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杜拉斯：「中國情人」必定存在 但已不愛他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地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杜拉斯《情人》

「她寫到了我。她把我曾經說過、寫過的東西又重新理了一遍，那些東西，常常因為日子久了，我自己都認不出來了……當她引用我的話的時候，墨已變了。」——杜拉斯《她寫了我》

當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1914-1996）的名字開始為一小部分中國文學青年所知時，她已經老了。王小波（1952-1997）在《蓋茨的緊身衣》里寫道：「憑良心說，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幾年來沒讀到過什麼令人滿意的小說。」還在《我的師承》里透露：「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推算下來，他應該是在1990年代初讀到《情人》，事實上這本小說在法國出版的第二年（1985），上海譯文出版社就推出了中譯本。愛寫詩的王道乾（1921-1993）早年留學法國時嗜讀蘭波，可是在他經歷十年浩劫後，卻把主要精力花費在這位著作頗豐的女作家身上。王道乾曾叫她「杜拉」，我們無法考證「瑪格麗特·杜拉斯」這個名字由誰創造，不過根據法語發音，台灣省的「莒哈絲」要精準得多。如同她在自編自導的電影《在荒涼的加爾各答她叫威尼斯》中展示的時間消逝的不可逆轉，在遙遠的中國大陸，被叫作「杜拉斯」成了她命運的一部分。

王道乾沒有來得及等到VCD流行的時代，旁觀國人為中國情人緊實的屁股和法國少女纖細的酮體而興奮；也絕不會想到，在他離開人世若干年後的世紀交叉點上，出版界颳起了一陣「杜拉斯熱」。上海譯文、灕江、春風文藝、作家等眾多出版社一擁而上，她的作品從在小圈子裡流轉變成文藝青年的必備品。不僅僅是作品，這個閱歷豐富的法國女人的風流韻事和傳奇人生更為人津津樂道。1999年灕江出版了克里斯蒂娜·布洛-拉巴雷爾寫的《杜拉斯傳》，2000年春風文藝又出版了一本更厚的《杜拉斯傳》（勞拉·阿德萊爾著）。然而，所謂熱潮，往往是來得快，退得也快。沒過多久，這些書都被放到了打折書店三折區的位置。

不過，今年時至杜拉斯百年誕辰，熱度似乎又有回潮的跡象。《外灘畫報》也不能免俗地決定藉此策劃一期關於杜拉斯的專題。有趣的是，當我們討論該如何來紀念她時，編輯部中自稱喜歡王小波的90後實習生卻表示完全沒聽過她的名字；而當我向幾位涉獵頗廣的書評人邀約相關稿件時，又頻頻被「熱過一陣之後對杜拉斯的關注直線下降」、「很久以前看過她的書，但記不清講什麼」等理由回絕。於是，我們決定把專題的重點落在杜拉斯其人身上，希望讀者能通過追隨她多年的傳記作者阿蘭·維康德雷和在她晚年一直跟拍的攝影師埃萊娜·邦貝爾吉的回憶，了解她是一個怎樣的人，從而再判斷是否有興趣去閱讀她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不僅跟杜拉斯走得很近，還分別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卻又彼此交惡的兩個男人的盟友。阿蘭·維康德雷的最新作品《杜拉斯：穿越世紀》的中文版今年即將出版，他現任法國杜拉斯協會會長，曾與她的兒子讓·馬斯科羅合著圖文傳記《瑪格麗特·杜拉斯：真相與傳奇》。埃萊娜·邦貝爾吉與杜拉斯的關係不僅是拍攝者和拍攝對象，還是忘年交，加上杜拉斯的情人揚·安德烈亞，三人結成了遊盪在特魯維爾的小團體。杜拉斯在她的鏡頭下時而是平和的老婦人，時而又會顯露與年齡不符的天真。

在完成專題時，我出於好奇搜查了世界上有多少媒體在紀念杜拉斯的百年誕辰，結果發現除了法國以外，唯有中國對她投以最多且最深的懷念；不禁想到當她150周年、200周年誕辰時，是否還會有如此多的中文媒體念念不忘——穿越百年的杜拉斯是屬於一個世紀，還是會繼續穿行，抵達不朽的彼岸？這終究是一個只能由時間來回答的問題。然而，今天，在中國，我們還記得她，瑪格麗特·杜拉斯。

在最後一個情人的幫助下，她寫出了第一個情人的故事

66歲的杜拉斯在1980年夏天結識了24歲的埃萊娜·邦貝爾吉和27歲的揚·安德烈亞。從此，一個連續14年用鏡頭記錄下杜拉斯的晚年生活，另一個成為她生活的伴侶，替她打字，開車，買東西，洗衣服，做飯。他們兩人都是《情人》的見證，都是杜拉斯遠離塵囂的晚年生活的見證。

1980年，瑪格麗特·杜拉斯66歲。她獨自住在諾曼底海濱小鎮特魯維爾，有時也回巴黎和諾夫勒堡。那時杜拉斯只作為一名高產的知識分子作家在法國為人所知；那部日後令她名揚世界的《情人》（L』amant）還未誕生。

但如書中的主人公一樣，她已經老了。臉上起了皺紋，頭髮灰白，站立時有些佝僂著背。工作時，她常戴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鏡，更反襯出她的瘦小。用杜拉斯自己的話說：是命運和酒精讓她的面容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她身體孱弱，卻酗酒成癮，幾度被送進醫院。更糟糕的是，有一段時間，她精疲力竭，幾乎面臨寫作靈感枯竭的困境。

「我立即就愛上了她寫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每一本書。我讀了又讀，把書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寫在紙上。我想成為這個名字，抄她所寫的東西，讓自己模糊不清，成為一隻抄寫她的文字的手。對我來說，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情人杜拉斯》（揚·安德烈亞）

揚·安德烈亞（YannAndréa）和法國攝影師埃萊娜·邦貝爾吉（HélèneBamberger）就是在這個時候遇見了杜拉斯，並走進她的生活。

1980年夏天結識的情人與友人

那是1980年夏天，24歲的埃萊娜·邦貝爾吉在特魯維爾度假時認識了這位女作家，兩人一見如故——「我們的相遇就像是某種理所當然的事，彷彿我們早已做了很多年的朋友。」她在接受《外灘畫報》專訪時說。此後，邦貝爾吉幾乎每年都去看望杜拉斯，在她生命最後的16年中，跟拍了她14年，為晚年的瑪格麗特·杜拉斯留下珍貴的影像記錄。

同一年夏天，27歲的揚·安德烈亞來到巴黎聖日爾曼德普雷區聖伯努瓦街5號，敲開了女主人的大門——並且，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這個比杜拉斯小39歲的男同性戀，成為她生命中最後一個情人和生活伴侶。

他本名並不叫「安德烈亞」，這是杜拉斯給改的姓。後來他索性把身份證上的名字也改成了這個。他愛她、照顧她、容忍她，一直到她去世。更重要的是，某種程度上，安德烈亞給了她許多靈感，幫助她走出「黑暗時期」，恢復了寫作。

她為他寫書（《大西洋人》和《揚·安德烈亞·斯泰納》都是為安德烈亞所作）；他則用打字機記錄她的所有口述，將其出版成冊。從1981年至1996年去世，杜拉斯共寫了4部戲劇、17部小說和散文，大部分由揚·安德烈亞錄入，《情人》就是其中之一。

一時間，這位孤獨的老婦人身邊多了兩個年輕朋友。他們三人常一起開車出去兜風，然後把車停在一邊，下車散步。這是晚年杜拉斯除寫作之外最大的愛好。一路上，邦貝爾吉自然少不了拍一些照片，她拍杜拉斯、杜拉斯與安德烈亞的合影，也拍杜拉斯看到的風景。「有一天，她給我看了一朵藍色的鐵線蓮說，『看，這是智慧』。」邦貝爾吉回憶道，「是她給了我靈感。以前我從來不會拍風景和靜物，不會去拍一汪靜止的水塘。」

起初邦貝爾吉負責開車，後來揚也考出了駕照，成了杜拉斯的御用司機。杜拉斯自己則討厭駕駛，大部分時候，她只需負責決定去哪兒。「通常是以特魯維爾為中心、方圓100公里的一些小城，比如法圖維爾、克爾梅耶、昂蒂費角、瑞米耶日……」邦貝爾吉說。

杜拉斯總能看到別人眼中不同的風景。她為它們命名，賦予它們故事，而那些故事則投射著她自己的影子。望著從大西洋匯入法國西北部的塞納河，杜拉斯脫口而出的卻是「湄公河」。她當然是清醒的。「她這麼做，就和她把揚·勒梅叫作『安德烈亞』、在巴黎郊外拍了一部《印度之歌》（IndiaSong）是一個道理。」邦貝爾吉說。

杜拉斯的想像力總是超越了她的所見和所聞。在任何地方，她似乎都能看到印度和越南的風景——在翁弗勒爾，她看到了「恆河」上開來的漁船；在「塞納河」的唐卡維爾大橋下，她看到的不是河流而是稻田。

「和她開車兜風，就像經歷一次遙遠的神遊，你只需傾聽她的聲音，她的聲音非常特別，充滿力量。她娓娓道來，彷彿那些她所說的都是千真萬確，由不得你質疑——你拿不准她是憑空臆想，還是真的看到了，她也永遠不會告訴你。就好比我們讀《情人》時，沒人知道那個『他』是否真實存在過……」邦貝爾吉說。

對杜拉斯而言，人生的電影彷彿始終放映著最初的畫面。正如《杜拉斯傳》作者勞拉·阿德萊爾（LaureAdler）寫的那樣，「一切源自童年，她之後看到的世界毫無用處。」阿德萊爾曾問杜拉斯該去越南哪裡尋訪她生活過的痕迹。「你在那兒什麼也不會找到。」杜拉斯回答，「讓揚帶你到塞納河邊就可以了。離巴黎三十公里，那兒有個小河灣，樹葉落下來，沉澱在河岸上，河岸的地變得像海綿一樣。那兒不是像印度支那。那裡就是印度支那。」

沒有什麼能把他們分開

邦貝爾吉在遇到杜拉斯前，還沒讀過她的一本小說；但安德烈亞正相反。在小說《塔吉尼亞的小馬》與杜拉斯初次「相遇」後，這位年輕的大學生扔下了所有其他作家——康德、黑格爾、斯賓諾莎、司湯達，只讀杜拉斯一個人的書。

1975年，杜拉斯執導的《印度之歌》（IndiaSong）在安德烈亞生活的小鎮康城放映，杜拉斯本人也來了。安德烈亞坐在第一排，口袋裡揣著她的小說《毀滅，她說》。結束後，他問杜拉斯要了簽名。「我想給您寫信。」他說。沒想到，杜拉斯隨手寫下了巴黎的地址。從此以後，安德烈亞開始給聖伯努瓦街5號寫信，一寫就是五年，其間沒有收到一封回信。直到1980年夏天，他的女王突然發出了恩准：「來吧。帶一瓶紅酒。」

16年來，安德烈亞無微不至地照顧杜拉斯的飲食起居，大多數時間他沉默不語。在他1999年寫成的自傳《情人杜拉斯》（CetAmour-là）中，他用接近意識流的語句描述著兩人之間看似不可能的關係——他深知自己的卑微，既是「情人」又是「奴隸」。他以小男人的卑怯和憐憫，撫慰著杜拉斯的緊張、恐懼與偏激。他慷慨無私，而她吝嗇粗暴，他們互相表達著相互的愛戀和厭惡。好幾次，杜拉斯把他的行李扔出窗外，趕他出門，「別再回來！」但直到最後，都沒有什麼能把他們分開。

劍橋大學法國文學學者維多利亞·貝斯特（VictoriaBest）認為，杜拉斯是幸福和幸運的——畢竟，在那個年代，還有什麼女作家能找到這樣的另一半、找到能激發創作靈感的靈魂伴侶？貝斯特說：「安德烈亞對杜拉斯的感情是純粹的。他從沒想要藉助她的名聲去發展自己的事業，或者和她一較高下。他也完全不會忽視她作品的價值。他從一開始到最後，都是杜拉斯的崇拜者。杜拉斯對他充滿愛意，並將他們的生活直接凝結成文字。她很快就對他產生了依賴，不僅因為他的實際幫助，更因為他為她提供了寫作的衝動和能量。而寫作對杜拉斯來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1984年的某一天，杜拉斯開始對安德烈亞口述《情人》的第一幕。他們在諾夫勒城堡，坐在那張大桌子邊上，面對著花園。「我等待著辭彙，我用那台我喜歡的打字機打著……我們寫到了那個年輕女孩，戴著男帽，腳上穿著妓女常穿的那種嵌著箔片閃閃發光的鞋子。那就是您……您將寫出這個風靡全球的故事，一個可憐的故事，一個毫無意義的故事。而我呢，我在您身邊，把您說的話用打字機打下來。我試圖跟上您，不打錯。有時，我被深深地感動了。」

杜拉斯生前和兒子讓·馬斯科羅保持著親密關係，但在她過世後，馬斯科羅因杜拉斯作品的出版問題而與她的「文學執行人」揚·安德烈亞鬧上法庭。

杜拉斯在她最後一個「情人」的幫助下，寫出了她第一個情人的故事。她就像立在懸崖上的鷹隼，永遠冷冷地望著遠方。而他卻只望著她一個人，心甘情願做她的奴僕和影子。安德烈亞深知這一點，無怨無悔。「我就是因此而留下的：不讓您停止寫作，讓那些字落在紙上。但願這些書能寫完，獻給所有的人，獻給所有的讀者。他們還不知道這本書正等待著他們呢！我留下來是為了讓您活著，也是為了愛您，愛您的文字，愛您的故事。」

專訪杜拉斯摯友、攝影師埃萊娜·邦貝爾吉：即使是她寫出的菜單，你也能認出她的文字

「每本書出版後她都會惴惴不安地期待讀者的反應，就好似那是她出的頭一本書，和當初《情人》出版時一樣，儘管這本書已經帶給她巨大的成功，讓她變成了名人。《情人》之前，她只是作為知識分子為人所知，《情人》之後，她成了當紅名人，也因此賺到了很多錢，但這並未改變她的生活……」

埃萊娜·邦貝爾吉出生於1956年，1979開始從事攝影。1980-1983年，她的作品在蓬皮杜中心展出。1980年至1994年，她跟拍瑪格麗特·杜拉斯，擔任她的御用攝影師。1996年，她將這些照片集結成冊，出版了攝影集《寫過字的海》（LaMerécrite），並以「八〇年夏」為題舉辦攝影展。1994年起，她與Cosmos圖片社展開合作。2014年正逢杜拉斯誕辰百年，午夜出版社用她的照片出版了一套明信片紀念專輯《特魯維爾的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deTrouville）。在接受《外灘畫報》專訪時，埃萊娜表示，「希望大家看見這些照片後，能把她當作一個平易近人的人來理解，而非一座法國文學的豐碑……」

1980年至1994年，埃萊娜·邦貝爾吉跟拍瑪格麗特·杜拉斯，擔任她的御用攝影師。1996年，她將這些照片集結成冊，出版了攝影集《寫過字的海》，並以「八〇年夏」為題舉辦攝影展。

B=《外灘畫報》

H=埃萊娜·邦貝爾吉

皺紋賦予她人生暮年時「印度支那式」的風情

B：你在1980年夏天認識杜拉斯。她自己也寫了一本名叫《八〇年夏》的書。你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她的情景嗎？

H：當初我在特魯維爾遇見她時，她每天都會替《解放報》寫篇文章，後來這些文章由午夜出版社集結出版，書名就是《八〇年夏》。那時候她每天下午都會坐車出去散步，有時候會從諾曼底一路坐到埃特雷塔或者貝爾奈，所以我就開著父親那輛舊「標緻」汽車和她一起去了。一路上我當然少不了拍照片，拍她，拍一路上的風景……基本就是這樣開始的，那時候我相機從不離手，什麼都拍，尤其是拍我的朋友們。我想過要做攝影師，但當時為買各種照相機，暫時還不能停止打工。我們的相遇就像是某種理所當然的事，就像是我們早已經做了很多年的朋友。揚那時候還不姓安德烈亞（Andréa），他本姓勒梅（Lemée），安德烈亞是杜拉斯後來給他起的。她選了揚·安德烈亞·施泰納（YannAndréaSteiner）這名字，之後揚把身份證上的名字都正式改成了揚·安德烈亞。他也是那年夏天來的特魯維爾，之後再未離開。那之後，我們開始三個人一起散步。開頭是我開車，後來揚也考出了駕照，之後那些年裡就是他開車了。

B：揚·安德烈亞在他的書里寫道，杜拉斯是個很有控制欲的人。在飯店裡吃什麼，去哪裡散步，都是杜拉斯決定的。在你們交往的過程中，她表現得強勢嗎？

H：我們去哪裡散步，這常由她決定，但也並非總是這樣，有時候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裡，三個人就那麼隨便瞎走，一路上發現新的地方，杜拉斯很喜歡這種散步方式，那就像是某種冒險。我想我們應該從來沒有因為拍照片的事有過爭執，當然，有時候她也會對這事沒情緒，就像所有人一樣，總會有那麼幾天不願意拋頭露面的。有時候正好反過來，她會因為拍照這事變得很開心，主動就擺出樣子來。不過大部分情況下，他們對於我拍照這事都習以為常了，根本就不會特別留意。她為我們一起散步時拍的這些照片寫下文字，後來我們將照片集結出版，這就有了《寫過字的海》這本小書。

B：她喜歡你拍她的那些照片嗎？看到自己臉上的皺紋，她會傷感嗎？

H：拍好的照片我不會馬上就沖印出來，我也不是每次都會拿給她看，她對我很信任，其中有些照片她非常喜歡，她很清楚，但凡是她看著不漂亮的照片，我肯定不會隨它去。小說《情人》一開始有段很美的文字，說的就是她面容的衰老，她說自己的面容從18歲時就已經變老了，那些皺紋……我覺得那些皺紋很襯她，皺紋就像是某種圖案，賦予她人生暮年時「印度支那式」的風情。

B：在認識她之前，你從來不拍風景。是什麼讓你動搖了？和她相處的十四年，是否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你？

H：認識她之前，我只拍人物，我拍我的朋友，拍各種社會新聞，從不拍空無一人的風景。認識她之後，我開始試著理解她視野中看到的東西，她對現實的闡釋，在此過程中我將這些拍下來，想弄清楚究竟是哪些細節能讓她旅行了那麼遠。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在《寫過字的海》里應該表達得很清晰了。沒有她的話我也沒法繼續下去，因為我追隨的是她的靈感。後來我又回到了新聞攝影領域，我開始講一些相當真實的故事。

B：作為一個近距離旁觀者，你能否描述一下她和揚·安德烈亞的關係？

H：每天她都按部就班的，每個早晨都會工作，早飯吃得較晚，下午坐車出去散步，不管是住在特魯維爾、巴黎還是諾夫勒堡的家裡，都是這樣，有時候一走就是幾個小時。揚出現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她的生活，他一直都在她身邊，替她打字，開車，買東西，洗衣服，做飯……從不離開她。我和他們打交道主要是夏天休假去特魯維爾的時候。有一年我去看他們，之前我已經有一年或者兩年沒見到他們了，那時候她病得很重，甚至長時間陷入昏迷。我怕見到她，怕她變了，結果她告訴我，「你瞧見了，我完全沒變！」於是我們又開始一起散步。

她從不鋪張奢華

B：在認識杜拉斯之前，你說沒看過她的書。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看的？現在說起杜拉斯，我們的讀者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情人》這本小說。而某種意義上，你和揚都是她寫出《情人》的見證者。

H：我是認識她之後才開始看她寫的書。每本書出版後她都會惴惴不安地期待讀者的反應，就好似那是她出的頭一本書，和當初《情人》出版時一樣，儘管這本書已經帶給她巨大的成功，讓她變成了名人。《情人》之前，她只是作為知識分子為人所知，《情人》之後，她成了當紅名人，也因此賺到了很多錢，但這並未改變她的生活，她倒是給自己買了輛新車，但也只是輛「標緻」。她從不鋪張奢華，那不是她的風格。我最早讀的一些杜拉斯的書里，應該有《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之後我又讀了《塔吉尼亞的小馬》、《琴聲如訴》、《勞兒之劫》……沒法說我更偏愛哪本，因為我喜歡的是她的文字，始終被模仿，但你還是一眼就能認出哪些是她寫的。即便是她寫出來的菜譜或是購物清單，你也能認出那是屬於她的文字。

B：杜拉斯去世時，你參加了她的葬禮嗎？今年是她誕辰100周年。你參加了什麼特別的紀念活動嗎？現在再回想起來，你如何看待你們之間的友誼？

H：葬禮儀式時我去了，但沒去墓地，我不太喜歡去那。這次我也沒參加什麼紀念活動，但我常去特魯維爾，我總能在「黑石」賓館的大廳里看見她的身影。今年4月初，「杜拉斯諾曼底時期照片展」已經到過聖埃蒂安了，5月份接下來要去巴黎，說不定很快會去上海也不是沒可能。我也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向她致敬了，讓大家看見一個我所認識的杜拉斯——有人情味的、有趣的、有活力的、美麗的杜拉斯。我希望這些照片能激起更多人閱讀、重讀杜拉斯作品的興趣，去看她拍的電影，發現她給予我們的巨大快樂。

阿蘭·維康德雷大概是最執著的杜拉斯研究者，他孜孜不倦地追逐她40餘年；杜拉斯對許多關於自己的著作都嗤之以鼻，卻為維康德雷的書寫過序，多少算是某種認證。

專訪法國杜拉斯協會會長阿蘭·維康德雷：「她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情人」

太多人為杜拉斯作傳了。每一位傳記作者之間，似乎都存在微妙的競爭。杜拉斯最著名的傳記作者維康德雷讚賞杜拉斯的兒子馬斯科羅「在母親的光芒下孜孜不倦地為她做宣傳」，對因杜拉斯過世後作品的出版問題與之鬧上法庭的「文學執行人」安德烈亞頗有微詞，而他自認為是杜拉斯的「精神之子」。

瑪格麗特·日耳曼娜·瑪麗-多納迪厄的故事始於交趾支那（南圻）這個景色複雜多變的「雜種之地」。她並不是一個徹底的反殖民主義者，甚至欣賞法國的殖民政策，儘管她喜歡茂密的熱帶叢林，喜歡在河邊奔跑、在河中洗澡，喜歡吃芒果，「芒果汁流得滿嘴都是」，卻憎恨自己出生的「白人無賴的家庭」。

在她還不叫瑪格麗特·杜拉斯、尚未開始寫作時，就已經是夏斯盧-洛巴女子寄宿學校的名人了。比她小10歲的越南女孩PhamTiHai當時才剛讀小學，但也清楚地記得女同學之間流傳的八卦：「有一輛車經常停在學校門口，能看見司機，看不見那個神秘的中國情人，因為他從來不下車。車接上瑪格麗特就開走了。」70多年後，PhamTiHai已成了定居法國大半輩子的老祖母GabrielleLebon，有一天，年輕的孫女興奮地和她聊起享譽世界的小說《情人》，她才像剛想起來似的第一次告訴家裡人：「噢，杜拉斯，我和她念的是同一所學校，她會在上課的時候當眾翻過學校圍牆去談戀愛。」

交趾支那的日子只是杜拉斯傳奇一生的開端，但同時是她「寫作的場地」，1933年她回到巴黎時，此後幾十年里要寫的書其實已經「刻在了她身上」。1929年至1930年間，杜拉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遇見了這個中國人，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在公開了自己與最後一個情人揚·安德烈亞的關係之後，她才動筆寫作令她真正聲名大噪的《情人》。

1984年7月，《情人》由午夜出版社出版，「這是杜拉斯首次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私生活，」杜拉斯最著名的傳記作者、法國杜拉斯協會會長阿蘭·維康德雷（AlainVircondelet）說，「中國情人的『出現』在當時的法國算是轟動事件。我們知道，她此前的作品總是相互關聯，比如《不謹慎的人》（1942）和《抵擋太平洋的堤壩》（1950）都反映了她在殖民地的童年生活，但《情人》和以往的作品沒有直接關聯，因此是個謎。」

在維康德雷與杜拉斯的兒子讓·馬斯科羅（JeanMascolo）合著的圖文傳記《瑪格麗特·杜拉斯：真相與傳奇》中，他曾如此發問：「那個中國情人確有其人嗎？他是否僅僅是一個熔爐，是兩個哥哥的『母體』？一個哥哥兇猛得像野獸，另一個溫柔得像女人。那個中國情人，神秘的人物原型，是不是就是父親本人？她很希望父親替她洗澡，給她淋浴，將瓮里的水淋到她身上。」

大量的研究和考據證明，中國情人當然是存在的，只是杜拉斯用了50年來發酵他，他必定已不只是她當初愛過的那個人了。不過在最新傳記《杜拉斯：穿越世紀》中，維康德雷已不想再糾纏這個問題。因為在杜拉斯人生最初和最後的章節之間，其實還有大量值得一書的事情，比如為阿倫·雷乃的《廣島之戀》編寫劇本、自己嘗試導演電影、參與1968年的學生運動，還有聖伯努瓦街5號住所中的情愛糾葛和文壇軼事等。而維康德雷對她在二戰時期的經歷尤其感興趣。二戰中，杜拉斯與當時的丈夫羅貝爾·昂泰爾姆一起加入了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密特朗領導的全國戰俘和集中營犯人運動。1944年6月1日，抵抗組織落入了納粹的陷阱，杜拉斯在密特朗的幫助下成功地逃脫了，可昂泰爾姆卻被捕流放。她因此對德國產生了巨大的仇恨，並在第二年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在她看來，「這是回到昂泰爾姆身邊的另一種辦法」。在等待昂泰爾姆歸來的漫長的日子裡，很多東西改變了。維康德雷說：「在杜拉斯戰後拍攝的肖像里，不幸顯而易見，目光和身影中透露出過來人的那種恐懼，她穿越了『痛苦之核』，作品也開始揭露奧斯維辛，《廣島之戀》中出色的對白，就是在有節奏地吟誦猶太人的痛苦。」然而摧毀杜拉斯更深的，是她的小哥哥保爾——「中國情人」的影子，以及那個中國情人，都在戰爭中死去了。這些都使得維康德雷相信戰爭是杜拉斯人生最重要的節點之一。

這本傳記將於9月在國內出版，維康德雷已確定在10月來華宣傳。譯者胡小躍透露：「與以往或評或傳的著作不同，這是一部評傳性質的著作，披露了不少以前沒有公開的內容，尤其是杜拉斯臨死之前那幾年的生活，最後一章《最後一次露面》提及她最後一本書《這就是一切》的寫作過程、她去世的情景、她如何怕被讀者遺忘而出席各種簽售，以及她最後一個情人揚·安德烈亞與她的兒子烏塔（讓·馬斯科羅的小名）之間的矛盾和誤會。」

然而有太多人為杜拉斯作傳了，包括揚·安德烈亞和杜拉斯的親密女友米榭勒·芒梭，還有原法國總統府的文化顧問勞爾·阿德勒（又譯為勞拉·阿德萊爾）等等，簡直令人眼花繚亂。而且每一位傳記作者之間，似乎都存在微妙的競爭，維康德雷讚賞馬斯科羅「在母親的光芒下孜孜不倦地為她做宣傳」，因而對因杜拉斯過世後作品的出版問題與之鬧上法庭的「文學執行人」安德烈亞頗有微詞。在這些人之中，維康德雷既不是與杜拉斯關係最親密的，也不以「內幕」吸引眼球，但他大概是最執著杜拉斯研究，孜孜不倦地追逐她40餘年。杜拉斯對許多關於自己的著作都嗤之以鼻，卻為維康德雷的書寫過序，多少算是某種認證，因此他可以不無自豪地說：「我知道得不少，因為我就像一個細緻的調查員，從一次次會面、一次次閱讀、一段段口述中提煉出真相。」

B=《外灘畫報》

V=阿蘭·維康德雷（AlainVircondelet）

智慧讓她得以穿越生命的秘密

B：杜拉斯是個不好相處的人，你是如何成為她的朋友的？

V：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這可以說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我17歲左右開始讀杜拉斯的作品，讀的第一本書是《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我很欣賞她在書里顯露的與海明威類似的寫作風格和節奏。1969年，我在索邦大學就讀，準備完成一篇研究她的論文，於是去拜訪她。杜拉斯感興趣的是，我到底是誰？她對人、人們的生活和習慣都充滿好奇。我出生在阿爾及利亞，後來因為戰爭離開了那裡，因此她找到了共鳴：兩個背井離鄉的人，用她的話說就是「失聯、逃離、失去生命中的至寶」。這麼多年來，我從她的朋友變成她的「親信」，再後來成為她的傳記作者，我了解她、她的生活、她的作品、她的愛、她的世界觀、她的感官、她的聲音。杜拉斯的很多朋友，最後都無法接觸到杜拉斯本人，我是為數不多還能見到她的人，因為很執著。另外，我和她的兒子生日只差一個星期，我覺得自己就像她的精神之子。

B：關於杜拉斯的傳記很多，她對其中不少嗤之以鼻。似乎為她做傳的人都很難擺脫她文風的影響，你在《真相與傳奇》中好像也很注意用她的方式來寫。

V：杜拉斯不喜歡我們講述她的生活，但她喜歡我們用她的方式寫作，描述支離破碎的生活，爆髮式的、沒有秩序、缺乏連貫性。我懂她的意思，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把一本傳記變成一部文學作品。但我和她的寫作方式不一樣。揚·安德烈亞寫《情人杜拉斯》（CetAmour-Là）就是完全模仿杜拉斯，但可以說，他模仿得非常失敗。我嘗試用自己的手法，使文字充滿韻律感，但並不是她那種充滿想像力和詩意的寫法，可能從翻譯中不容易體現出來……學杜拉斯不是難事，但模仿她又有什麼意義呢？每個人的寫作都應該透露自己的個性。

她把那些漆黑的井叫做「內心的影子」

B：為了寫傳記，你會跟隨杜拉斯參加各種活動，以及做正式的採訪嗎？

V：她在法國各地宣傳自己的電影時，我一般都會跟隨左右。實際上，她不喜歡一個人，所以常常把我帶上。有時我也會參加她電影的拍攝，並不時採訪她。1969年，我發表了第一篇關於杜拉斯的專訪，她在其中談到，得讓有關童年的散亂片段慢慢從漆黑的井裡爬出來，她把那些漆黑的井叫做她的「內心的影子」，這是她談及自己時的一個重要概念，我也用在了傳記中。然而杜拉斯很少談及自己的私生活，對此始終保持著近乎神秘的狀態，她從來沒有談論過她的中國情人。

B：杜拉斯一生中有許多傳奇的事件對她的寫作和思想產生影響，其中你覺得最重要或者最感興趣的是哪些？

V：我對她生活中的某些章節尤感興趣，比如二戰中她和納粹的關係，她的丈夫羅貝爾·昂泰爾姆被蓋世太保抓走送進集中營，她是如何從危險的邊界逃出來的；她對同性戀模稜兩可的態度，歧視同性戀卻又愛上了一個同性戀者；她所說的「黑暗時期」，經歷酗酒、縱慾等等。《穿越世紀》可以說是我40年來不斷挖掘的成果，相比此前寫的杜拉斯傳記，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些東西，比如她在洛特-加龍省的生活細節。杜拉斯已離我們而去，所以當我寫到二戰納粹佔領時期的篇章，覺得束縛也少了；在描述她和揚·安德烈亞的戀情時也沒有過多保留，她著魔一樣愛上了這個年輕的同性戀男人。現在，我覺得我對杜拉斯研究已經到了瓶頸階段，我希望後者能獨闢蹊徑來講述杜拉斯，因為她是個能和托爾斯泰、卡夫卡齊名的文學天才，有講不完的故事。

B：你研究杜拉斯這麼多年，如果要概括她長期吸引你的原因，你覺得是什麼？

V：我想杜拉斯最感染我的特質是她的智慧。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智慧，而是一種神奇的力量，讓她得以穿越生命的秘密。這種智慧謎一樣帶著光芒。

「1942年夏天，她遇到了迪奧尼斯·馬斯科羅，伽利瑪出版社的一個審讀員。她愛上了他，但並沒有因此而不愛昂泰爾姆。她想成功地建立這種烏托邦的三人世界，創作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真相與傳奇》（阿蘭·維康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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