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需要繼承傳統的治學方法

白謙慎

1955年生於天津，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書法研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國羅格斯大學攻讀比較政治博士學位，後轉學至耶魯大學攻讀藝術史，師從班宗華教授。著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吳大澂和他的拓工》等。

學術研究傳承著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價值，為我們重新展開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開那些已經凝固的偉大思想。但以學術為業的學人們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沒有太多的鮮花和掌聲，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當下，學術顯然並不是求取名利的優選途徑，選擇學術，其實就是選擇了一種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學術為志業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訪談」新開闢的「問學錄」專題著眼於學術名家的求學、治學往事，追溯他們的治學之路，並試圖從他們身上尋找真正的學術之途。我們希望展現的是，在一個越來越急功近利的社會，有這麼一群人，埋首學術，在默默守護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6月，美國高校暑假期間，波士頓大學藝術史家白謙慎回國了一趟。在一場《為什麼晚清官員會寫那麼多書法？》的演講中，我們一窺白謙慎這幾年研究中的一個小片段。以晚清高級官員、金石學家吳大澂為中心，專攻書法史的白謙慎正專註於他的下一本著作。白謙慎專攻書法史，吳大澂是他繼傅山之後的又一個個案研究。而一如既往，他的個案研究縱橫捭闔，試圖窮盡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和他的主人公有關的秘密。這一次，從晚明到晚清，這部著作涉及吳大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等等一大批中國傳統政治精英的業餘生活。

「他們在書法上花的精力不可思議，比我多太多了。」在研究吳大澂的過程中，白謙慎發現中國最後幾代文人士大夫的業餘生活讓人驚訝。

從1973年算起，白謙慎的臨池生涯已經有40年，儘管以書法史研究知名，但很少人知道白謙慎最初是正兒八經北大國政系畢業，畢業後留校任教的就是政治系。

而無論是傅山還是吳大澂，書法的研究也始終和政治的維度相關。「雖然在美國生活了很多年了，但是我實際上一直關心著中國現代以來的命運。」這也是白謙慎所做課題背後隱藏的線索。

革命的年代接觸了「舊文化」

南都：之前看到陳丹燕寫過一篇文章《我的童年朋友》，裡面對你小時候學習書法的經歷也有一段回憶，那時候學書法在身邊人看起來會比較神秘嗎？

白謙慎：陳丹燕是我的鄰居。我倆的父親生前同在一個遠洋運輸公司工作。一般說來，在那種單位里工作的人不太會有書法這樣的愛好。我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了我的啟蒙老師蕭鐵先生，那是我在上海讀中專時的語文老師介紹認識的。我第二個書法老師是孫中山的外孫王弘之先生，並不是去專門拜師的，因為他是我的第二任語文老師。那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學習傳統文化不受鼓勵的環境裡面，我卻開始了書法學習。所以，陳丹燕他們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原來挺好動的一個男孩，怎麼會突然就呆在家裡練起毛筆字了。

南都：突然間就不一樣了。

白謙慎：當時差不多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了。在「文革」中，書法被認為是一種舊文化。不過到了「文革」後期，書法活動已經開始慢慢恢復了。當時在上海比較活躍的是一些工人書法家，實際上上海還潛藏著很多清朝和民國人物的後人，他們對傳統的精英文化有著更為深切的理解。

我在上海一共有五個老師，其中四個跟民國的世家有關。在一個革命的年代，我恰恰有機會接觸了「舊文化」。我對歷史感興趣，喜歡聽我的老師們談過去的事。後來到了美國以後，我和居住在東海岸的一些前輩也頗有往來。現在有民國熱，不少人喜歡拜訪前輩們，甚至有些人喜歡像追星族一樣追捧一些文化老人，但是實際上他們對老人們所喜愛的藝術並不熟悉，所以，不少採訪涉及書畫時，會有一些常識錯誤。我因為十幾歲時就對書畫篆刻有愛好，所以和老先生們比較有緣分。那個時候老先生們大多是比較寂寞的，也不像現在這麼受尊重。他們那時也沒那麼老，我認識我的老師的時候，其中有兩位七十歲左右，其他三位五十幾歲，還沒有我現在的年齡大呢。但他們出生在民國的大家庭，和舊文化有直接的關係，從小就看那個長大的，所以很熟悉那種文化。早年的經歷對我後來的藝術史研究是很有幫助的，因為在我轉學藝術史之前，我已經能夠流暢地閱讀草書、篆書、印章了。

南都：你那時候也不大，對這些舊學怎麼能天然地產生這種親近感？

白謙慎：能有親近感可能跟書法的魅力有關。我不像有些人有家學，或者是受過古文獻的訓練，我是喜愛上了書法以後，才對古代文化產生了興趣，在那之前並沒有專門地學過。我是1973年開始學書法的，當時政治空氣已經比較鬆動了。我們不能籠統地講「文革」，「文革」初期「破四舊」，那是很厲害的，以後就不像剛開始那樣嚴酷了，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就逐漸鬆動了。氣氛相對寬鬆以後，各方面的情況就好很多了。七十年代還有個「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也可以接觸一點古書。再加上毛澤東主席喜歡李白的詩，還是有一些接觸的機會。但是條件遠不及現在這麼好。

南都：恢復高考之後為什麼報的是北大國際政治系？

白謙慎：恢復高考時，我在上海的銀行工作。當時有上海戶口的人，不願意考外地的學校。但是有關部門規定，考生在填志願時，要填幾所外地大學。於是，我就填了北大和人大。報考北大時的專業意向，我選的是經濟系和圖書館系。公布考分時，發現總分還不錯，但能上哪個大學並不知道。有一天我在銀行上班，忽然接到北大上海招生組的電話，告訴我經濟系和圖書館系在上海的名額已滿，但國際政治系還有一個名額，問我願意不願意去。我表示願意，就這樣進了北大國際政治系。

南都：你曾經在一些文章中回憶了在北大的書法活動，談到了曹寶麟、華人德這些朋友，那段經歷對你意味著什麼？

白謙慎：進入北大以後，我非常幸運地遇到了這兩個朋友，他們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才小學四年級，該讀書的時候並沒有很好地讀書。直到後來學書法了，才把心收住，慢慢接觸了一點傳統文化的東西。

我的這兩個朋友不一樣。華人德是六六屆高中生，「文革」開始那年，他正好高中畢業，如果沒有「文革」，他就要報考大學了。而且他是無錫一中的，江蘇省重點高中，那是真正的高材生。曹寶麟是「文革」前的華東化工學院的大學生，雖然學的是工科，但是他酷愛文科和藝術。他考工科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空氣已經對文科不太有利了，他的父親不希望他考文科，他就去考工科了。但他真正的興趣就是文科，文章詩詞作得非常好。所以曹寶麟和華人德在「文革」前就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文革」當中又能堅持學習，所以在傳統文化這方面，他們的功力比我好很多。華人德是圖書館系七八級的本科生，曹寶麟是中文系的七八級古漢語研究生。

由於共同的愛好，在北大時，我跟他們交往很密切。曹寶麟比我大九歲，華人德比我大八歲，我是個小老弟。和他們在一起，我長了不少知識。現在他們都是博士生導師，不但字寫得好，文章也好，是書法史領域、甚至可以說整個藝術史領域的佼佼者。

南都：所以你們那時候跟書法相關的業餘生活還是非常豐富的。

白謙慎：是的，很豐富。那個時候傳統文化的因素在日常生活當中還是比較多的，很多前輩學者都擅長書法，曹寶麟的導師王力先生的稿子還是用毛筆寫的。

張充和推薦到耶魯轉學藝術史

南都：去美國讀書之後，這部分生活有中斷嗎？

白謙慎：剛到美國，學業上的壓力很大，中斷了一段時間，但是我和章汝奭老師、曹寶麟、華人德等還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繫。後來華人德發起了滄浪書社，我也參加了，那是一個很有影響的書法社團。我在業餘時間還在美國的東部拜訪書法家，認識了張充和女士等前輩。

南都：在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時候，有過將書法作為正式專業的考慮嗎？

白謙慎：沒有。我當時計劃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以後回北大教書，我和北大國際政治系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我本科畢業以後留校就是教政治學的。

南都：但是從政治學轉行到藝術史，這在當時應該還是一個特別大的決定吧？

白謙慎：當然是很大的決定。八十年代末前途不明，想改行。當時已經知道有藝術史這個學科了，但是覺得不太可能，自己之前也沒什麼相關的學術背景，怎麼可能申請藝術史呢？張充和女士得知我想轉行，對我說，你如果願意到耶魯大學來學藝術史，我鄭重推薦。這正合我意，也就沒有猶豫。我一生真的遇到不少貴人。

南都：這些貴人當中，從治學這條路來講印象比較深的是哪些人？

白謙慎：進入藝術史領域以後，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也有好幾個。耶魯大學有很好的學術環境，我在那個環境裡面逐漸熟悉了西方藝術史學科和博物館體制。我的導師班宗華教授是美國人，西方藝術史對作品特別關注，班老師對博物館的收藏、展覽非常重視，對藝術品的風格予以極大的關注。王方宇先生也是一個，他既是學者，又是收藏家。和王方宇先生交往的主要收穫就是在研究中對細節的注意。王先生的八大山人研究細緻得不得了，比如說，八大山人的某一個印章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在哪張作品上用過？用了幾年？研究得非常細。文獻方面我受到汪世清先生的影響特別大。他搜集資料是竭澤而漁式的，而不是隨便找出幾條材料就加以發揮。受他的影響，我在研究傅山的時候，也盡最大努力去查找資料，包括實地調查。山西學者整理的《傅山全書》，我讀過無數遍。

南都：你在回憶汪世清先生的文章中，也講到汪先生多年來一直在圖書館裡讀書。

白謙慎：他五十多年如一日。汪先生對明末清初藝術史文獻的熟悉程度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明末清初的文集非常多，我們通常讀書，還帶有查資料的性質。汪先生去讀書，並不是說今天一定要找到哪一本書，要從裡面查到什麼資料。他是鎖定明末清初這一塊，差不多是萬曆初年到康熙末年這一百多年，網撒得很大，他腦子裡的人物多，問題也多。他在圖書館的古籍部抄出所需的材料以後，回家再用毛筆謄在毛邊紙上，分類裝訂，這些資料集等於是他自己集錄的善本。目前我們正在整理他收集的資料，爭取明年能夠整理完畢，有100萬字左右，這只是他收集的資料中的一部分。由於對這些資料諳熟於胸，汪先生解決了不少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

南都：譬如有些什麼問題？

白謙慎：打個比方，如果有一通八大山人的信札，裡面提到一些人名，汪先生就能考證出這些人是誰。這樣子的例子很多。再如，南昌有個青雲譜，過去都講是八大山人隱居的地方，青雲譜的道士朱道朗就是八大山人，政府還專門撥款把青雲譜改成了八大山人紀念館。但是汪先生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撰寫文章指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澄清了問題。汪先生更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徹底地改變了藝術史研究使用文獻的標準。今天，一些藝術史學者對文獻的掌握，比起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毫不遜色。我們用的文獻種類甚至超過了文學史家和史學家。為什麼？他們看的正史、野史、筆記、圖譜、檔案、金石等，所有這些類別的文字文獻我們都看。還有大量的行草書信札、書畫題跋，許多史學家是不熟悉也用不了的。我們還用印譜、圖錄、書畫著錄、圖像等。

中國學者要發展出自己的藝術史理論，以此來和西方對話

南都：嚴格說起來藝術史是西方學術系統內的一個學科，汪先生的方式卻是比較偏中國傳統的治學方式。

白謙慎：一點不錯。汪世清先生的工作主要是生平、作品、交遊考，繼承的是乾嘉學風，還是在傳統的考證學範圍。他基本上不做風格分析，而西方藝術史恰恰更多的是通過風格來建立藝術史的，所以這兩個傳統是互補的。如果你看最近翻譯出版的美國學者高居翰的《畫家的實踐》，他提出的許多問題如果要深入研究下去的話，對高先生本人來說是有一定困難的，因為這需要掌握大量的文獻。高居翰也說，《畫家的實踐》這類研究，除了題跋和著錄的文獻，還要看大量的日記和信札，而要看這些文獻，需要有一定能力。現在還有大量沒有整理過的稿本文獻，但是你若要使用它們，就得有直接看的能力。

南都：我記得方聞先生有一個觀點是，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要有一個中國式的方式。中國傳統書畫有一套相對完整獨特的體系，在西方的研究語境當中會遭遇到什麼樣的矛盾呢？

白謙慎：方聞先生是從一個比較高的哲學角度來看這個問題。西方繪畫一直存在著一個對外部世界的模仿的問題。受中國哲學以及書法的影響，中國繪畫並不以模仿外在的世界為目的，中國繪畫（特別是文人畫）有自己一套獨立的藝術語言，我們稱之為「筆墨」。方先生認為這是中國很獨特的現象，也是對世界藝術的重要貢獻。方先生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個和過去傳統不一樣的、宏大的藝術史框架。這可能還需要通過不斷深入的研究來豐富它。但是，方先生的基本判斷和把握，我個人認為是對的。這確實關係到怎麼樣來看待我們中國思想、中國文化整體上的一些特點，這並不是要排斥西方的方法，而是在借鑒它的同時，通過比較，來發現一些不同的地方。

現在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我們使用的一些概念，它們本身就已經是西方的概念了。這些概念，研究中國藝術不藉助它們行嗎？我們能完全回到中國古代的那套品評語言里做學問嗎？通過比較，可以發現不同，但怎樣把它們描述出來，怎樣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這確實是很大的挑戰。

中國學者能不能發展出自己的藝術史理論，並以此來和西方來對話呢？至少我希望能夠如此。最近我在吳大澂的研究中指出了一個現象，中國古代官員平常書寫大量的書法，但是基本上是不賣的，主要是當作禮品送人的。若要按照西方人類學的禮品經濟視角來觀察這一現象，它頗有特殊性。在中國的語境中，書法常常是索求的，不是主動的贈予。主動贈予固然也有，但更經常的是索求，慕名求字。這對「禮品」研究，或許能有所啟發。

南都：所以你覺得，跟西方藝術史研究相比，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是需要繼承的。

白謙慎：太需要了。現在學術界常常強調方法的重要性，這容易造成一種錯覺，有了新理論就能夠解決問題。不錯，新的視角會帶來材料的重新審視和重新組織。但是如果你沒有做第一步，即熟悉基本材料，便貿然地把理論使用上去，結論常常是靠不住的。讓我感到吃驚的是，現在有些人對學術中的硬傷並不在乎。

研究中要將藝術史和社會史

有機結合併不容易

南都：最早讀《傅山的世界》，對你資料方面的印象特別深刻，當時就覺得材料非常海量。後來才知道你的每個研究後面資料工作都很驚人。包括像目前在做的吳大澂研究，收集資料就花費了特別多的精力，能不能談談，你收集資料是怎麼展開的？

白謙慎：和吳大澂相關的資料收集，相對來講時間拖得更長，因為量比研究傅山的資料要多很多。不但吳大澂本人，他的師長和友人，留下的文字資料也特別多。潘祖蔭、李鴻章是他的老師，張之洞、王懿榮等是他的友人。除了他們的著作外，還有大量的信札、日記，還有奏摺之類的官方文件。收集資料的過程也會遇到一些困難。

南都：你說的困難，是指在收集資料方面還是會碰到障礙嗎？

白謙慎：是的，有時會遇到一些障礙。但是這些年來好很多了。國家圖書館所藏吳大澂及其友人的信札，基本上都已經掃描，或者製成膠捲了。吳大澂寫的日記，上海圖書館也都掃描了，都能看到。但是量很大，你要抄也得抄很長時間。

南都：無論是傅山還是吳大澂，你都在建構一個他們生活其中相對完整的世界，作為一位當代的一位知識分子，研究晚清高官精英階層這樣一個群體，會有什麼樣的個人體會？

白謙慎：研究吳大澂和我的政治學背景多少有關，這個課題的背後有一個大的關懷，即中國精英文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的變遷。我想通過吳大澂來觀察晚清文人士大夫業餘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海豚書館最近出版了一本我的小書《吳大澂和他的拓工》。讀了以後，你就會發現，那時候吳大澂他們會那麼痴迷拓片，對拓片的品質那麼講究挑剔，那麼急切地想找到好的拓工。這些情況如果不揭示出來，你就不會對他們的業餘文化生活有比較感性的認識。我最近還完成了一篇論文，是講晚清官員們日常生活中的書法活動的。如果不去閱讀大量日記和信札，我們很難想像，晚清的官員會在寫字上花那麼多的時間。有了這個歷史參照，你再環顧一下左右，今天的政治精英都在幹什麼呢？我最終關心的還是當代的問題。社會精英的結構在20世紀發生了巨大變化，精英的選拔方式和治理國家的方式也發生變化，官員們的業餘生活也發生了變化，有了歷史的參照，我們就能比較清楚地知道，變化是怎樣一步步地展開的。

南都：無論是傅山也好，吳大澂也好，可能很大程度上切入的視角是社會史的。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說，它對研究者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白謙慎：對我而言，挑戰之一就是在採用社會史視角的同時，不忘自己的本行———藝術史。要將兩者有機地、貼切地結合在一起，並不容易。我已經寫了不少單篇的論文，但如何才能把這些單篇論文匯聚成一個完整的敘述，我還在思考。歷史研究應該有大的關懷，但它並不是抽象的理論表述。我本人還是很願意把歷史看作是一種敘述，讀者能從中了解很多的細節，增加對那個時代的文化環境和人們生活狀況的具體知識。你知道他們怎樣生活，怎麼做官，怎樣收藏古董，怎樣討價還價，為什麼這樣做。我的書會有比較豐富的細節，但這些細節又同時和更大的關懷和敘述相關。

南都：在西方研究書法，會不會有一種比較寂寞的感覺？

白謙慎：當然會有。研究書法的就那麼三五個，能夠交流切磋的機會也很少。不過，我目前的吳大澂研究已經不僅僅是書法史的研究了。除了大量的書法，吳大澂還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畫，一定數量的印章，還有他收藏過的古董和拓片，這些視覺的資料我已經收集了很多。所以藝術史的部分將依然是我的著作的重要構成。但是我覺得這本書會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藝術史的。今後出版了，我希望關心藝術史的人會看，研究歷史、社會史、文化史的人們也有興趣去讀。

同題問答

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幾本？

白謙慎：這個講不清楚。我以前寫過一篇短文，題為《開卷有益》，發表在《南方周末》劉小磊先生主編的「我書架上的神明」欄目上，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

你認為要做好學問最重要的是什麼？

白謙慎：喜歡和耐心，盡量地關心別人的研究成果。

到目前為止，你個人最滿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白謙慎：我至今一共才寫了兩本書：《傅山的世界》和《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吳大澂和他的拓工》那本小冊子只是一本大書中的一個部分。你看，光是這個吳大澂，花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寫出來。寫出來以後是不是滿意，還不知道，會儘力而為。

你的工作習慣是什麼樣的？

白謙慎：我出國二十多年了，至今沒有改變午休的習慣。我上午起得很早，晚上睡得很少，大概五個半小時，下午午休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星期一、三、五上午用來教書，午休以後就讀書、寫作。練字沒有專門的時間，空了就練一下，是間歇性的。通常是讀書寫作累了，就寫一會兒，會練十到十五分鐘。一天能夠練兩三次，加起來差不多有半小時到一小時。有的時候寫一點所謂的小作品。二、四上午、下午、晚上都讀書寫作。我晚上工作到十二點以後，一般十二點到一點鐘之間上床睡覺。平常的娛樂活動主要是在網上看電影，或是看乒乓球比賽的視頻。此外，我會到國內的幾個比較活躍的書法網站，了解書壇的動態和網友們討論的問題，看看網上的展覽，我對當下的書法創作情況一直很關心。總之，我的生活相當簡單。

監製：崔向紅戴新偉

統籌：劉煒茗

題籤：孫曉雲

刊頭設計：嚴麗萍

B14-15版

采寫：南都記者李昶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