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歷史）走西口的「西口」究竟在哪裡？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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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哪裡來？要向何處去？這是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拷問。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依然有這樣的疑問：在幾十、上百年前，我的老家在哪裡？我現在為什麼會在這裡生活？

移民、遷徙，是人類為了生存而採取的自然行動。在中國近代發生過三次大移民：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那麼，這三次移民分別開始和結束於何時？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是哪一次？去東北謀生為什麼被稱為闖關東？那首膾炙人口的歌曲《走西口》，唱出了山西人怎樣的艱辛移民史？下南洋的中國人在東南亞取得了怎樣的成就，並反哺國內？這三次移民，對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有著怎樣的巨大影響？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近代中國為何出現三次移民潮？（下）

西口即為殺虎口

上期節目我們說到，從清朝康熙年間，就有漢人去蒙古種地的記載。乾隆年間，漢族邊民入蒙種地在時間和節令上仍然受到政府的限制。最為關鍵的一條是，無論滿蒙漢的官員、百姓，私自組織入蒙耕種或挖甘草，輕則罰，重則充軍交官。

「走西口」真正始於清嘉慶年間（1796—1820）。晉西北、雁北、陝北等地的窮苦百姓走西口曾掀起過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時期是清嘉慶至咸豐年間。「乾隆盛世」後，社會秩序穩定，通過「開邊」政策的推行，清政府逐漸放鬆了對蒙漢民族的封鎖，使一大部分漢人在河套地區得到了土地的租種權，而隨著一部分漢人入蒙從事甘草的採挖和經銷，拉開了開發內蒙古西部地區甘草資源的序幕。

甘草不僅為走西口的人提供了廣闊的勞務市場，也使內蒙古西部的地方官吏得到了好處。當時，在採挖經銷甘草的人當中，尤以山西保德人最有名，有人說，哪裡有甘草，哪裡就有保德人。他們專門從事以生產、經營中藥材甘草為主的商品經濟活動。到全國解放前夕，保德人經營的甘草行業在內蒙古地區取得了壟斷地位。

第二次漢民入蒙高潮為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貽谷放墾」到民國23年（1934）「移民實邊」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漢民入蒙去開荒種地和採挖甘草。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財政枯竭，入不敷出，便採取官府放墾蒙荒的辦法，大規模地開放蒙區，來彌補財政之不足，這就是歷史上的「貽谷放墾」。從此進入內蒙古西部地區的漢民再也沒人干涉和阻止了。到了1935年，國民政府提出「移民實邊」政策，又極大地鼓勵了「口裡」人到「口外」農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漢民入蒙墾荒和採挖甘草的高潮。

晉西北的出「口」者多為保德、河曲、偏關三縣的人。正常年份下，河曲縣每年出「口」的人數在4000人左右；保德縣有三四千人；偏關縣2500人左右。若遇災年，三縣出「口」的人數都超過萬人。從1875年至1940年，在內蒙古定居的河曲人有10萬，保德、偏關次之。內蒙古固陽縣紅泥井鄉有72個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一個村河曲人佔80%左右。從清朝到民國，年復一年，都有一支浩浩蕩蕩的出「口」大軍開進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去從事農耕和採挖甘草勞作。

以山西人為主流的走西口移民潮，持續了約300年。山西民歌《走西口》，全國聞名：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你送到大門口。

歌曲蒼涼婉轉，動人心弦，有人說，「走西口」被當代人所熟知，是由《走西口》這首歌唱出來的，足見其魅力與影響。

與闖關東和走西口相比，下南洋的民眾走出了國門，將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了人地兩生的異國他鄉。

下南洋在福建、廣東、台灣一帶也稱「過番」，屬於閩粵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帶謀生。下南洋的人來自全國大部省份，但福建、廣東人佔了95%以上。

中國有句民諺：「樹挪死，人挪活。」希望尋求到新的生存機會是人類的本能之一。據統計，鴉片戰爭之前，下南洋經商謀生的華人就已有150萬之多；從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西方國家在我國東南沿海招至東南亞的「契約華工」約200萬人；1922年至1939年間，從廈門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過500萬……如今，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1000萬是華人。馬來西亞2500萬人口，華人約600萬。泰國6500萬人口，華人約2000萬；新加坡500萬人，華人約佔75%，是海外華人占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南洋是明清時期對東南亞一帶的稱呼，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一個概念，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其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當今東盟十國（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東帝汶在內的廣大區域。東南亞自古以來便是我國東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然而真正形成規模並影響至今的移民活動，則是近代以來稱為「下南洋」的移民潮。

晚清之所以出現下南洋移民浪潮，最主要的動因是貧困與戰亂。

17世紀以來，西方殖民勢力開始進入遠東地區，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國家先後在東南亞開闢商埠，將遠東地區納入世界殖民、貿易體系。開發東南亞需要大量勞動力，而非洲黑奴貿易在18至19世紀之交已經衰落，西方殖民國家開始把眼光投向人口眾多的中國，鼓勵華人前往東南亞。就國內而言，廣東福建地少人多，自古以來便是海上貿易、對外移民活躍的地區。鴉片戰爭之前，下南洋的華人以經商謀生者居多，當時東南亞華人已有150萬之多。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接受列強紛至沓來的不平等條約，允許西方國家在東南沿海招募華工，因為應募者要訂立契約，時人稱為「契約華工」，又叫「賣豬仔」「當苦力」。由此，下南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凋敝，民眾生活困苦，在經歷太平天國和兩廣洪兵起義以及廣東土客大械鬥之後，到了19世紀60年代，東南地區滿目瘡痍，農村生活更加艱難。時值美洲發現金礦、東南亞種植園經濟發展，急需大量勞動力之際，各國紛紛在中國東南地區設立招工公所。洋行、公所通過僱傭「客頭」（「豬仔頭」），將貧民誘至「豬仔館」簽訂契約，以出國後的工資為抵押，換取出洋旅費，成為所謂「契約華工」。數十年間，僅在東南亞就有約200萬華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島的種植園和印尼等國礦山。

由於深受「豬仔館」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契約華工不斷反抗，各界輿論也紛紛質疑、抨擊。迫於內外壓力，各殖民國家相繼出台改善華工狀況的條例。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禁止販運「豬仔」與保護華僑的法令，宣告苦力貿易的終結。這一時期也有部分華人以自由勞工的身份前往東南亞從事商業、手工業與農業活動。

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20世紀前期，中國國內兵連禍結，戰火不斷，而東南亞則得到殖民宗主國的扶持。除了傳統的種植園、採礦經濟外，鐵路、航運、金融、製造等新產業也獲得空前發展，對於熟練勞工的需求進一步加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0年間，中國向東南亞移民達到數百萬的高峰。日軍侵入東南亞後，打壓華人社會，大量華人回遷國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往東南亞的華人大幅減少。新中國建立以後，持續數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活動基本停止。

中國人的下南洋移民潮，充滿了辛酸與艱險。

首先是「違法」。國人移居海外，在很長時期內是不被政府允許的。朝廷認為，遷居海外無異於「棄絕王化」，因此不僅不給移民任何保護，而且對回國者嚴厲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識到海外華僑的經濟實力與商埠的重要性，於光緒三年（1877）任命當地華僑領袖胡璇澤為新加坡首任領事。1893年，清政府解除華僑海禁。進入民國，華人參與當地政治、經濟、教育事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旅途的艱險。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擔心官軍稽查與海盜行劫，海上風險難測，帆船時有傾覆的危險。近代出洋華工則幾乎與奴隸無異，飽受「豬仔頭」與「豬仔館」的虐待。華工被封禁在船艙內，條件惡劣，死亡率極高，販運華工的船隻被稱為「移動地獄」。自由移民者也經常遭到偷渡船主的訛詐與各色人等的刁難。

再次是登陸後，移民同樣面臨著兇險的環境：一方面需要克服難以適應當地自然環境的問題，另一方面還受到當地各種勢力的多重壓迫。殖民者急需華人參與地區開發，但又對華人迅速擴張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充滿擔憂，因而有意壓制華人，以致迫害、屠殺華人的事件時有發生，其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殺華人的事件最為慘烈。殖民勢力消退後，土著政權也延續了以往排華、限制華人的政策。一旦政局出現動蕩，華人往往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發泄不滿的對象。

漂流海外的孤獨感和受到的各種壓迫，促使華人通過種種方式來保護自己、尋求慰藉與幫助，比如與土著通婚、創立同鄉會館，還有就是加入秘密會黨。

大量華人移居東南亞，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中國國內的人口壓力，也極大地推動了東南亞社會和經濟的開發與發展。華人作為東南亞各國本地族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已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但限制華人、排斥華人的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下南洋的移民大潮，對當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建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許多華人在僑居國從事商業活動，負責管理海外貿易，收購當地土特產，銷售該國貨物，從而形成一個溝通中國與海外貿易的商業網路。這些人也多為當地政府所倚重，暹羅（泰國古稱）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華僑，宮廷什麼買賣也做不成」。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華人從事手工業，烤麵包師、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幾乎無所不包。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他們同樣在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東南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工礦業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華人是當地金礦的唯一經營者。礦工人數最多時曾超過9萬，每年生產的金礦砂一般都在百萬盎司（1盎司等於28.35克）以上。19世紀以前，馬來西亞的錫礦也幾乎全部是由華僑開發。現在當地許多被稱作「錫湖」的大型錫礦區，都是華僑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正是由於華僑的辛勤開採，馬來西亞的錫產量在很長一段時間佔據世界錫總產量的一大半。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中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翁、千萬富豪，同時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菲律賓前任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對移居地來說，華工一直是南洋開發的生力軍，是廉價的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他們的勤奮與努力，改變了所在國經濟落後的狀況。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說過，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就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如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

下南洋的移民運動，對流出地同樣發生深刻影響，其對緩解「經濟壓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劍雄等所著《簡明中國移民史》中，有一個簡單的計算：從1840年到1930年的90年中，由閩粵兩省輸出的流民每年平均10萬人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長，緩解當地的人口壓力，至少可以減弱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振蕩。

華工通過艱苦創業，積累了大量資本。他們把資金投向近代工商業，又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如中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就是僑商陳啟沅創辦的。中國第一家民族火柴廠巧明火柴廠，由僑商衛省軒創設。據統計，從1862到1949年，華僑僅在廣東、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資企業數即達25，510家。

與在戰亂兵災壓力下四散奔逃的難民相比，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屬於民間的自發運動。因為這些移民不是為了逃避戰亂，所以也就沒有那種迫不得已、像驚弓之鳥一樣的哀怨情緒。沒有那種失敗、絕望，聽天由命，跑到哪裡算哪裡的亡命天涯心態。在這三次大移民中，加入者都是懷著一個美好的夢想出發的。他們有理想，有目標，有勇氣，帶著開創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嚮往而走上了漫漫的遷徙之路。

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一個未知的陌生世界去努力去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對近代中國三次大移民這一史實，鄧小平曾經這樣評說：「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國人民為了追求富裕而進行的三次大的移民潮，但是前兩次都走錯方向了，並沒有找到富裕，也就是沒有發財，只有後一次下南洋才找對路了。」

作為給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勢和尋找依據，鄧小平的評說是精闢的。闖關東和走西口，都是在國內兜圈子，只有下南洋才是走出國門。中國要想富，就要走出去，去經風雨，見世面，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是從閉關鎖國幾百年導致落後挨打的悲慘經歷中得到的教訓。

從富裕和發財的角度來看，闖關東和走西口確實不如下南洋。但換一個角度，從開發祖國邊疆地區和維護領土完整上來說，下南洋就遠不及闖關東和走西口了。如果不是現在東北有幾千萬的漢人，內蒙古、新疆各有幾百萬上千萬的漢人在那裡安家落戶，中國國內與周邊局勢會很難想像。闖關東和走西口的後代，在祖國遼闊的東北部、北部、西北部地區落地生根，經過幾代人的奮鬥發展，已經和當地各族人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生死相依、血濃與水的共同利益關係。他們經濟一體，文化交融，中華大一統的信念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文史精華》解衛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