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難纏」的農民_

誰是「難纏」的農民2011-05-19 10:26:36　來源: 南方農村報(廣州)　有97人參與 手機看新聞轉發到微博(5)

5月20日，舉國關注的葯家鑫案二審將開庭。車禍現場，葯家鑫的一句「農民都很難纏」引發了軒然大波。一媒體推出專題策劃，從階層界定，政治治理，城鄉關係，社會心理及文化印象五方面剖析，誰是真正的農民。

5月20日，舉國關注的葯家鑫案將進行二審。葯家鑫講述自己駕車肇事從無意傷人到故意殺人的動機時語出驚人——「農民很難纏」，引來輿論嘩然。

極端的個案背後，暴露出令人寒心的階層歧視，農民問題愈顯複雜、嚴峻與沉重。

當下，「農民」一詞充滿糾結。它是一個身份的標籤，還是一個職業的符號？無論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主流人群，還是已經與農業無關的農民工，他們是農民嗎？他們還願意被稱作農民嗎？他們似乎已經離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概念越來越遠。真正的農民，是不是散落於鄉間的弱勢群體？是不是城裡的農民工大軍？

農民這個詞帶有感情色彩嗎？斑駁的色彩又是如何被塗上去的？

南方農村報今日推出專題策劃，圍繞「誰是農民」的問題，從階層界定、政治治理、城鄉關係、文化印象以及社會心理五個方面展開探討。

誰是農民之階層界定篇 農民：是身份，還是職業？

在改革開放之前，國家對農民的身份定義與農民的實際職業相匹配。「農民工」出現之後，「誰是農民」的糾結就開始了。農民工早已不從事農業生產，但國家給他們的身份標籤卻絲毫未變。農民工似工實農，本質上依然還是農民。在國家制度認定的身份上，農村居民的定義是清晰的，判斷一個人是否屬於農民的標準，不是職業，而是血統和出生地，這是對農民群體不公的根源。

誰是農民？

25歲的重慶人崔五認為，這問題很傻很天真。

崔五喜歡自嘲：「文化不高，我只能做農民」。在他眼裡，農民就是像他那樣在農村出生、干體力活的人。不過，耕了幾十年田的父親老崔一眼就把他鄙視了：「你連鋤頭都沒使過！怎麼做農民？你就是個假農民！」

崔五確實從不幹農活。自15歲起，他就告別了故鄉，在城裡的工廠廝混謀生，對於農民那種古老的種養技藝，他不感興趣，也從未真正接觸。

如果按照老崔的標準，崔五確實談不上是一個真正的農民。而他的戶口簿上明明白白寫著，他屬於農業戶口。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施，它將我國居民分為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它標誌著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管理格局形成。該條例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

這種規定帶給中國農民的傷害毋庸置疑，意味著普通農民進城的路基本被堵塞，他們的流動遷徙大受限制。因此判斷一個人是否屬於農民的標準，不再是職業，而是血統和出生地。對農民的定義偏離了經濟行為的考量，成為一種政治塗鴉。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認定標準與貴族的認定標準無異，有明顯的封建色彩。

翻開《現代漢語詞典》，它對農民的定義是：「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正如崔五的父親所判斷：一個真正的農民，應該從事種養方面的勞動生產。

老崔的判斷來自一種延續了千年的直覺和本能。

成書於西漢的《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里說：「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晉代的范寧注釋道：「農民，播殖耕稼者。」可見，古人基本是在勞動內容來定義農民。

所謂的勞動，不是玩票，是指以此為生計者。如大詩人陶淵明，他辭官歸田，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偶爾也上山采採菊，下地種種菜，可人們絕不把他當農民。在數千年歷史變幻里，農民的定義都很簡單，其經濟行為決定身份。他們生產最基本的糧食，是這個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統治者力圖爭取和盤剝的對象。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國家對農民的身份定義與農民的實際職業之間並無矛盾。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大量農民從集體土地上解放出來，他們放下鋤頭，湧進城裡。在城市的底層或邊緣，在形形色色的工廠里，勤勞的鄉下人做著城裡人不願做或做不完的活，然後將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寄回鄉下，養家小，蓋房子。他們成了城市的「臨時工」。

「農民工」出現，「誰是農民」的糾結就開始了。這種非工非農的尷尬已經延續了三十年。在一本面向小眾的學術刊物上，1984年首次出現「農民工」一詞。1990年代，這個詞的流行與進城農民人數的增速一致。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個詞隱含著一種制度性的歧視，即農民渴望進城，但城市並不接納他們，城市只是殘酷地利用甚至榨取這批人廉價的勞動。「農民工」成了一個感情色彩複雜的「偽身份」。

據統計，目前在中國已經大約有1.5億名農民工。如崔五一樣，那些80後、90後屬於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農民工。他們早已不從事農業生產，但國家給他們的身份標籤卻絲毫未變。農民工似工實農，本質上依然還是農民。

在國家制度認定的身份上，農村居民的定義是清晰的，亦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農民與城市居民在福利方面天差地別，涵蓋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農民事實上淪為二等公民。奇特的「農轉非」現象因此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向上流動之道，農民若想「晉陞」為非農業人口，必須經歷讀書考學、入伍招工等艱難的掙扎歷程，除了這些門檻，後來又引入了購房入戶等經濟槓桿。在層層嚴控之下，「農轉非」之路難於上青天，乃至鯉魚跳「農」門成為無數人一輩子的夢想與痛苦。絕大部分農民被牢牢摁在土地上，擺脫不掉那層桎梏。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近年來，在一些地方，曾經千難萬難的「農轉非」終於逐漸容易起來了，地方政府是熱情的推動者。其原因很複雜，其中一種是：農民「進」城，農民手中的土地才能夠名正言順被集中開發。

「農民工」崔五告訴記者，去年春節回家，他發現，鄉親們都在討論當地宣傳的「農轉非」一事。在網上，崔五還發現了奇特的案例：為保留幾分土地，許多大學生竟然寧願把戶口留在農村老家，也不願意轉入城裡，搞得重慶部分大學竟然強迫大學生「農轉非」，輿論嘩然，重慶市長急忙出面澄清……

「是不是農民不重要，能夠擁有什麼才重要。」崔五顯得很謹慎。他認為，如果僅僅換掉戶口簿上的幾個字，卻得不到比目前更好的福利保障，曾經價值千金的「農轉非」將可能一文不值，甚至不過是另一場遊戲的開始。

崔五的想法值得尊重。從以往的主動型「農轉非」，到如今政府推動下被動型「村改居」以及「非轉農」，始終有一隻無形的巨手在半空中張揚，它拿著那張身份標籤，往老百姓身上粘貼。

誰是農民，誰不是農民，似乎從不由農民自己說了算。這才是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城鄉福利待遇 人均相差33萬元

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參事、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專委會委員馬力最近表示，戶籍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需要解決戶籍背後的福利覆蓋。她介紹說，根據測算，中國農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萬元。一般來講大城市是50萬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幾萬。

土地換社保農民吃虧了？

近兩三年來，各地加快城市化的文件推出了土地換社保的改革方案。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專訪中表示：「社會保障是應該政府給我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哪個國家、在哪個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講，你要獲得我的公共服務，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財產來換，沒有過這種事情。這是在製造新的不平衡」

深圳：在2004年開始已經全面城市化，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農村的城市。其「城市化政策」中包括：農民轉為城市居民，他們的戶籍由農業戶口變更為城市居民戶口；村民變成了市民，他們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也要由村委會變為社區居委會；轉地，既然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全部成員都轉為城市居民，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原屬於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一次性全部轉為國家所有。

佛山：從2004年7月1日起，全市戶籍人口中的「農業戶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後，全征土地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費由區、鎮(街道)兩級財政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擔。區、鎮(街道)財政分別按10%-30%的比例補貼，村(居)、組集體經濟組織負擔40%-80%，所繳費用不要農民自掏腰包(全征土地農村居民指耕地被徵用90%以上的村或集體土地被徵用70%以上的村，年滿16周歲，未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湖南：對在同一城市有固定住所、穩定就業和連續居住的進城務工人員，以及自願放棄承包地、宅基地並遷入城鎮定居的農民，可安排落戶。

浙江嘉興：由原來的按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劃分，統一到以居民有無承包土地來劃分，鼓勵有地居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被征地居民養老保險、以宅基地置換城鎮住房。

重慶：允許轉戶居民最長三年內繼續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權及收益權。過渡期結束後，可繼續按照依法自願的原則處置農村土地，不強制農民退出土地。

政治治理篇 農民：從主流到非主流的一群

回顧中國歷史，有過一些最「牛」的農民。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然而，建國之後，農民正在行走在一條逼仄的參政通道，甚至是一條下降的曲線。

史上曾經叱吒風雲的農民，如今在改革的浪潮中「裸泳」。

□南方農村報記者 王宏旺

在中國最基層的農村，正在進行著最為「民主」的選舉，農民的權利由此體現。

梁俊德最近一直被一個問題困擾：社會越發展，農民的參政權利是不是越來越少？這位62歲的普通農民，曾經做過村民代表，見證了從1998年開始三年一屆的村民大選舉。

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梁俊德所在的湛江龍潮村已經今非昔比，幾次征地補償的分發，使得村民生活大為改善，早已與城市融為一體的村裡，高樓不斷拔節而起，到處可見村民開著小車穿梭。與此同時，這裡由直接選舉變成了間接選舉，梁俊德察覺到村民參與社會管理的一絲變化，他有些失落。

2011年是不尋常的一年，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龍潮村委會正式村改居，在3月份舉行的社區選舉中，發生了讓梁俊德沒想到的事情：原先的全村村民選舉變成了村民代表選舉。由各小組推選出來的85名股東和社區代表，決定了龍潮社區負責人的產生。「是不是沒有村委會就可以這樣了？」梁俊德非常困惑。在泉庄街道辦梁書記看來，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股東代表名單也經過公示，「村民沒有異議」。每三年一屆的村委選舉，都讓泉庄街道辦頭疼，在龍潮村，有一小部分「反對勢力」，總是在選舉關頭積極活動，製造事件。

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樂華街道辦下屬的平樂村也如龍潮一般進行了村改居，該街道辦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南方農村報記者採訪時，似乎鬆了一口氣：撤銷村委會之後，將不再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進行村民自治，也「不用再搞民主選舉」。對村民選舉諸多顧慮，在當今基層主政者中較為普遍。佛山市南海區委一位負責人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村民選舉讓人頭疼。」「誰最喜歡選舉？普通村民，因為他們就可以好吃好喝了。」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官員舉了一個例子：一些村民甚至先跑到包廂里消費，等吃完之後，便打電話叫競選者來買單。

學術界也並非都對村民選舉持肯定態度，3月31日，著名「三農」學者、中國社科院教授黨國英（微博）向南方農村報記者表示，民主選舉雖然好，但在目前階段可能是「葉公好龍」，在農村中推行大選舉，可能造成治理上的「二元結構」。黨教授進一步表示，在最落後的基層、在素質相對不高的七億多農民中推行普選，本身就是比較尷尬的事情。

如梁俊德這樣，熱衷選舉並非為求「吃喝」的也不算少，對他這樣渴望參政的普通農民來說，三年一次的村委換屆選舉是難得的機會。平時，他們在電視上看看從中央到地方，以至縣市領導人動態，這些人物的調動與升遷，與他們並無任何關聯。現在，連近在眼前的社區選舉，也離他們越來越遠，梁為此沮喪不安。

在更高層面上奔波的人也還有，比如北京新啟蒙研究所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每年他都會跟全國人大中的眾多基層代表聯繫，委託他們提出一些有關農民選舉權利的議案，但應者寥寥。

1953年制定的《選舉法》，對農村和城市每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規定。每96萬農村人口選舉1名全國人大代表，每24萬城市人口選舉1名全國人大代表，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為4∶1。

事實上，基層代表的數字本還在被擠壓。全國人大代表徐強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從第五屆到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工農代表的比例從54%一直下降到19%，下降了35%。「在各級人大代表選舉中，擠占基層工人、農民代表名額的問題還比較突出。」2010年兩會通過了修改後《選舉法》，保障了農民與市民「同票同權」。

熊偉還發現，最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中，所謂來自基層的代表，基本都是村幹部以上，真正普通農民身份的，只有河南的鄉村醫生馬文芳，據說這與文化水平等「素質」有關。而其他一些基層代表，與其說代表農民說話，不如說代表當地政府。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基層代表很少發言，如果願意發聲，更多的是爭取地方利益而非為農民群體吶喊，比如提出給當地修路(高速公路或者鐵路)的建議。細問之下，原來這是他所屬的代表團的集體意見。當地政府的「私貨」，塞在代表的行囊里，受囑託要上呈全國人大。

有些人渴望獲得代表資格，有些人有代表資格，卻並不代表農民，這便是當下農民的參政困境。

回顧中國歷史，有過一些最「牛」的農民，陳勝、吳廣，劉邦，還有朱元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民戰爭層出不窮，沉重打擊了封建統治，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早年毛澤東便深深領會到農民的力量，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農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績，提出了中國革命要「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農民革命的勝利是城市革命勝利的基礎和前提。由此，中國共產黨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然而，建國之後，農民正行走在一條逼仄的參政通道，甚至是一條下降的曲線。儘管建國後曾經有陳永貴的「神話」，這位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黨支書，從一名農民一躍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如今，農民即使可以在農村基層自治中「自我管理」，也並不完全。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決定社會地位，梁俊德認為農民的處境可能與此有關，但是他也想不清楚。

史上曾經叱吒風雲的農民，如今在改革的浪潮中「裸泳」，他們的歷史將如何續寫？

申紀蘭

女，漢族，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順西溝人。

連任十一屆的全國人大代表

從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到2008年當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她是全國唯一的一位從第一屆連任到第十一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她稱自己「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作為一個普通農村婦女，申紀蘭先後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在周恩來總理家中作過客，和鄧小平一起照過相，江澤民同志稱她是「鳳毛麟角」。

從村官鎮官到省領導

全國僅7人 平均用時23年

南方日報記者根據新華網公開的領導幹部簡歷進行整理，發現有7人曾在基層長期任職。從一個村官、鎮官成長為一個縣處級領導幹部，他們時間最短的僅僅用了1年，而走上省級領導幹部崗位，他們平均用了23年多。

陳全國 1973年12月參加工作。當過兵、當過工人，1981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河南省平輿縣辛店公社工作。三年後被提拔為河南省駐馬店地委辦公室秘書(副縣級)。1998年1月任河南省副省長，11年後任河北省省長。

郭庚茂 1975年參加工作，擔任冀縣城關公社黨委副書記。9年後，被提拔為縣長。1998年任河北省副省長，現任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河南省省長。

黃興國 1972年參加工作，任浙江省象山縣曉塘公社團委書記、黨委副書記。1998年，任浙江省副省長。現任天津市市長。

劉奇葆 1974年參加工作，先後擔任過生產隊指導員、大隊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1993年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現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歐廣源 1970年-1972年任順德縣陳村公社合成大隊幹部，6年後為陳村公社黨委書記、廣東省順德縣委常委。1993年，任廣東省副省長。現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蘇榮 1974年參加工作，任吉林省洮安縣那金公社黨委副書記、書記，一年後任吉林洮安縣委常委，那金公社、嶺下公社黨委書記。1993年任吉林省委常委、秘書長，現任江西省委書記。

徐守盛 1973年參加工作，任江蘇省如東縣委工作隊隊員、靖海公社二大隊黨支部副書記，8年後為縣委常委，2000年任江蘇省委常委、宿遷市委書記，現任甘肅省省長。

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引發總理擔憂

2009年1月，新華社發表溫家寶總理的署名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裡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城鄉大學生的比例拉大

←2010年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高校中農村生源還佔30%以上。

學歷越高農村人口佔比越小

323個研究生只有一個來自農村

↑2006年1月，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一項調查研究結果。研究表明，隨著學歷的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持續減少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國家重點大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招收的新學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

清華大學2000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17.6%，比1990年減少4.1個百分點；北京大學1999年農村學生比例為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北京師範大學2002年的農村學生的比例為22.3%，比1990年減少了5.7個百分點。

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華文化博物館館長王平提出「不鼓勵農村孩子讀書」的觀點，她說，農村孩子讀完大學想要留城，他們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在城市裡沒有關係、找不到工作、買不起房子、娶不到老婆。在城市中他們常常是二等公民，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引起公眾熱議。

城鄉關係篇 農民與城市的那些瓜葛

現在的城市人，往上數三代，祖上都是農民。從血緣關係追溯是如此，從身份變化去追溯，也是如此。因而，城鄉關係一言難盡，市民與農民之間千絲萬縷糾纏不清，早已變身城裡人的人對於自己的父老鄉親，可謂百感交集。葯家鑫隨口一句「農民很難纏」，而對一個群體的歧視往往有其複雜的背景。

□南方農村報記者 黃棟林

有一種說法，現在的城市人，往上數三代，祖上都是農民。從血緣關係追溯是如此，從身份變化去追溯，也是如此。

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很有預見性地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可就在一批批農民及其後代變工人、市民的過程中，「農民」一詞漸漸變了味。記得民間有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俗語，講的是一個從農村進城的學子，拒絕與尋上門來的父母相認的故事。這被稱為「忘本」。

忘本是怎麼發生的呢？建國初，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把資源向城鎮傾斜。1952年到1978年間，國家通過這種手段從農村抽取了8000多億資金，造成城鄉差距日益拉大，農村破敗落後，農民貧窮無知，這是「農民」逐步被貶義化的政治與經濟根源。

改革開放後，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出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農村人開始「孔雀東南飛」，「民工潮」不斷從內陸湧向沿海，這一中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至今仍在進行。於是，數以億計的農民洗腳上田。他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雖然進了城，在城市卻是「二等公民」。上世紀80年代郭書田、劉純彬等人提出「城鄉二元結構」的概念，稱二元結構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核心，這是由身份壁壘、不平等交換、城市化滯後乃至包括戶口、糧食供應、住宅等「14種制度」組成的不平等現象。

農民工把汗水灑在了城市，也把一些陋習帶入了城市，引來異樣目光。自己祖上的農民身份，並不妨礙當今城市人看低面前的農村人。

而新生代農民工無論氣質還是外表，「去農民化」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他們的社會關係已從父輩簡單的同鄉、親戚關係擴展到同學、工友、甚至網友，他們的信息更加暢通，他們大多喜歡攀比、享受。相比父輩，從小沒下過田的他們顯然更適應城市的生活，從來不願把自己和「農民」二字聯繫在一起。

當社會對人口流動的關注更多地投向農民工時，有不少農村人通過經商、入學、參軍、婚姻等方式成功躋身城市主流社會。據統計，1979年到1993年間，共有8500多萬人從鄉村流向城鎮，以平均每年560萬的速度實現了戶口轉移。這樣的精英遍及政界、商界、學界、軍界，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甚至是主導作用。

耐人尋味的是，許多從農村走出的精英以「農民的兒子」自居，並且頗為得意。他們從較低的起點往上攀登，成功躋身主流社會。「我是農民的兒子，父輩堅忍不拔的精神支撐我跳出了農門。」東莞小學教師王峰(化名)在課堂上，不時以自身經歷鼓勵孩子們發奮。說這話時，他心裡很痛快，甚至很解氣，因為這位80後的潛台詞是：哥已經不是農民了！

王峰說自己從小就很喜歡唱BEYOND的歌，一首《農民》讓他印象深刻。「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種，汗與血；粒粒皆心酸，永不改變，人定勝天……」王峰動情地唱到，其實自己還是很感激農民的，就是這種拼搏精神讓他勇往直前，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我們也像農民工，每年春節都踏上艱難的回家路！」王峰和大多數「三高」人群一樣，他們的父母依然耕田，他們的老家在遙遠的鄉間，他們的祖上在那片土地上長眠，他們的童年定格在農村，那裡或許還有他們的初戀……「故鄉是一輩子難忘的。」王峰說，特別是面對令人困擾的食品安全問題的時候，會想起過去家鄉清澈的泉水、清甜的蔬菜。

近年來，廣州、東莞、深圳等地實行農民工積分入戶政策，這為農民工真正在城裡立足提供了機會。但就算獲得了稀缺的入戶資格，要真正融入當地也絕非易事。曾經有學者做過一個調查，問外地人在當地落戶多長時間才能被認為是本地人，答題的廣州市民認為需要20年以上，有人甚至認為需要兩代人。去年，國家統計局鄭州調查隊的一份調查報告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應該是農民工的職業、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利、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等向城市市民看齊，這樣農民工才能順利融入城市。

對於故鄉的親朋好友，城裡人既愛又恨，以前是怕「窮親戚」借錢，現在面對親戚朋友五花八門的「請求」，外出「鄉賢」們依然頗感無奈。

導演賈樟柯4月6日發了一條微博：「清明：……見到五姐，她女兒今年畢業，讓我幫著找工作。碰到同學，他兒子想上美院附中，問我有沒有熟人。碰到遠房叔，他想搞倒某人，問我中紀委是否有人。……朋友送別，說要來北京看病。親人們啊！」

賈導幸虧沒遇到提出「能否把我二大爺的頭像掛天安門上」要求的親戚，但是他一句「親人們啊！」足以品味出多少城裡人對鄉親的複雜情感。由此也可看出，農村人在關係網複雜的中國社會，特別想在城裡做點事情，依然處於劣勢。

基於悲憫之心，但凡聽到有人詆毀中傷農村人，王峰總是立馬給予回擊：「你自己祖上不是農民？！」駕車撞傷農婦後對傷者連捅八刀致其身亡，肇事者葯家鑫一句「農民很難纏」激起公憤，成千夫所指。但事件同時暴露出農民群體受歧視的現象，背景並不簡單。

王峰認為農民的孩子更應該接受教育，學到本領後才更有可能為家鄉做貢獻。「但我是絕對不會回去的。」王峰喃喃自語，覺得自己的態度有點自相矛盾。

為什麼不叫「農民公務員」

「新中國成立，農民們被親切的稱為『農民伯伯』。從小學教育開始，這就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群。後來，工商業發達起來了，社會上慢慢把他們稱為了『農民兄弟』，也還是平等。現在，動不動就是『農民工』，甚至直接用『農民』來罵人。」網友總結半個世紀來「農民」稱呼的變化。

為什麼我們不叫「農民市長」、「農民公務員」？除了「農民工」，也有人認為「農民企業家」稱呼也帶有歧視色彩。質疑指出，當上教授的農民子弟為什麼不叫「農民教授」？農民的後代當了市長廳長，不叫「農民市長」、「農民廳長」？為什麼沒有諸如「農民警察」、「農民軍官」、「農民公務員」之類的稱呼，卻偏偏有「農民企業家」、「農民工」的叫法？

葯家鑫案件

葯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葯駕車撞倒農婦張妙後再將傷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後駕車逃逸再次撞傷行人，一度被抓獲後釋放。2010年10月23日，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葯家鑫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葯不服，提起上訴，該案二審將於5月20日上午開庭。

葯家鑫家境殷實，所駕車輛為私家車。其父曾經是總後西安軍事代表局駐該廠軍代表；母親是西安北方華山機械有限公司職工。對於自己的殺人動機，葯家鑫說「農民很難纏」。他稱之所以捅死張妙，是因為覺得如果她不死，受傷的她會不斷找他索賠，所以選擇如此了斷。這一說法引來輿論狂潮，受到千夫所指。

「去美國當農民，難嗎？」

有網友在網上提出了這樣的荒誕問題：「當農民，是我畢生夢想。在法國還是美國當農民更好呢？」類似的，還有諮詢去俄羅斯、越南等各地當農民的各種問題。在他們看來，是中國的特殊國情，讓這個職業背負上了太沉重的包袱。

「很難，你必須有一技之長才能去美國。去了美國，當農民更難，因為美國農民並不窮。如果你是農業專家，可能性要大些。」網友回答。

城鄉差距究竟有多大？

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2010年社會保障重大事件研討會上，南京大學教授童星撰文指出：目前，從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來看，貧困問題主要是發生在農村，農村的貧困人口約佔全國貧困人口的90%左右。

如果把農業人口降到10%以下，把土地經營集中在其中10%以下的農業企業家手中，中國絕大部分農民的問題就解決了，城鄉差距的問題也會隨之消失。

美國 20世紀30年代，農民收入大約為非農業人口收入的40%，50-60年代為50%-70%，80年代為80%，現階段才基本持平。如果以20世紀30年代美國出台農業調整法，政府致力於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行為為標誌，差不多經歷了70年努力，工農收入差距才由2.5∶1縮小到1∶1左右。

日本 從明治維新至20世紀60年代，二元經濟特徵十分明顯，表現的工農收入差距一直維持在1.3∶1-3.1∶1之間。直到開始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工農收入差距才開始縮小，1980年工農收入差距為1∶1.15，農民收入超過非農家庭收入，這個過程持續了差不多100年。

孔雀女VS鳳凰男

「說我們都市孔雀女看不起農村鳳凰男。那麼，鳳凰男不也是看不起農村嗎？要不，他們為什麼就不願意回去建設自己的家鄉呢？而且，既然和都市孔雀女存在這麼多差異，為什麼又不願意找回有共同背景的農村女孩呢？」網上有孔雀女質疑「鳳凰男」。

聯想鳳凰男：丁某事件

2008年，各大論壇紛紛爆料這樣一個熱帖：「原配爆料：對聯想集團出軌鳳凰男丁某(此處隱去全名)的控訴！」丁某被指責婚姻出軌，這本已吸引眼球，更因為其「鳳凰男」的特殊身份，發酵出一場網路論戰：

女方(爆料者，即嫁給鳳凰男的孔雀女)：「我是北京人，丁某是東北人，當時他才剛剛畢業一年，加之他家庭負擔很重，我們的戀愛沒有驚喜和浪漫……(丁某)開始四處造謠，告訴大家說我們吵架是因為我媽對他老姨不好，所以才鬧到離婚……丁某絕口不承認我父母曾為買房出過錢，為裝修出過錢……我只能寬慰自己說，趁我還年輕，算我看錯了人。」

丁*：(爆料中的鳳凰男，被指婚姻出軌)：「根本不涉及第三者層面……對於我跟她的婚姻，走到今天這一步都是她的責任。說實話，我已經忍受她很久了，包括她這些年來怎麼對我，對我家人的無理取鬧等等……」

網友：「曾經擁有的色彩斑斕的愛情為什麼到最後會形同陌路？我不相信一個有著研究生學歷的堂堂七尺男兒會處心積慮，為了一個戶口，會出賣自己的感情，苦守一段無愛的婚姻！搞成今天的局面肯定大家都有不對的地方。」

網友：「今天發現自己原來是鳳凰男的範疇，真是暈啊！一直都還不知道自己是這一類人，悲哀啊！我也不想當鳳凰男啊。

社會心理篇 誰願意被稱為「農民」？

饒有意味的是，「農民」們在心理上對這稱呼的接受度呈現出一定的分級。不過，更真實的情況則可能是，那些不喜歡這稱呼的，卻是打心底認知自己為「農民」的人。某些瀟洒淡定自稱為農民的人，內心深處卻未必真的認同自己是一名農民，只是需要一個點綴與裝飾。

□南方農村報記者 郭任旭

中國到底有多少農民？一直以來對這個人群的統計是數以億計的龐大數字。怎麼統計？從戶籍角度計算，2010年？中國的農業戶口依然超過了9億人。

然而，誰願意自稱農民？誰又願意被稱為農民？這是個問題。從普通農戶、打工者、農業投資者甚至從農村裡走出去的學生，諸多受訪者幾乎都需要對這個簡單的認知問題，做出片刻的猶豫。最終，「無所謂吧！」成了最為普遍的回答，背後，卻是心態各異。

「農民？」對於來自廣州白雲區的大四學生馮辛辛而言，這稱呼令人困惑。大學就讀於華南農業大學農學專業，家裡又是農業戶口，馮辛辛盡量想對這個稱呼保持親切自然，「家裡面還有耕地啊，我小時候也做過農活呢！」不過，片刻聊天中，馮辛辛還是對這個稱呼表示婉拒，「又不是回去種地，這種稱呼肯定感覺很怪。」不僅是奇怪。眼下，馮辛辛已經和深圳一家農資公司有了初步的工作意向，他感覺有些苦惱。「讀了這麼多年書，找的工作還是『農』字型大小，村裡人問起都不好說出口啊。」

在大批湧向城市的「農二代」中，「新生代農民工」是其中一個主要人群。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了這一稱呼，指80後、90後農民工。據統計，目前我國有1.5億外出農民工，其中「新生代農民工」有近1億人，佔比超過60%。不過，2009年兩會以「外來工」代替「農民工」的提議，早已引發對這一群體稱呼的關注。此前搜狐有一個調查，75%的投票認為，「農民工」這一稱呼帶有歧視色彩，「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強調農民工？」

「弱勢」的農民，常被過分「關照」，或者被賦予某種奇怪的「道德高位」。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每年央視春晚，總要例行為這個群體做出一番禮讚。2011年春晚，靠一曲飽含滄桑的《春天裡》，旭日陽剛組合因「農民工」的身份打動人心，一炮走紅。不過，這一身份又令其迅速陷入爭議。網友曝光，旭日陽剛並非真正的農民工，兩人只是「做過短工、賣過水果等、擺過地攤。」旭日陽剛的經紀人馬上回應，「他們都扛過鋤頭刨過地，這怎麼不是農民工呢？」這對初出茅廬的組合想走紅需要某種標籤，負責包裝他們的人選定了「農民」。

事實上，不願被「涉農」，原因在於「農民」儼然具有種種標籤色彩：廉價的勞力成本、弱勢的社會地位、落後的生活方式，等等。這種標籤化表現得最露骨的，是「鳳凰男」的出現。他們本來代表著一種農村人「出人頭地」，用知識武裝從而紮根城市的「成功樣本」。不過，百度一下，在大量都市「孔雀女」火力十足的討伐中，奮鬥至此的農村「鳳凰男」依然難以逃脫種種「落後習性」的標籤：自卑、排外、自私、吝嗇……

產業紐帶之下，「農民」們心態也各異。一些嗅著財富氣息奔農業而來的投資者們，顯然毫不介意這樣一種稱呼。從2005年開始，東莞市莞香園藝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東曉在東莞開發了1000多畝的沉香種植。「被稱為農民？沒所謂啊。關鍵是能做成功，就證明你的本事。行行出狀元嘛，在東莞，很多穿著短褲拖鞋，開著大奔去五星級酒樓喝茶的人，誰會在乎這些稱謂？」在劉東曉看來，農業是國家逐漸重視與扶持的產業，作為一名累計已經投入1600多萬元的農業掘金者，當然不會為這稱呼自卑。

與這種從容自信相比，一些土生土長的普通農戶，表現出的則是一種無奈的「無所謂」。「稱為農民，別人多少有種貶低你身份的意思吧。不過自己不在乎就行了。」惠東農戶朱海源表示。華南師範大學「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所長鬍靖認為，「農民」一詞本來並不帶有歧視色彩。本質在於，經濟地位決定了社會地位，絕大多數農業從業者的相對貧窮，帶來了這一稱謂在今天的感情色彩。在美國，規模化農業下農民就不會帶上「歧視」色彩。

饒有意味的是，「農民」們在心理上對這稱呼的接受度呈現出一定的分級。不過，更真實的情況則可能是，那些不喜歡這稱呼的，卻是打心底認知自己為「農民」的人。某些瀟洒淡定自稱為農民的人，內心深處卻未必真的認同自己是一名農民，只是需要一個點綴與裝飾。

貌似「農民」稱謂的一些正面的含義得到了推崇：樸實、奮鬥、堅韌……不過，當眾多名人高調亮出自己的「低調」姿態，另一套潛台詞或者則是：成功了依然本分、踏實、守舊——恰恰說明著「農民」在現實中的低下地位。

最近八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鎖定三農，其帶來的政策信號令人們對農村產生遐想。「農村裡有山有水，空氣好，吃的還是健康食品」，「田園」令越來越多疲憊的城裡人午夜夢回，確實也有人「倦鳥知歸」。興寧市羅崗鎮劉遠新在深圳打拚了20多年，開過小店，也當過小老闆，獲得過多數「農民」所渴望的成功。不過，2009年，劉遠新還是回到了老家搞起了種養。「說實話，就算當了老闆，你就連簡單的穿衣著裝，總還是感覺跟不上城裡人樣子。」

伴隨著城鎮化進程，「拆遷補償」令部分農村戶口乍現財富光彩。在東莞、佛山、廣州，大量農民變成百萬富翁，「農民還好啊，有地有房，最慘是都市裡的夾心層。」「我們早就不是農民了。」佛山市石頭村老李認真向記者強調。經歷過「村改居」，也經歷過拆遷改造。在獲得一筆補償後，老李成了一名治安巡邏員。「錢不多，很閑。但反正不是農民了。」

人大首現民工代表

2008年，上海、廣東、重慶三地選出的朱雪芹、胡小燕和黑新雯等3位農民工代表，是歷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第一次選出的農民工代表。

2008年，廣東省產生新一屆省十一屆人大代表，代表總數共790名，其中包括6名農民工代表，在全國屬於首創。「80後」代表共8名，其中3個是農民工，最年輕的是來自深圳的魏小明。據悉，近年來人大代表中工人農民比例有所上升。

史上那些

叱吒風雲的農民

劉邦年輕時，其父老是嫌棄他不如二哥耕田勤快，最後劉邦登大漢天子寶座，以天下為產業，做了最大的「農民」。

朱元璋年輕時最大的願望，不過是好好地耕作一畝三分地，養活一家老小，但最終成為明朝開國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民戰爭層出不窮。揭竿而起，天下雲集響應，農民陳勝在大澤鄉吹響了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國的喪鐘；

新莽末年，綠林、赤眉農民軍縱橫四野；

唐朝末年，黃巢農民軍轉戰大江南北，黃巢稱帝長安，加速了大唐帝國的滅亡；李闖王更是一舉消滅大明政權，逼迫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清朝太平軍一度割據江南，與清廷對峙……

白領返鄉潮

在珠三角都市裡，一股「白領返鄉潮」正悄然涌動。不少白領認為自己曾經執著追求的都市優越感、歸屬感、安全感已經逐漸消褪，都市的光環開始黯然失色，而工作的壓力和焦慮卻有增無減，缺乏幸福感。而且，不少的受訪白領們已經開始在老家聯繫朋友，物色合適工作，準備返鄉。2010年，智聯招聘在對3萬簡歷及7000多白領的調查顯示，八成白領有逃離「京滬穗」等大城市的念頭。

據分析，白領返鄉潮現象是高房價對部分白領產生的擠出效應。

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我在一線城市留著的意義何在？」一線城市的高房價一路飆升、物價飛速上漲的同時並沒有帶來薪酬的增長，加班時間越來越長身體健康狀況也越來越差等等因素，讓白領心生回歸二三線城市的念頭，故鄉成為他們的避難所。

八成白領想逃離大城市

●76.2%的白領偶爾有離開的念頭。

●80.8%的白領如確實有機會，確實會回二三線城市就業。

房價、壓力、污染是逃離原因

●超六成白領認為房價太高，生活成本高。

●近五成白領認為工作壓力太大，生活節奏過快。

●超三成白領認為一線城市生活環境惡劣、空氣污染嚴重、交通擁擠。

一線城市幸福指數比較

●廣州人幸福指數在70分以上的比例53.9%。

●北京人幸福指數在70分以上的比例43.8%。

●深圳人幸福指數在70分以上的比例40.5%。

●上海人幸福指數在70分以上的比例40.5%。

●其他城市人幸福指數在70分以上的接近六成(58.2%)。

遠去的稱呼——農民企業家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企業家於鄉鎮企業中走上歷史舞台。計劃經濟下政府管制突然放開而出現的真空、商品稀缺與社會需求巨大的市場背景、十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令農民企業家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這個稱呼，在當時代表著勇敢探索、務實拼搏等正面色彩。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這個人群已經逐漸褪去光環。今天，「農民企業家」這個稱呼已經難以代表一個群體，而成了某些零星個案的慣用標籤。「某農民企業家的傳奇人生」，「某農民企業家的致富夢」，等等。

在新興產業崛起，資本精英走上前台的今天，曾經的探路者在大眾的目光中逐漸遠去。

文化印象篇 農民：中國符號的變奏

農民形象是當代所有藝術形式的重要元素。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獎，曾經有說「中國農民終於走向世界了，但卻是以灰頭土臉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操著方言、舉止失當、在城市裡笑話百出的農民，成了央視春晚的常客。幾十年間，農民的形象經歷了從高大全到笑話百出的顛覆。

□南方農村報記者 陳會玲

說句實在話，農民在各種藝術形式中的「出鏡率」並不低，農民形象是中國當代所有藝術形式中的重要元素。

穿著破衣衫，賊頭賊腦地上台，第一句台詞是：「據觀察，沒有敵情。」1990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由黃宏、宋丹丹出演的小品《超生游擊隊》獲得極大成功。此後，這些操著方言、舉止失當、在城市裡笑話百出的農民，成了央視春晚的常客。

娛樂至上的時代，小品的逗笑功能全面超越了相聲。小品王趙本山塑造的農民善良、世故、滑稽、狡黠，令人捧腹。本山大叔出場，必定是春晚的高潮、G點，觀眾心甘情願被忽悠得興奮不已。小品甚至影響了人們對農民最直觀的印象，或者說，來自本山大叔那張耷拉的臉。

在電影中的農民，一般是兩張臉，一是苦情、執拗，二是逗樂、傻。

馮小剛在2007年拍了一部賀歲片，叫《天下無賊》，由王寶強本色出演的農民工純真，或者說純真到傻，索性叫「傻根」。

張藝謀出品的農民則相對悲情些，上世紀的《紅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等電影在國際上獲獎，展示的都是農民沉重、壓抑、痛苦、扭曲的生活。因此有說「中國農民終於走向世界了，但卻是以灰頭土臉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1999年，張藝謀拍出了《我的父親母親》，章子怡那張年輕、倔強的臉，是一張乾淨的愛情的臉，就如盛開的馬蹄蓮，終於讓我們看到了甜美。

觀眾的口味被大導演們調教過來了，丑星演農民，容易出位，更顯詼諧有趣，小品演員扎堆拍鄉土題材的電視劇，於是觀眾看到了一些形象過於突兀的農民。除了趙本山、范偉主演的《劉老根》、《馬大帥》曾掀起收視狂潮，2008年，潘長江拍《清凌凌的水藍瑩瑩的天》，他在熒屏里上串下跳，蹦著「濃縮的都是精華」的短小身軀，倒也讓人開心。2009年，眯眯眼、齙牙突嘴的林永健出演《喜耕田的故事》，形象正面，時代感強，看久了丑也覺得有點味道。

要到小說中尋找農民形象，有點令人失望。雖然新世紀以來，眾多實力派作家拿出了他們的長篇鄉村小說，但這些作品多數寫的是歷史上的鄉村生活，寫的是傳統的農民，新時代農民掩面缺席。賈平凹《秦腔》中的夏風、引生，是「一種文化符號」式的人物；畢飛宇《平原》里的端方，被認為「缺乏充足的現代意識，端方甚至沒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余華《兄弟》中的宋凡平是一個過分理想化的人物……這直接導致了新時代的農民在文學史中面目不清。

農民工是小說家們願意涉獵的對象，俗稱「打工文學」，在此類作品中，小說作者大多書寫礦難、拖欠工資、工地生活，還有紅燈區的「外來妹」，甚至收破爛的人。他們形象悲戚，境遇卑微，是典型的弱勢群體。

相較於小說家的虛構，畫家的畫筆更為真實。1980年，羅中立筆下的《父親》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民族的苦難。而新世紀畫家筆下的農民工，形象多元。膀大腰圓、挎著公文包，手持手機，這是致富後的農民工(《預約》 杜曉東 2003年)；在街頭吃早點，目光茫然的，則是還在掙扎的一群(《早點》 忻東旺 2004年)。

與現在邊緣化、現實化的農民形象不同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時期，文藝作品中的農民顯得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這完全符合「翻身農奴做主人」的新中國主人翁形象。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里的進步農民張裕民、程仁；趙樹理《三里灣》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李准《李雙雙小傳》里的熱情女性李雙雙；浩然《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他們身處當時社會的主流地位，必然是正直的、追求進步的、疾惡如仇的人，公式化、概念化、泛政治符號化的形象塑造，勾勒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新崛起的勞動人民群落，他們被稱為「最有發言權」的人。

文革時期的作品在後來引起了爭議，特別是出於政治需要而產生的「高大全」。藝術創作已經嚴重脫離了現實，是對「偽現實」的誇張和描摹。「上世紀70年代，我讀了《金光大道》等小說，吃驚地發現，小說里的農村與自己所處的農村毫無共同之處；那些美術作品中紅光滿面、氣宇軒昂的農民，與我身邊面有菜色卑微麻木的農民有著天壤之別。我當時還是個無知少年，以為自己呆在最壞的農村，或許別的什麼地方存在一個如描繪中的理想農村。」有網友如此回憶。

樸實可愛、勤勞善良曾經是電影作品中新農民的群體性格，在《朝陽溝》、《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甜蜜的事業》都有體現。

1984年，根據路遙小說改編的電影《人生》轟動全國，影片以改革時期陝北高原的城鄉生活為時空背景，敘述了高中畢業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變化過程，在愛情方面，高加林是選擇溫柔善良、有恩於己的農村姑娘劉巧珍，還是選擇有共同語言的城市姑娘黃亞萍？這樣的矛盾引起了人們對人生、社會、愛情的思考。《人生》之後，農民形象在文藝作品中的塑造開始從人物的「大」轉到了人性的「小」，並延續至今。

現今，藝術家們已難以成為農民的代表。在1980年代後期，曾經有《籬笆·女人和狗》這樣的作品引起廣泛關注，那時候的城市和鄉村的關係還比較緊密。而到了1990年代後期，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說的農村和城市的「斷裂」開始加劇，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小說、電影、繪畫成了給城市人看的奢侈品，電視稍稍例外，但佔據電視台黃金時間的絕大多數是都市言情劇等城市人關注的話題，因為，城市人才是最有商業價值的觀眾，農民雖然數量眾多，卻非電視台最想取悅的主流觀眾。

從政治、藝術的主角演變到今天的邊緣、弱勢群體，農民的形象還將遭遇怎樣的顛覆，農民還會以什麼樣的面目出現，這，是趙本山、張藝謀們可以給出答案的嗎？

(本文來源：南方農村報)

責任編輯：N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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