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不能這樣糟蹋傳統文化！(2)

　　簡單地說，儒生畢生做兩件事：一把儒學作為敲門磚，務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二是有幸成為官員，就忠實地為聖上效勞；無緣攀附，則授業解惑，為聖賢賣命。歷代都有寥若晨星的獨立特行之士，抗議統治者離開了聖人的教導；當社會危機尖銳之際，甚至出現太學生運動或東林黨；孟子提倡浩然正氣的熏陶，培植了這些民族脊樑。但這些都是罕見的異數，沒有改變儒生依附皇權的基本社會結構。

　　古代中國知識階層也有集會結社，但多半是詩酒自娛的雅集或小團體，除在社會危機特別嚴重的時期有政治性的結社外，沒有出現名正言順為知識階層謀取行業性利益的團體，更沒有發展出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因此，從太學、國子監到縣學的官學系統固然一直是統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辦的書院也沒有維護自己的權利和改變教學內容的強烈願望，以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為標誌的現代大學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礎上生長出來；除非接受外來的新思想，現代政黨更不可能在儒生中誕生。

　　秋風兄大言不慚地說：

　　「由此逐漸形成『察舉制度』，各地舉薦孝廉、賢良、文學出任官員。如司馬遷所說，『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由此，政府結構逐漸發生根本變化，形成錢穆先生所說的『士人政府』，從而形成了一種『共治體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權，另一方則是儒家士大夫。」（《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

　　不幸，他忘記了三個基本事實：

　　第一．皇權或篡權者始終把用人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考察或舉用，乃至後來的科舉，皇帝都有最後決定權，儒生無從置喙。只要宗法專制制度不改變，這個基本態勢是無法改變的。

　　第二．中央集權的宗法專制制度不是分封制。

　　在中國皇帝眼中，國，天下，都是他的家產。他們需要的是清客（文學侍從）和管家（能吏）。入選者的生死榮辱，都取決於皇帝的興緻，沒有西方封建制下的權利、義務劃分。除個別篡權者，總的說來，他們不可能變為半個主人。

　　第三．舉出的是什麼人？

　　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的制度與現代公務員制度有頗多共同點，確實為貧寒士子開闢了上升的良好途徑。在獨尊儒術體制下，儒術是基本的知識來源，儒生在數量上自然居多數。但是，由於它的存在背景是專制制度，腐敗如影隨形。當時就有人指出：「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20]

　　講到近代中國，秋風兄更加信口開河了。他說：

　　「當你在評價董仲舒的時候，請記住一個簡單的事實：清末主張憲政最力的康有為，就是以董仲舒思想為典範的。」

　　說清末主張憲政最有力的是康有為，經不起推敲嗎？在康有為登上歷史舞台之前，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總結了鴉片戰爭以降的啟蒙思想的成果，提出了包括開國會在內的完整綱領，「君民共主」的立憲藍圖躍然紙上。其思想高度不輸於康有為而穩健，時間則比康有為的有關著作早得多。戊戌維新失敗後，梁啟超很快就取代康有為成為一代啟蒙大師，立憲派無可爭議的思想領袖和憲政有力的推動者，許多憲政文件都出自他的手。康有為則常常扮演拖後腿的角色。

　　民國初年，各政黨和民間人士紛紛提出自己的憲法草案，康有為也廁身其間，在他的《不忍》雜誌上發表了這個草案。他草擬的憲法草案絕大部分內容，同其他草案一樣，都是來自西方的。但有些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

　　1.開宗明義就要國民「各守名分」。

　　2.其他人的草案都說「主權在民」，他卻強調「主權在國」。

　　3.選舉人有很高的財產限制，並要繳納十五元至三十元的選舉稅。

　　4.保留翰林院，或易名學士院，「其國中人士著書，皆交學士院定之。」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學術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康有為卻要把出版審查寫進憲法！

　　5.「以孔教為國教」。

　　6.「凡中華國舊傳經義、典章、律例、法規者，未經民國議院特議刪改，及核與民主政體不相違背者，一概照行。」

　　這些就是康有為對中國憲政的特殊貢獻。其中哪些是「以董仲舒思想為典範的」，不妨留待秋風兄慢慢考證。口口聲聲讚揚康有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願意為之三跪九叩，這是秋風兄應有的信仰自由。不過，這些思想牢籠是稍有現代公民意識的普通公民無法接受的。

　　那些借傳統文化說事者，都別有所圖

　　許多朋友都在問：「秋風究竟想幹什麼？」這個問題只能由秋風兄自己去解答。筆者有責任說明的是我為什麼要那麼堅決和尖銳地批評他。概括起來，我的意見不外兩條：

　　第一．學術是嚴肅的，不能肆意糟蹋。

　　秋風兄有很多「創見」，有些人頗受迷惑。可是，這些都是與嚴肅的學術不搭界的話語。如果不予揭露，仿效者蜂起，中國史學的基礎很可能被摧毀。

　　例如，秋風兄的新作：《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說得振振有詞：

　　「《泰誓中》篇簡明地概括了天道憲政主義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顧人民，君王遵奉上天。從政治哲學意義上說，君王固然高於萬民；但在政治神學中，萬民高於君王。而不管在何種情況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權威。君王須敬畏上天。藉助於天的權威，禮或者法律才具有壓倒君王的權威，人民才有免於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統治的可能性。」

　　可是，這是《古文尚書》中的一篇，從朱熹開始，就懷疑《古文尚書》是偽書，至清代經過閻若璩詳細考證，遂成定案。把自己的論斷奠立在偽書的基礎上，不管多麼輝煌都是建立沙灘上的大廈，可以聳人聽聞，讓外行拍手叫好，而為有傳統文化常識的人所不屑。

　　又如，秋風兄為了混同中西傳統社會，作出一個論斷：

　　「現代憲政制度發源於英格蘭，紮根於中世紀憲政制度，其基本原則被十三世紀英格蘭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頓概括如下：『國王在萬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則是相同的：皇帝在萬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可是，這裡有個明顯的區別：董仲舒口中的中國皇帝不在「法律之下」；而這恰好是有沒有憲政的標誌。天和上帝都是虛的，受不受實實在在的法律的約束，既是中西傳統社會的根本差別，又是法治社會和專制社會的分水嶺。這樣的論斷，連形式邏輯都不講，不加揭露，行嗎？

　　第二．那些借傳統文化說事者，都別有所圖。

　　對本國傳統文化的尊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一些人興風作浪，把自己打扮為傳統文化的化身和捍衛者，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就是「漢奸」、「西奴」，不但是天大的謊言，也是文革中登峰造極的中外極端思維的私生子！

　　應該直截了當說清楚，從新左派到國學派，他們拿傳統文化說事，都圍繞一個不變的軸心：想方設法修改憲政的基本原則和現代人類的共同價值。

　　儘管秋風兄吞吞吐吐，沒有明白宣示他的意圖，但蛛絲馬跡已經顯露。他把宗族描繪為公民社會，禮治說成是自由的保障。他把康有為和張君勱視為當代中國的典範，這兩個人的主張，可能折射了秋風兄內心的真實追求。康有為販賣什麼貨色，筆者已略陳愚見。他日有暇，亦當評說張君勱，以就正於秋風兄。

　　秋風兄借歷史說事。我們審判歷史，歷史也審判我們。秋風兄向何處去，他究竟想幹什麼？包括筆者在內都在觀察。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寫完，刊於《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7日第31版，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