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賢源:我們還要在錯誤路上走多遠？

郭賢源

我最近和朋友們交流，圍繞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錯誤（偶爾也把康梁維新時的錯誤納入進來）展開，我對自由、憲政、民主、反儒家、反傳統、民粹、實利主義現象等問題進行了分析，也批評了導出這些問題的「起源」。其中，新文化運動又是我批判的重點。在我看來，新文化運動除了「白話文」以外，它對中國社會的進程不是起到推動進步的作用，卻是把中國引向倒退、更落伍的地步。新文化運動激發的社會思潮，既不是純粹西方的，也不是純粹反對中國傳統的，而是用中國式思維理解當時歐美國家的，因而它從一開始就是個怪物。就是這種既沒有拿到西方好的東西也沒有揚棄中國壞的部分的新文化運動，它對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帶來致命性的錯誤，以致今天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還在不自覺地遵循該思維前進。本文是梳理、整理過去交流時的一些觀點。

反儒家反傳統的失誤

坦率地講，今天中國人反傳統的思維還是停留在新文化運動的階段，除了吶喊幾句反儒家、全盤西化以外，我們看不到有實力的系統化論證，流於空洞的口號是他們的主要特點。反儒家，主要表現為無情批評批鬥孔子、孟子，而不是批判儒家的思想體系。說來也很有趣，今天批評孔子、孟子的人，他們本身對儒家思想就缺乏深度的了解，遠遠不如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那批學者，因而要他們把批評、批鬥個人上升到思想批判的層次，那是有很大難度的，他們可能適合不了該挑戰的角色。全盤西化的人，在前期民國時期以陳序經先生最為代表，他甚至批評胡適，認為胡適先生倡導的「西化」還遠遠不夠，今天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好像不是很強大的聲音，也極少有爆炸性的言論。

我是主張中西融合的人，雖然目前重點還是偏重於介紹英美的自由、憲政、民主等思想，但我從不否認中西融合的可能性，只是我認為中西融合可能在更遙遠的未來，或許在150年以後，它的思路大抵是憲政制度和中國固有文化的某些部分結合。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上，時下最需要的，理應是多介紹純粹一點的西方政治文化，扭正康梁變法以來的「中國式的西方政治」。如果不能把這個誤區逐漸扭轉過來，正如我前幾天在《中國人很難建設憲政和民主》中指出的，那可能將持續迷茫下去。因為中國人最初用傳統文化幻覺、頓悟和感知西方的政治，所以最初的這個錯誤若長期延續下去，那就會越走越偏。

即以反傳統來說，目下反傳統反儒家的聲音仍然強烈，但是，在這些反傳統反儒家的知識分子那裡，他們除了接過新文化運動的腔調外，我們真的很難看到有價值的見解。而且，這些「後新文化運動」的人，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新文化運動的錯誤，即當時的反傳統旗手們隔空2000餘年去批評孔子，卻對秦始皇開創的「帝制社會」及其帝制社會思想不聞不問，用秦暉先生的話說，新文化運動反儒家反傳統的行為是「荊軻刺孔子」，而不是「荊軻刺秦王」。錯批了對象，錯批的結論就可想而知了。然後，新文化運動的殘餘分子不但興奮於祖師爺的批評傳統，還自認為自己抓住了要害和重點，自己是掌握了真理。

事實上，反儒家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旗手從開始就存在認識的錯誤，他們當時對中國和西方的社會有認識上的偏差，即他們以「時間橫軸」作為標準去比較中西社會，並得出自己的結論。如公元前400年時，中國社會是怎樣，西方的古希臘是怎樣。但是，這種認識僅僅是一個角度，也是一種時間切入的方法，卻未必是唯一的、正確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出一個鮮活的例子：在21世紀的今天，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經步入發達民主水平，但生活在印度洋的某個島嶼上的部落、非洲的某些部落、亞馬遜原始森林中的部落還在用弓箭，這個現象表明一個事實：儘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全世界的人類在政治社會上並不平衡不平行，他們可能相差幾千年乃至幾萬年的距離。新文化運動時的反傳統反儒家的知識分子，他們在處理中西社會時就面臨了這個問題，而他們的方法就是「時間橫軸對比法」。然而，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在秦朝以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以前，秦漢以後的中國就不在是封建社會，而是「郡縣制」「帝制社會」，它表現為「一君萬民」的社會；而西方的封建社會是英國革命以前，也叫漫長的「中世紀」，它在時間上大致是公元395年到1640年之間，歐陸一些國家甚至延續到19世紀。

西方近代反封建反傳統，那是文藝復興、思想啟蒙運動的事，但他們反的時候是社會正處於封建制末期的社會大變革大調整階段，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反封建反儒家反傳統卻不是處於封建制末期社會大變革大調整時代，而是中央集權的帝制社會面對英國的憲政社會的挑戰。換句話說，我們中國人當時考慮的問題，並不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考慮的問題，也不是近代英國、歐陸人考慮的問題，我們面對的是從沒有過的問題――有中西文化有帝制出路。這就表明，在1840年以後，中國人考慮中國社會的前途命運是沒有經驗可參考的，因為當時世界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作為參考的範例。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說，近代無論是強調學英國，還是學日本，還是學蘇俄，他們都不會輕易取得成功的，也只可能是最接近中國文化的會獲得暫時性的成功。

回到反儒家反傳統上，自康梁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去反傳統，其實就是要反秦漢以後至明清這個傳統，而不是跨過這個階段去反公元前221年以前的東西。換句話說，如果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意識到這個錯誤，還不能去轉變過來，那中國思想界就依然是在錯誤的路上行進，而重建就會越走越遠，越遠越偏。

對帝制社會的批判

對帝制社會批判，我們首先就需要了解帝制社會，明白帝制社會的思想，同時還橫向對比歐美政治。我們只有在全方位的視角上去認識，我們才能找到問題，也找到重建政治社會的軌跡。比如，就拿中西政治社會演變來說，我們需要去問問：為什麼中國在封建制後走向帝制社會而不是憲政民主？為什麼西方的英國開創出憲政政治，而不是中國模式、法國模式和俄國模式？

從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哲學走出以來，對政治社會的演變與發展，我認為「影響性的因素」和「偶然性的因素」才是關鍵，而不是歐陸社會學家所推崇的邏輯推理（邏輯演繹）。在我看來，必然論的邏輯演繹本身就需要去論證，而不是直接使用，如果不能論證演繹邏輯的正確，那運用還邏輯演繹的結論就必須質疑。但是，我們至今很難看到任何一個歐陸社會學家去先論證自己使用的邏輯自身，而且，即使邏輯關係能夠論證出來，那換到不同事物上是不是必然相通呢？這裡又是一個疑惑的大問題。

對中國的帝制社會，我們顯然無法用邏輯演繹去解釋，也很難解構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案。帝制社會，既有封建制的一些影子，也有封建時期的思想被繼承下來，還有中國政治社會特有的現象――一人政治。就中國帝制社會而言，法家思想推動建立了帝制，它表現在皇權獨尊獨大，中央政令暢通無阻，官僚不得血緣世襲，皇權直接任命地方官。這種一人獨尊獨大的權力，它與近代英國革命時期特彆強調限制國王的權力恰好相反。

當然，中國帝制社會還有近代英美政治的一面，即確立了中央集權、建立了一個非人格型政府和大眾的平等意識強烈。通過中國的政治社會內部演變軌跡，以及對中西社會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更多先前看不到的東西，並知道問題的眾生相。我們在帝制社會路上走了2000多年，英國卻沒有穩健確定過獨尊獨大的帝制，法國和俄國也只是短期的現象。因此，批判中國帝制社會，我們以中國內部、中西比較來切入，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我們在錯誤路上還要走多久？

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仍舊是好走極端的新文化運動那個時期的思維，他們要麼神化西方，要麼攀附權力，要麼攀附權力來闡述儒家。就推崇西方的來講，他們絕大多數人也不見得對西方思想有深入的了解，倒是如叢日雲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有多少對西方文明的偏見」。其實，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偏見，或者是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或者是出於保國保種的情緒，或者是出於狂熱的崇拜強者。

正因為我們從開始對西方的自由、憲政、民主等政治文化的理解出了偏差――誤解誤讀，以致我們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叫喊，而且，令人不可思議的還是，誤解誤讀的人自己就有認識誤區，他們還在那裡嘲笑居於社會多數的平民大眾，認為他們是「奴才」「奴隸」「喜歡做豬」，是「需要接受啟蒙的人」。又比如，說到美國的經典三權分立，有的中國人就喜歡把它比附中國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度。這隨處可見的誤區，它到底影響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是拿這些觀點作為評判標準？什麼叫「一錯再錯」，這就是典型的一錯再錯。

我們生活在一塊迷鏡的世界裡，假如最初的認知標準是迷鏡，那迷鏡照過後的「影像」是不是有問題呢？這是不言而喻的。以中國康梁以來的諸多所謂「啟新民」來說，我們過去的經歷正是如此，今天的做法還是如此。我們走在自己想當然的「啟蒙」話語里，但啟蒙者和被啟蒙者都沒有摸到西方政治的真實面貌。而且，在中國文化的傳統影響下，中國人的思維是缺乏自由的（我說的是消極自由），他們要麼是道家「絕對自由觀」，要麼是「去做……的自由」（積極自由）。所以，在這樣缺乏自由氛圍的環境下，中國人很難做到「包容」「寬容」，他們多是翱翔在自我的世界裡，其他的一切都是他們心中的工具。

自由，應該是人類的目的，而憲政和民主都是為著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服務的，因而在建設新政治的路上，中國人需要認真審視自由、包容。只有在自由和包容的環境下，民主才會更加健康和良性。

郭賢源 2016.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