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

儒家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

[來源：新浪|發布日期：2013-06-04]

　　摘要：儒家文化，是具有國際性特殊文化現象的東方文化，它影響著中國、日本、越南、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它不是單純的政治、經濟、地理等概念，當然更不是政治或經濟等實體，但是它又與政治、經濟、地理等有著密切的關聯。它，就是一種簡單但涵括精神及物質所有領域的文化理念。各國的儒家哲學，是一種近似而又無束縛的文化共同體，它不是歷史——雖然它包含了歷史，但它還在繼續還在發展，它影響著現在——也必然有未來，影響著當代亞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本文選取了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三個國家，就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中儒家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進行了討論與思考。　　關鍵詞：中國 東南亞 儒家文化 影響　　引文：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先進文明的大國，在古代對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往中，一直是處於「文化順差」的狀態。儒家文化作為古代中國的主導文化，也對東南亞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文化在東南亞的越南、新加坡、馬拉西亞等國，仍然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影響依舊十分明顯。　　儒家文化對越南的影響　　越南自古與中國接壤，因受地緣政治的影響，早在秦末南越國建立時就傳入了儒學。其後，由於國家政權的倡導，地方官吏的推行，南遷中原士大夫的弘揚，中原移民與當地居民的密切交往以及漢字的輸入，儒家文化在越南迅速傳播。並且越南與古中國的王朝保持著長久的朝貢關係，儒家文化對越南的影響十分深遠。　　從越南的黎朝開始,歷代帝王都尊孔崇儒,儒學獨尊時期到來。「後黎諸帝均崇奉儒學,以儒學作為建國治民的指導思想,作為制定各種典章制度的理論依據,作為全國上下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從後黎朝開始,孔子一再被神化,儒學具有某種程度的宗教色彩,實際上幾乎被推尊為國教。」[①]　　 阮朝是越南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尊孔崇儒在阮朝前期發展到極盛。阮世祖統一越南後,就於嘉隆二年( 1803)開始命令各地興建文廟,並開經筵以進講,「自古帝王為治之道,備載於書」,因此帝王「萬機之暇,六日一御經筵,命儒臣更直進講,以知求治之本」。同年,在京城順化設立國學,全國各營鎮置督學,定課士法,審定教條,教學內容全部為儒家典籍。1808年,仿明制,改孔子「文宣王」稱號為「至聖先師孔子」。同年,文廟建成,阮世祖親自率領文武百官於文廟奉祀孔子。阮朝第二個皇帝聖祖明命帝,定鄉、會試法三場,改國學為國子監,增設講堂一、彝倫堂一,並築左右二學舍, 後來又增建左右學房19 間。明命三年(1822) ,明命帝於文廟春祭時也「親詣行禮」。1833年,明命帝頒令,置祭酒、司業、助教,並於各城營鎮,每府置七品教授一員,每縣置正八品訓導一員。嗣德年間,建永隆省文廟,除了奉祀孔子和各位賢哲以外,還建有藏書樓,供士子研習儒家學說之用。阮朝特別重視對王位繼承人太子及諸皇子的儒學教育,為太子和皇子們規定的教學內容也都是儒家經典。此外,還在全國大力興辦儒學教育。[②]　　 在近代，由於北方越南受中國大陸極左思想影響，曾一度批判儒學並禁止學習，不過近幾年又開始肯定儒學價值並鼓勵學習。南方越南則一直推崇儒學，並成立了有多家孔學會和儒學會。「西貢、順化及大勒各地的大學也設有漢學講座,順化大學的漢學院由漢學家主持,以經學為主,詞章為輔,培養漢學的專門人才。」[③]1953年越南教育部通令,定孔子誕辰日九月二十八日為「教師節」,將孔子看成是越南的「至聖先師」。這一天,各地舉行孔子紀念大會,宣揚孔孟之道，由此可見儒家文化對越南的影響之深。　　儒家文化對新加坡的影響 　　儒家文化對新加坡的影響是十分明顯且長遠的。今天仍有76%為華人的新加坡，自然不可能找不到儒學背景。《興建崇文閣碑記》上有：「讀孔孟之書，究洛閩之奧，以宏正道憲章文武」——這清楚地反映了19世紀的新加坡對於學習儒家文化的鼓勵和提倡。　　 儒學傳入新加坡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世紀。1849年,華商陳巨川在新加坡主辦了第一所華文學校「崇文閣」。1854年,他又與其他20人合辦了「萃英書院」。該書院碑文雲:「我國家治隆於古,以教化為先,設為庠序。」[④]所辦的這些華文學校其主要課程都是「四書」、「五經」。學校教育學生要「讀孔孟之書,究洛閩之奧」,「宏正道,憲章文武」,「化固陋為文章,變鄙俗為風雅」,從而使「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荒陬遐域皆化為禮儀之邦」。[⑤]自此,新加坡的儒學教育逐漸走向興盛。 　　1965年新加坡宣布獨立，隨著經濟騰飛帶來的社會生活的高速發展和空前開放，一起帶來的還有這背後的極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享樂主義等各種不利於新加坡發展的消極思想，並且這些消極思想在新加坡迅速蔓延開來。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看到了這種傾向，為了持續發展，而不至於把新加坡葬送，我們決定在學校里教導儒家道德課程，以加強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力，促進社會穩定發展」。　　 「新加坡的領導者認為,儒家學說以孔子的道德體系為中心思想。這套思想體系分兩部分:政治思想意識與個人道德行為。我們將汲取孔子有關成為一個君子的道德規範的行為準則,去除不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學說部分,培養君子風範和崇高正直品格的儒家現世道德教育,這就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儒學。」[⑥]　　 1982年2月,李光耀宣布在中學開設儒家倫理課程,作為中三和中四學生選修的課程之一。1985年,《儒家倫理》正式出版,新加坡全國各中學通用。至此,新加坡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儒家倫理編寫成課本並用於實際教學的國家。[⑦]　　自80年代後，新加坡全國上下開始有組織的學習儒家文化至今，並開辦了專門研究儒學的機構---東亞哲學研究所，重新認識儒學並研究其現代及現實的作用、價值和功能等，由此也掀起了世界範圍內的儒學研究熱潮，喚醒了東西方各國學者對儒家文化圈及東方現代儒學道路延續與演變等問題的關注。在新加坡，現在儒學研究及實際應用已經超越中國並趕上日本，向更大更廣闊的空間不斷發展著。李光耀把新加坡成功的三大因素總結為：第一，是爭取成功的強烈意志把人民團結起來；第二，人民刻苦耐勞；第三，是領導人採取現實的態度，使新加坡作出調整，以適應世界經濟情況的變化。其中就反映出了儒家傳統價值觀對新加坡工業現代化及社會進步的影響。　　儒家文化對馬來西亞的影響　　華人佔馬來西亞總人口的27%之多，而且儒家思想確實是長期植根在中國領土以外的這片土地上，有儒家的影響也有孔子的崇拜，但是"化外"的處境畢竟使得當地歷史上的儒學影響不可能是學理的層次，也不會像中國那樣出現思想史上學派輩出的面貌。嚴格來說，它只能呈現出儒家文化在不同時期都滲透在不重視儒家學理的常民生活中，而且會以各種面貌在日常的社會環境中呈現，說明它的繼續存在與影響，也就是說，儒家文化在馬來西亞更偏重於生活化。因此，馬來西亞社會長期面對著一種儒家學說和義理探討不受重視但偏又不容切割的融入群眾生活的歷史性常態。　　歷史上的馬華族群意識留下了曾受儒家烙印的歷史面貌，而儒家影響在這片脫離中華官方儒學控制的土地上也呈現出各種模糊與異化的歷史面目。在這一片二百餘年來受西方主導的前英殖民地上，滲透在海外華人常民生活中的儒家文化既讓人有"禮失求諸野"的感覺，又讓人們感受到其中的"化外"滋味。　　1800 年在馬來西亞建立的檳城廣福宮，由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閩粵兩幫合捐，這裡也許是最早供奉的有孔子像的廟宇。這間主祀觀音的廟宇，其早期重修碑記上的捐款人幾乎都是周邊各地的海商及各社區的會黨領袖，他們彼此之間或有分歧、鬥爭，但在共同的信仰課題上仍力圖整合力量，維持神聖的中立與公共性。然而人們並不因為孔子是至聖先師而在廟中將他置於顯要的位置。孔子被信徒戴上在他的時代尚未出現的烏紗帽，列於後殿的眾神之間，人們多是在拜文昌公的同時才會拜孔子。直到今天，人們還用蔥、芹、豆腐拜祭孔子和文昌公，讓小孩子在神台底下扮狗爬，希望孩子在孔子和文昌公的保佑下變得聰明、勤勞、頭腦像豆腐般柔軟。而且，即使在孔聖廟和當地供奉三教聖人的"成化堂"等觀廟亦見此俗。從這樣一段歷史也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社會觀念，大家是把孔子當作諸神之一，是掌管讀書和考試的，他的位置並不比其他神高。可以說，在會黨成員佔總男性人口 84.6%的這樣一個社會，孔子在大部分百姓頭腦之中佔有一定的地位，至於地位有多高，卻並不明確。　　我們大概可以總結20世紀之前的馬來西亞儒學歷史以及儒家文化對當地華人社會的影響主要是以生活的烙印為主。只要有華人南來，同時深藏在華人的集體意識與集體潛意識中的儒學就會隨著人們的生活體現在新的開拓地，而且也不能不是形成與鞏固族群意識和族群認同的因素。它持續的作為一個構成本土華人族群意識內容的因子，一再地被不同的理解和朝不同的方向採用。　　　但是，在18世紀之前的當地華人人口是典型的異域開拓社群，其成員亦以超過了學習年齡的成年人居多，他們佔馬來西亞的人口少數而且有著流動性極強和死亡率極高的特徵，他們在西方人的殖民地也無從形成制度的主流，這樣的環境本就不易落實儒家文化的傳揚。 19世紀中葉之後華人大量南來，固然可以改變人口少量的面貌，但還是同樣遇上了人口教育素質普遍偏低以及受到社會環境的限制，使他們不是很完整的接受儒家。而且，在一個以超過學齡的成年男性苦力居多數的社會，因教育程度的普遍低落，以及拳頭與地盤對生存的重要，人們可以對孔子擁有他們神話式的認識或者幫會內的詮釋，但要把學術研究和義理探討層次的儒學落實在這些人之間，就一直缺乏可以紮根的土壤。　　　只有到了 20世紀初，這些在艱苦的生活中保持儒家價值觀的人們，才終於受到中華朝廷的注意，要通過教育系統把儒學從小紮根在他們的子弟身上，開始了在馬國開展有系統的儒學教育之機會。無奈這樣一種以政治權威和皇權意識結合的官方儒學，遇到推動它的是個政治權威正在破產的腐朽皇朝，皇權意識在那時也面對百年未有的來自西方民主範式的挑戰。清廷偏在這個時候向著正受西方民主制度衝擊的殖民地華人傳播儒學，也借儒學強調對其效忠，而清廷自己的表現卻差強人意，這正是連累孔子在這一百餘年中華百年未有的變局中受到史無前例的攻擊的重大原因。此後，有很長一段時期，推廣儒學就不見得是主流的聲音，在海外變成模糊的族群意識與民族認同因子，又被質疑是否成為了民族進步的絆腳石。我們今天談論在馬來西亞的華人，不能否認歷史上當地的華人族群意識受儒家的滲透，但是這種滲透畢竟是不完全而散漫的、非系統性也非制度性的。[⑧]　　結論：東南亞地區與中國毗鄰，歷史上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以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其境內現有兩千多萬名華人華僑，約佔東南亞總人口的5%，儒家文化在當地華人社會及華人所在國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回顧儒家文化在東南亞的積極作用，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的東南亞，它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我們不奢望儒家文化能夠在21世紀的東南亞社會佔據文化上的主導地位，但是我們可以肯定，東南亞各國所存在的儒家文化完全能夠與當地其他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共存互補。相信進過長期的文化交流與文化融合，儒家文化一定能夠在東南亞地區的發展進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促進作用。　　　　　　　　--------------------------------------------------------------------------------　　[①] 何成軒著，《儒學南傳史》第34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趙峰著，《儒家文化對越南和新加坡教育的影響》，《蘭州學刊》2008年第9期；　　　　[③]楊煥英著，《孔子思想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第80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版；　　[④]賀聖達著，《東南亞文化發展史》第451頁，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⑤]張立文等著，《中外儒學比較研究》第236頁，東方出版社1998版；　　[⑥]王立禮,魏維賢,朱仁夫著，《儒學國際傳播》第11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4年版；　　　　[⑦]趙峰著，《儒家文化對越南和新加坡教育的影響》，《蘭州學刊》2008年第9期；　　[⑧] 來源：中華國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