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中正殿

北京故宮：中正殿

(2017-01-10 18:39:40)

中正殿位於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宮花園南，以它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了10座藏傳佛教建築，縱向布局以昭福門為界分成兩院落，成為紫禁城內最大的藏傳佛教建築區，總稱為「中正殿」，它們是中正殿後樓、中正殿、香雲亭、寶華殿、雨花閣，加上中正殿的東西配殿、雨花閣的東西配殿和梵宗樓，共計10座。其中中正殿後樓、東西配殿、中正殿、香雲亭於1923年受建福宮花園大火波及，俱毀於火災。中正殿由正殿和前殿組成，正殿面闊三間，進深一間，前殿後改為寶華殿，亦為面闊三間，進深一間。中正殿南邊緊挨香雲亭、寶華殿，三座建築用通廊連接，形狀近似王字形平面。本文所介紹的中正殿，是指昭福門以北包括寶華殿、香雲亭、中正殿正殿及其配殿、後樓的區域。引自王家鵬《中正殿與清宮藏傳佛教》、王子林《中正殿是乾隆帝灌頂之處》。雨花閣及其東西配樓、梵宗樓，筆者另有專文述之。

有關中正殿佛堂的傳統資料主要限於故宮所藏《中正殿陳設檔》以及《淡遠樓陳設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清內務府的《奏銷檔》、《活計檔》和《內務府呈稿》等。《陳設檔》是有關佛堂內部陳設最直接、最忠實的重要原始記錄資料，同一殿堂的陳設檔往往保存有很多部，清宮建立陳設檔主要是為了便於核查殿堂陳設物件，由於內部陳設物在一定時期以後往往會有較大變化，需要重新建檔；或因殿堂之內陳設物件品類較多，設不同物件的專檔分別統計核查，這使我們有可能查到中正殿不同時期、不同器物的陳設檔和專門檔。通過這些陳設檔案不僅可以追溯所屬各殿陳設變化的痕迹，輔以其他檔案更可以推斷出這種變化的原因和目的。另外，中正殿一區今天面貌的形成是清朝諸帝長期不斷建設的結果，佛堂的增多又帶來了藏傳佛教活動的繁榮，對於這部分內容均可以在《奏銷檔》、《活計檔》和《內務府呈稿》中見到。

對於我們今天重新認識中正殿最為重要的推動必須特別提到中正殿火場殘留檔的發現。1923年中正殿及其東西配殿、淡遠樓、香雲亭毀於火災，僅存廢墟，當年從火場中搶救出來的部分檔案一直保存在寶華殿中無人問津。2005年故宮博物院方面在原狀整理過程中，發現了這批珍貴的檔案資料，其中有早至康熙、雍正朝，晚至道光、咸豐等朝的《陳設檔》、《上香檔》、《雜檔》等，對我們認識從清朝初期到後期中正殿一區完整而真實的面貌有極大的幫助。引自羅文華《清代中正殿的陳設思想及其宗教職能考》。

本文擬根據上述檔案資料，並利用最新研究成果，對中正殿的興建及其在明清之際的變化，清代中正殿一區各殿的宗教職能、法事活動、內部陳設供奉等方面的內容，作出詳盡而全面的介紹。

一、嘉靖帝興建的玄極寶殿

明嘉靖年間，紫禁城中同時存在兩座玄極寶殿。其中一座即永樂年間的欽安殿，嘉靖年間更名為玄極寶殿。嘉靖四十五年又於宮內乾隅新建了一座玄極寶殿，它被當作明堂，以供奉儒家皇天上帝、睿宗神主，也是舉行大享禮的專用宮殿。關於這座玄極寶殿的興建緣由，筆者在《欽安殿》一文中已有介紹，茲不贅述。

在八卦方位中，乾位於西北，在宮右。關於這座位於宮右乾隅的玄極寶殿的具體位置，萬曆時人劉若愚稱：「其兩幡桿插雲向南而建者，隆德殿也。舊名玄極寶殿。隆慶元年夏更曰隆德殿，供安玄教三清上帝諸尊神……（崇禎）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曰中正殿。」位於宮右乾隅的玄極寶殿就是現在的中正殿一區。下面所引的幾條史料，亦證明劉若愚所言俱實。《大明會典》記：「嘉靖中，定玄極寶殿拜天儀，今罷。前期一日，太常寺博士捧祝版於文華殿或精一堂，或臨時於玄極門內。上親填御名。太常寺辦祭品。晡時，同供事官入殿內陳設。夜二鼓，太常寺官入候行禮。三鼓初，上具服乘輿，至凌霄門外，降輿，入門內。太常寺卿跪奏神御位奉安訖。導引官導上至玄極門內，由集真門入，至左升。內贊對引官導上由左門入，就位。」嘉靖帝親自填御名於文華殿或精一堂或玄極門內，然後在太常寺官的陪同下到玄極寶殿行拜天禮，所經之門有凌霄門、玄極門和集真門，集真門是最後一道進入玄極寶殿的大門，顯然這三座門都不在宮內坎位即坤寧宮北。而在《太常續考》里，太常寺官到玄極寶殿擺祭品的路線則記載得更為詳細：「嘉靖中，每正旦、萬壽聖節日，上用酒脯果帛拜天於玄極寶殿……一前期一日早，博士捧祝版於文華殿，侯上親填御名，或臨時於精一堂或於玄極門內填。本寺辦祭品。午後，官員執事廚役人等進祭品，由午門、右順、思善、精一、會極、順德、咸和右門、通玄、凌霄、集真門入，至玄極寶殿內西側安設。演禮畢，由長庚門出，於闕右支待房守宿。二更時分，由右掖、右順、思善、長庚、二南、四德、陟虛、集真門入，本寺卿奉安神御位。本寺官鋪排陳設祭品、祭器等項。」陳設祭品時，太常寺官所走的路線是：穿會極門（左順門，今協和門），過午門，穿右順門（歸極門，今熙和門），進入武英殿左側後的思善門（今無存），往北穿過隆宗門，進入西六宮，穿過月華門北的順德右門（今近光右門），右轉進入咸和右門，從啟祥宮前經過，過通玄、凌霄，最後由集真門入，至玄極寶殿，於殿內西側安設祭品。演禮畢，出玄極寶殿，過幾道門後往西，最後從長庚門（清壽安門西）出。從這條路線看，玄極寶殿確實位於西六宮西，即宮右乾隅的中正殿處。為什麼這條路線要繞道西六宮，經過啟祥宮？顯然這與嘉靖帝的父親誕生於此有關，以表示其對父王的尊敬。

另一則史料也印證了宮右乾隅的玄極寶殿就是現在的中正殿一區。《明世宗實錄》記：「丙申修玄極寶殿，命成國公朱希忠告遷上帝、睿宗神位於威福宮（按：廣本威福宮作咸福宮，閣本作咸寧）。」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初七日（丙申）重修玄極寶殿時，將供在殿里的上帝和睿宗神主暫時請出，移供於旁邊的咸福宮。為什麼我們知道丙申所重修的玄極寶殿不是宮內坎位（坤寧宮北）的玄極寶殿？因為到八月時，嘉靖帝下了一道諭旨，稱：「以玄極寶殿前地隘不便陪侍，命拆除咸熙宮，改建大享門。」而宮內坎位的玄極寶殿（即欽安殿）前為天一門，沒有咸熙宮。

作為供奉上帝、睿宗神位的新玄極寶殿，其建築布局和結構就是完全按照古代明堂形制而修建的。

明堂相傳是黃帝時期所流傳下來的一種國家祭祀場合，夏代稱「世室」，商代稱「重屋」，周代才稱「明堂」，它主要有兩種功能，一是政治功能，如《禮記·明堂位第十四》所記天子面南而立，三公、侯爵等則面北或面東、面西而立，它是發布政令，朝見四方諸侯的大殿；二是國家祭祀功能，如《孝經》所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商周以後，明堂的職能漸漸發生分化，主要是天子祭天祀祖的地方。

明堂的結構如何？由於儒家經典對明堂的建築模式沒有明確記載，所以後代聚訟紛紜。據《前漢書》記載，漢武帝封禪泰山後，想仿照古代傳統修建明堂，卻無人能說清其具體樣式。於是方士公玉帶獻上了一張黃帝時期的明堂圖：圖中有一宮殿，四面無壁，以茅草為蓋，四周環水。漢武帝就照這張圖，修建了漢家明堂。但據後人考證，這張黃帝明堂圖是公玉帶偽造的。東漢人高誘根據《呂氏春秋》的記載，對明堂結向所作的解釋，成為後世修建明堂所遵循的法則。《呂氏春秋》稱「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高誘注曰：「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圜，通達四齣，各有左右房，謂之個，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個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仲春，天子居青陽、太廟」，高誘注曰：「青陽東向堂。太廟，中央室。」「季春，天子居青陽右個」，高誘曰：「右個，南頭室也。」「孟夏，天子居明堂、左個」，高誘注曰：「明堂南鄉堂。左個，東頭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高誘注曰：「明堂，南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季夏，天子居明堂、右個」，高誘注曰：「明堂向南堂，右個西頭室。」「孟秋，天子居總章、左個」，高誘注曰：「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故曰總章。左個，南頭室也。」「仲秋，天子居總章、太廟，高誘注曰：「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季秋，天子居總章右個」，高誘注曰：「右個，北頭室也。」「孟冬，天子居玄堂、左個」，高誘注曰：「玄堂北向堂也。左個，西頭室也。」「仲冬，天子居玄堂、太廟」，高誘注曰：「太廟，中央室也。」「季冬，天子居玄堂、右個」，高誘注曰：「玄堂北向堂。右個，東頭室也。」

明堂的結構是南邊的配殿開間為3間，中間名明堂，東間名左個，西間名右個，西邊的配殿開間為3間，中間名總章，北間名右個，南間名左個；北邊的配殿開間為3間，中間名玄堂，西間名左個，東間名右個；東邊的配殿開間為3間，中間名青陽，北間名左個，南間名右個；東南西北四座配殿開間均為3間共計12間，中央的重檐圓頂建築名太廟或太室，上圓下方。由中央重檐圓頂建築向東西南北四方各出甬道與四方的配殿相連，通達四方，這樣的「亞」字型建築組合，統稱為明堂。唐垂拱二年四月，武則天下令建造乾元殿，就其地建造明堂。武則天所建明堂，據考古發掘，是由中央的重檐圓頂建築和四方的配殿組成，與《呂氏春秋》所記明堂結構是一樣的。

我們發現在整個紫禁城中唯獨今中正殿區呈一「亞」字型平面結構，它是否是嘉靖時玄極寶殿的平面遺存呢？

嘉靖帝修建的明堂玄極寶殿，自隆慶以來，這個區域便多次遭到破壞。首先是隆慶元年八月對玄極寶殿進行了維修並改名為隆德殿，撤除了明堂里的上帝和睿宗神位，改供道教神像，致使明堂面目全非，但隆慶帝只是維修，並沒有拆除玄極寶殿。其次是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玄極寶殿發生火災被燒毀，時隔12年後，於天啟七年三月初二日重修。重修完工後，仍為道教場所。其平面結構如何？據社科院考古所徐蘋芳依據文獻和考古成果繪製的明天啟七年的《明紫禁城圖》，隆德殿（玄極寶殿）區由五座建築組成，中為委角正方形石台基遺址，東南西北則各建有一座建築，共同組合為「亞」字形的平面結構，這正是明堂的結構形式，這五組建築應總稱為玄極寶殿。從這張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石台基上的重檐圓頂建築並沒有得到重建，但卻把原委角正方形石台基遺址保存了下來，究其原因，可能是這座重檐圓頂建築已不重要，復建它已無必要。所以清乾隆初年繪製的《清內務府藏京城全圖》圖中中正殿（即玄極寶殿）一區只有中正殿、寶華殿和東西配殿四座建築，沒有中央的香雲亭。直到乾隆十三年八月十八日，乾隆才在原來的中央委角正方形石台基上重建了這座重檐圓頂的建築，並命名為香雲亭，據《中正殿經目錄檔案、燈檔》的記載，建成之日是由內務府總管三合奉旨請來乾隆御筆滿漢銅字「香雲亭」掛在了屋檐下。

在劉若愚的記載中，關於中正殿一區，沒有提到寶華殿，其原因是因為當時這座殿當作了穿堂門。據乾隆初年的《中正殿現供前殿、正殿、東配殿、西配殿、後殿佛檔》的記載，康熙二十九年時，前殿已供奉有法物，到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才於前殿正式懸掛「寶華殿」滿漢文匾。可知清初的時候，中正殿前殿並沒有專門的名稱，故乾隆初年的檔案中只稱為「中正殿前殿」，它的功能可能僅相當於穿堂門性質的建築。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劉若愚沒有提到中正殿前殿。

由此，我們可以恢復嘉靖時玄極寶殿的「亞」字形平面布局，它由五座建築組成，中央為上圓下方的重檐圓頂建築，以此為中心，四面開門，四齣於東南西北四個等距離的地方各建一座配殿（後來的中正殿、東配殿、西配殿、寶華殿），玄極寶殿中央的重檐圓頂建築也就是乾隆時重建的香雲亭即是放置上帝和睿宗神主的地方。寶華殿前的昭福門、梵宗樓、雨花閣及雨花閣東西配殿都是清乾隆時候修建的，可知這裡是在原大事門基礎上改建的，地方十分開闊，這正是嘉靖時拆除咸熙宮後才留下的空間。有了這個空間，舉行大事祭祀活動時，才能容納下龐大的儀仗隊和百官陪祀。

隨著嘉靖帝的去世以及其子明穆宗朱載垕的即位，玄極寶殿的命運也就走到了盡頭。隆慶元年，隆慶帝以「玄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為借口，廢除於玄極寶殿舉行的大享禮，下令將坤寧宮後玄極寶殿改回欽安殿，恢復欽安殿原貌。《明會要》記：「禮臣言："我朝大享之禮，自皇考舉行，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親之，則睿宗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帝從其請，罷大享禮，命元（玄）極寶殿仍改欽安殿。」孫承澤在崇禎時曾任給事中，所著《春明夢余錄》亦記：「十七年，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是年欲仿明堂之制，宗祀皇考，以配上帝。詔舉大事禮於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元極寶殿者，大內欽安殿也，殿在乾清宮垣後。隆慶元年罷大享祈谷禮，元極（寶）殿仍改為欽安殿。」

泰昌元年官修《禮部志稿》稱：「嘉靖初沿先朝舊儀，每日於宮中行拜天禮，後以為瀆，罷之。遇正旦、冬至、萬壽聖節於奉天殿丹陸上行禮。既定郊祀，遂罷冬至之拜，惟正旦、萬壽聖節行禮於玄極寶殿，隆慶元年罷，仍於皇極殿丹陛上行禮。」嘉靖時於玄極寶殿舉行的正旦、萬壽節大禮在隆慶元年也相繼罷除，仍恢復在皇極殿丹陛上舉行。

同時，隆慶帝又下令將宮內乾隅剛建成的玄極寶殿更名為隆德殿，並馬上對隆德殿進行了維修，《明穆宗實錄》記：「（隆慶元年）八月戊申，修理隆德殿、英華殿、慈靈宮並各宮殿完工」，以維修為名拆除殿內所供上帝、睿宗神位，改供道教三清上帝諸神。至此，嘉靖皇帝苦苦奮鬥了一生而取得的大禮儀之爭的勝利果實，通過隆慶帝的更名和重修而全部被化解得無影無蹤。

隆德殿為供奉道教三清上帝造像之所。萬曆年間，英華殿舉辦藏傳佛教法事跳步叱時，由於地方狹窄，必須在隆德殿大門之內舉行。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毀於火災，天啟七年三月初二日重修。崇禎五年九月殿內造像移送朝天宮等處安供，六年四月十五日正式改名中正殿。它有東西配殿，東西己殿叫春仁，西配殿叫秋義，並有順山房，東邊叫有容軒，西邊叫無逸齋。

從上面的記載可知，中正殿在崇禎六年以前都有道教活動舉行，可能還相當頻繁，這裡作為道教道場可能與明世宗信道有關。此後這裡不再是道教的道場了，雖然用途不明，但是大致可以推斷這裡不再作為宗教場所使用。從其使用「中正」、「春仁」、「秋義」、「有容」、「無逸」等名號來看，這裡帶有明顯的儒家特色，不再有任何玄教的色彩了。崇禎十三年恢復宮中佛道供奉時，此處是否也恢復了道教舊貌還是個未知數。直到清代康熙時期，這裡才正式改為藏傳佛教道場。

本部分內容引自王子林《玄極寶殿之謎》、《玄極寶殿考》、《嘉靖帝所建玄極寶殿明堂考》、羅文華《清代中正殿的陳設思想及其宗教職能考》，另參見王子林《欽安殿與玄極寶殿考》、《玄極寶殿新證》。

二、中正殿的宗教職能及宗教活動

清代將中正殿改為藏傳佛教活動區，並在此設立了專門管理宮中藏傳佛教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亦簡稱「中正殿」。嘉慶朝《大清會典事例》卷886記中正殿云：

康熙三十六年奉旨：中正殿著供奉佛像，著喇嘛念經，交與扎薩克達喇嘛管理。又議准於內務府三旗各管領下挑取披甲人二十八名充當鋪排蘇拉。又奉旨，派內務府司官二人與察罕喇嘛呼圖克圖辦造佛像事務。五十九年奏准，增設外旗蒙古助教一人，護軍一名為鋪排頭目，護軍五名充當鋪排。內務府鋪排二十名內裁汰四名，額定二十四名內委放頭目一名。六十一年定，派王、貝子各一人管理喇嘛念經及辦造佛像事務。雍正元年奉旨，中正殿念經處外旗蒙古鋪排頭目二名，內府鋪排頭目一名，具授為八品筆帖式，其餘鋪排等具更名為蘇拉筆帖式。又奏准增設外旗蒙古護軍七人，作為蘇拉筆帖式。五年奏准辦造佛像之內務府司員二人，著兼辦喇嘛念經處事務。七年奏准鑄給圖記。十二年奏准辦造佛像兼辦中正殿念經事務之內務府司官二人，令其專司本處事務，其本缺另行銓補。

中正殿念經處隸屬內務府掌儀司，主管內喇嘛念經與辦造佛像。初由內務府官員大喇嘛負責，後升級，設中正殿管理王大臣，見光緒朝《大清會典》卷98「中正殿」：

中正殿管理王大臣（特簡無定員）員外郎二人。副內管領二人（由本處題補，即佔三十副內管領之缺）掌喇嘛唪經之事。……具其僧眾（凡各處念經喇嘛，及堆畫壇城、繞壇、獻舞、鳴法器、凈地面諸執事喇嘛，皆由管理大臣除派。其監經官及護軍、披甲、蘇拉、領催、匠役人等，各按應用數目，行文內務府除派。又蘇拉筆帖式二十二人，領催二名，蘇拉二十四名，及蒙古蘇拉筆帖式十二人，俱於本處挑補。又中正殿首領太監喇嘛二名，太監喇嘛六名。慈寧宮佛堂首領太監喇嘛二名，太監喇嘛四名。永安寺首領太監喇嘛二名，太監喇嘛八名。如首領太監喇嘛缺出，於太監喇嘛內挑補。太監喇嘛缺出於學習太監內挑補，俱由本處奏聞補放備用。

宮內日常念經上供由太監喇嘛負責，大的佛事由中正殿檔案房行文理藩院管轄的京城喇嘛印務處派各廟喇嘛進宮。如《內務府來文·中正殿》檔案記「喇嘛印務處為片復事准中正殿片開每月初一日、卡五日及年例正月初八日、二月初八日、十九日、四月初八日、六月初四日、十九日、二十八日、十二月初八日每次派呼圖克圖喇嘛等五名進養心殿，經……復中正殿檔案房。光緒三十年三月。」

中正殿念經處負責辦造佛像、供器、法器。而實際上承擔主要製作工作的是養心殿造辦處。中正殿念經處設畫佛喇嘛畫佛像、塑銅佛蠟樣，與造辦處工匠及如意館畫師們共同協作完成任務。較為重要的佛像製造，要由皇帝欽定、驗收。這在《活計檔》中有大量記載：「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哲穆尊丹巴胡圖克圍著艾啟蒙畫臉像二幅，其衣紋著姚文瀚起稿，完時著喇嘛畫。得時裱掛軸二軸。欽此。」「乾隆十四年太監胡世傑傳旨，如意館做得青金佛三尊，著交中正殿畫佛像喇嘛開減臉像，應是何樣即開減何樣臉像，應染何發，即染何色發。欽此。」

中正殿念經處是清帝首次在宮廷中設立的專管藏傳佛教事務的官方機構，它的出現是清統治者與藏傳佛教關係史上很值得研究的事情。清統治者與藏傳佛教接觸時間很長，可以追溯到努爾哈赤時期，據《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載：「法師斡祿打兒罕囊素，烏斯藏人也。誕生佛境，道演真傳。既已融通乎大法，復意普度乎群生。於是不憚跋涉，東歷蒙古諸部，闡揚聖教，廣敷佛惠，凡蠢動含靈之類，咸沾佛性。及到我國，蒙太祖皇帝敬禮師尊，倍常供給。至天命辛西年八月廿一日，法師示寂歸西。太祖有敕，修建寶塔，斂藏舍利……」。可見在後金建國之初，西藏喇嘛已受到清統治者的重視。後金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征服察哈爾部林丹汗，墨爾根喇嘛將該部珍藏的護法金佛「嘛哈噶喇」獻給皇太極，此像成為清軍的護法戰神。崇德三年皇太極以為「"有護法，不可無大聖，猶之乎有大聖不可無護法也。』乃命工部卜地建寺於城西三里許，構大殿五楹，裝塑西方佛像三尊，左右列阿難、迦葉、無量壽、蓮華生、八大菩薩、十八羅漢。繪四怛的喇佛城於棚廠，又陳設尊勝塔、菩薩塔，供佛金華嚴世界。具上嵌東珠。又有須彌山七寶八物及金壺、金鐘、金銀器皿俱全。東西廡各三楹，東藏如來一百八龕託生畫像並諸品經卷。西供嘛哈噶喇。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門三楹。至於僧寮、禪寶、廚舍、鐘鼓音樂之類悉為之備。」（《清太宗實錄》卷43）此廟是清帝入關前在盛京所建的最大的喇嘛寺院。但皇太極本人對藏傳佛教並無好感。《清太宗實錄》於天聰十年記皇太極評論喇嘛的一段話：「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為名，潛肆邪淫，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財帛牧畜，詭稱使人免罪於幽冥，其涎妄為尤甚，喇嘛等不過身在世間，造作罪孽欺誑無知之人耳。至於冥司，熟念彼之情面避免其罪孽乎？今之喇嘛當稱為妄人，不宜稱為喇嘛，乃蒙古等深信喇嘛，靡費財物，懺悔罪過，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懸轉輪，結布幡之事，至屬愚謬，嗣後俱宜禁止。」（《清太宗實錄》卷28）言詞相當激烈，據此分析，藏傳佛教在當時盛京的宮廷內不會有什麼影響。

自康熙開始，中正殿成為愈來愈重要的宮中佛教道場。尤其是康熙三十六年清內務府下設中正殿念經處，專門管理宮中藏傳佛教事務，辦造佛像。此後宮中佛事活動開始走上正軌。

中正殿念經處的設立，實際上標誌著清代宮廷造像活動規程化、規模化的開始。大量的藏傳佛教佛事活動在這裡舉行，眾多喇嘛出入宮禁。中正殿成為藏傳佛教的中心。乾隆朝這裡得到很大的發展，除保留和改建了原明代的中正殿及配殿外，還增建了一批重要的佛堂，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規模。

雖然康熙時期中正殿供奉佛像，但規模有限，大規模的供奉應始於乾隆九年，這一年乾隆帝下旨中正殿重新掛匾。次年，乾隆帝親行中正殿布陳，這一舉動，不僅提高了中正殿的地位，也加快了中正殿供奉陳設的最後形成。

據清代文獻記載，在中正殿一區舉行的佛事活動十分頻繁，在定期的佛事活動中，至少有兩項活動皇帝都要親自參加，這也是每年宮中最隆重、最重要的兩項活動，即十二月七至九日的送歲道場和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的迎新年道場。按照慣例，京城重要的皇家寺院每年元且都要舉行睡迎新年吉祥經的活動。屆時，到京朝覲的內外蒙古大活佛、駐京大喇嘛等均被編成不同小組在皇家寺院中念經。但是，中正殿的這兩項法事活動都是在寶華殿前舉行，而不是在中正殿前。中正殿前有香雲亭，左右有配殿，空間狹窄，不宜舉行較大規模的法事活動，所以多改在中正殿長街，即寶華殿前，昭福門內舉行。

送歲道場和迎新年道場都是以唪吉祥經作為整個活動的核心。所謂吉祥經並不是指某種專門的經卷，而是對不同的吉祥道場所唪各種經典的統稱。

送歲道場在十二月初七日至初九日舉行，唪救度佛母經，至初十日唪財寶天王等經、跳步踏結束。據文獻記載送歲道場救度佛母經的地點在寶華殿東西配殿，由於寶華殿並沒有東西配殿，實際上應該指中正殿及寶華殿東西配殿。這是中正殿一區唪經人數最多的活動，喇嘛多達300名之眾。初十日為配合跳步踏活動，寶華殿進喇嘛100名唪財寶天王經。一份宣統元年的報告中附有參加送歲道場的人員名單，從中可知，送歲道場期間到宮中唪經的喇嘛絕非普通的寺廟喇嘛，多數都有一定的級別，從最高級別的駐京扎薩克達喇嘛章嘉胡圖克圖開始，到各寺院的達喇嘛、副達喇嘛和蘇拉喇嘛等。初十日才有德木齊喇嘛參加。

乾隆初年，寶華殿的檔案中並有記載提到送歲道場，或其他具體活動，只提到屆時清帝到中正殿一區上香而已，但是已經有了初九或初十日在寶華殿壇城上香的記載。從檔案的零星記載推測，這種壇城可能有兩座，陳設在寶華殿前。由於送歲活動中並沒有推畫壇城的記載，可以肯定這些壇城並不是法事中堆畫的，而且，任何文獻都沒有提到這裡有長期供奉的壇城，有可能只是臨時為法事舉行而安供的壇城。壇城內所供主尊的身份也不見記載。

從二十二年開始，送歲道場的記載開始出現：初七日卯時為道場開經時間，乾隆帝親自到中正殿一區上香；初八日遣人上香；初九日未正一刻（14點15分）乾隆帝親行拈香，入座，關閉昭福門，申正（16點）圓滿；初十日午正一刻（12點15分）乾隆帝上壇城拈香，入座，轉查克蘇穆，未初二刻（13點30分）回宮。可以看到，初九日和初十日都有重要的法事活動吸引了乾隆帝的參加。初九日的活動時間內容不詳，時間長短也不一，有的長達2小時15分鐘（乾隆二十三年），短的也有一小時（乾隆二十四年）等。但基本上都是在午時至未時之間（11點至15點）。初十日只提到有轉查克蘇穆的活動。二十三年的記載中也有同樣的內容。持續的時間也與初九日相當。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午初三刻出現了三額駙帶領眾阿哥們（即皇子）觀看跳步踏的記載。以後的記載中初十日乾隆帝不再參加，而是遣人上香，眾阿哥看跳步踏，不再見轉查克蘇穆的記載。

在一件乾隆二十三年《香檔》的一份附件中，記錄了乾隆二十二年所辦送歲道場的布置情況。據該檔記載，法事活動從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起念護法經，至初十日圓滿。初六日，從建福宮凝暉堂請來檀香屏風所供威羅瓦等佛五尊，兩邊供鍍金佛窩兩件，前面供喇嘛像七尊，再前供七珍，再前是銀供水鍾，再前供巴苓三銅盤，左右面塔巴苓兩磁碟，再前是花香燈水供，左右是腰油巴苓兩銅盤。再前面是養心殿佛堂借來的古銅色五供一份，再前是從自鳴鐘借用檀香爐香盒。再前有供餑餑桌一張，再前有從雨花閣借來的拜氈一塊和敬事房的茜紅白蠟一對。初九日，從乾清宮請來供櫃一張，上供從養心殿佛堂請來的九雲龕一座，請畫像護法一軸在檀香屏風後安供。以上完成了道場的布局。

據清人筆記《養吉齋叢錄》的記載，送歲道場期間正值漢地的臘八節（十二月初八日），即釋迦牟尼成道紀念日。通常此日在中正殿下左（即西邊，應指寶華殿前西邊）安設有黃氈圓賬房（檔案稱「叉叉」、「擦擦里」、「察察哩」等）一座，清帝屆時親自駕臨，御前大臣左右侍立，眾喇嘛於殿下唪經，達賴喇嘛（的代表）和章嘉胡圖克圖來至清帝面前，為之「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但根據中正殿火場殘檔中《香檔》的統計，清帝絕大部分年份里，十二月初八日都是遣人到中正殿一區上香，並不親自駕臨。相反，在初七日（開經日）、初九日（唪經圓滿日）和初十日（法事圓滿日）多會到中正殿一區上香。《穿戴檔》也可佐證。這表明，清帝到黃氈圓賬房內參加送歲儀式應是初九日而不是初八日，與臘八無關。

雖然《養吉齋叢錄》的記載在時間上有誤，但是它卻補充了檔案記載之缺。如前所述，《香檔》中數處提到，初九日乾隆帝在寶華殿外壇城上香以後，入座（叉叉），關閉昭福門。雖然檔案中並沒有明確提到初九日的寶華殿前究竟舉行過什麼內容的法事活動，但聯想到上揭書的記載，我們可以肯定，關閉昭福門很有可能與達賴喇嘛代表與章嘉國師為乾隆帝「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的活動有關。也可看出，這種活動是小範圍的，可能只有乾隆帝的少數親信才允許參與，否則沒有必要關閉昭福門，因此，《養吉齋叢錄》的記載錯誤是很自然的。

迎新年吉祥道場在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或二十六至二十八日舉行，唪威勝天王經，至二十七或二十八日跳步踏結束。唪迎新年吉祥經（即唪威勝天王經）每日36名喇嘛，三日共108名，跳步踏喇嘛184名，並在院內祭祀威勝天王。威勝天王作為一名戰神在清宮受到特別的重視，清宮祭祀該神的地點至少還有另外兩處，一處是熱河普佑寺，一處是圓明園清凈地。

迎新年吉祥道場在乾隆時期頻繁舉行。根據《香檔》的記載，在乾隆二十三年之前，宮中並沒有跳步踏的活動，二十四年檔案中第一次出現了中正殿迎新年吉祥道場的跳步踏的記載，此後，除了中間偶有中斷外（如五十七年），基本上每年都有。除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跳步踏乾隆帝派諸皇子前去觀看錶演，並在各殿上香外，乾隆帝每次都親自到場觀看跳步踏的表演，直到五十八年，晚年行動不便才停止。乾隆五十九年以後，迎新年吉祥道場的跳步踏活動完全從《香檔》的記載中消失。而在其他內務府的檔案證實這個活動並沒有停止，只是清帝不再親自觀看。

按照年例，乾隆帝多數在午初一刻（11點15分）步行到寶華殿前，坐在黃氈圓賬房（即所謂「擦擦」）中，入座看跳步踏，至午正一刻（12點15分）離開，共計一個小時左右。但也有例外，根據對《香檔》的統計，這個時間段也不是非常嚴格，如從午正至未正一刻（12點—12點15分）、午初一刻至未初（11點15分—13點）、午初一刻至午正二刻（11點15分—12點半）、巳正三刻至午正一刻（10點45—12點15）、午初一刻至午正一刻（11點15分—12點15分）等，不僅開始的時間不同，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同，最長的達1小時30分鐘。

除了送歲道場和迎新年道場這兩次重大的活動之外，乾隆帝還頻繁光顧中正殷拈香拜佛。現在我們見到中正殿一區最早的上香檔是乾隆十三年。據該檔記載，當年八、九、十月中乾隆帝親自上香兩次，每次都有中正殿正殿。十二月是他親臨上香最為頻繁的時間，初一、初四至初十、十五、二十九日，共10次之多。當然，清帝至此上香的次數也不是很穩定，一般來說，乾隆時期更頻繁一些，乾隆十三年開始，由中正殿一區香雲亭、雨花閣的相繼建立，其他各殿內部陳設的頻繁更新增添，使之成為乾隆帝拈香拜佛的重要場所之一，除了十三年由於法事活動相對較多，情況特殊，乾隆帝到此拈香的資料較多之外，其他年份每年平均總拈香次數大約在20次左右，通常乾隆帝每次必到的地點就是中正殿正殿和香雲亭兩處。只有在年終歲末才增加中正殿東西配殿和寶華殿三處。十四年以後又增加了雨花閣。這種情況在乾隆朝以及此後諸帝中一直保持下去，成為清帝拜佛的傳統。嘉慶時期次數略有減少，至道光以後銳減，皇上一年之中很少親自上香，多數遣人代為進香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白度母為中正殿供奉的重要主題之一。除了中正殿有68幅唐卡、西配殿有140幅外，在寶華殿正殿內還供奉有白救度佛母像81軸。如上文所述，每年大規模的與之有關的法事活動如唪救度佛母經均在寶華殿舉行而不是在中正殿。中正殿對白救度佛母度唐卡的供奉應與寶華殿舉行的與度母的有關儀軌活動視為一體。救度佛母，尤其是自救度佛母和綠救度佛母的影響和法力與漢地的觀音菩薩一樣，她兼有長壽、財富、生長、護國佑民等眾多職能，是藏傳佛教信仰中極為重要的內容，中正殿一區的崇拜應是這種風氣的反映。

除了上述大型法事活動之外，中正殿各種小型儀軌的舉行極為頻繁。

以唪經為例，有每月定例念經、每日定例念經和萬壽聖節念經三種。每月定例念經，即每月朔望，派喇嘛5名在中正殿唪無量壽經，放烏卜藏；每日定例念經，即每日派喇嘛9名在中正殿後殿唪無量壽佛經、喇嘛3名在中正殿後殿唪水經。萬壽聖節念經則根據清帝不同的生日來確定。每月遇到皇帝的生日則唪無量壽佛經3日，或者舉行較大的唪經法事，如道光帝萬壽聖節時，從八月初八至十七日由一名呼圖克圖率領36名喇嘛唪經。另外，中正殿還有臨時法事活動，如乾隆時期，每年的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皇太后萬壽節這裡組織喇嘛唪無量壽佛經9日，每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喇嘛54名唪吉祥天母經3日；每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正殿等處為皇上萬壽節唪萬壽經。新帝即位之後，再按照新帝的生日唪經。

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份內務府一份常規報告對中正殿的日常活動作了總結：中正殿每日喇嘛32名，寫佛號筆帖式3名，界畫匠1名，再看辦經藏達喇嘛1名，徒弟1名；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九日，此四日每日念經喇嘛10名，每月十二至十四日、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此六日每日念經喇嘛34名，每月朔望中正殿前殿、正殿及東西配殿各供巴苓一次，每日做巴苓喇嘛2名，初九、二十四日，此二日每日做巴苓喇嘛1名。

作為佛堂，果供是必不可少的。中正殿元旦供蘋果、秋梨、棠梨各20個，葡萄三觔，每月朔望供紅棗六升八合，灑用核桃、榛子、栗子、黑棗、紅棗各二合五勺，圓眼、荔枝各九升。後殿的水經殿正案及東西案以及樓上明間每月朔望均供各種乾果，每遇念誦筆爾旱經、蘇爾屯經、塞伯慕特布勒經時還有專門果供。

簡言之，中正殿日常法事活動如唪經、供獻巴苓、香供等，殆無虛日。

與宮中其他重要佛堂一樣，中正殿佛堂最初每日都有人專門負責焚香敬佛。乾隆十五年奉旨改為只有皇帝親自到中正殿拜佛時才點香，平時只是供香而已。遇有清帝到此拈香，太監喇嘛還要組成儀仗助香，或代皇上到配殿上香。總之，洒掃上香應當是宮中太監和太監喇嘛最為頻繁的活動。

中正殿佛事活動大致如上。

本部分內容引自王家鵬《中正殿與清宮藏傳佛教》及羅文華《寶華殿的陳設與宗教功能》、《清代中正殿的陳設思想及其宗教職能考》、王子林《中正殿是乾隆帝灌頂之處》。

圖1：中正殿區域平面圖（引自王子林《中正殿是乾隆帝灌頂之處》）。

圖2：修復後的中正殿區域鳥瞰（文明攝）。

圖3：1900年的寶華殿前香爐（小川一真攝）（引自《紫禁城》2008年第12期）。

圖4：2005年的中正殿前香爐（侯元超攝）（引自《紫禁城》2008年第12期）。

圖5：中正殿內景舊影（引自王子林《中正殿是乾隆帝灌頂之處》）。

圖6：位於雨花閣南的春華門，為中正殿區域的入口（引自維基百科）。

圖7：寶華殿鳥瞰（引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圖8：修復前的寶華殿外景（引自羅文華《寶華殿的陳設與宗教功能》）。

圖9：寶華殿內所掛咸豐御筆「敬佛」匾（引自羅文華《寶華殿的陳設與宗教功能》）。

圖10：寶華殿後抱廈內供奉的佛像銅亭（引自羅文華《寶華殿的陳設與宗教功能》）。

圖11：寶華殿銅亭內供奉的佛像（引自羅文華《寶華殿的陳設與宗教功能》）。

圖12：修復後的寶華殿（引自老北京網）。

圖13：2005年的寶華殿。自北向南拍攝，遠處為雨花閣。中正殿區復建竣工後，圖中的空地已建為香雲亭、中正殿、中正殿東西配殿，寶華殿兩側的牆已拆除（引自維基百科）。

圖14：中正殿遺址（引自王子林《中正殿是乾隆帝灌頂之處》）。

圖15：修復過程中的中正殿正殿（引自老北京網）。

圖16：修復之後的中正殿（引自老北京網）。

圖17：修復前的香雲亭遺址（引自羅文華《中正殿香雲亭內部陳設考》）。

圖18：修復過程中的香雲亭（引自老北京網）。

圖19：修復之後的香雲亭（引自老北京網）。

圖20：香雲亭細部（引自老北京網）。

圖21：香雲亭藻井1（引自老北京網）。

圖22：香雲亭藻井2（引自老北京網）。

三、中正殿正殿、東西配殿、後殿（淡遠樓）的陳設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康熙時期中正殿正殿內部陳設的具體情況很不是很清楚。乾隆初年的《陳設檔》隱約透露了一些信息，據此我們知道，乾隆八年之前，中正殿內部陳設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即由明間一座五彩堆金大龕，兩邊次間各設東西龕一座，龕內雜陳各種法物、東西山牆懸掛唐卡組成。三座龕內所供有銅、琥珀、珊瑚、檀香木等質地的造像百餘尊。有意思的是，這些造像除了極個別的，如關帝騎馬像，是乾隆八年供奉外，絕大部分都是康熙時期三十年至六十一年間外來的貢品。

主要貢獻者有：至尊丹巴胡圖克圖（也作：至尊丹巴呼圖克圖）、莫爾根掇爾濟、達初臣普爾、古士汗、查士巴圖魯親王（也作：查史巴圖裡親王）、商南多爾集、班禪、地巴等。這其中有喀爾喀蒙古貴族、高僧如哲布尊丹巳呼圖克圖（至尊丹巴呼圖克圖、至尊丹巴胡圖克圖）、墨爾根綽爾濟（莫爾根掇爾濟）；駐京喇嘛德木齊索南多爾濟（商南多爾集）；駐青海的厄魯特蒙古的扎什巴圖爾親王（查士巴圖魯親王、查史巴圖裡親王）等，還有西藏的貴族、高僧如固始汗（古士汗，此人於順治朝已經去世，或指其子達顏汗、其孫達賴汗？）、第巴桑傑嘉措（地巴）、班禪額爾德尼等。由是，大致可以斷定，在烏蘭布通戰役之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在保持與西藏傳統密切關係的同時，發展並加強了與以哲布尊丹巴為代表的喀爾喀蒙古族上層的密切關係，中正殿內大量喀爾喀蒙古貢來的造像說明了這一點。康熙帝本人與二世哲布尊丹巴的私誼頗深，後者駐京十年，與清室、貴族上層均有密切往來。基於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康熙帝後期傾心佛教與他的影響有關，甚至在中正殿設念經處，也與喀爾喀蒙古的宗教信仰的影響有關。

另外，正龕前供有「世祖御筆一包」，可能也是康熙帝為紀念其父或為其亡靈薦福所獻。除了蒙藏貢獻的造像外，還有康熙四十年皇太子允礽獻的一尊無量壽佛。皇長子直郡王允褆於四十五、四十六年分別獻進的一尊無量壽佛。前者是銅造像，題曰「直郡王造」，後者是一尊珊瑚雕像。次年，他就因圖害太子的言行，惹得康照帝震怒，奪爵幽禁於第，雍正十二年卒。

乾隆八年以前中正殿的布局和內部陳設應當基本上維持了康熙時期的原狀，沒有雍正時期的任何痕迹。這一時期，這裡所供唐卡數量極少，東西山牆各掛釋迦牟尼佛唐卡四軸而已。而檔案記載，從雍正初年開始，由哲布尊丹巴和達初臣普爾所進的白救度佛母唐卡百餘幅，分別供奉在中正殿其他佛堂內，卻不見中正殿正殿中。這種簡單的陳設正是康熙時期中正殿的真實狀況。

乾隆八年開始，中正殿一區整體進入了修整、建設啟動時期，至十五年，雨花閣建立為止，達到高潮。

這一時期的檔案數量突然增加，中正殿陳設也大為豐富起來。而且，乾隆帝也頻繁出現在中正殿，預示著中正殿的發展進入了一個繁盛的開始。從乾隆八年至十六年間，香雲亭出現，內外裝修基本結束，而雨花閣也建築完成，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內部裝修。也就是說，整個中正殿一區的佛堂規模已經形成，中正殿的內部建設也隨之加快。

乾隆八年變化還不太明顯，只有零星的佛像，如西藏郡王頗羅鼎給乾隆帝和皇太后進貢的兩尊銅造像，奉皇太后旨供入殿內，兩顆舍利供入正龕大塔內。

從九年開始，中正殿的內部陳設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殿內開始懸掛歡門和扁幡；一次性供入各式佛造像40尊，其中19尊請三世章嘉呼圖克圖認看過；七月二十蘭日滿漢文「中正殿」三字匾、黑漆泥金字「然無盡燈」匾一塊、黑漆泥金字對聯一副「妙諦六如超眾有、善根三藐福群生」，均正式懸掛，從而奠定了乾隆時期中正殿的基本模式。根據清代官書記載，這些匾聯均出自乾隆的御筆。當然，這並不是說中正殿原來沒有掛匾，康熙時期很可能繼續使用明代的舊匾，至乾隆時期，更換滿漢文匾。其餘匾聯可能是初次懸掛。此後添供佛像、供龕、法器的記載一直不斷。

十四年十月初六日中正殿一次掛供由北京喇嘛畫師繪畫的白救度母唐卡68軸，而且這還只是將以前舊供過的68件同一題材的唐卡換下，改供圓明園清凈地。對照乾隆八年的檔案卻未見有中正殿供奉過白救度佛母的記載。所以這套唐卡應在乾隆八年至十四年之間掛供進來。而正是在乾隆八年前後，寶華殿、中正殿西配殿均供奉了數量巨大的白救度佛母唐卡。從寶華殿至中正殿及其西配殿都具有明顯的度母崇拜的傾向，並有相關的法事活動舉行。總之，乾隆初年對白救度佛母為主的信仰在中正殿已經完成。

這一時期，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即檔案中多次記載了乾隆帝親自參與佛堂法物供奉活動。

九年，乾隆帝親至西龕前的大持金剛法身上懸掛珍珠數珠一盤；五月初七日又在東龕前給文殊佛（？）法身上掛珍珠數珠一盤；十年三月十五日在東龕文殊佛（？）的手指上掛玉石小魚一個；九月二十八日中正殿正殿安供銅無量壽佛一尊、紫檀龕玻璃門珊瑚頂銅旃檀佛一尊、紫檀龕玻璃門珊瑚頂琍瑪大悲觀音一尊、四角紫檀亭一座，內供五方救度佛母。五方救度母顏色各不相同，中間為綠苗石胎，南邊為硨磲胎，東邊青金胎，北邊珊珊胎，西邊密蠟胎。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五方度母的左右親供福壽長春挑桿香袋一對。

此五方度母的供奉顯然是為了呼應乾隆十二年四月初三日西次間龕前正中供奉的一座紫檀木龕內的五種不同玉石材質所加工的五方佛五尊：

五方佛與五方救度佛母

藏傳佛教曼陀羅中五方佛配供五位明妃的情況大量存在，但是似乎沒有稱為五救度母之說。根據帕特恰雅（B.Bhattacharyya）的研究，五方救度佛母按照身色分為紅、黃、白、藍、綠五種，每種身色的救度佛母均有多種變化身。但並未見到過五色救度佛母成組供奉的實例，況且僅憑檔案的記載也不能確定其供奉的五方救度佛母造像與帕特恰雅之說是否一致。

這裡五方佛的配置很有特點。根據大量的曼陀羅資料，瑜伽部曼陀羅中五方佛的中心神是毗盧佛，到了無上瑜伽部中心神隨曼陀羅內容的不同，中心神可以替換毗盧佛，代之以經典所述主尊。由於無上瑜伽部的主尊多是金剛部尊不動佛的化身，而在瑜伽部中不動佛居東方，到了無上瑜伽部，這些主尊入居曼陀羅的中心以後，毗盧佛自然退到東方的位置。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中正殿西次龕中五方佛的布局。由於記錄者不懂曼陀羅的布局，描述時採用自然方位，實際上，曼陀羅的方位與自然方位往往並不統一，以白色（即毗盧佛所在的方位）為東，為曼陀羅的開始方位，其餘諸尊的方位可以依此類推。

根據上表我們發現，不僅諸尊的方位與現存曼陀羅一致，而且，隨侍的五位救度佛母也與五方佛的身色一一對應。那麼，檔案中所提到的五方救度佛母是否就是曼陀羅中隨侍五方佛的明妃呢？

根據五方佛曼陀羅的體系，其五佛與五明妃身色均一一對應，與檔案記載契合。

五方佛體系

所以不能排除由於當時清宮對於五方佛明妃不了解，將其誤稱為五方救度佛母的可能。

乾隆帝每每親臨中正殿上香，不僅應視為清宮的一種慣例，更應看作是他私人佛教信仰的行為。從他在中正殿的施供、上香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中正殿正龕的無量壽佛、東龕的文殊佛以及西龕的大持金剛應當看作是中正殿銅造像中比較重要的尊神，受到乾隆帝格外重視，其中尤以無量壽佛為甚，乾隆帝還先後多次派人在正殿所供的無量壽佛身上懸掛各種數珠數盤。這也許反映了中正殿佛堂供奉零散中凸顯的一些主題吧。

比較乾隆二十一年所立《中正殿陳設檔》可以看出，中正殿內部陳設的布局至此基本成形，以後再也沒有更大的發展。雖然零星的變動一直在持續，但根本布局基本保持不變。下面主要根據這本檔案，結合其他相關資料，全面介紹正殿的陳設模式。

中正殿正殿的布局主要由明殿、東次間、西次間和抱廈四部分組成，而以明間的陳設最為豐富。

明問正中是一座五彩堆金大龕，三面掛供唐卡68幅。根據檔案中的語言習慣，這套唐卡應當分別懸掛在大殿的東、西、北三面山牆上。而乾隆八年之前已經在東西山牆正中掛供的釋迦牟尼佛各四軸仍然保留下來。

大龕內正中木貼金三塔龕一座，由左到右分別供奉：大西天（即古印度造，所謂的「梵銅琍瑪」）、觀音菩薩（乾隆三十九年將此尊換出，改供一尊新造觀音銅像）、銅無量壽佛（應是清代宮中或京畿地區所造）、大西天文殊菩薩。

龕外兩邊是踏跺式布局：踏跺上分別各供十八種不同質地的造像與形式各異的佛龕。內容蕪雜，有來自西藏、印度的舊銅像以及清宮或京畿成造的新銅像，還有泥擦擦佛，玉雕佛像等。內容上有佛類、十八羅漢、八大菩薩、度母、祖師等，排列既亂，也無清晰的思路。可以肯定這裡面的陳設是多年積累的結果，當初並沒有一定的設計思想。這種踏跺供奉形式的主要目的是將大小不一的各式佛像集中供奉，是西藏佛堂中十分常見的形式。最有名的如拉薩布達拉宮的銅佛殿（Li ma lha khang），後藏扎什倫布寺的漢地殿（rGya lha khang）。

東次間龕內供銅像三尊，正中為文，左邊為宏光顯耀菩提佛，右邊為尊勝佛母。緊貼此龕東邊面西有供桌，上供奉銅關公像一尊。它們基本都是清代鑄造的銅像。此處供奉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正中供奉的是一位文殊佛。我們知道，文殊均稱為菩薩，未見佛的稱號，此處稱佛當然不能排除有誤認或誤書的可能，但文殊菩薩是漢藏兩地均十分常見和普遍崇拜的尊神，總是以菩薩相稱，並未見以佛為號，所以此名號顯得十分獨特。非常湊巧的是，故宮現存一尊曾經被火的銅造像，其圖像學特徵與文殊無異，但卻是作佛裝打扮，這是一尊文殊佛，屬喀爾喀蒙古風格，極有可能正是此尊。其次，檔案中明確註明，由於當時將施禪定印持法輪的宏光顯耀菩提佛誤認作手捧壽瓶的無量壽佛，才出現了宏光顯耀菩提與文殊佛和尊勝佛母同時供奉的現象，由此可見，當時清宮早期對佛像認知的水平並不是很高，而且這種情況在整本陳設檔中還有幾處。這種情況只能出現在章嘉國師奉旨整理宮藏佛教造像之前，極有可能在乾隆朝以前。

西次間設楠木罩漆龕一座，內正中供大西天琍瑪觀音母一尊（檔案註明，此尊是誤認，應是同侍從般若佛母），左邊供大西天琍瑪觀音菩薩和銅胎蓮花生祖師各一尊，右邊供奉大西天琍瑪彌勒菩薩和尊勝佛母各一尊。緊靠此龕面東供桌上供奉紫檀龕一座，玻璃門內供銅無量壽佛10尊、文殊菩薩一尊（檔案註明，此尊是誤認，應是無量壽佛）。

正如前文指出的，乾隆二十一年以後中正殿明間內部陳設沒有較大的改變，但內部陳設的佛像卻頻繁更換，移往他處供奉。如，據記載，明間正殿大部分銅像均於乾隆二十九年撤走，檔案中並沒有提及補供的事，也沒有說明什麼原因。對此，目前還沒有很好的答案。通常的情況是新佛堂的建設或者舊佛堂改造後供奉所需。這些佛造像可能退在中正殿後照殿中收藏。這時期的後照殿（即淡遠樓）還是十一間單層建築。有一條記載提到，乾隆二十九年，這裡正在裝修，而且安裝了供櫃，大量佛像供奉成為可能。

抱廈中有一些掛供的裝飾和拜墊，是入殿拜佛之用，乾隆帝及以後諸帝到中正殿拈香拜佛均在此處。

總的看來，中正殿的陳設倒乎沒有根據某種固定的思想而設計，陳設品經常更動變化，且無一定的體系。這大概與它屬於紫禁城內早期佛堂不無關係吧。

根據乾隆八年以前的檔案記載，中正殿西配殿的陳設十分簡單，只供奉了少量的造像、唐卡和簡單的供器。包括造像14尊，唐卡49幅（其中白救度佛母唐卡40幅）。14尊造像絕大部分都是康熙時期蒙藏地區的貢獻，唐卡則未註明出處，當是京師（宮中）所繪。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份檔案只提到中正殿正殿有三座大供龕，對於此後檔案中所記載的東西配殿的五彩堆金大龕卻隻字未提。顯然，乾隆八年以前，東西配殿均未安設大供龕。所謂的供奉也只是將一些佛教法物擺放進去，沒有專門的主題思想。

大概是在乾隆九年左右東西配殿開始設大供龕，而且供奉內容也開始有了明顯的不同。

據檔案記載，九年正月十一日理藩院尚書那彥泰奉旨將內庭請來的經分為三等在西配殿踏跺上供奉。據此次分等級的報告，當時西配殿舊供有《龍藏》108函，是為頭等經；木匣盛貝葉《秘密經》一部、《無量壽智經》16部和其他諸部磁青紙泥金書藏、蒙、滿文經計69部分為二等經；《賢劫經》、《真實名經》、《無量壽智經》等白紙墨書滿、蒙、漢文經計34部分為三等經。四月初六日又在殿內三面山牆上掛供畫像白救度佛母140軸，至五月初四日東西配殿各安歡門三簾。此後又陸續增供供龕、佛像。

至此，西配殿供奉格局於乾隆九年已經基本完成：西配殿正中設五彩堆金大龍龕一座，內供唐卡三幅，中間是釋迦牟尼佛一軸，左掛無量壽佛一軸，右掛般若母一軸。龕內供四角楠木小龕一座，中供大西天琍瑪彌勒菩薩一尊，左供銅胎金剛勇識一尊，右供銅胎文殊菩薩一尊。左右掛畫像白救度佛母140軸。龕前左右紅油木踏跺三層，上供藏文《甘珠爾》經108函和磁青紙泥金西番字經95部。

像這種以供奉佛教大藏經為主題佛堂在清宮中有多處，現在還能看出痕迹的有慈寧花園慈蔭樓樓上以及咸若館。二處踏跺與盒式均在，只是陳設已經撤走，基本模式完全一致。

至於東配殿的陳設形成，上面已經提到。乾隆八年以前，東配殿供奉了成組唐卡和造像。唐卡包括釋迦牟尼佛一軸、十八羅漢和四大天王各一套以及無量壽佛4軸，佛像除了12尊造像外，其餘全是各種「印子佛」，計有煙泥土塔108尊，磁印子無量壽佛440尊，泥印子無量壽佛490尊，小磁印子無量壽佛474尊，小泥印子無量壽佛57尊，煙泥印子無量壽佛73尊。這些印子佛像都是康熙四十三年由朋素喇嘛所進。所謂的「印子佛」就是溫泥翻模印出的擦擦泥佛，燒瓷仿印子佛形象的就叫磁印子佛。由此，東配殿以供奉印子泥無量壽佛為主題的模式最終成型。

乾隆九年左右，設立五彩堆金大龕以後，陸續增供唐卡、佛像、法器和供器，基本沒有影響布局。

東配殿正中設五彩堆金大龕一座，龕中掛供唐卡釋迦牟尼佛一軸，左右分別掛供羅漢各9軸，金剛像各2軸，左另掛上樂王壇城一軸，右另掛無量壽佛壇城一軸。根據佛日樓上原狀的供奉情況可知，所謂的左右兩位金剛像就是四大天王。所以東配殿以供奉釋迦牟尼與十八羅漢、四大天王為主題，這在宮中佛堂供奉中十分流行的題材。前正中供楠木小龕一座，中間供大西天琍瑪釋迦佛一尊，左右各供銅胎綠救度佛母一尊，兩邊小踏垛三層，上供擦擦無量壽佛2121尊。從此間整個供奉的情況來看，其結構與寧壽宮花園內的佛日樓上完全一樣，只有佛日樓上所供為銅無量壽佛而非擦擦佛，唐卡中也沒有上樂王佛壇城和元量壽佛壇城兩件。乾隆三十年，此間所有的泥擦擦佛撤往福佑寺供奉，這裡與西配殿一樣改供佛經，踏跺上供有《龍藏》一部108函。

至此，東西配殿的供奉從形式到內容都基本一致，而且東西配殿均設有大架鼓和拜墊，是這裡有頻繁法事舉行的標誌。據文獻記載，每年十二月初七日至初九日的送歲道場唪救度佛母經的地點在中正殿東西配，唪經喇嘛多達300名之眾。這是中正殿一區唪經人數最多的活動。

中正殿的後照殿，即後來的淡遠樓，其角色更多地可以定位為一處法物存放處，只在正中一間設有一處單獨的佛堂，叫水經殿（或寫作：水涇殿）。

此殿乾隆九年三月十七日奉旨設立。除了中正殿殘檔以外，這個殿名不見於任何其他文獻的記載，約立檔於乾隆三十二年至四十一間之間的《寶華殿檔案、水經殿（廢檔）》是目前所見惟一的一本該殿陳設檔，另一本檔名殘缺，應屬《中正殿一區陳設檔？》的檔案記錄了嘉慶四年以後的陳設。可見水經殿的名字在清宮一直使用，直到清晚期，但不知何故，清宮史籍中長期缺載。

水經殿正中供無量壽佛壇城，左供龍尊王佛唐卡一軸，右供四臂觀音菩薩唐卡一軸，每面各設供桌一張，供香爐、海燈，掛歡門、扁蟠等。規模很小，陳設也很平常。這種陳設格局一直未有變化，只是各種供奉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日趨繁複起來而已。

關於此殿的功能，僅有一些零星的資料提到，在這裡有念誦水經的活動。前引的《上傳檔》提到，乾隆帝下旨急辦佛堂，據載，乾隆九年開春以來，北方大旱，乾隆帝及皇太后焦慮不安，不時祈雨，四月份先蠶壇竣工，乾隆帝親往圜丘壇行大雩禮，井下旨嚴切各地以各種方式祈雨，水經殿成立大致與此有關。從此殿名稱推測，當為祈雨唪經而設，故有水經之名。這是清宮目前所知唯一的一處專門用於佛教祈雨的場所。由於無量壽佛、四臂觀音菩薩並無明顯的祈雨功能，很有可能龍尊王佛被賦予這種重要的職能。目前所見資料中，龍尊王佛也稱龍種上尊王佛，是文殊菩薩的法身，其形象為佛妝，頭部盤結著七條大蛇。雖然經典中無龍尊王佛具有行雨功能的論述，可能是由於該尊頭上有七龍拱護，龍者龍行施雨之神，故想當然而已。

除水經殿之外的整個後殿都只能作為中正殿的附屬建築而存在，是清宮歷年所收到的蒙藏貴族、高僧大德所貢法物和宮內成造法物的儲存室和臨時供奉所。從乾隆八年以前的統計來看，後殿存放的舍利、唐卡以及滿、漢、蒙、藏文經卷不過300件，造像不過800件，此後，中正殿收貯的法物數量邃增。據乾隆二十一年陳設檔的記載，當時所存法物經逐年收藏，不僅數量增長，且門類眾多，包括：銅佛374尊，其他質地佛像161尊，泥印子佛（即擦擦佛）1164尊，此外，還有唐卡、舍利塔、各種供器等各有數百件。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後殿在舊有建築的基礎上改建為單層十一間照殿，乾隆三十四年再改為兩層佛堂，同時內部改為六品佛樓的裝修，至此始有淡遠樓之名。與普通六品佛樓不同的是，其樓上佛格內並未供奉六品小銅佛像，而是供奉各種法器、各種質地佛像數十尊至上千尊不等，質地有銅、玉石、磁胎、牙雕、泥印、木質等，藏傳佛教佛像和漢傳佛教佛像都有，大小佛塔、唐卡、大小佛經各有數百件之多，非常蕪雜。樓下佛塔四周安設的也非供桌而是佛櫃，供奉了大量的佛經、論疏、密咒、班禪和達賴的書信等。

淡遠樓的六品佛樓藏品數量眾多，內容龐雜，很像佛像法器的倉庫。經過此次改造以後，淡遠樓遂成為中正殿的佛像、佛具、佛經的集散中心。根據記載，淡遠樓還是清宮藏傳佛教唐卡的繪畫中心、白綾簽書寫處、祿馬經刷印處以及佛經繪畫和抄寫處，還有可能是鑄佛撥蠟處。我們現在只清楚地知道，淡遠樓樓下有繪畫唐卡作坊有3間，其他各作分別設置在什麼地方尚未找到明確記載。

從《中正殿歷年開除清冊》和《開除》《新收》（這種檔案幾乎每年都有）就可以知道，淡遠樓其中存放的大量法物是如何的頻繁地由貯進中正殿，又不斷地從這裡奉旨請去，供奉在宮內宮外各個大小佛堂內，或遠賜蒙藏地區的。可見，淡遠樓長期以來都是作為宮中藏傳佛教集散地。淡遠樓的改造可能就是為了解決越來越多的法物無法存放和分類保存以及越來越頻繁的法器成造活動需要更多空間的問題而為之的。

根據上面的介紹，對於中正殿的陳設可以大致形成如下幾點看法：

第一，中正殿並不是一處經過嚴格設計後重新建設的佛堂，所以其供奉的主題並不明確，尤其是明間，也就是說，中正殿的陳設反映的是一個逐漸形成的佛堂，所以其內部陳設的佛像很雜，而且有頻繁的變化。

第二，中正殿東西配殿是後來設計的佛堂，其供奉主題十分清晰，西配殿以度母為主，東配殿以無量壽佛為中心，二者均以供《龍藏》為主。這裡與寶華殿共同構成中正殿一區大型法事活動的主要場所。

第三，淡遠樓的建設重點是為了解決大量法物存放在中正殿空間不足的問題。所以淡遠樓與其說是一個佛堂，不如說是一座佛教法物的倉庫，為宮廷內外皇家佛堂陳設和藝術創作的需要提供收貯和臨時周轉服務。

本部分內容引自羅文華《清代中正殿的陳設思想及其宗教職能考》。

四、寶華殿的陳設與法事活動

寶華殿是中正殿一區至今保存完整的一座藏傳佛教佛堂，規模不大，進深一間，面闊三間。由於深處內宮，長期以來，寶華殿鮮為人知。《日下舊聞考》、《國朝宮史》、《清宮述聞》、《故宮辭典》、《清宮藏傳佛教文物》等書對寶華殿的記述，簡單且不準確，錯誤每每可見。根據這些文獻，寶華殿給我們的印象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它在清宮佛堂中的地位無足輕重。但這種印象顯然是極大的誤解。下文擬在更廣泛地利用檔案材料的基礎上，結合清代文獻，進行綜合分析，力求對寶華殿內部陳設的形成及其主要宗教只能作進一步的梳理和闡述。

寶華殿與中正殿之間有月台連接，形成工字形結構。與中正殿前接單包廈呼應，它是後出一間抱廈，這種獨特的建築形式，多用於宗教供奉。現存的類似建築形式還有北京東嶽廟的岱宗寶殿。

寶華殿於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正式懸掛滿漢文匾額。在此之前，此殿並沒有專門的名稱，檔案中均稱作「中正殿前殿」，當時它的實際功能可能就是中正殿的一個前殿，或僅相當於穿堂門性質的建築，並不十分重要，最多只是中正殿宗教職能的一個補充而已。

根據乾隆初年《陳設檔》的記載，寶華殿的陳設格局基本形成於康熙時期。主要特點是：1、明間沒有任何龕案供案、供器或其他陳設，所有陳設均分布在東西次間；2、殿內供奉唐卡數量較大。如東次間北山牆上掛供吉祥天母和無量壽佛壇城各一軸。乾隆九年，將無量壽佛壇城撤去，改供財寶天王、大黑天和大持金剛；西次間相對位置掛供了瑪哈嘎喇（大黑天）、雅滿塔嘎（大威德金剛）和獄帝王各一軸；3、東西山牆各掛白救度佛母36軸，平門（當即與門齊平的山牆）掛供9軸，共計81軸。

根據這本《陳設檔》的記載來看，寶華殿內部陳設的基本特點已經形成。從第一點來看，寶華殿明間沒有任何陳設，這種情況持續時間很長，直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後，才發生了變化。這至少說明，明間空置絕不是早期陳設不足所能解釋的，而是有意識的布置。這一現象很值得探討。

寶華殿明間不見陳設也不能僅僅用前後開門，不便陳設來解釋。因為很多的寺廟殿堂也是前後開門，如雍和宮的雍和宮殿、法輪殿等，均可以前後穿堂而過，但並未妨礙其內部陳設。在漢地伽藍七堂的寺廟布局中，明間沒有陳設的殿堂只有山門。山門兩邊長有哼哈二將塑像，明間只是一個穿堂而過的門道。因此，寶華殿的功能有可能只是類似於這樣的一個穿堂門而已，所以沒有陳設，不同的是，它兩邊改作佛堂供奉。這可能與它承襲明代舊建築，一直作為中正殿前的入口通道有關，並不是真正意義的山門。

第二點說明了寶華殿陳設從隨意掛供唐卡到有意為之的過程。康熙時期東次間北山牆掛供的吉祥天母與無量壽佛壇城唐卡不僅與西次間北山牆掛供的數量不同，而且整體內容也不協調。乾隆九年更換之後，兩牆唐卡均為四幅，更顯整齊，東次間北牆以密教精神世界的教主大持金剛為核心；西次間北牆以格魯派無上瑜伽部的最高本尊之一大威德金剛為核心，兩個組合形成鮮明的呼應，其餘諸尊均是低級的護法神。設計的痕迹十分明顯。這種配置惟一的不足是兩邊都有一幅吉祥天母，有重複之嫌，可見陳設思想尚不成熟。

第三點，東西山牆與南牆上標誌性的陳設是81尊白救度佛母。該尊是藏傳佛教中著名的祈壽尊神，無量壽佛是其精神之父。這也是最初東次間北牆掛供無量壽佛壇城的原因。雖然，此壇城被撤走，但此殿的祈壽色彩並未減弱。

據記載，此組白救度佛母分別是由達出臣普兒和至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必勒罕二人從雍正元年至十三年間數次進貢而來，先後供奉到前殿（即寶華殿）。前者是一個藏蒙合璧的名字，表明他是蒙古族。對於後者，根據讀音可以肯定即是喀爾喀蒙古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一條檔案記載中，康熙時期，達出臣普兒所進泥印無量壽佛像是附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下，由此，基本斷定此人應是喀爾喀蒙古貴族。這裡的哲布尊丹巴是其二世。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與康熙帝私誼甚篤，康熙帝去世時，他不顧自己年邁體弱前來弔唁，不幸於北京圓寂。雍正二年，新的轉世靈童經雍正帝的授意確定下來，因其年幼尚未成人，故有呼畢勒罕之稱。

白救度佛母不僅僅是寶華殿供奉的重要主尊之一，而且還是中正殿一區的共同供奉主題。同時期，中正殿西配殿也已經供奉了白救度佛母唐卡40軸，乾隆九年四月初六日一次性在該殿中供白救度佛母唐卡140軸，數量驚人。幾乎在寶華殿供奉唐卡同時，中正殿正殿開始供奉白酒度佛母唐卡一組68軸，其來源也是由上述二人所貢。康熙時期中正殿庫貯內就有白救度佛母唐卡81軸，而且特別註明是掛供過的舊軸，推測應是宮中佛堂（很可能就是中正殿一區）替換下來的舊唐卡，因此，這類主題的唐卡在宮中的供奉年代應早至康熙時期。雍正時期，除了已經掛供在佛堂中的白救度佛母唐卡外，還有66軸庫貯。可見當時清宮這一題材的數量唐卡數量是很大的，而且其中很大部分可能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進。到乾隆時期，這種情況更加明顯。乾隆七年以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幾乎每年都有12—13幅唐卡進貢。乾隆九年奉旨，將這些唐卡大部掛供到圓明園的重要佛堂清凈地（月地雲居）。清凈地是乾隆帝的私人佛堂，它與乾隆帝在圓明園中的住處九州清宴的關係相當於紫禁城內中正殿與養心殿。這些地方均供奉白救度佛母，說明乾隆帝對於白救度佛母祈壽功能十分看重，有一則檔案甚至提到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親自在救度佛母唐卡前拈香禮拜。這應與繼承其祖父輩的傳統有關。

哲布尊丹巴與白救度佛母的關係有種種說法，例如，救度佛母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在西藏留學時皈依的神，即哲布尊丹巴的本尊神，尤其是白救度佛母。傳說，他曾根據一位18歲即夭亡的隨從、雕刻家（也有傳說，是根據他的一位情人）的相貌創作了優雅而年青的白救度佛母銅像。作為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佛教藝術家，白度母和綠度母在他的造像和唐卡繪畫題材中大受青睞，留下了不少傳世精品。這種傳統可能在哲布尊丹巴的轉世系統中一直保持下來。

清宮中對於白救度佛母的信仰很有可能從康熙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哲布尊丹巴傳》里的一段記載很值得注意。據說，一世哲布尊丹巴曾給康熙帝授桑堆（或密集金剛）戒時，康熙帝親見金剛度母。也許正是由於這個機緣，中正殿一區開始供奉白救度佛母，並且作為傳統一直保持下來。

總之，中正殿一區對白救度佛母的供奉反映了康熙朝以來喀爾喀蒙古對清代宮廷藏傳佛教影響的長期存在。可以肯定，正是由於兩輩哲布尊丹巴的不斷影響，才造就了中正殿一區對於白救度佛母崇拜的形成。

有意思的是，每過一段時間，這81軸救度佛母唐卡就會奉旨賞賜給東黃寺念經喇嘛供奉，然後補供新畫的一套。直到道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賞出之後，不再補供，度母的供奉才結束。這說明東黃寺也有與寶華殿相近的專門供奉救度佛母的佛堂和相應的法事活動。

當然，乾隆初年的《陳設檔》也有一些不足，除了寶華殿內牆上的唐卡外，佛堂內是否陳設了其他法物卻沒有記載。

另一份可能早到乾隆八年的《陳設檔》提到，寶華殿的陳設相當簡單，東西次間各有一張紅油木貼金大供桌，上面供奉銅海燈三個，銀水鍾十個。前面供有一張小紅油木供桌，上面供奉倘香爐和攢香爐各一件。前方各設拜氈各一張，供上香拜佛用。另外，兩邊東西山牆各有供桌三張，上面懸掛歡門、圓幡和扁幡為莊嚴，而這兩處正是白救度佛母掛供之處，可見此尊在寶華殿受到何等尊崇。

乾隆十三至十四年是中正殿一區出現重要變化的一年。香雲亭於乾隆十三年八月完成內部陳設，十八日殿外掛匾。十四年十月初一日寶華殿、雨花閣、昭福門、凝華門（即今天的春華門）上同時掛匾。而在此之前，沒有任何史料提到過中正殿前院事。此次掛匾之後，中正殿一區各殿的記載變得清晰起來，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寶華殿仍作為中正殿的附屬佛堂而存在，只是內部陳設繁複起來。

這裡將寶華殿內部的一些重要的陳設變化試作介紹。乾隆二十四年，東次間正中供奉了一尊香胎水月觀音菩薩。如果比對這一時期的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的相關材料，可以肯定，所謂的水月觀音菩薩就是指依照西藏布達拉宮聖觀音殿供奉的公元7世紀左右的尼泊爾聖觀音像製作的複製品。它的原件作品長期作為極其神聖的法物保存和供奉，遇有達賴喇嘛閉關、祈雨、迎新年等一系列活動時都會為此像舉行上金、沐浴或獻供等法事活動。達賴喇嘛還經常將其複製品作為珍貴的禮物送到各處。目前在北京寺廟內仍保存完好的來自西藏的複製品有兩件，一件存在雍和宮，西藏郡王頗羅鼐於乾隆十年進獻；另一件在雨花閣，乾隆十七年進貢。清宮內也在反覆複製此像，寶華殿所供即其一。

與之相對的西次間供奉了一座來自藏區的泥金銅塔，塔頂內供奉了一尊銅胎綠救度佛母像。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七年間，乾隆帝不斷往該塔內裝藏，先後有金字《無量壽智經》兩部、金剛杵、法輪、系五色哈達的海螺、曼達等。足見此塔形制較大，且得到乾隆帝的青睞。這裡西邊供塔，東邊供水月觀音，非常巧合的是，其模式與雨花閣一層前殿部分的原狀完全一致，而雨花閣的水月觀音供於乾隆十七年，塔供於乾隆十八年，可見寶華殿是受到雨花閣陳設模式的影響。

乾隆三十二年，將東次間的吉祥天母唐卡撤換為威勝天王唐卡，還保留了西次間的吉祥天母唐卡。這個撤換說明乾隆帝本人也意識到寶華殿唐卡掛供內容上的不足，因而作了調整。從此，吉祥天母、威勝天王和財寶天王的祭祀成為這裡大型法事活動的主要內容。

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間，這裡和北海永安殿的普安寺同時安設了可拆卸式銅樓鐵架塔燈各一座，每座燈塔各配銅燈碗108個。二者唯一的不同是，寶華殿配黃銅燈碗，普安殿配紅銅燈碗。108這個數字在佛教中是典型的吉祥數字。這兩處的塔燈均是專門為清帝上香而準備的，平時很少使用，只有在清帝親自到此二處佛堂上香時，才允許點燃。

中正殿念經處的檔案中對此銅燈塔的用法有較為詳細的報告。據記載，每次皇帝上香點燃塔燈，每盞需用奶油一兩，共需奶油六斤十二兩，每盞需用棉花二份，共用棉花二兩一錢六分。但是，從現有的材料來看，似乎並不是每次清帝上，香均點燃塔燈，而一年之中除歲末重大的法事活動，如十二月三十日、正月初一、初七日等之外，平時偶爾一兩次而已，使用頻率並不很高。永安寺普安殿的情況也大致相當。

隨著時間的推移，寶華殿供奉的法物日漸增多是總的趨勢，但最大的變化出現在乾隆四十五年。

這一年，乾隆七十大壽，六世班禪來京覲見祝嘏，七月二十一日班禪一行到達熱河。八月初七日獻丹書克，呈獻金身釋迦牟尼佛一尊。此像是四世班禪大師隨身供奉的聖物，極為殊勝。乾隆帝視若珍寶，專門為它鑄四方銅亭龕一座，並在寶華殿明間增建後抱廈一間加以供奉。後抱廈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其三面開門，類似亭子結構。班禪大師於九月初二日從熱河抵達北京西黃寺，九月二十三日銅亭龕供入寶華殿。二十五日，六世班禪來到中正殿一區瞻仰，並在所有佛堂供奉的尊像之前上香，特意在寶華殿上大香一支，獻哈達和銀曼達各一個。這次上香的安排很有可能主要是因瞻禮銅亭而來，甚至可能當時為此還舉行過一個開光儀式。

十月二十一日奉旨將班禪大師的奏書及兩本藏文經卷一併供入銅亭龕內。此後，不斷有瓷塔、西藏銅造像、各種龕供法器、幡帳歡門等供奉。最有意思的是，乾隆五十五年和五十七年各供奉了一座白石造像，一尊是釋迦牟尼佛，另一尊是無量壽佛。現在這兩尊保存完整，從風格上看，不是西藏作品，而帶有東南亞的造像特點，可能是來自於暹羅或安南。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班禪大師突然在北京圓寂。其繕後事宜十分忙碌。從四十五年開始一直到乾隆六十一年，寶華殿明間法物的供奉一直在不斷增加，並最終成型。這種陳設形式一直保持到清代末年未有較大的變化。只是在咸豐二年，增加了御筆「敬佛」二字橫匾一面，現仍保存完整。總之，直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後，寶華殿才由最初的救度佛母、吉祥天母、威勝天王、財寶天王供奉，增加到對釋迦牟尼佛的供奉。

在寶華殿舉行的法事活動，上述送歲道場和迎新年道場是比較隆重、大型的，但中正殿一區由駐京喇嘛或宮中太監喇嘛承擔的月例、年例的小型法事活動，如念經、上香等長年不斷，殆無虛日。寶華殿的情況也是如此。現列舉如下。

每年正月初一日派二十五名喇嘛在寶華殿唪吉祥天母經，所用物品除了有娛神用的高香、香料之外，還有盔甲、二分槍、腰刀、箭撒袋、弓、虎皮、豹皮。特別是黑馬一頭、乳牛一頭、黃騾一頭，不禁讓我們想到吉祥天母及其眷屬的形象。另外，除了其西次間供奉的吉祥天母唐卡外，在西次間北牆東側現存一座吉祥天母的掛屏，與我們平常所見到的乾隆四十二年欽定的吉祥天母及其眷屬的唐卡別無二致。種種跡象表明，寶華殿不僅僅是一個唪吉祥天母經的場所，更是宮廷祭祀吉祥天母的最主要的道場。

正月初三日派喇嘛26名在院內祭祀威勝天王，而且每月在該神前都有獻供活動。

每月初二日派二十位喇嘛唪吉祥天母等經，其中分出13人祭財寶天王，除做巴苓供和放烏卜藏的麥面、羊腰油、燒酒、顏料和草藥，松柏枝和黑炭外，還供奉了盔甲二份（連木架），弓箭、撒袋二份，腰刀兩口，槍二桿，纛五桿，箭五枝，白羊一隻、白牛一隻、白馬一匹、白駱駝一支，白狗一支，熊皮、黃羊皮、野豬皮、麅皮、獐子皮、鹿皮、虎皮、豹皮、狼皮、猞猁皮、海龍皮、狐狸貂皮各一張。

每月初三日派20名喇嘛唪吉祥天母等經，其中分出13人祭威勝天王，除同上也用做巴苓和放烏卜藏的物品外，還供奉了大紅纛一桿，白緞彩旗纛八桿、盔甲九分（連木架）、弓箭、撒袋九份、槍九桿、連小旗摔石套九個、二刀鐵輪一個、木輪八個、縛絛九條、藤牌九面，方頭鞍九分，五色杭細各一個，三寸鏡一面，箭一枝、彩畫七寶一分、八供一份、白馬九匹、虎皮、豹皮、熊皮各一張。

此外，《內務府則例》還規定，每日派喇嘛20名在寶華殿唪吉祥天母等經，供奉財寶天王。

由於吉祥天母和財寶天王均是重要的護法神，所用供品和祭品多有神秘色彩和血腥色彩。雖然，從康熙時期清宮已經禁止了法事活動中殺生祭祀，但象徵意味的供奉並沒有消失。從威勝天王唐卡下方的供奉畫面，還約略可見這種場景。

從寶華殿長年的祭祀主題看，此殿最重要的尊神是四位：即白救度佛母、吉祥天母、威勝天王、財寶天王，釋迦牟尼佛並不是祭祀的重點，其供奉的意義更大一些。具有吉祥、長壽、悲憫眾生神格的白救度佛母受到尊崇，可能受到蒙藏兩個方面的影響，但康熙時期喀爾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影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祈壽是寶華殿送歲除祟道場的中心，也是清宮很重要的活動之一。但從日常法事活動來看，唪度母經並不是最主要內容，吉祥天母才是最為重要的祈禱對象，除送歲和迎新兩個道場外，與吉祥天母有關的法事活動佔據了寶華殿的主導地位；而且更多的是唪吉祥天母經與祭祀威勝天王和財寶天王祭祀相結合。

吉祥天母頻繁供奉似與拉薩的達賴喇嘛傳統有關。根據有關傳記的記載，吉祥天母是達賴喇嘛系統最為重要的護法神之一，這個傳統至少從二世達賴喇嘛時期就已經確立下來。每當歲末年初，每月之中總有吉祥天母的朵瑪供奉活動舉行。威勝天王藏文作：dgra lha，本意為「戰神」，是漢文對此尊名的雅譯。由於西藏的戰神多來自於山神，即西藏本地守護神，不僅種類繁多，且神格變化難定。關於此尊的神格，故宮藏威勝天王唐卡上有一段文字說明：「威勝天王經云：世界建立之後，阿修羅王與帝釋天驅兵交戰，帝釋不能取勝，求手持金剛菩薩擁護，而菩薩即化現九位威勝天王保護天兵，遂得大勝。阿修羅王兵將盡皆降伏，帝釋復建立大寶幢，威光遠震。從此以後，若大國王但遇偏兵犯疆土，供奉威勝天王，獲大世界各地，偏界之兵自然消滅，保護大國最為尊勝。」因威勝天王由金剛手菩薩化現為九位，故其供器多為9個一組。對於戰神的供奉不僅具有保護本土本地不受侵擾的功能，也有獲得平安吉祥的效果。財寶天王既是北方守護神，又是財富神，宮中祭祀恐怕也有雙重含義。

已故奧地利藏學家內貝斯基指出：「西藏每年都要舉行很多各種各樣的宗教儀式。舉行這類儀式的目的是為了娛慰神靈巫士；同時也表現了人們希望得到神靈的佑助而獲取成功的願望，人們也想通過宗教儀式禳災除難，吉祥平安。」這正是對寶華殿宗教功能的最好詮釋。

總而言之，寶華殿最初作為中正殿佛堂區的一部分，隨著清宮藏傳佛教的發展由從屬地位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一座佛堂，而且成為清宮重要的佛教法事的主要舉辦地， 在清帝信仰和清宮佛教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本部分內容引自羅文華《寶華殿的陳設與宗教功能》。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88741e0d0102wtfr.html

五、香雲亭的內部陳設與法事活動

香雲亭位於中正殿與寶華殿月台的中間，是一個過渡性質的建築。北面正對中正殿正門，南面與寶華殿後抱廈相望，平面呈四方形，但每面各出抱廈。其平面結構與佛教曼陀羅的結構一致。由於資料缺乏，對它的研究一直沒有明顯的進展。

香雲亭作為清宮一座獨具匠心的建築和重要的佛堂，清宮史中的有關記載卻語焉不詳。《國朝宮史》及其《續編》、《日下舊聞考》、《清宮述聞》及其《續編》均一筆帶過，僅提及該殿名字而已。清宮檔案中對此亭的記載也明顯不足。現存故宮圖書館的清宮檔案中，與香雲亭有關的部分基

本包括在中正殿的記載中，如《中正殿佛經佛像供器總檔》（乾隆二十一年十月，1756）、《中正殿佛像佛經供器目錄》（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正殿佛經佛像供器檔》（乾隆四十七年，1782）等。另有一部分是香雲亭與其他各殿的專檔合編，如《寶華殿香雲亭中正殿檔》（宣統二年，1910）。這些檔案反映的是乾隆二十年以後中正殿一區內部陳設的基本概況，更早的記載則付之闕如。

還有一個重要的資料，即《清內務府藏京城全圖》。該圖以線描的形式繪畫出北京城內的建築布局。據考證，該圖成書於乾隆十至十五年間，由於是內府測繪，其權威性自不待言。令人不解的是，該圖中正殿一區只有中正殿及後殿、東西配殿、寶華殿、雨花閣，竟沒有香雲亭。究竟是遺漏了，還是對此圖的年代考證出了問題，很值得思考。

今人對香雲亭的研究也失之過略，甚至有明顯的錯誤。或述曰：香雲亭為「中正殿前四方小亭，乾隆十五年（1750）以後添建。內供金塔金佛」。論者顯然受到《內務府藏京城全圖》的誤導，加之當時研究資料不足，將香雲亭的建設年代定為乾隆十五年，現在看來，這個結論是不準確的。

近來，在慈蔭樓發現了一些清宮舊雜檔（下文簡稱「慈蔭樓檔」）。另外，在寶華殿也保存有從中正殿火場的灰燼中檢出的一批與中正殿有關的檔案資料（下文簡稱「中正殿火場殘檔」），對中正殿一區的研究而言，二者均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下面主要根據這批新發現的檔案資料，對香雲亭的建築年代、內部陳設變化及其設計思想等方面加以闡述。

將香雲亭的建築年代定在乾隆十五年顯然有問題。新發現的檔案證實，此建築至少在此前兩年已經竣工。

主要材料有兩條，一條記載：乾隆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內務府總管三合奉旨請來滿漢銅字豎匾一面，在香雲亭檐下懸掛。顯然這裡指的正是「香雲亭」三字匾。慈蔭樓的一條檔案還提到，此三字「有寶」，即有「乾隆御筆」印文。另外一條資料來自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香雲亭陳設檔《香雲亭雨花閣現供佛軸像供器總檔》，其中提到香雲亭標誌性的金塔也是在乾隆十三年八月初八日供奉在此。綜合上述材料，可以確定，香雲亭的建成年代最晚不會超過乾隆十三年八月。

這本重要的香雲亭陳設檔並未署立檔時間。檔案開篇直書乾隆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往亭內安置大金塔事，以下記載均未見早於乾隆十三年的內容，記事最晚到乾隆二十一年。可見，此檔設立的時間只能是在乾隆十三年八月以後或十四年初，而記事晚到二十一年。據此，可以確定，乾隆十三至二十一年間，香雲亭內部陳設基本格局完全奠定。

根據檔案記載，可以發現，香雲亭幾乎是從一座空亭變成了以供金塔和金像為主的佛堂。以後雖偶有增供，但都是無足輕重的加飾而已，並沒有足以改變其陳設思想的變化。

簡言之，陳設主要內容是：正中是一座以供奉阿彌陀佛和銀宗喀巴為主題的大型金塔，四面均設供桌和供器，其中東西兩面的供桌上另各設金塔一座，北面供案上供金大悲菩薩一尊，南邊供桌上供奉釋迦牟尼佛與八大菩薩為主，其頂上有懸山供144尊香胎佛像。

香雲亭是以大金塔為中心的陳設，但其陳設思想最為豐富的卻是懸山上的香胎佛像。

乾隆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奉旨在亭內的「懸山上供香胎各樣佛」144尊，所謂「香胎各樣佛」多指用檀香木雕刻的佛像。這種佛像體量很小，供奉在室內懸山上。「懸山」一詞，多見於清宮檔案中，通常稱為懸塑，屬於室內裝飾雕塑藝術。它通常以木架定位，上厚下薄、懸插在牆上或固定於屋頂上，其中有預先安排好的各種供奉神位的大小龕洞，供奉彩色泥塑、木雕尊神。所有的尊神上身略為向外傾斜，以烘托殿內供奉的主尊。大殿之中，複雜的懸塑規模宏大，供龕密集，尊神重疊，色彩華麗，恍若天眾下凡。

這種裝飾形式在明清兩代十分流行，保存至今的也有不少，如明代懸塑見於山西繁峙縣公主寺、介休市后土廟、汾陽太符觀五嶽殿、北京碧雲寺大雄寶殿內的十八羅漢懸塑，清代懸塑有北京西山大覺寺無量壽佛殿、河北正定縣隆興寺摩尼殿、山西五台山殊相寺。這些懸塑多用於佛教的十八羅漢、五百羅漢、觀音菩薩；道教的五嶽四瀆諸神等大型主題之中，極顯華麗。

香雲亭的懸山上供奉的是木胎尊神，所以在小小的亭內可以供奉百餘尊之多。但亭內究竟供奉了哪些尊神，此前一直不見任何記載。而在《香雲亭雨花閣現供佛軸像供器總檔》中不僅給出了所有尊神的名字，而且繪出了方點陣圖。通過此圖，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其中所供尊神，並由此探究其陳設的基本思想。

可以肯定，香雲亭從一開始就確定了以佛教曼陀羅諸尊為主題的供奉思想，即以《金剛界曼陀羅》中「成身會」的37尊為核心，配以《法界語自在文殊曼陀羅》中的重要組合神相配而成。雖然有一些尊神與兩種曼陀羅的關係並不清楚，但總的方面來看，這兩個曼陀羅的成員佔據了這些香胎佛的主體，應該看作是香雲亭內部陳設的主題思想。

這兩個曼陀羅的結構如此相似，說明二者在教義上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繫。《法界語自在文殊曼陀羅》的根本經典《真實名經》著重描寫文殊菩薩，為了度化根器不同的眾趣，以種種方法來引導眾生滅除煩惱，證得三身與五智。這也是《金剛頂經》所宣示毗盧佛智德的根本所在。二者的不同在於，《金剛界曼陀羅》表現的是金剛界的清凈而堅固不動的本質，《法界語自在文殊曼陀羅》更重於通過文殊菩薩的智慧表現其外在的功用。

正因二者的密切關係，藏傳佛教中對於《真實名經》的重視程度相當於漢地對於《金剛經》的態度。很多重要的教派、上師都將其作為必修經典，反覆唪誦和講解，使之成為藏傳佛教極為流廣的密教經典之一。清宮受此影響，在重要的唪經法會上也有此經的唪誦。如乾隆時期，在一次孝憲皇太后的生日法會上，組織僧人唪誦《無量壽佛經》三日、《藥師佛經》三日、《真實名經》、《白傘蓋經》、《救度佛母》等經三日、《吉樣天母經》一日。

從香雲亭的陳設思想可以看出，在當時清宮的佛教思想中，《金剛界曼陀羅》與《法界語自在文殊曼陀羅》是相互印證和補充的關係，至少就藏傳佛教而言，這已經是普遍接受的觀念。由此可見，香雲亭的供奉具有更濃厚的藏傳佛教思想，而不是漢地佛教的思想。

香雲亭並非只是一個點綴性質的佛教建築，它的建設肯定得到過乾隆帝本人的高度關注，這一點從後來乾隆帝頻繁到此上香大致可以推斷，它在清宮中具有的崇高地位。

如上文所述，乾隆帝本人或者遣人到中正殿一區上香，每次必到的地點就是中正殿正殿和香雲亭兩處。只有在年終歲末才增加中正殿東西配和寶華殿三處。十四年以後又增加了雨花閣。這種情況在乾隆朝以及此後諸帝中一直保持下去，成為清帝拜佛的傳統。香雲亭每次都上大香一支，只有很少情況下上二號香，有時還上三支配香。檔案中還記載，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監胡世傑傳旨，以後皇上在宮內住時，逢有節日，如遇中正殿拜佛，皇上在香雲亭上香後到中正殿正殿上香，香雲亭東、西、北三案上香由太監喇嘛負責。中正殿東西配殿則由總管太監上香，以後永久為例。可見，清帝在香雲亭上大香的地點主要在南面的供案。

除了清帝上香外，偶爾也有皇太后到此上香的記載，目前只見到兩次，一次是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另一次是道光三年十月十五日。陰曆十月十五日是中國傳統的下元節，也是道教中水官大帝的生日，有水官解厄之說。兩位皇太后同一日到此拈香是否與此有關？抑或是一種巧合？

香雲亭也有定期的法事活動，這些活動多與金塔供奉有關，如，每月朔望在金塔前灑用核挑、榛子、栗子、黑紅棗各二合五勺。每年的八月初十日，即金塔開光的日子，這裡供奉大小果品300個，供餅900個。另外，每年的八月初九日至十一日按照年例在香雲亭金塔前唪經三日，慶贊金塔。

另一個最為重要的活動就是請宗喀巴像。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香雲亭大金塔內安供了一尊銀宗喀巴像。同年八月初十日又見小太監胡世傑傳旨，「嗣後如要金塔內的宗喀巴，著彩亭請進，派太監喇嘛四名打香前引（下殘）」。此後不久，造辦處特為此做了一座堆金瀝粉龍亭，專用於請宗喀巴像，這就是在香雲亭請宗喀巴像儀式的開始。乾隆二十三年之前，請宗喀巴像的時間沒有規律，隨意性比較大。如乾隆十七年為十一月初十日，十九年為閏四月二十五日。大約在二十三年之後，開始固定每年十月二十五日、一月初的某一天（如初三日、初四日、初六日、初十日）和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共三次。直到乾隆五十六年不再見到請宗喀巴像的記載，不知是否意味著此項活動停止？一般請出去後，兩至三個時辰（相當於4-6個小時）後送回。結合其他檔案記載可以看出，請宗喀巴像應是清宮重要法事活動的一部分。

十月二十五日是藏傳佛教很重要的一個節日，據稱，這一天是格魯派大師宗喀巴的忌日，也稱為宗喀巴成佛日（成聖日）。在藏區，屆時各家以及大小寺廟均在窗欞、牆壁間、屋頂上擺放成千上萬的燈盞，在夜暮下，如群星璀燦，蔚為壯觀。還有說法，謂此日是燃燈佛誕日，所以用燈供養。通常這種祭祀從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持續9天伴隨一系列的祭祀和供奉活動舉行，信徒們唪經，轉塔、轉寺，十分虔誠。清宮中每到這個節日在西苑內的永安寺一帶也有相當隆重的紀念活動。

檔案清楚記載，在永安寺二層山門內設九蓮燈一座，上點燈109盞，白塔上四面欄杆點燈70盞，塔座上四面點燈108盞，共點燈287盞。另據記載，「永安寺每年十月二十五日系宗喀巴成佛之日夜晚點燈、轉塔、動響器，本地舊有太監喇嘛五名不足數用借中正殿太監喇嘛七名」。這充分說明，永安寺及其白塔是清宮重要的紀念宗喀巴的道場。香雲亭的宗喀巴像可能就是專門為此活動而請。雖然乾隆二十一年在永安寺西配殿也供奉了一尊銀宗喀巴像，就是仿香雲亭的宗喀巴像成造的，但香雲亭請宗喀巴活動終乾隆一朝基本沒有停止。也許可以說明，香雲亭的宗喀巴像一直是永安寺主要的紀念宗喀巴的重要法物，永安寺西配殿的宗喀巴像並非為此活動準備的，僅僅是一般供奉而已。

為什麼香雲亭金塔內的銀宗喀巴像會為作為清宮紀念活動的專請法物？宮是否有什麼特別的神聖性呢？中正殿火場殘檔中有一件雜件，提到一件銀宗喀巴像是「三世達賴喇嘛秘密供奉」，其裝藏內有「聖德宗喀巴佛發一分，大有知覺利益」。很可情這件檔案上並沒有任何時間信息，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將香雲亭的銀宗喀巴像與此檔聯繫起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香雲亭金塔內的這尊宗喀巴必然有某種獨特的神聖性，才使得它成為清宮紀念宗喀巴活動不可缺少的法物。

據現在掌握的材料，永安寺一區的普安殿、中正殿區的寶華殿均安有銅塔燈一座，計有小燈108盞，每次當皇帝親臨時才點亮。乾隆五十五年以後西苑中的另一座重要佛堂大西天也安塔燈一座，功能與前二處相同。這些銅塔燈的設立大概均取材於宗喀巴紀念日。不同的是這些燈盞並非專為此節日而用，每當皇帝來時才特別點燃。可見這些佛堂並非直接為宗喀巴的紀念日而設。並且目前也未見到有任何材料提到中正殿一區有此類活動的記載。

當然清宮紀念宗喀巴的道場並非一處，所以香雲亭的宗喀巴有時也請往他處做道場。嘉慶元年（檔案中記為乾隆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太上皇旨將塔內宗喀巴像請到雍和宮念經做法事用，至四月初一日才請回。可見宗喀巴像與雍和宮紀念宗喀巴活動也有一定關係。

清宮中正月初和十二月二十五日請宗喀巴像的原因不太清楚。我們知道，歲末年初都是中正殿一區最為忙碌的時間。每年正月初一日至十日清帝幾乎天天到此拈香拜佛，十二月這裡還有大型的藏傳佛教法事活動，其中最有名的是年例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的跳步踏活動（俗稱「打鬼」），屆時，清帝會親自前來觀看。皇帝每年年初歲末到中正殿一區拈香時可能會專門各請宗喀巴像一次做法事。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孝庄文皇后的忌日，屆時都有唪經活動，二者是否有關，有待證實。

本部分內容引自羅文華《中正殿香雲亭內部陳設考》。

2005年，故宮和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合作完成建福宮花園復建工程後，繼續對中正殿區域復建。2012年，經過長達6年的復建，中正殿恢復了清乾隆時期的全貌。據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介紹，復建遵循「維持現狀、恢復原狀」原則，以現存遺址的石台明等為基礎，結合史料、近代遺存照片及資料，進行了大約5年的研究工作，之後又參照故宮內相似對應的建築物進行設計施工，施工持續了6年。在施工中嚴格遵照要求，使用傳統材料，遵循傳統工藝。另外，寶華殿在當年的大火中雖然幸免於難，但建築的後面一部分也曾經過火，此次修繕採取了保護性修繕。它也是此次修繕建築中唯一實施保護性修繕的古建。中正殿位於故宮的非開放區域，完成復建後，該區域現作為故宮博物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並將部分建築闢為展廳，展示故宮博物院珍藏的藏傳佛教唐卡、佛像及祭法器等佛教文物。未來還將推動故宮藏傳佛教的研究。單霽翔表示，作為故宮西路古建的一部分，中正殿受到面積限制的原因，大面積對外開放的可能性有限，但伴隨西路慈寧宮等處的開放，未來也可考慮採取以適當的方式對公眾開放。

引自《故宮中正殿復建竣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2/11/28/2361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