最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最最忠於毛主席」，一躍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接班人」、「副統帥」。就是這樣的人，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暗害毛主席。而「文革」中被誣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三反分子」的人，哪個有這種罪惡的想法？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億萬人心中這種樸素實際的想法，使《人民日報》的宣傳報道發生很大困難——怎麼轉彎子？一個數字可以反映當時的窘狀。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４年底的三十九個月中，除了幾篇署名「兩報一刊」的元旦、國慶社論外，人民日報獨家談國內事務的社論只有二十二篇，每月平均半篇多一點。當然，大大減少那些喋喋不休地重複「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非常及時」的社論是好事不是壞事。這裡只是說，「九一三」事出突然，一下封住了某些宣傳家的嘴。許多話說過了頭，有些話自打嘴巴，任你無恥善辯，也無法自圓其說了。「九一三」事件以後，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主席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獲得轉機。人民日報實權雖然仍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控制，但不能完全在報上封鎖周恩來對國事進行整頓的意圖和作為。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閱同意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發出同「文化大革命」不協調的聲音。社論強調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提出「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必須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排除『左』的干擾」。此文直接鞭撻林彪、「四人幫」。當時對林彪尚未公開點名，「劉少奇一類騙子」就指林彪。少奇同志九泉有知，想必一喜一怒。喜，林彪畢竟得到了應有的「報應」。怒，林彪自斃以後，劉少奇的令名繼續被他玷污。１９７４年２月２日，《人民日報》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提出林彪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此後批判林彪才不用那個代稱。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日「兩報一刊」社論《爭取新的勝利》，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進一步提出「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無產階級政策」，「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提倡又紅又專，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下，為革命學業務、文化和技術」。後者闡述的道理，人民日報１９６６年４月根據鄧小平同志講話精神寫的三篇論述「突出政治」的社論曾經講過，不久就受到錯誤的批判，現在能夠再次提出，應該說顯示了撥亂反正的勇氣。　　人民日報社內敢於同江青一夥「對著干」的同志，利用周恩來進行整頓的好形勢，陸續推出一批同「文革」精神唱反調的典型報道。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４日在頭版刊登《遼寧發電廠堅持「小指標」競賽的經驗》，並在「編者按」中說：「現在，有一些企業的領導人，把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同『錦標主義』，同『獎金挂帥』混為一談，不敢組織，這是受劉少奇一類騙子的極左思潮影響的表現」，強調在批修（即批林）整風運動中，「排除在競賽問題上『左』和右的干擾，通過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力爭全面完成今年的國家計劃」。此稿經政治局委員李先念同志審閱同意發表，立即引起江青一夥的狂怒，追問「稿子是怎麼來的」，並布置追查。由於周恩來這時代管人民日報，追查不了了之。這種性質的報道，也就陸續發了一批。　　緊接著，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報》登了《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極左的文章。擺開陣勢批「左」，這還了得！江青一夥倚仗毛澤東的明確表態，掀起一場政治風波，使周恩來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也使人民日報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再次遭受沉重打擊。說清楚這件事的原委，需要較多筆墨，只好留給下一篇文字。　　林彪反革命集團覆亡後，江青反革命集團要獨吞「文革」的「勝利果實」，對周恩來糾正「文革」錯誤的努力瘋狂反撲。１９７３年「兩報一刊」《新年獻詞》，提出「把批林整風這個頭等大事抓緊抓好」。江青反革命集團卻擎起毛澤東所謂應該批極右的旗子，在「批林整風」和其後的「批林批孔」中，名為批判林彪、孔丘，實則影射攻擊周恩來。人民日報對此特別賣勁，一年中刊登批判文章五百七十多篇，以致群眾反映，《人民日報》完全變成「四人幫」的「幫報」。　　１９７５年初，周恩來總理病重，鄧小平同志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立即對各條戰線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他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說：「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也就是整頓。」報社一位被「監督工作」的老編輯參加了這次會議，事後悄悄告訴我：「真痛快！簡直是向那些人公開宣戰。」由於整頓順應黨心民心，時間不長，全國形勢明顯好轉，各行各業很快出現新氣象。群眾對此看得清楚，但《人民日報》很少反映。附帶說一句，江青反革命集團早幾年已經形成，「四人幫」一詞卻遲至１９７４年７月毛澤東批評他們時才在內部提出。又批評，又支持，但始終未讓他們取得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應該說，這是老人家在晚年對黨對人民作的一大貢獻。　　對各方面工作同時進行整頓，就是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四人幫」堅決反對，毛澤東不能容忍，於是錯誤地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時《人民日報》「積極」起來，批判文章鋪天蓋地。也許由於文章太多，那些人也忙中出錯，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１日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大標題：《某某某反極左就是反革命》。這不等於說，極左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極左么？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總理病逝，我國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鬥爭更加尖銳。在「四人幫」看來，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障礙，一位已經作古，一位正在挨批，從此可以為所欲為了。億萬人民惶惶然，擔心「國亡無日」。１１月１４日，我接到從黑龍江來的一個長途電話，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漢、大慶油田的中層幹部，哽咽著說：「就這麼完了嗎？怎麼辦呀！」我當時還「靠邊站」，又是在宿舍的傳達室接電話，當然不敢說什麼，只能「啊，啊」地應付。他接著急切地問：「明天追悼會，是鄧小平同志致悼詞嗎？」我當時哪能知道這種「機密」，只是說：「我的心和你一樣呀！我想應該這麼安排吧！對方長嘆一聲，掛上電話。「四人幫」有恃無恐，逆民心而動，在１４日周恩來追悼大會前一天，竟未在《人民日報》前三個版提及悼念、追懷周恩來一字。一版上部通欄標題竟是《大辯論帶來大變化》，報道一個大學的教育革命，開頭一段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教育革命的大辯論。」全國人民揪心的事，他們千方百計轉移、沖淡，真是與全國人民為敵。　　但是民心不可侮。「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九年多，各種人物紛紛登場表演，是非、善惡、忠奸、正邪——即使平時不很關心政治的人，此時也看得清清楚楚。百萬人民自發彙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聲討「四人幫」，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現，為幾個月後的決戰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在天安門事件中，《人民日報》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四人幫」派在人民日報的心腹帶了幾個人，炮製通訊《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製造革命群眾的所謂「罪證」。事後查明，其中有的內容純屬捏造，有的則是移花接木，但在當時卻成為給事件定性的主要根據。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就是按照這篇通訊的調子演繹出來的。由於作噁心虛，通訊不寫作者姓名，而署「本報工農兵通訊員本報記者」，目的是要報紙為這種惡行負責。我在東單人行道上看到有人把登載這些文字的報紙撕成碎片，踩在腳下，一面為自己長期服務的報紙遭到玷污而痛心疾首，一面衷心敬佩這些是非分明、無所畏懼的好漢。在那講究追查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年代，竟無人攔阻、追究這種大膽犯忌的行為，也顯示人心的向背。　　由於「四人幫」報告假情況，中央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作出關於人事安排的錯誤決定，並對無辜群眾進行鎮壓。大概是要慶賀這次鬥爭的勝利，一個多月以後，「四人幫」拋出「兩報一刊」社論《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紀念「五·一六通知」發表十周年。社論重複「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及時的」等等老調，然後歡快地說：「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蒸蒸日上，偉大的祖國繁華似錦，一片興旺景象」。「回顧『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歷程，放眼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我們充滿革命豪情……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可惜形勢已經不同，能接受他們這種說教的人是很少很少了。　　毛澤東主席於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病逝，全國人民極為悲痛。「四人幫」遭到沉重的打擊，他們再沒有新的「語錄」可用，再不能假報情況騙取支持了。他們在全國人民中極端孤立，只能靠造謠過日子，在《人民日報》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拋出最後一張王牌：「按既定方針辦」。這原是毛澤東病重時對個別問題表示的一個意見，「四人幫」把它說成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什麼是「既定方針」？「四人幫」解釋，就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並且「七八年再來一次」。從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６日發社論這天起，在《人民日報》「報眼」的語錄欄中，在各種體裁文字里，甚至在新聞標題上，塞滿「按既定方針辦」。９月２０日一天的報紙上竟有幾十處之多。他們只有這麼一根騙自己的稻草了。　　陳毅同志在「文革」期間處境困難時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時候到了。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一舉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重新回到黨和人民懷抱中，滿懷革命激情，同兄弟報刊一起，集中宣傳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勝利。　　摘自《李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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