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談尼克松訪華：總統回國點燃茅台酒差點引發火災

[摘要]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敘述了尼克松第一任總統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從1968年基辛格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開始至越戰談判結束，涉及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

【編者按】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敘述了尼克松第一任總統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從1968年基辛格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開始至越戰談判結束，涉及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基辛格在書中詳細記錄了美國與越南停戰始末、尼克松訪問中國的前後細節等。《白宮歲月》中文版即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本文選自《白宮歲月》中尼克松訪華部分，讀者可以從基辛格視角重新回到歷史現場。

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

抵達北京：握手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我們到達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讓中國領航員登機。同我以前的幾次訪問唯一不同之處是，現代化停機樓前的一根旗杆上這次有一面孤單的美國國旗在飄揚。我幾次經過這個機場，都沒有看到過其他任何一個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飛的飛機的影子。在上海歡迎尼克松的是喬冠華，他名義上是外交部副部長，但實際上是外交部的關鍵人物。據說他是周恩來最親密的助手之一，這也很有可能，因為這個給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來的風度、博學和智慧。在場的還有我前兩次訪問時認識的章文晉(西歐美大司司長)和王海蓉(禮賓司副司長，據說是毛澤東的親屬)，他們兩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從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國人殷勤好客名不虛傳，準是認定未開化的外賓快餓壞了，因此以創紀錄的速度給我們送來了豐盛的早餐。這一下子使白宮的工作人員心裡為難了，因為他們知道，從此尼克松會要求他們加快賓夕法尼亞大街的服務速度。我們到達北京的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即美國東部標準時間星期日晚上十點三十分，正是電視觀眾最多的時刻。

1971年1月16日第二次訪華前夕基辛格同記者在一起。

尼克松和基辛格

到達北京這一歷史性時刻是事先作了準備的。尼克松和霍爾德曼早已決定，當電視鏡頭拍攝總統第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時，他應該是單獨一個人。尼克松讀過我在七月訪華後寫的報告，知道周恩來對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絕和他握手的怠慢之舉耿耿於懷。總統決定，當他糾正這種失禮行為時，不能有其他美國人在電視鏡頭中出現而分散觀眾的注意力。羅傑斯和我要留在飛機上，直到他們握手結束。抵達北京之前，我們被這樣告誡過至少十幾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記了。但是霍爾德曼還是不放心。到那時有一名粗壯的副官擋住了「空軍一號」的通道。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出了什麼事情。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是尾隨總統沿舷梯魚貫而下的。尼克松單獨一人和周恩來的歷史性握手完滿結束以後，我們大家才像變魔術似的出現。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到達北京，葉劍英、黃華等到機場迎接。

我們站在寒風凜冽的停機坪上，歡迎我們的是一支儀仗隊、體態優雅而纖弱的周恩來以及一批穿著同樣毛式制服的中國顯要人物。這些人穿著都一樣，但當然是嚴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歡迎儀式是極為低調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組成的儀仗隊以外——這個儀仗隊的嚴格紀律是我隨總統出訪中印象最深刻的——整個儀式簡樸到了極點。這樣極度的簡樸反映了一個真理，只有最緊迫的必要性才使這兩個國家走到一起來——它們的其他關係根本不配享有國事訪問常有的那種喜人的歡迎儀式。

中國人事先沒有告訴我們，是否會準備任何形式的群眾歡迎。當我們的車隊駛入市中心的時候，霍爾德曼在和齊格勒的無線電通話中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真正的歡迎儀式可能在天安門廣場等待著我們，那裡會有多麼值得上鏡頭的人山人海。這個希望落空了。中國本來到處都是人，可這時卻被擋在橫街小巷裡，所以當我們的車隊快速通過廣場時，巨大的廣場空無一人。車隊駛過紫禁城的紅牆和它對面那龐大而墩實的人民大會堂；駛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巨幅畫像(這幅斯大林畫像肯定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了)；開進了坐落在釣魚台湖畔的國賓館。

我們下榻在兩幢樓里。總統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員(我也包括在內)住在大一些的樓里；國務卿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在幾百碼遠的一幢小樓里，這樓我在前兩次訪問時住過。這兩幢樓各有餐廳和廚房，這樣就把兩批美國官僚之間的日常聯繫壓縮到了最低程度。中國人很熟悉美國行政機構內部奇怪的相互制約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樣安排了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間的鴻溝。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與周恩來會晤。

一到總統的賓館，全體人員都被帶到寬敞的會客室里就座，這裡的沙發擺成一個圓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塊空間。周恩來的夫人在那裡迎接我們，在場的還有葉劍英元帥、代理外長姬鵬飛、副外長喬冠華和其他官員。接著送來了茶水。周恩來主持了友好的交談，時而開幾個玩笑。和往常一樣，他一一招呼了美國代表團中的每一個成員。

就這樣，尼克松第一次親自領略到中國式的外交。蘇聯人一般比較生硬；中國人拐彎抹角。蘇聯人堅持特權；中國人講究普遍的原則，表現出自信心，試圖使實力問題顯得無足輕重，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蘇聯人把友好作為談判成功後的獎賞。中國人在談判之前就把友誼作為韁繩。他們至少在形式上使對方成為私交，這樣就微妙地限制了對方能提出的要求。蘇聯人所居住的國家曾屢次遭到入侵，近期則主要利用武力擴大自己的勢力，他們連對自己提出的道義主張都沒信心，心虛到不敢承認犯錯誤的可能性。他們從絕對正確的教條轉移到不可改變的立場(不論他們的立場改變了多少次)。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在這一片地區執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評作為工具來為自己服務。他們徵求來訪者的意見——這是一種贏得同情和支持的謙虛姿態。這樣做還可以使來訪者說出自己的價值標準和目的；結果他就約束了自己，中國人以後就能夠引用他自己的建議(而且時常這樣做)。蘇聯人脾氣暴躁，有時口是心非，給人留下一種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國人則強調中國價值標準的獨特性，因為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們表現了一種不為壓力所左右的優越感；他們甚至用暗示「原則問題不容談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對方施加壓力。

在建立這種關係的過程中，至少在和我們的接觸當中，中國外交家證明是完全可靠的。他們從不搞小動作；他們不討價還價；他們很快就亮出底牌，進行說理，頑強地加以辯護。他們信守協議的意義和精神。正如周恩來喜歡說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每次對中國的訪問都像是一出認真排練過的戲，什麼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顯得那麼自然。中國人記住每一次談話的內容，從低級官員到最高級政治家說的話全都記住。中國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拼圖遊戲中的一塊，儘管一開始我們這種簡單的頭腦還沒有看清整個的圖案。(後來，溫斯頓·洛德和我確實學得很擅長這樣做了。)我前後訪華十次，好像是在跟一個有機體進行一次連續不斷的談話，這個有機體能記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個頭腦在指揮。這種會晤令人振奮，而有時又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樣嚴格的紀律和徹底的獻身精神使人不禁產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無能為力——這是外國人在接觸到中國文化時常有的感覺。

尼克松這次訪華也是這樣。到喝完茶的時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個月前我在秘密訪華時所感到的一樣——自己已經被接納進了一個有嚴格限制的俱樂部，雖然那時連一次實質性的談話都還沒進行過。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

參觀、會談和祝酒

從一切報道來看，尼克松的遊覽全部是按計划進行的。不管計劃要參觀多少地方，最初出發的時間和最後返回的時間總是十分準確的。然而不管美國人做出多少節外生枝的事情，他們從來不感到中國主人催逼他們按照時間錶行事。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這樣做；最後時間表總是一分鐘也不差。幾個月以前，我體驗到這種奇妙的安排時，曾問一個中國的禮賓官員，他們怎麼能夠把精確的時間和自由活動結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禮賓司那樣著急而氣勢洶洶地顯示自己的才幹。這位中國外交官回答說，這很簡單。對外賓只告訴他們出發和返回的時間以及要去參觀的地點。不像通常禮賓官員所做的那樣，用詳細的時間表約束外賓(以顯示準備的周密)，這樣外賓就不感到心理上的壓力。為供他們自己掌握，中國人把參觀時間按八分鐘一段分作幾段(為什麼是八分鐘仍然令人莫明其妙)。如果外賓在一個地方停留的時間過長，就從以後參觀項目中減少幾個相應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

換句話說，中國人想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在時間表問題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隨客便。這樣，中國的禮賓安排給人一種神奇的安逸感；這種做法看起來完全實事求是，更能有效地體現出對客人的尊敬和殷勤。

由於做了這些準備，各種參觀活動進行得像綵排的表演一樣。每一個場合，大批著名的電視評論員和老資格的記者圍了上來，熱切地想記錄主角的深刻思想。「這是偉大的城牆，」尼克松在長城對聚集起來的記者們說，表示他讚揚這一項人類最壯觀的創造。參觀活動都由電視轉播實況一事更加強調了，這項宣傳手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在美國公眾的心目中，電視證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現實和中國的雄偉壯麗，這是多少外交照會都無法證實的。歸根到底，先遣人員也為歷史作出了他們的貢獻，而這一點我事先並沒有認識或重視。

在中國的戰略磋商。左起：霍爾德曼，基辛格，尼克松，齊格勒。

每天晚上都有象徵性的活動——有宴會，有在體育館裡舉行的體操和乒乓球表演，還有令人眼花繚亂的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我到過中國十次，宴會對我來說似乎是老一套了。然而一九七二年二月經過東道主精心安排的宴會仍是那樣不可思議地新穎，表明東道主認為這次宴請的來賓是與眾不同的。他們事先得到了尼克松喜歡的樂曲的名單，每次宴會時他們技藝高超的軍樂隊便演奏其中的幾支。我們出使北京的七天中，有四個晚上舉行了正式宴會： 周恩來的歡迎宴會、尼克松的答謝宴會、杭州市的宴會和上海市的宴會。此外，在北京周恩來還為美國代表團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

在首都的幾次宴會都安排在巨大的人民大會堂。這座大會堂是為紀念共產黨接管中國而建造的。這座建築物面對著天安門廣場對面紫禁城硃紅色的城牆，它兼有新古典主義和共產黨巴洛克的風格，呆板而一目了然，跟古代中國精巧而含蓄的建築風格形成鮮明的對照。廣場的一側雖被這座龐然的建築物所堵住，但是仍顯得十分寬闊，大會堂擺在那裡像一條擱淺的鯨魚。它的規模令人生畏，它所表現的企圖千古長存的雄心使人們暫時忘記對它的設計的通常想法。

在我歷次訪問中，宴會的程序都是千篇一律的。人們循著一個龐大而陡聳的分層樓梯走向似乎很遙遠的高處，然後進入宴會廳。有心臟病的人走上去恐怕就會喪命。(雖然有電梯，但每逢國家元首來訪時，參加宴會的人很多，不得不走樓梯。)中國領導人等候在樓梯的頂上。幾個木架子已預先排好，幾名有禮貌的官員按照嚴格的禮賓級別把我們排好，拍那必不可少的集體合影。不論代表團有多麼龐大，都會很快排好，不消三五分鐘就照好了。接著貴賓們在進行曲的伴奏下被引進宴會廳，同排成長隊的各界要人一一握手。宴會廳可容納多達三千人。在尼克松訪問時，赴宴人數約為九百，但是大圓桌安排得毫不使人感到空曠。主賓席設在講台的下方，台上有兩套擴音器，一套供領導人祝酒用，另一套供譯員工作用。我同尼克松夫婦和周恩來坐在同一桌，不過距離太遠，無法參加他們的談話。宴會的氣氛十分歡快。不僅一道道菜肴無休止似的端上來，而且桌上的每個中國人都按照中國的習慣注意使每個美國人的碟子里隨時堆滿了食物。

當然還有無休止的祝酒。我們喝的是茅台，這是一種烈性酒。我認為，不用它來做飛機燃料，就是因為它太易燃了。對此我得到過形象化的證明。尼克松回到華盛頓後，要向他的女兒特里西婭演示這酒的厲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點著了火。豈知火竟不熄，他大為駭然；碗炸開了，吐著火苗的茅台流滿了桌面。美國第一家庭的成員奮勇協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撲滅，防止了一場國家的悲劇。否則的話，尼克松政府會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場，比實際發生的會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國人只有向美國人敬酒時才喝酒。嘴裡歡叫著：「乾杯！」那可是言下無虛，當真每次都喝乾的。敬酒的人顯示他的空杯，逼得對方不好意思不跟著乾杯，使誰都矇混不過去。中國人人數是我們的兩倍，而且喝慣了他們自己的酒，於是隨著宴會的進行，也就越發熱情奔放起來了。幸好宴會的祝酒詞是事先準備好的，宴會時只是宣讀一下。只有在上海高興得過了頭，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時，居然似乎提議同中國締結防禦性的軍事同盟。「……這座偉大的城市，在過去，曾多次遭到外國的侵略和外國的佔領。我們美國人民，同中國人民一起，忠於這樣一項原則： 決不允許這個城市，或者中國的任何部分，或者這個世界上的任何獨立國家，再度遭受外國的控制，外國的佔領。

「總理先生，我們兩國人民今晚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幸好當時記者們也喝得有些糊裡糊塗，而且他們也不想再發表任何超過《上海公報》的重要新聞了。在這些宴會上我的問題是，每次宴會之後我一般還要和喬冠華會談幾小時，來草擬《公報》。有一次我對他說，現在大家都很高興，我們不妨用漢語來討論《公報》。

但是這些宴會在美國早晨的電視節目里實況轉播，卻達到了一個極為嚴肅的目的。它們迅速而戲劇性地向兩國人民表明，中美之間正在形成新型的關係。周恩來在第一次國宴上特別熱情的歡迎詞中說，儘管中美兩國意識形態不同，但仍可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他沒有提到台灣；他具體表示不會用戰爭手段解決懸而未決的爭端。這只不過是明確說出我們在私下裡已經知道的意思。這是又一次雖然是含蓄的保證，要我們無須再擔心中國對印度支那進行武裝干涉。五周以後，當越南人向我們發起攻勢時，這一了解對我們十分有益，特別是莫斯科也作出了類似的(雖然是口才較差的)保證。

尼克松的答詞帶有更加濃厚的感情色彩。他曾推敲了我給他起草的講稿，用他自己的語言進行了改寫，並且加上了毛澤東的語錄。他強調我們兩國具有超意識形態鴻溝的共同利益(但沒有具體指出這些共同利益是什麼)：

我們將給我們的孩子們留下什麼遺產呢？他們的命運是為那些使舊世界受苦受難的仇恨而死亡呢，還是由於我們有締造一個新世界的遠見而活下去呢？

我們沒有理由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支配對方。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伸出手去統治世界。

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現在就是只爭朝夕的時候了，是我們兩國人民攀登那種可以締造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偉大境界的高峰的時候了。

我經過多次訪問之後，對這些宴會、祝酒、音樂，都感到頗為尋常了。但是我得承認，當中國總理頭一次到每一宴席去繞圈子，向美國官方代表團的人員逐一敬酒，同時二十年前同我們打過仗的軍隊的樂隊奏起《美麗的阿美利加》時，我是深為感動的。不管怎樣，理查德·尼克松在喬治·華盛頓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澤東的話來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顯然在外交上已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文/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