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自然》第四章貌似有理的唯科學主義

第四章　貌似有理的唯科學主義

唯科學主義＝好東西？

武松該不該打虎

「顧不上」與「偽善」

唯科學主義＝好東西？

劉華傑：敬畏，是一種人生態度。這態度可以與科學掛上鉤，也可以不掛鉤。認為敬畏自然就是反科學，似乎體現了一種較強的唯科學主義（我認為科學主義與唯科學主義是一回事，以下不再區分）。不討論科學主義的問題，就不可能把關於「敬畏自然」的討論引向深入。

近幾年，特別是上海的科學文化會議之後，中文世界中反「反科學主義」似乎頗有聲勢。據我所知，波普爾、哈耶克等學者，甚至包括霍爾頓，都是明確反對科學主義的。在中國，持唯科學主義見解的人很多，但多數是隱蔽的，甚至自己也沒能意識到。過去，我就是一個科學主義者。

不過，也有公開贊成科學主義的。見諸文字的，有何祚庥院士和龔育之教授。

我覺得，科學與科學主義處於不同的層面。科學主義屬於一種科學觀。科學與各種科學觀之間有複雜的聯繫，即同樣的科學，可能對應許多種不同的科學觀。科學觀是很難證偽的。

科學主義也是一個譜系，對於弱科學主義沒必要特別反對，我們可能就持有弱科學主義的觀點，特別是如上海科學文化會議所指出的：「科學主義是我們的預設配置。」我們要反對的是強科學主義。純學術意義上的科學主義（如卡爾納普、蒯因、威爾遜、丹尼特的科學主義），在這裡也沒必要特別反對（雖然我們認為它是有問題的），我們可以從容地與之進行學術討論。

田松：關於什麼是科學主義，我們在上海科學文化會議的學術宣言上已經作了比較明確的定義。有認知的層面，有社會的層面，有環境倫理的層面，等等。應該說，近20年來，由於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保、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話語，不但在理論層面，學者對科學主義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在大眾話語層面，科學主義已經遭到了很大的消解。至少，「科學技術是雙刃劍」這個說話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科學技術具有負面效果，對於這個結論，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一般百姓，很少有人還有疑義。然而，正如范岱年先生所說，中國的科學主義還有一種特殊的形態，就是把科學和政治正確等同起來。以這樣一種方式捍衛「科學」，就把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把對手置於苦苦自辯的尷尬境地。

劉兵：關於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的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說。其一，在學術層次，雖然現在仍有不同的觀點，但如果就國際背景中對科學進行人文研究和思考的學者來說，主流的觀點顯然是不贊同科學主義，至少是不會認為這個概念是個褒義詞的。這基本上是一種共識。這種共識甚至會擴展到專業科學人文研究者之外。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寺廟裡，當我和那裡的方丈談起近來有關的一些爭論並提到其中一方的某些觀點時，那個有些哲學背景的方丈居然脫口而出：「那不就是唯科學主義嗎？」

其二，在公眾層面上，我覺得仍然大談像科學主義這樣的概念也許意義並不很大，這時，也許不宜在一些抽象的學術概念上繞來繞去，而是更應以具體的問題、具體的事例來進行討論和傳播。一個居中的例子是，目前許多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科學教育改革文獻中，多有涉及科學觀的內容，但具體地提到科學主義概念的並不多見，不過，要是仔細地閱讀這些文獻，就會發現，儘管它們多數仍是關注主流科學的教育，但在總體的傾向上，在基本的出發點和立場上，卻並不是那樣強科學主義的。

劉華傑：對唯科學主義，有許多描述，依據價值觀的不同，描繪的圖景也不一樣。既然我們在做一些科學傳播的工作，比如我們北京大學設立了科學傳播中心（www.csc.pku.cn），我試著換一種方式描述：用流行歌曲的歌詞解說科學主義。S.H.E.的歌如今很紅火，她們唱了一首Super Star，其歌詞為：

笑，就歌頌，一皺眉頭就心痛

我沒空理會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你要往哪走，把我靈魂也帶走

它為你著了魔，留著有什麼用

你是電，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話

我只愛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你主宰，我崇拜，沒有更好的辦法

只能愛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手，不是手，是，溫柔的宇宙

我這顆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轉動

請，看見我，讓我有夢可以作

我為你發了瘋，你必須獎勵我

你是意義，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

除了愛你，沒有真理

火，你是火，是我飛蛾的盡頭

沒想過要逃脫，為什麼我要逃脫

謝謝你給我，一段快樂的夢遊

如果我忘了我，請幫忙記得我。

如果不知道唯科學主義是什麼意思，嘗試著把上述歌詞的某些名詞（「你」，Super Star）換成「科學」，就會理解什麼是唯科學主義。

哈耶克、本-戴維、費耶阿本德、郭穎頤、汪暉、葉闖、范岱年、蔣勁松、肖顯靜、劉孝廷等等人，都談過科學主義。葉闖還特別彙集了國外十多種重要辭書對科學主義的刻畫。在所有這些描述中，科學主義都是貶義詞。

但有一類觀點：「科學主義」是好東西，這個詞也是褒義詞；所謂科學主義，就是更多的科學的意思。這個詞像唯物主義、享樂主義、社會主義等詞一樣。於是反對科學主義，就意味著反對人們擴大科學的應用範圍。而這與歷史的進展不符，現在以及未來似乎也無法阻止這種擴展。經濟學、社會學不是越來越多地應用了數理科學的方法嗎？這難道不正好說明科學主義是有道理的嗎？

田松：這也是科學主義者比較常見的辯護詞。毫無疑問，科學獲得今天這樣的意識形態地位，自然有其特殊的功能。就如卡爾·薩根所說，科學是迄今為止最可靠的知識。就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言，科學的技術也是最有效力的一種力量。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唯科學、反科學、偽科學》中也做過一些討論。但是，這並不能成為崇拜科學，把科學奉為至尊的理由。首先，科學的知識同樣不是絕對正確的知識，也有其不確定性，這個問題我們引用過的恩格斯也說過了。其次，其次比較複雜，因為涉及到對於「什麼是美好的生活」的看法，科學主義者簡單地把科學進步等同於幸福，或者把幸福寄託到科學，寄託到對物質世界的控制上。實際上，按照科學主義者在辯解科學的負面效應時所常常採用的工具論說法，科學既然是工具，那麼，對科學的尊崇也就是另一種類型的拜物教。

劉兵：我們不可忽視，在這種對科學的崇拜的背後，有著很強的將科學意識形態化的因素。其實，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有過多次將科學政治化的運動，其教訓是明顯的。現在的把科學意識形態化，只不過是在新時期里，與要把發展科學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相聯繫的一種推論，而不是基於嚴謹的學術研究。

劉華傑：有人馬上就說了：你不相信科學，也就算了，這是你的自由，你為什麼要叫嚷著科學對於人們幸福地生活是不充分的？既然你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宗教，甚至原始宗教的價值，那麼科學拜物教又有什麼呢？我們可能就願意接受此拜物教的啟示呢！再次，當遇到災難時，你可以照舊相信宗教，而我們卻相信科學，看誰更能適應環境從而生存下來！

幾位，對這種「鏗鏘有力」的反問，你們如何回應呢？

劉兵：這並不是什麼有鏗鏘有力的反問。在某種程度上，科學，在現實中講，是近代西方科學，確實對人類社會的物質生活提供了極大的動力。然而，人類的生活並不僅僅是物質生活，而且物質生活也不僅僅單純地是物質性的而與精神文化無關。對於真、善、美這三種人類的追求，傳統中，人們將其對應於科學、宗教與藝術。其實，現在，隨著對科學之本質的深入研究，真的問題在一定的程度上被解構，雖然人們經常地還會用這個概念，但其含義至少是已經發生了相當的變化。善，現在也並不僅僅只限於宗教，被像趙南元教授歸為「胡說」甚至「反人類」倫理學，不也是在追求善的研究嗎？美，就先不必多說了。

既然物質生活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那麼，為什麼提問者卻只是抓住這一點而不及其餘呢？

再者，從更長時段的人類社會發展來看，並不是只有了近代西方科學人類才生存下來。而近代西方科學在給人類物質生活有力地帶來巨大推動和影響的同時，負面的效應也日益明顯，因而才會有了「雙刃劍」之比喻。

人類並不是每天都生活在災難之中，將極特殊的災難下的特殊推廣到整個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也並不是有力和完備地論證方式。

田松：在當下的主流話語框架內，華傑這個問題還是比較有力的。不過，如果科學主義者肯降到這個程度，同意他們對科學的態度是把科學當作了宗教，那就好辦了。因為信仰自由，既然科學只是一種信仰，那你就不能強迫人們信仰科學——一種需要強迫別人接受的信仰，註定是邪惡的，不管它有什麼冠冕堂皇的主張和宗旨。

至於後一個問題，誰能從災難中生存下來，似乎已經不能夠做對比實驗了。我們可以做幾個假設吧。比如像柯南說的，小行星撞了地球，導致地球災變，最大的可能是人類整體滅絕。如果有人能生存下來，是誰呢？直覺上看，肯定是覺得現代化地區更容易存活，因為那些地方科學更發達，技術更先進，云云。但是，我的結論正好相反。因為越是現代化地區，人的動物本能越差，越不具備應對自然環境變化的能力。再假如，我們做一個對照地球，一個地球上生活著阿米什人，一個地球上生活著一心征服自然的科學族，哪一個地球上的人類文明延續得更加持久？我相信，在沒有小行星撞擊地球的情況下，阿米什地球會延續得更加持久。那麼，在有小行星撞擊的情況下，科學球就註定比阿米什球具有更強的抵抗力嗎？有可能，但是幾率很小。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在科學球具備了抵抗小行星的能力之前，它上面人類已經由於各種各樣的危機先行滅絕了。

劉華傑：這個「兩球」對比挺有意思的，可與上海會議時江曉原教授的「二球」一拼。這是思想實驗，沒法檢驗的。我補充一點。核武器的效力對於人類算是個東西，而對於一些頑強的細菌，並不算什麼。「核冬天」之後人滅絕了，細菌照樣繁衍。小行星撞地球，「高等」動物面臨的危險最大。另外，對於可能的小行星撞擊，用不用核武器，我想這種問法有一個邏輯陷阱。答案好像只有他設定的若干可能性，其實未必。人類到那時，也許可以有比這好一萬倍的辦法，輕鬆地化解災難。

我覺得，科學主義還有另外一種較溫和的表述：「如果當今的科學有什麼不足的話，或者帶來了什麼問題的話，未來的、更多的、更好的科學或者更科學的科學，則會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這種表述是沒法證偽的，人們可以相信它也可以不相信它。

最近我在讀波普爾的東西，1968年他在談「科學家的道德責任」時指出，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講過，這些年科學家一直瀕於放肆的邊緣，有些人已經認識到過失，「但是這又不是最近的問題。當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以試圖使科學具有吸引力的時候，他也瀕於放肆的邊緣。並非他擁有許多知識或許多力量，而是他需要知識是因為他需要力量——或者至少他給人這種印象。」（《走向進化的知識論》，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年，第9頁）這裡提出了科學在一開始就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性。

科學家歐陽瑩之在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複雜系統理論基礎》中有段話：「科學主義過分炫耀科學且背離科學精神，這激起了讓許多科學家吃驚的對科學的敵意。禍起蕭牆，我們不要僅僅抱怨公眾不願意支持科學研究，或許我們應當檢查自己，看看是不是我們做得太過分了，而成了科學主義。」（歐陽瑩之（Sunny Y. Auyang），《複雜系統理論基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6頁）我們曾引在上海的「宣言」中。宣言受到過許多批判，但似乎沒有見到直接批判歐陽瑩之的。

劉兵：作為科學家，歐陽瑩之能夠對科學主義有這樣的認識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其實，對於科學家來說，大多數人對於像科學主義這樣的問題關注不多，只是專註於自己研究的專業內容，但正像你提出的「預設配置」的說法，在潛意識裡有著不同程度的科學主義傾向，這與長期以來的科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相關。少數科學家注意到有關問題，有一些人非常勇敢地站出來贊同科學主義，但這些人中，又有許多人並沒有真正理會那些已有的對有關問題的人文研究進展。不過，也確實有一些科學家表現出很出色的人文修養，這種情況恰恰表明，在恰當的情況下，對科學主義的人文反思對於科學家同樣是可能的，也說明了科學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傳播科學的人文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田松：按照我們對於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的連續譜說法，科學哲學最初的邏輯經驗主義學派是科學主義的，甚至他們最初的工作就是想要證實，科學是真理。從波普爾開始，科學哲學向反科學主義一方過渡，到庫恩、費耶阿本德，再到SSK，已經對科學主義進行了徹底的消解。波普爾是一個轉折，雖然他本人還沒有跨過中線，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已經隱含了相當豐富的反科學主義的萌芽。反過來，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我們長期接受的教育經過了嚴重的輝格式的篩選，甚至我們這些從事科學哲學工作的人，對於科學哲學經典思想的了解也經過了篩選。去年在劉兵那裡看到愛因斯坦的一個講演稿，讓我吃驚地發現，愛因斯坦竟然如此「反科學」。「兵叔」應該知道我說的是哪篇文章吧？

劉華傑：波普爾對科學主義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受了哈耶克的影響，波普爾著作中多次引用哈氏關於科學主義的評論。另外，這兩個人也都很反集權，努力為自由辯護。

這次大討論中，中學生「馨兒」的文章寫得條理清楚，很見功底，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但她說，敬畏自然是科學常識。我對此稍有意見。敬畏自然，在現代社會可能是一種常識，但不一定是普遍的常識。特別是，沒有必要把它說成是科學常識，倒是可以說成是倫理學常識。有一些「科學家」，沒有倫理學常識，但不能說他們沒有科學常識。各位如何看？

田松：你這個說法倒是更進了一層。我同意。

「馨兒」說敬畏自然是科學常識，這裡的科學還是形容詞，取正確之意！

劉兵：在狹義上講，當然不是科學常識，可是，為什麼我們未來的科學就不能擴充到把這些基本的常識包括進來的程度呢？

那樣的話，不也就可以是科學常識了嗎？比如說，我們現在的中學科學教育中，強調情感、態度、價值觀的維度，而這些東西，本來也不是狹義的科學中所天然具有的，為什麼還要在科學教學中教呢？

應該有一種發展的眼光！

劉華傑：反對。我仍然覺得不可能成為單純的科學常識，因為它內在地包含著科學之外的東西。科學概念不可能無限擴大到取消倫理和宗教，那不又是某種唯科學主義嗎！當今中學科學教育的確強調情感、態度和價值觀，這是在試圖溝通科學與人文，但最終不能把這些都算成「科學」的功勞，而把「人文」給化掉了。如果那樣理解的話，還是一種科學主義。

人類的知識應當是一個整體，可以勉強分成科學與人文兩大類以及若干具體「學科」，現在新潮的教育思想是想一定程度上化解過去由於學科劃分造成的人為分界。我認為，「敬畏自然」永遠不可能只屬於「科學」的範疇，當然科學可以討論它。

武松該不該打虎

劉華傑：繼《環球》和《新京報》對敬畏自然的大討論之後，2005年1月25日新浪網上直播了關於敬畏自然的討論。一向信心十足的何老師追問汪永晨，連續問了許多次，我數了一下共問了四個回合：

「比如說武松打虎的時代，老虎要吃人，請問汪女士對吃人的老虎採取什麼態度？」

「我要跟你討論的是武松打虎那個時代是不是武松可以打老虎？」

「你不要迴避問題，你告訴我，在宋朝老虎要吃人，人怎麼對付老虎吃人這件事情？我問你當時的武松該不該打老虎，我希望你明確的回答，你別躲閃問題。」

「假設汪女士，你生活在宋代，假設有個老虎向你撲來，你是不是心甘情願被老虎吃掉。」

汪始終沒有正面回答，至少給人的感覺如此。如果何老師不認為這是一個判決性的問題，至少也覺得這是一個揭露環保人士「偽善」的小例子。網上的確有個別人士高度讚美何老師提出了一個好的反問，而且認為無論汪如何回答都會陷於被動。

對於不思考的人，這似乎是一個難題。但我覺得可以輕鬆回答，而且不違背原則：如果條件是何老師描述的那樣，結論是，可以打虎。你們以為呢？何老師問的這個問題能夠代表人與自然的關係嗎？

劉兵：我覺得這裡面有一種混淆，即以個例來反對一種整體的命題。如果在特定的情況下武松打了那隻虎，為了他的生命，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天天都要找老虎去打。本來講人與自然的關係，更多地是在說後一種情形。

田松：何先生這個問題也是人們經常用來詰難動物權利主義者的一個問題，更極端的提問方式是：如果一隻蚊子吸你的血，你是否可以把它打死。而這個問題也往往是動物權利主義者語焉不詳的一個問題。所以常常採取迴避的態度。我覺得，我們在討論動物權利和自然權利的時候，常常會面對兩個層面的關係，一是人這個物種與其他物種或者自然的關係，二是人作為個體與其它物種個體之間的關係。

武松打虎，是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之間的關係。而人類攔河築壩，砍伐森林，則會上升到物種之間的關係。普通人所面對的往往是人類個體與動物個體之間的關係，而物種之間的關係，是人類的集體行為，國家行為，因而，往往是由政府的決策產生的。很多環境問題，歸根結底，不是個人自我覺悟能夠做到的，是需要政府從抽象的國家政策，從具體的建設項目等層面進行調整和管理。比如虎跳峽電站，怒江電站，對於這些項目的控制不是我們個人能夠做到的，這是政府的責任；再如一次性筷子的使用，單純依靠每個個人的拒絕，那是永遠也消滅不了的。必須由政府從大的政策上進行制約。就像消滅假貨，首先不是王海的責任，而是政府的責任。所以，環境工作者一方面要面向公眾，一方面要面向政府。

而在個體層面，我們每個個體都有生存的權利，要求更舒適更便利的生活，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我前面說過，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的社會對這個本能要有約束，約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社會道德，一是政策法規。如果放縱這些慾望，人的慾望就會指數增大。這種社會是不可持續的。

與武松打虎類似，還經常有這樣的問題：難道你們自己不用筆記本，不用手機，不用空調？因為我們用了，我們就是自相矛盾，就是虛偽——一邊自己用著，一邊主張別人不要用。

作為學者，我們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我們註定也是個人，也有同樣的本能，並有在社會當下的框架中滿足慾望的權利。而作為學者，我們的理論恰恰是針對當下的社會框架的，我們認為這個框架應該加以改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就「必須」放棄我們在當下社會框架中的生存方式。

回到武松打虎這個問題上來，武松是不是應該打這個老虎？那要看武松是怎麼打這隻老虎。如果我們把老虎換成人，這個問題就容易理解一些。比如一個人夜裡對你實施暴力，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主張，要以暴抗暴，正當防衛；如果這個人不是你的對手，被你打得落荒而逃，而你又窮追不捨，將他置於死地；或者說事後跑到人家家裡，把他家裡人也一併殺掉。這幾種情況，我們的法律會有不同的判決。

我相信，當動物權利和自然權利的理念普及之後，成為社會常識之後，當動物權利的概念更多地寫進法律，那麼，人和虎的關係就要放在具體的語境中考慮了，人和虎各有權利，而不是只有一方絕對有權利，另一方絕對無權力。華傑引用的那個奧德賽的故事，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在奴隸獲得了權利之後，奧德賽殺死奴隸就不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當然也不是天然地就具有非正當性，而要看具體的情況。

劉華傑：現在是法制社會，環保工作也要納入法律框架按法律程序進行，這些基本上由政府一手操辦。但是，鑒於目前國家環保法律不健全，各級環保部門這些「橡皮圖章」沒有權威，民間環保和民間環境監督的作用顯得非常重要，他們的辛勤工作可以不斷地提醒高層領導注意某些地方環境、生態極度惡化。民間環保人士的活動，客觀上也能催促國家環保部門自身硬起來，比如2005年1月24日，國家環保總局宣布叫停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等30個違法開工項目，這場「環保風暴」受到媒體、國務院總理的好評。

無論是政府還是NGO（非政府組織），依靠什麼來做環保？什麼是保護自然最好的辦法？除了科學的辦法再沒有別的辦法嗎？當科學不能為公眾所掌握時，保護自然就可以不進行嗎？當科學還沒有誕生時，保護自然就不存在嗎？

當動物沒有科學時，動物就不知道愛護它的自然環境嗎？

當一個陌生人說：無需要敬畏自然，人們對他可能有某種反應，但當一個人過去曾說，可用核彈炸山修水庫，可以克隆人，此時又說敬畏自然是反科學，那麼人們對他可能有另外一種反應。如梁從誡所言，大家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問題是，現代人究竟是膽大好還是膽小好呢？

田松：事實上，保護自然這個問題在科學時代以前是不存在的。只有被科學和技術武裝起來的人類才有能力有膽量對自然實施所謂的征服活動。才有可能使得自然遭到的殘害達到了需要保護的地步。

在傳統技術中，人是自然轉化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並不是自然的異類。納西族的「署」自然觀不是為了保護自然，也不是為了征服自然，而是為了和自然相處，相溝通。在那個時代，相對於自然來說，人是渺小的。

托馬斯·劉易斯寫過一篇文章《暴屍荒野》，他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我們經常看到遮天蔽日的鳥群，但是很少看到鳥的屍體。如果我們在公路上，在草地上，在樹林里看到鳥的屍體，我們本能的反應是，意外死亡。也就是說，鳥正常死亡的屍體是人看不到的。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鳥能夠處理自己的屍體。不僅鳥，深林里的大型哺乳類動物也是這樣。否則的話，我們走近草原，走近森林，會到處看到動物的屍體。肉食動物的存在是不能完全解釋這個現象的。

處理自己和環境的關係，為自己和後代保留良好的生存環境，是動物的本能。如果一種動物不能把自己的生存鑲嵌在大自然的生物鏈條中，這種動物在自然中就不能生存下去，就會滅絕。

只有人是個例外。人沒有滅絕，但是破壞了自然本身的轉化鏈條。

劉華傑：人，作為一個物種Homo sapiens，是挺「獨」的。人類幾乎沒有近親。是我們進化的太快、太好，其他的跟不上嗎？有人猜測不是這樣，更可能的情況是：人類很霸道，不能與同類相處，把同屬的「兄弟姐妹」物種都殺絕了。這種猜測，很可能被認為是「反人類」。

即使在人這個物種之內，黑人、黃種人、白人等也不平等，男人女人也不平等。我不是說一點點的不平等，在不太久之前，這種不平等甚至還保持著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到現在，情況算好多了。但即使如此，黃種人在美國等國家，仍然受歧視。歸納起來看，人熱衷私利、喜歡破壞、習慣戰爭，倒是天性中的一部分。許多動物也如此。不過，人類的德性是可以提升的，人類的文明也是在進化的，即使「人性」也是多樣性的。我們不能死盯著人性中惡的成分不放，而要善於發現、培育人性中同情、善良、惻隱、感恩、敬畏的成份。否則還要道德、要文明、要教育幹什麼？我們要對人類有信心。

當然，現代化的教育，已經越來越淪為一種職業培訓，它很少教一個人如何與另外一個人平等地打交道，如何與社會相處，與大自然相處，而是更多地教一個人如何戰勝自己的同學（比如在同一個班級里）、同事（比如在同一個單位里）、同鄉（比如在同一個城市裡）、同胞（比如在國外某個城市、學校、公司）等等，從而使自己成為人上人。學校、家長、高考制度、現代社會所崇尚的競爭機制，無不視此為理所當然。這與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科學（特別是達爾文的適者生存進化論）均有內在關聯。

「顧不上」與「偽善」

劉華傑：近幾年個別唯科學主義者，習慣於把自己不同意的觀點，甚至自己正在與之討論的觀點，掛上「反科學」標牌，列入「打假」之「文件夾」。還從單稱判斷採用其「特異歸納法」直接上升到全稱判斷，於是有「反科學文化人」、「反科學傳播中心」、「反科學時報」之類大帽子。表面上看，他們是在傳播科學，抨擊偽科學，弘揚科學精神，而事實上，他們用偽科學精神代替了真正的科學精神，嚴重敗壞了科學的聲譽。

我在想，漢語中的「小姐」兩字如今演變出另一種含義，這當然有其社會文化根據，那麼「科學」兩字經過唯科學主義者的一番折騰，將來會不會也變成類似「小姐」這樣的詞？「反科學」三個字在學術意義本來還有點內容，而現在已經成了某些人的專用術語，整天掛在嘴上（有的人似乎立不起來什麼東西，只會反對什麼東西），其含義也不斷庸俗化。

有句廣告：「今天你喝了嗎？」現在可以說成：「今天你反了嗎？」對於「反科學」的指控，聽者起初還有點不滿，而它現在完全成了一種笑料，如江曉原老師所說，幾日聽不到，反倒感覺失落了。這也有幾分受虐狂、虐戀的味道！

劉兵：說到「小姐」這兩個字，真的會有兩種聯想。

其一，是這樣兩個字會在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中，在漢語里逐漸演化出與其原意幾乎完全不同的指稱對象。那麼，在一些人常常掛在嘴邊的「科學」二字，也確實難保用來用去不失其原意。

其二，還是聯想到倫理學問題。現在的倫理學的一條重要的準則，是最大限度地要避免歧視。這種傾向在眾多對社會問題進行人文研究的學者那裡都會有體現，因而，我們才會看到社會學者用「性工作者」來代替「妓女」的說法。我們當然可以不贊成有「小姐」這種職業存在，但就最基本的人的權利的意義上來說，小姐也是人，也會有人的各種需要，比如說，她們是不是也需要學習科學？需不需要提高科學素養？現在許多社會工作者在小姐中普及艾滋病知識，宣傳推廣使用完全套，不就是一種提高他們的科學素養的工作嗎？難道小姐們不需要適合於她們的科學讀本？可是，由於歧視，以及其他許多原因，有人見過這樣的讀本嗎？有人敢正式出版這樣的讀本嗎？改造小姐們的思想，改變社會的環境，消除這種職業（能不能夠做到是另一個問題），是人們可以努力去做的事，但與此同時，以人為本，小姐也是人，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嗎？

劉華傑：強烈建議某出版社請劉兵教授主編一套「小姐科學讀本」。可以到全國婦聯和教育部申請資助！

此次有人向一個普通的說法「敬畏自然」發難，把它上綱上線到「反科學」的高度，不了解內情者，或者沒有與他們打過交道者，還以為他們是一時興起，隨意地、偶然地點評呢。其實這與其長期以來自以為是的唯科學主義觀念和言行，關係密切。「反科學」的口號他們自己不斷在叫吆喝，而且喊了許多年，頗像「狼來了」的故事。曾有一段時間，在反偽科學的工作中，我與他們站在一個立場上，但是我越來越發現我與他們不是一路人，我與他們對科學的看法是很不一樣的。

如果反偽科學有必要的話，他們所宣傳的「偽科學精神」就值得反一反。這大概屬於二階反偽科學。沒有這種二階行動跟進的話，一階的反偽活動有可能演變成一種權力的濫用。有人揚言：劉華傑現在不反偽科學了，變成反對反偽科學了。我可以鄭重地回答：我仍然反偽科學，但重點轉到反對二階偽科學了，因為這種偽科學人們更難識別。

劉兵：「反科學」，其實原來是一個相對簡單的問題。反科學本來也是有著明確所指的概念，不過，一段時間以來，這個詞經常被一些人用作攻擊那些搞科學文化的人的武器。而搞科學文化的人，其實也不過是在像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等領域中從事對科學的人文研究的學者。這些學者基於他們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與科學主義者立場不同的觀點（其實這些觀點在相當的程度上，在國際學術界——特別是人文學界，甚至在相當範圍的非學術界，已是一種共識），卻被某些極端科學主義者貼上了反科學的標籤。而與反科學主義相關的敬畏大自然這樣的觀點，也遇到了同樣的命運。這其實是一種很不正常的情況。對於那些隨意揮舞「反科學」大棒的人，有兩種可能，其一，是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什麼是科學，因而看到一切與自己理解的科學有所不同的說法，便簡單化地將其歸入反科學的對立面。其二，就是利用科學在中國特殊的意識形態地位，試圖將理論探討與政治和意識形態聯繫起來，以期達到打倒對方的目的。對於後者，用心就未免有些險惡了，讓人不得不聯想起「文革」時期常見而如今雖不常見但卻仍然被某些人所繼承下來的為正直人所不齒的做法。

華傑對於「二階反偽科學」的說法很有道理。其實，在這場爭論中，那些動轍揮舞反科學大棒的人，已經將自己自命為是確實何為科學的裁判官。可以設想，如果有朝一日他們掌握了一定的權力，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濫用這樣的權力呢？

劉華傑：有人問，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唯科學主義？既然反對唯科學主義，在科學的時代，還有更好的替代品嗎？科學與唯科學主義不是很好的搭配嗎，在宣傳、銷售中它們不是可以很棒地「捆綁」起來嗎？

為什麼沒有「反人文主義」的說法，或者也許有但不夠流行？

另外，可否這樣理解何老師的文章，他的論證邏輯是這樣的：

「發展是硬道理」＞「以人為本」＞敬畏自然。

其中「＞」表示「勝過」、「可以壓倒」。此次一些人反對敬畏自然，沒有講出的理由可能是「發展是硬道理」，「以人為本」不過是個借口。這就像某年春節晚會上黃宏和侯耀文表演的比名片大小的節目，A出了一張名片，B出另外一張能夠壓過A的名片，A再出一張壓過B。當然，這種邏輯順序可以隨時代而變。在批「異化」論的時候，「以人為本」（那時候不這樣叫，那時稱人道主義）是被打擊的對象，其地位簡直比現在的「敬畏自然」還低下。

現在，前兩者都是政治利器，不過有一個稍顯舊了一點。此時用「發展是硬道理」來直接反對「敬畏自然」，可能已經不夠時尚了，於是抬出了「以人為本」來對付虛擬的目標「以自然為本」。

劉兵：第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反唯科學主義，就是因為這種主義不是「以人為本」，是因為它不符合全人類的利益，而只是對某些人、某些團體有利。至於為什麼沒有反人文主義的說法，或許是因為在社會上，人文主義，或者說人文，並沒有成為一個常用的公眾概念，而科學則完全不同。我們還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有人明確提出要反對以人為本，那又會怎樣？那就觸動了公眾的神經。說穿了，合理地套用某些人的邏輯在這裡反倒有些道理：許多反對反唯科學主義的人，恰恰是反人文主義的，也恰恰就是反對以人為本的。

第二，你的猜測應該是差不多的。正像我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一種片面地強調「發展」並因而反對敬畏大自然的人，正是立足於局部的、個體的、有限的人的當下利益，而與整體的全人類的長久利益是相衝突的。我們強調以人為本，難道不是為了全人類，而只是為了某些人？

劉華傑：作為協調人，我願意提供更有趣的例子供大家討論。

何老師在2005年1月25日講：「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怎麼要先去關註解決什麼動物的問題，解決什麼狗的問題等等，這種事情有一個先後，輕重緩急，比如說狗倒是很多人的朋友，我們有很多人家都養狗，如果狗得了狂犬病怎麼辦，我相信是殺，至少不像人對待非典一樣，把非典的病人隔離起來，加以很好的維護，加以很好的治療，我想是這樣子。」（tech.sina.com.cn/d/2005-01-25/1737514589.shtml）有位歷史學教授，也有類似觀點，本書中暫時不討論。

用這個例子反對敬畏自然或者生態倫理，似乎挺有理的，其實很不恰當。我們可以看幾個假想的例子：（1）白人的問題還沒解決好，還管什麼有色人種的問題？（2）首都北京奧運的事情還沒有弄好，還管老區扶貧等小事？（3）5個院士與5000個農民工同時生病，誰輕誰重？（4）中國礦工頻繁死亡之事還沒慰問好，還管什麼印度洋海嘯的外國災難，事情得有一個先後，得有一個內外不是？

劉兵：這完全是一種詭辯的邏輯，是不懂倫理學的明顯表現。倫理學的選擇是兩害相權擇其輕，是不可能離開具體的情境的。當狗得了狂犬病，在沒有條件醫好，或由於經濟等原因不可醫的情況下，將其殺之並不意味著在倫理學上有悖於保護動物權利的原則，這與在沒有出現狂犬病時滿世界追著打殺無病之狗完全不是一回事。要是按照這種思路，醫學倫理學也不會去研究什麼安樂死的問題了。

華傑舉的四個有違基本的倫理學考慮的例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把本來不應對立起來的問題對立起來。在人權、平等的意義上，三者都不是什麼矛盾的問題，本來就都應同時考慮。當確實因某種原因而不可兼顧時，恰恰需要應用倫理學的情境原則。說到這裡，倒讓我想起這次爭論中一方的一個著名代表人物，清華大學的趙教授以前曾提出的一種說法，即說什麼倫理學是反人類的。可是，他談論的許多問題，恰恰正是倫理問題，這不是一種自相矛盾嗎？他不會以為自己在進行著反人類的活動吧。再有就是，他對倫理問題的討論並不遵循倫理學的討論規範，也許他根本就不在意什麼規範。

田松：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還顧不上動物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常見的說詞，在傳統的科學主義框架里，這個說詞也有一定的說服力。如果現在我們說，「白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解決什麼黑奴的問題。」這個說法現在我們顯然認為是荒謬的，但是在黑奴獲得人的權利以前，這種說法的確具有合理性。這種說法在今天雖然能夠被很多人接受，就是因為動物權利的概念還沒有獲得普遍的接受。如果我們在現有框架內，對這種觀點進行反駁，就要費很多的周折。但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我們必須論證，人的生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對於大自然的其它部分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果動物全部滅絕了，人類也生存不下去。所以解決動物的問題，也就是解決人的問題。保護動物，也就是保護人自身。於是，即使是人類中心主義者，未來人類的長久生存，也必須考慮動物保護問題。

但是，這種論證我認為不夠直接，我希望用更直接的論證，就是動物有權利，有和人同等的生存權利，人不能為了自己的生存，甚至是為了讓自己生存的更奢侈，而去破壞、干擾動物的生活。人類要做一個有道德的物種。

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所以顧不上解決動物的問題。這裡面還隱含著一個邏輯，就是人是主宰，人有能力解決人的問題，也有能力解決動物的問題，人可以按照次序逐一解決人的問題和動物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種幻覺。

目前人類解決人的問題的方式，還是在發展和進步的框架中進行的。在這個框架中，實際上，人類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的。在我看來，人的問題是人的貪婪導致的，動物的問題也是人的貪婪導致的。動物本無問題，只要人不去干涉它們、打擾它們，它們自己生活得很好。解決動物問題的關鍵是人類收斂自己的貪婪，從動物的領地中退出來。當人收斂了貪婪，人自己的問題也會相應地得到解決。在這個意義上，解決動物問題，也就是解決人的問題。蔣勁松有一句說：「人只有解放動物，才能最後解放人類自己。」

劉華傑：聽起來像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男人只有解放女人才能解放自己。

田松：與這個問題類似的還有發展與污染問題。直到現在，也還有人主張走先發展再治理的道路。這是一種愚蠢，是一種罪惡。關於怒江電站，一再有人強調，電站一建起來，年發電多少瓦，利稅多少，怒江人民一下子就可以脫貧致富。這是一種幻覺，或者說是地方政府的一種說詞。

人們常說，人們很窮，不建電站怎麼脫貧。我倒是覺得，人民窮，不是靠建電站能夠解決的；相反，人民之所以窮，就是因為建了電站。李昌平早就說過，農民的貧窮，是制度性貧窮。關於漫灣電站的數字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漫灣電站運行當年，自己的利潤是1.2億，上繳國稅1億，雲南省5000萬，庫區各縣加起來5000萬。在這個數據中，庫區各縣所得是最少的。然而，這些進入縣財政的銀子會有多少落到百姓頭上？恐怕我們無法想像，庫區附近的百姓失去了原來的生活方式——所謂的落後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家是靠檢電站的垃圾為生。

前不久我在「天涯」上看到一個帖子，說得很好，不妨引用一下：

「關天茶舍」從世界GDP總量來看人類是如何餓死自己的同類

作者：心中之歌 提交日期：2005-1-28 22:32:00

世界銀行2003年公布的世界GDP總量為36萬億美元。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委員會今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目前世界人口為61億。如此來看地球人均的GDP當在5000美金以上，也就是所有地球人的人均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相當於中國上海的人均生活質量。

5000美元的人均GDP，意味著這個世界上早就應該消滅了貧困，不會再發生缺衣少食品的事情，而且還能保證人人舒暢地生活。但……

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2000年，全世界貧困人口正在急劇增加，據統計，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即大約12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的狀態，每人每天平均生活費用不足一美元。

這位「心中之歌」的標題很好，人類是被自己餓死的。人類的貧困不是因為他們不發展，而是別的地區的發展掠奪了他們。我也常想這個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勞動著，辛辛苦苦地工作著，怎麼會孩子上學沒有錢，要靠希望工程，怎麼會連一幢維持體面生活得房子都買得那麼艱難？

所以，人的問題是人自己造成的，動物的問題也是人造成的。

劉華傑：呵呵，松哥又在鼓吹反政府、反進步、反發展的蒙昧主義，等著挨罵吧。

2005年1月25日新浪網上一個頁面的一則標題是「以自然為本有些偽善」。這裡面似乎有兩個問題。第一，誰主張「以自然為本」了？當初《環球》雜誌文章發表之前，哪些人聲稱「以自然為本」了？那位想像中的某高校的副教授說過嗎，誰在與風車作戰？第二，以自然為本就偽善嗎？那麼什麼不偽善？「以人為本」不偽善？

劉兵：這個問題的提法可能有些問題。因為，如果意識到，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以自然為本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其實，在倫理學的發展中，確實提出了要用和以往不同的價值觀來看待自然的觀點，但在爭論中，一定要用什麼「本」之類的極端說法將本來並不矛盾的東西對立起來，這是一種詭辯。在這種意義上，包括何先生在內的人，正是像他們攻擊對方時說對方虛構了風車並與之作戰那樣，是自己用詭辯的方式將本無矛盾的東西對立起來構造了他們的風車，然後再大戰一場。

在最常見的語義上，那種實際上用局部、個體和有限範圍的人的利益來代表全人類的利益，並將之說成是「以人為本」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偽善。

由於工作和研究內容的關係，我與許多環保人士打過交道，從而也了解了他們中許多人的為人。當然沒有人能保證環保人士中就沒有偽善者，但就我所知所接觸所了解的環保人士，其中絕大部分的人恰恰是最善良、最有愛心、最無私的人，而且這種優秀的人的比例在環保人士中要遠遠高於其他人群。可是，在這場爭論中，這些環保人士卻被污衊為「偽環保」、「偽善」。顯然，能夠理直氣壯地這樣做的人如果不是真胡塗，那就是昧著良心（我寧願他們是前者）。這種昧著良心的做法，才是偽善！

劉華傑：我的印象也是如此（我參加過自然之友等組織的個別活動，一同揀過垃圾，也做過義務植物導遊），他們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一些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些有益於人民的人，一些值得大家學習的人。

科學，在現代社會畢竟是個好詞。環保人士，也不要輕易拒絕這個辭彙，特別是不要讓這個詞把持在宣傳「偽科學精神」的所謂科學衛道士手中。我想起了塗爾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的一段話：

「今天，概念只要貼上科學的標籤，通常就足以贏得人們特殊的信任，這是因為我們信仰科學。但是，這種信仰與宗教信仰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我們之所以認為科學有價值，是因為我們依據它的性質以及它在生活中的作用，集體地形成了這種觀念；這就是說，它表達了一種輿論狀態。事實上，在所有社會生活中，科學都是以輿論為基礎的。毫無疑問，這種輿論既可以作為研究的對象，也被當作是構成科學的基礎；原則上講，社會學就是這樣構成的。不過，有關輿論的科學並不會產生輿論；這種科學只是觀察輿論，使之清楚地被意識到。的確，通過這種方式，科學會使輿論產生變化，但就是在科學似乎正欲確立自己法則的時候，科學還得繼續依賴輿論。正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科學作用於輿論的必備力量恰恰是在輿論中獲得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5頁）

他是在20世紀初講這話的，現在已經是21世紀初了。事情的發展更進一步證明了這位偉大社會學家的洞見。

我們今天從事新型的科學傳播，必須牢記塗爾乾的提示。

田松：其實不只何先生，我在網上也常常看到這類「偽善」說。類似的比如說，動物權利保護者，如果吃肉，就是偽善；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持謹慎態度的，如果使用筆記本，使用電燈，就是偽善。這種說法不能完全說是空穴來風，它是可以從當下的大眾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中引伸出來的。這個問題也的確是挺難回答的，而且，一個被指責為「偽善」的人如果自辯，說「我不是偽善，我是真善」，好像也挺那個的。

在我看來，一個綠色主義者在當下的社會框架中註定是矛盾的，因為他不可能按照理想的生活方式去生存，那就意味著自我放逐；也不可能完成按照當下的方式生存，那意味著違背信念。剛剛看到龍應台女士寫給兒子的信[①]，我覺得大可借鑒。龍應台說：道德有消積的和積極的。消積的道德發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中：

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20％的富有國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點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有來由地亮著。

龍應台講了許多她生活中盡量節約能量的習慣，也許從科學的角度，她的習慣實際上可能並不真的節約能源，但是我不能懷疑她的善。甚至在GDP主義者看來，龍應台的節能行為妨礙了內需的拉動，會導致經濟衰退，失業增多，我也不懷疑她的善。如果有人要說，你龍應台如果真的善，就不應該用100瓦的燈炮，而應該用15瓦的燈炮，因為你用了100瓦的燈炮，所以你是偽善。作為旁觀者，我不會認為龍應台是偽善，而卻可以明確地認為，作出這樣的指責的人是真惡！

龍應台也說，以前喜歡吃魚翅，後來知道魚翅是怎麼來的，就不再吃魚翅。龍應台似乎意識到了會有人怎麼指責她，接著寫道：

非力普說，唉呀媽媽，那你雞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們是怎麼大量養雞的嗎？他們讓雞在籠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爛肉，你說人道嗎？

我不管。道德取捨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理。

在某些人看來，比如柯南，龍應台的回答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我喜歡龍應台的說法。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需要建立在邏輯之上。我們常常聽人拍著胸脯說，辦事憑良心，問心無愧！卻沒有聽到誰拍著什麼說：辦事憑邏輯。龍應台還寫道：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麼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

所以，能不能說，道德的行使消積或積極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層面進行消積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於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於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於權力誘惑的不妥協，對於群眾壓力的不退讓……這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

如果有人說，龍應台所謂的消積道德是一種偽善，比如說，你崇尚什麼簡單，和非洲難民相比，你的簡單是多麼的奢華！照這個樣子要求的話，龍應台只要活著就是罪惡，她要活著，就只能讓自己盡情地奢華，做一個徹底的惡人，而不能指望自己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否則就是偽善。對於這種邏輯，我只能再說一遍，這種對善的批評和邏輯，是真的惡！

劉華傑：我好像已經是第二回聽「松哥」講這個故事，但仍然覺得很有教益。田松說「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需要建立在邏輯之上」，我很贊同，還可以把這話講得更準確些：「我們的日常生活自有其邏輯（不能形式化），只是此邏輯不是科學的數理邏輯罷了。」

善與不善通常是相對而言的。如在文革中，迫於某種壓力A打了某教授兩棍子，B打了三掍子，就可以說A比B善，而不能說因為A和B兩人都打了人，因而都不善或者A偽善。俗語講「勿以善小而不為」，其中的小善也指A與B行為中道德含量之差，A沒有打第三掍，此「無為」就是一種「善舉」。

認為「小善」統統是「偽善」，最終就消解了所有的善，等於落入了完全的道德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

[①] 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你不是一個混蛋》，《南方周末》2005年1月27日，31版。――田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