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南洋大學的故事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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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我堅信不移：辦大學，學術質量之外，還應該有個性、精神以及文化情懷。

對半個世紀前創辦於新加坡的南洋大學，我早就耳聞。20年前，因研究林語堂的緣故，我稍微關注過這所大學；但那時思考的是林氏為何匆匆離去，而不曾認真體察這所大學的來龍去脈。前年秋天，應邀參加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舉辦的學術會議，接觸了不少熱心華文教育的新馬華人，不斷聽他們講述南洋大學的故事，不禁心有戚戚焉。臨走時，華社研究中心的李業霖先生送我一大厚冊他主編的《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南大從創辦到被關閉重要文獻選編》（馬來西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2年）。閑來翻翻，對這所創校25年，培養了一萬兩千多名學生，現已消逝在歷史深處的大學，充滿敬意以及好奇心。

事有湊巧，最近發生的兩件小事，促使我重讀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一是陝西電視台的「開壇」節目，邀我當主講嘉賓，討論當今中國民辦大學的發展趨勢；一是胡興榮博士編寫《南洋大學（1953－1980）》，希望我為其寫序。表面上，一海內，一海外；一現實，一歷史，風馬牛不相及。可對我來說，將二者參照閱讀，興味無窮。

胡著《南洋大學》分為兩部分，上半部記錄陳六使與新馬華人共同創辦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的經過（1953—1963）；下半部講述南大如何歷經諸多磨難，最後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1964—1980）。這是一冊圖文書，篇幅不大，所講述的故事卻扣人心弦。我認同作者在《導言》中所說的：「毫無疑問，南洋大學是新馬華人凝聚了無數心血的美麗家園，不論是銀行家還是市井小販，他們都對知識和文明充滿了尊敬，並且攜手創造了這個永恆的傳奇。如果說事物乃經不起歲月的沖刷，但自強不息和逆境求生存的南大精神，則早已溶入了南大人的神髓。」唯一需要補充的是，欣賞並神往這種「自強不息和逆境求生存的南大精神」的，並不僅僅是南大人。換句話說，這本小書的讀者，應該是所有關心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的專家以及普通人。

對於南洋大學的神奇歷史以及精神遺產，完全可以有多種解讀方式。第一，如何發展海外華文教育（包括今天中國政府設想的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第二，民間有無能力憑藉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辦好大學；第三，怎樣在發展中國家辦好高水平的大學。所有這些，對於今日中國之大學事業，不無借鑒作用。

1953年，針對英殖民政府在新馬地區奉行「英文至上」、排斥華文教育的政策，時任新加坡會館主席及中華總商會會長的陳六使（1897—1972），振臂一呼，集資辦學。此舉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其同鄉及恩公陳嘉庚（1874—1961）之創辦廈門大學。唯一不同的是，後者乃傳統中國的美德，賺了錢，惠澤鄉里，流芳百世；前者則因時勢轉移，意識到新一代華僑不再衣錦還鄉，而必須儘快融入當地社會。既希望落地生根，又不忘中華文化，這就有了在海外創辦華文大學的迫切需求。同是捐資辦學，陳六使的艱難，在其先輩之上；經費窘迫是一個難題，但更讓人頭疼的，還是政府明裡暗裡的阻撓。正是這一點，讓讀史者扼腕不已。

幾乎從一開始，南洋大學便被一系列的學術評鑒所困擾。作者稱，前後三份專家報告書，有一共同點，「即繞過了南大創辦的動機、社會背景和辦學宗旨」，只談技術問題。其實未必。像「立即設立馬來學系以便充分的強調國語」、中國語言文學系「改稱為漢學系」，使「該系的畢業生在維持國內各族和睦相處方面有所貢獻」（王賡武等《南洋大學課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書》，《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第308－322頁），所有這些建議或曰指令，是包含豐富的意識形態內涵的；而且，直接針對的，正是南大的「辦學宗旨」。這從政府立意要將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學，可以看得很清楚。這裡確實有學術方面的考量，但更重要的，還是政權的穩定。李光耀總理的說法冠冕堂皇：南洋大學作為移民熱愛自己的語言文化的象徵，是有保存價值的；但考慮到「鼓起對中華文化和傳統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並沒有作為建立畢業生能夠經得起市場考驗的大學教育的實際現實」，南大只能改制（參見《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第570頁）。馬華工商總會追問「新加坡是否只應擁有一間大學」，並非癥結所在。擺在檯面上的，是華文教育的質量問題，為畢業生出路著想，非改成英文教學不可。但我相信，除了政治家信誓旦旦的表白，在冷戰的大背景下，警惕華文大學可能潛藏著的「親中」、「赤化」等危險性，維護社會秩序、民族團結以及意識形態統一，方才是政府決策的關鍵。

從開辦到合併，二十幾年間，南洋大學始終伴隨著激烈的爭議。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便是南大的首要目標，是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呢，還是有本土情懷、服務於本地區社會發展需要。1969年出任南洋大學校長、1972年起任香港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達14年，退休後曾協助李嘉誠籌建汕頭大學的黃麗松博士（1920—），曾於1970年撰寫《在發展中國家裡成長的南洋大學》，提到發展中國家大學的共同特徵：對本國文化缺乏認識、師資與設備不理想、經費缺乏、政府干預決策等，而南洋大學的優勢則在於，「一開始就認定以東方文化為基礎」，「同時，我們認為一間大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不能單單著眼在物質與實用方面而忽視傳統的探討真理的精神」（《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第428—431頁）。這段話，今天看來，仍有某種預見性。時至今日，討論中國大學教育的，往往糾纏在辦第一流大學到底需要多少錢這個問題上。辦大學——尤其是民間集資辦大學，需要比較豐厚的物質基礎，但更需要一股氣，一種精神。這種「自強不息和逆境求生存」的精神，落實在校長、落實在教授、也落實在學生身上。

1970年8月，李光耀總理應南洋大學歷史學會之請，做《南大與我們的前途》專題演講，其中提到，南大創辦的最初幾年，出現很多非常優秀的學生；「很矛盾的，現在南大的師資和教學水準雖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學生卻沒有從前那麼多」（《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第440—444頁）。教學水平上去了，學生卻不見得比以前更有出息，如何解釋這一矛盾？我以為，關鍵在於創校初期，教授與學生全都憋著一股氣，有明顯的精神追求。其實，不只南洋大學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學，都曾面臨如此尷尬的情境。

這就說到了南大的首任校長林語堂。據說，南洋大學原想敦請曾任清華校長的梅貽琦出山，可陰差陽錯，校長最後變成了自動請纓的林語堂。林一到新加坡，就揚言要把南大辦成哈佛、牛津那樣的世界一流大學；而這就需要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職員以及一流的薪水。如此高的期待，與民間捐資辦學的實際能力，形成巨大的縫隙。因預算案與執委會鬧僵，林語堂領取巨額遣散費後宣布總辭職。此事的具體經過及是非曲直，可參見林語堂次女林太乙著《林語堂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第二十章「南洋大學校長」，還有前南大秘書長潘受（1911—1999）口述、張曦娜執筆的《南大創建時的林語堂事件》（《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第41—54頁）。撇開個人評價，潘的總結不無道理：「就大學校長的人選而言，我們覺得作家不如學者，學者不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業家；一些國立大學的成績往往不如私立大學，原因就在私立大學的校長，得慘淡經營，很自然的易於成為教育事業家。」以我對民國年間諸多私立大學的了解，以及對當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觀察，林語堂好高騖遠的辦學思路，確實有問題。其諸多關於南大的議論，不說嘩眾取寵，起碼也是華而不實。辦大學不是寫文章，需要理想、需要才學，更需要實幹與犧牲精神；而這些，非林氏所長。

在本書的《後記》中，胡興榮博士稱：「坦白說，對於南大，我沒有太多的哀傷，但卻對那個年代充滿懷念和感動；尤其上一代人與周遭環境搏鬥的意志力，讓人心生敬意。」談論歷史話題，需要距離感，以便保持獨立判斷，不受個人情感及好惡的影響；可一旦親臨現場，你我都很難十分冷靜。就像本書，既然題記「獻給陳六使和他同時代的人」，就不是簡單的講故事。不管作者如何辯解，我還是從中讀出「悲情」與「哀傷」。

作為讀者，我同樣別有幽懷。比如，我會聯想到晚清以降諸多仁人志士獨力創辦大學、為國家培育英才的感人故事，像馬相伯的復旦、張伯苓的南開、陳嘉庚的廈大，還有唐文治的無錫國專、張壽鏞的東華大學等。所有這些故事，都有讓人蕩氣迴腸的章節。當然，我也會聯想到今日中國方興未艾的民辦高等教育。只是背景不同，思路紛繁，為避免過度闡釋，就此打住。

但有一點，我堅信不移：辦大學，學術質量之外，還應該有個性、精神以及文化情懷。這也是我閱讀《南洋大學》的最大感受。

2005年7月22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作為《教育三題》之一，刊《書城》2005年12期

文章來源：《學術隨感錄》（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