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新科得主獨家訪談：和這肉丸子相比，你根本就不重要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當地時間12月10日，2015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將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辦。今年諾獎頒獎禮讓國人格外掛心的原因是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將在現場領取醫學獎。不過，通常情況下，在諾獎的五大獎項中，最多人關注的往往是文學獎，或許這是賴於文字的無邊的力量及其廣泛的傳播性。相比去年獲獎的法國作家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今年的得獎人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ksijevitj）對於國人而言更是陌生。
文 | 葉卡捷琳娜·戈爾捷耶娃
本文經《美杜莎》雜誌獨家授權《外灘畫報》
編輯 | 程曉筠 譯 | 糜緒洋
相比去年獲獎的法國作家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今年的得獎人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ksijevitj）對於國人而言更是陌生。這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廣大同仁「掛一漏萬」只識暢銷書作家村上春樹，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政治背景也是繞不開的話題，即便不能說她是盧卡申科和普京的眼中釘，至少也算得上是不受待見的人。
事實上，當10月9日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長薩拉·丹尼爾斯宣布她就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時，她才從一個在歐洲很有名、在祖國白俄羅斯一般有名、在俄羅斯不太有名的記者變為世界聞名的作家。
而如此境遇又與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體裁密切相關：她記錄衛國戰爭時期在各個崗位上的蘇聯女兵的口述回憶（《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也記錄那段時期蘇聯兒童眼中的戰爭（《我還是想你，媽媽》），見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後當地各階層人的人生軌跡如何被改寫（《切爾諾貝利的悲鳴》），留下參與阿富汗戰爭的蘇聯士兵及家屬的獨白（《鋅皮娃娃兵》），剖析1990年蘇聯解體後對普通人的生活的影響（《二手時代》）。
共同點是，它們全都是非虛構作品，這註定了阿列克謝耶維奇必須最大限度無可迴避地揭示真實，即便是已被包好的傷口，即便傷口已經結疤，也要讓它重見天日。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諾貝爾文學獎時隔62年之後再度垂青非虛構作家，上一次是1953年邱吉爾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獲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獲獎或許預示著常常被忽略與輕視的非虛構文學的復興。
怎麼才能了解這麼一位「不那麼著名」的新晉諾獎得主？或許第一手的訪談才是捷徑。本刊經俄羅斯雜誌《美杜莎》（Meduza）授權，刊登她在獲獎前夕接受的專訪，其中談及如今歐洲的難民問題以及她對人文精神的希冀與憂慮。
而在獲獎之後的媒體群訪中，她展現記者本色，面對各類或沉重或八卦的問題知無不言，讓我們看到作家的身份之外另一個更感性的阿列克謝耶維奇。
諾貝爾文學獎從來不乏爭議，本刊也認為，在獻上鮮花和掌聲之餘，聽聽「另一種聲音」或許可以更透徹地了解阿列克謝耶維奇其人，故此奉上書評人云也退的評介。當然，以上這些僅是拋磚引玉，了解一位作家的最好方法還是通過作品，相信諸君在讀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後，會對這位諾獎得主是否名實相副有自己的判斷。
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ksijevitj）寫了一系列關於車臣戰爭、切爾諾貝利、1990年代以及女性視角下「二戰」的口述史著作，她在俄羅斯不太有名，但她的作品卻被翻譯成20種語言，且每一部都會在歐洲出版。在歐洲生活了很長時間後，她為寫一本新書而回到白俄羅斯。阿列克謝耶維奇接受了《美杜莎》記者葉卡捷琳娜·戈爾捷耶娃專訪，談了自己新書的內容、歐洲如何迎接難民以及口述史作者為何不應該評論口述者的獨白。
歐洲能承受住考驗，人們將繼續生活下去
Q：您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是蘇聯作家、白俄羅斯作家、俄羅斯作家還是歐洲作家？
A：的確，我的經歷十分複雜，我用俄語寫作，卻生在烏克蘭的一個白俄語和烏語雙語家庭，出生後幾乎立刻就搬到了白俄羅斯。
而就我的生平和著作的出版經歷來看，歐洲元素要顯著得多。情況就是這樣的。我已經超過12年沒回國了。之前住在歐洲：義大利、德國、法國、瑞典。兩年前我回到了明斯克。
Q：《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美杜莎》註：在歐洲的總印數超過了400萬冊）依然還是您最受歡迎的書？
A：現在最受歡迎的是《二手時代》（《美杜莎》註：關於1990年代的書）。
Q：我以前以為1990年代這個話題只會在蘇聯內部受人關注。
A：不是的，現在世界的趨勢就是這樣：要去回憶、理解1990年代，就彷彿要重新在內心經歷那個年代。我得和您說，歐洲的1990年代和我們的是完全不同的——那時我已經在歐洲居住了。
我記得有一次和朋友在德國一個偏僻的地方迷路了，於是我們叫住了街上一對當地男女問路——天啊，您知道嗎，當他們知道我們是俄羅斯人時，他們做了什麼！他們開始擁抱我們，親吻我們，拍我們肩膀。
他們看到我們感到高興。您知道嗎，我之後在德國居住了很久，可是要讓德國人就這麼衝上去吻一個街上的陌生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那時，就彷彿是某種瘋狂的情緒籠罩了所有人！
Q：現在不這樣了嗎？
A：現在完全不是這樣了，就連歐洲都變了。這麼說吧，他們的興趣方向變了。
Q：現在歐洲在挂念什麼？
A：現在歐洲將要面臨一場人性的考驗。我認為，她將無可指摘地通過這場考驗。我剛去過義大利古城曼托瓦。
當地的知識分子邀請我參加「赤腳遊行」。這種遊行最早是在威尼斯組織起來的，如今在所有城市中都會舉行：人們脫下鞋子，赤腳在城裡走，以示和難民團結一致。您要是能見到這些人遊行時的面容和表情就好了。
這可是義大利啊，義大利的民族主義這麼說吧，是很強烈的。總的來說，歐洲正在光榮地通過降臨在她頭上的考驗。
Q：不怕後果嗎？
A：您聽我說，在1917年，歐洲接納、加工、消化了300萬俄羅斯人，自身也沒有毀滅！從這時期起，在各種艱難歷史時刻，一共有不少於100萬名難民湧向歐洲。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最後一波大難民潮是1979年伊朗革命產生的。
歐洲人也接納了他們。我在法國住巴黎市郊的敘雷訥。我上菜場買菜，一個在那兒賣菜的女難民是我主要的新聞來源。她什麼都和我說，我們長久地談論一切，這是最最有趣的交流。
Q：可今年冬天在巴黎發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指年初的《查理周刊》編輯部遇襲事件）。
A：是的。但歐洲能承受住考驗，人們將繼續生活下去。諸如恐懼啊、永恆歐洲價值將因難民而告終之類的話，我覺得整個歐洲只有馬琳·勒龐（法國民族陣線的領導人）一個人在說。
我這一次去義大利時，住在了朋友家裡。早晨窗外有人在引吭高歌，我就被吵醒了。這在義大利是常有的事情。我就下去和他聊天了，談話中他順便提到，他想要接納一家難民。他說：「我有一幢小房子。
為什麼不把這小房子讓給需要的人住一段時間呢？」這是全歐洲共有的情緒。最最重要的是，這些觀點、這些意願都是從文化界傳遞出來的，而社會接受了它們。
Q：也就是說，那個受過教育的、有文化的少數派，那個在我們這兒被人爭論不休的精英階層，他們在歐洲是發號施令的人？您真的這樣認為嗎？您親眼看到了嗎？
A：是的。只講求理性的發展道路是一條死胡同，這一點全世界所有人都早就明白了。文明的歐洲相信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人才能拯救世界。如果我們不去思考這個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人，我們就會迷失方向。
社會將探討、面對未來的重任轉交給了文化界的人士。大家現在都在不停地談論這些事情。到處都在談論，見面時談、辯論時談，甚至在電視上也談。
比如，假如你在法國打開電視機，那麼你有很大可能看到的是談話節目。而且不像我們的那些電視談話節目，就說10分鐘話，隨後兩小時都是音樂和笑聲。不是的，他們是一個人講上半小時，第二個人接著講人們無所不談，每一個話題都被細細嚼爛，以便讓所有觀眾都能把一切都搞懂。
這一點我不光親眼目睹了，我還親身參與過！這麼說吧，一段時間前，我曾和德國文化部長一起公開發言。我們談論了世界上積累的仇恨，談論了如何解決這些仇恨。他說得多好呀！他站起身來，非常透徹地講述了自己的童年，講到他曾經缺乏什麼，他是如何缺乏權利的，又是如何控制自己情緒的，又講了直到今日他是如何做到自我提升的。我非常吃驚，這絕不是一台官僚機器在說話，這是一個人在說話。
這些苦難沒有一絲一毫化成自由
Q：談論仇恨、談論如何緩和風俗——這也是一個國際現象，儘管在俄羅斯，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問題只存在於我們國家；而在白俄羅斯，人們覺得只存在於他們國家。是這樣嗎？
A：怎麼說呢，這談論的是不同層面上的東西。如今在我們這兩個國家發生的事情——對他者、對別人愈演愈烈的仇恨——這完全是野蠻的。這是和世界發展進程背道而馳的。就像是某種瘋病在抽打著國家和民族。當然，這種事情不光發生在俄羅斯人身上，也曾經籠罩過德國人、美國人和日本人。
每一次要改過來都是異常艱難的歷程。如果您還記得戰後20年里發生的事情，那麼在德國，人們起初對一切完全保持沉默。直到在知識分子的支持下，魏茨澤克總統表示必須在民族層面上懺悔。
然後又過了20年，大家才都開始這麼做。但要知道，一直到現在所有人仍在這麼做。我不久前和一位德國女性聊天，我問她：「每天從早到晚說，有什麼好多說的？再怎麼說，都一去不復返了啊！」可她說：「不，我們的政府知道我們人民。」也就是說完全知道人的本性。
於是人們便沒完沒了地複述自己被教會的功課。而且總的來說，世界也幫助德國、美國和日本與仇恨之病痛、與邪惡之毒害作鬥爭。我想，日本人經歷的比所有人更困難。那裡的一切畢竟和崇拜天皇這一古老傳統聯繫在一起。在被原子彈轟炸後，日本民族又受到了多麼可怕的雙重震撼。
但又出現了理念，又是知識分子推出了這些理念，正是這些理念幫助日本逐漸痊癒。假如美國人扔了炸彈就直接走人，卻不幫他們寫下憲法，那這一切會如何收場？這事情已經不能想像了。
如今回首過去，我們從日本的例子里明白什麼？同樣一些人，過去宰割了半個亞洲，如今又創造了21世紀文明。
您明白么，這是很驚人的。所以，我認為是時候談談理念之責任了。如果大家對我的觀點感興趣，那麼我要說，這對於精英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好時代。因為人們需要他們的理念，有這個需求在。而且知識分子推出的這些理念，想必也並非那麼危險。
Q：而在俄羅斯卻恰恰相反，做決策時總是顧及大多數人，而不去聆聽少數人的觀點，甚至留意到他們的存在都被認為是不體面的。我這麼對您說，恐怕您也不覺得是個秘密吧？
A：如今對俄羅斯的感受是極端沉重的。還有就是我很難理解，比如說，您講的是哪些少數派？我並沒有感受到俄羅斯的知識階層、知識分子們在重大問題上的看法有多少一致之處。我並沒有感受到有什麼共同的統一立場。並沒有什麼知識分子集體。所有知識分子都是獨立的、疏遠的。
Q：您，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具體和哪些知識分子是疏遠的呢？
A：比如說吧，有普里列平（譯註：扎哈爾·普里列平，非常暢銷的當代俄羅斯作家，同時他也是激進的非法政黨「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吹鼓手）。他覬覦著精英的角色，他是個作家。他在臉書上有無數崇拜者。粉絲們密切注視著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思想，這就意味著他是有影響力的。
Q：在臉書上擁有許多崇拜者能否讓一個人成為知識分子？
A：那就舉另一個例子吧，還有杜金（譯註：亞歷山大·杜金，自稱「歐亞主義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是「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之一，西方觀察家常指出他學說中的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傾向），我和他也是疏遠的。
就算不舉這麼極端的例子，拿自由派知識階層來說吧，它本應是一個統一的陣線，如今卻已經所剩無幾了。我有很多自由派的朋友您知道他們變成什麼樣了嗎？他們彷彿一夜間全都變成了大國主義者！
Q：為什麼？
A：當然是因為魏瑪情結。它是真實存在的。不能把俄羅斯長期壓抑在屈辱中，這是十分危險的。俄羅斯經歷的這些屈辱歲月是不會白白過去的。之前就應該鬆開彈簧，否則它就會像現在這樣反彈。
這裡面還有很多完全沒人能理解的俄羅斯性格。在我的《二手時代》里，有這麼一個愛情故事：一個女人拋棄了自己的孩子們，拋棄了自己的一切，投奔向一個犯人，她不認識這個人，卻為他犧牲一切。
這件事情給我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我們一般都是如何劃分國家的？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可是在民間生活的深處，一切全都是另一回事：那些女人過去怎麼給犯人寫信，現在還是會怎麼寫。
他們便來了，然後鬼知道和這些女人幹了些什麼事。然後女人們又等啊，等啊，等。這就是生活，而不是什麼自由、什麼民主。你去農村看看：兩個人這麼坐著，一個人在喝酒，這兒有個人快死了，那兒有個誰被殺了。時代的劇變就連回聲都傳不到農村裡去。一切都是老樣子。
不會很快就有改變的。因為那個能夠認真嚴肅地、懷著愛意地啟蒙整個國家的文化階層被消滅了。一個人都沒剩下。全沒了。就連對未來又會出現這樣人物的信念也一併沒了。
Q：您早就明白這一點了嗎？
A：我最早思考這一點是在寫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時候。我看著那些和我談話的女性的面容，我明白了：這樣的人再也不會有了。
這是指各種層面上的，但首先指的是：她們多麼相信自己的國家，相信她的未來，相信那句「我們勝利了」（譯註：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衛國戰爭開戰後的廣播講話中都說過一句「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必將勝利」，這句話在戰爭期間的宣傳標語中一直出現，而到戰後就變成了「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勝利了」），這樣的人再也不會有的。
Ｑ：我之前以為，這本書里的故事正是要說明，小人物的生與死要比這句「我們勝利了」重要得多。
Ａ：不，當然不是。構成這本書的素材，正是那些她們在訪談時告訴我「斯維塔，這個不用寫出來」的內容。一開始，當我給她們讀我挑選的素材時，總是會鬧出矛盾來。後來我不再這麼做了，因為我設想了一下，假如索爾仁尼琴也這麼和他的素材提供者通信的話，《古拉格群島》會變成一副什麼樣子。
我的許多主人公讀了我寫的訪談後都震驚了，她們不承認自己說過這些話。這當然是因為「我們勝利了」是所有這些她們講述的故事的共同背景。我們花了什麼樣的代價取得了這場勝利，這對她們來說不重要。
這些苦難沒有一絲一毫化成自由，用這些苦難什麼都沒有換來，這對她們來說也不重要。您明白嗎？用生命的代價，卻什麼都沒有換來。
我們怎麼沉默了？
Ｑ：然而，人們終究還是在追求變革的。可一切努力都去了哪裡？如果我們將1984年和2014年比較一下，為什麼會覺得彷彿這20年里沒發生過任何戲劇性的變化？改換陣營、一致投票通過，一致唾罵、驅逐、慶祝……這一切做起來還是那麼方便。
Ａ：我也考慮過這一點。在1990年代，人們經歷了如此沉重苦難的考驗，這苦難卻沒有換來任何報答，人們沒有吸取任何教訓。一！場！空！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一方面，可以理解，這部分是由於某種心理因素：比如說，歷史形成的奴隸心理。而另一方面則是生活的慣性。
生活在舒適世界中的慣性，把頭埋在裡面，什麼都不想感受，什麼都不想看，什麼都不想管。就比如，在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不義和好戰的愚昧在殘酷程度上已經登峰造極。
瞧瞧馴馬廣場上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情吧（譯註：2014年底，俄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內及其弟弟因經濟犯罪被判刑，當天千餘名納氏支持者在莫斯科馴馬廣場進行抗議，警方驅散集會，並拘留數百人），瞧瞧每天在大街上和監獄裡發生的事情吧。看了這些事情，心都要炸裂了，讓人只想尖叫。
可是我們有工作啊，我們有親朋好友，我們有各種愛好。人們用這些東西填塞自己的空間。然後就沉默了。
我以前一直對我爸爸說：「你怎麼能這樣？你怎麼能沉默？」他那時在明斯克大學新聞系讀書。那是個什麼樣的年代啊！當他們放假結束回到學校，過去的老師們只剩下兩三個，其他人都消失在勞改營里了，最好的學生也都被抓走了。
我一直對爸爸說：「您為什麼就沉默了？」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他眼裡有淚光。要是現在，我就不會提這種白痴問題。因為我們自己也在沉默。我們怎麼沉默了？喏，就這麼沉默。
就是這樣。一切都是老樣子：某種內在的妥協，準備好要站成一排。每個沉默的人都有逃避的理由。可與此同時沼澤廣場上的孩子們卻被實實在在地判了刑（譯註：2012年5月6日，反對派在莫斯科發起遊行，遊行在沼澤廣場發展成流血騷亂。
事後對騷亂展開了大規模調查，數名遊行參與者被逮捕、控罪、判刑）。涅姆佐夫（譯註：俄羅斯反對派領袖，2015年初在克里姆林宮附近遇刺身亡）也被實實在在地殺害了。又有多少人站出來抗議了？
Ｑ：數萬呢。
Ａ：太少了！比起正在發生的事情，這麼點人根本就不算什麼。有人站出來，有人給他站出來的照片點個贊。所有人都足夠尊重自己，為了能保持心平氣和。
我的《二手時代》里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小夥子說他曾經很愛自己的奧莉亞阿姨。後來他得知，她曾經出賣過自己的親兄弟，害他死在了斯大林的勞改營里。這讓他很痛苦。
當他聽說奧莉亞阿姨快死了，他就跑過去對她說：「奧莉亞阿姨，還記得1937年嗎？」她說：「1937年嗎，我很幸福啊，有人愛我，我也愛人。」然後他狠狠心問了一句：「那薩沙舅舅呢？」她回答他：「你去1937年找個正直的人出來。」人類的邪惡，人類的卑鄙，這不是貝利亞和斯大林，這是美麗的奧莉亞阿姨。
Ｑ：平庸的惡。
Ａ：不言而喻。如今我們在自己身邊能看到多少卑鄙的小伎倆，又能看到多少沉默的妥協？正常人都為了救孩子而逃出國了，想去一個不同的壞境，他們好歹還能保護自己的孩子。但這是極個別的人，他們不能對惡有絲毫的容忍。
可是人民，我們總是把一切罪責推諉給人民，又常常要向人民呼籲、號召，就是這些人民，他們沉默了。他們大概覺得，還是沉默來得舒服。這一點我們完全都不懂。
我們這一代人將改革（譯註：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我們私人生活的一個篇章，對於這一切，我們這些人都熱情地支持、行動、信仰。
可我們這些人面對的最最痛苦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一切到頭來都是白忙活，為什麼人民又沉默了？他們站了出來，推倒了捷爾仁斯基（譯註：指1991年莫斯科民眾推倒了盧比揚卡廣場<克格勃總部>上的捷爾仁斯基<契卡創始人>銅像），然後就走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Ｑ：而人民是沒有過錯的。
Ａ：沒有，當然沒有。我現在越發想要談談我們的過錯，我們知識階層為1990年代的崩潰所需承擔的過錯，但這將會是一次十分痛苦的談話。而且很長，結果也難以預料。
您知道嗎，傑出的亞美尼亞女詩人西爾瓦·卡布斯基江以前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但有一次她走上演講台說：「我們知識階層應該為這個混亂的時代、為正在發生的悲劇承擔罪責。」一切都完了。當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人們朝她吐口水。朝一個女人，朝一個詩人吐口水。就是這樣的。
簡而言之，要想認清1990年代，我們還得做許多困難得難以置信的工作。而且不僅僅是這一個時代，我們最近100年的歷史都沒有被好好研究、好好理解過。只不過1990年代在時間上更近一些，而且關於1990年代還有人可談——見證者尚在。
Q：見證了牛仔褲、香腸和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嗎？
A：在《二手時代》里我自己都很吃驚，那麼多人談什麼斯大林啊、香腸啊、牛仔褲啊！當我發現其實一切都在圍繞著這些東西轉時，我非常震驚。但與此同時我也相信，在1990年代中期，社會上反蘇的思潮是很強烈的。
但是後來，當香腸又重新出現在商店裡時，工廠卻都停工了，買香腸的錢也沒有了。而民主派呢，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其實一共也沒幾個人，而且他們始終沒有提出任何有成效的、有生命力的想法。後來才發現，就連他們自己也是忠於
Q：忠於香腸的。
A：後來才發現，國家拆散了，他們也有東西能分。這一切人民都看在眼裡。1990年代成了每個人心中的創傷。可沒有人寫這個題材。外在的圖景發生了變化，但在潛意識層面，關於社會的層級、關於社會本身、關於人在這個社會中的地位，人們的想法全都和過去一樣。
我剛從沃洛格達回來。我們在那兒和一個瑞典來的攝製組一起，他們要拍一個關於我的電影。我們去了很多奇妙的地方，碰到的人都非常出色：他們討人喜歡、知道得多，又好交際，他們在當地搞手工業，和每個人單獨談話都非常有趣。
但一旦你和他們開始談政治，你就覺得你的大腦像受了侮辱：馬上就變成了集體談話，談話的人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他們什麼都不想思考。
誠然，這裡有恐懼的因素，但問題根本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他們不想思考！如果在1990年代他們只不過是沉默的話，那麼只能說當權者現在按下了某些按鈕，從他們的潛意識深處搬出了全部這些神話，而且這些神話全都起效了，因為不言而喻，這就是生活的基礎。
人們不再埋首於具體細節，而是開始適應新的物質空間。而且這種庸俗的生活在國家層面上很受鼓勵。或許還得繼續熬下去？我不知道。
在沃洛格達還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當我開始演講時，整個大廳的人都站起來反對瑞典攝製組，不讓他們攝影。隨後又出現了另一個鏡頭——原來這是克格勃在拍。但同樣是這些聽眾，又開始回擊這些暗中派來的哥薩克們。
我覺得，我看到了我們社會中非常正直的一幕：他們先是趕走了外國人，隨後沉默了，隨後又從大廳里趕走了克格勃分子。
這當然就像是在打內戰一樣。但完全不是那些普里列平的支持者們在他們的網站上幻想的那樣：彷彿明天就會有人拿起步槍開打了。只有在首都才會有這麼強的敵意。在外省則是另一副樣子。
後蘇維埃人不能獨自生存
Q：那些「普里列平風」的網站您是從職業角度去看的呢，還是從別的什麼角度？
A：要知道，我寫的這5本書組成了一個「紅人」系列，但它似乎並沒有終結。我感覺，已經沒什麼能補充的了。我已經多少明白了，這些神話、這些極權主義的理念對人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確實，那一代的確有過許多正直的好人。但這一代人在寶座上坐了太久了，應該想辦法把他們換下去，把新人換上來。否則我們永遠都不能擺脫這種心理。我們未曾擺脫，沒有成功過，這些蘇聯的官員依然在掌權。我們看起來還得在這種被俘虜的狀態中過上個十來年。
Q：我覺得，不光政界如此。在職業協會中，院士們會把它掌控到自己咽氣。在大醫院和博物館裡也都是這樣，沒有人願意主動和任何東西告別。彷彿在權力之後，就不存在生命一樣。
A：我想，還有更深刻的問題：後蘇維埃人不能獨自生存，他做不到。集體主義是從小被打入他骨子裡的東西。在我們這裡，沒有任何獨自一個人生活的經驗。可比如說在歐洲，一個人過也是種生活方式。
比如說有某個女作家住在某處深山裡，她不太需要別人，她這麼離群索居，卻還是很受歡迎。可在我們這兒這種經驗絕對沒有。在我們這兒，個體的人以前被放在征服的祭壇上，現在是拿他們作犧牲以保住被征服的東西。
在骨子裡，在文化上，人在這個空間中從來不會孤獨的：在街壘中不是孤身一人，在集會中不是孤身一人，在戰場上也不是孤身一人。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這看起來就像是不停地在瞻前顧後：別人怎麼說，別人怎麼想，集體怎麼看待這件事？在我的記憶中，我從沒聽說過有誰離開了這個體制還能繼續站穩腳跟的。你還指望他能自己一個人生活？這種經驗是絕對沒有的。
所以，對集體的人來說，衰老也好，平靜也好，都是不存在的。他也不認為在平靜中能找到幸福。我有個女友，是個演員，她75歲了，有一次她談起自己的朋友，舞台上的搭檔，她說自己幾乎是把他拖上舞台的。
他以前也是功勛藝術家，別人說他是個偉大的演員，等等，可現在已經一把老骨頭了。我說：「好吧，為什麼他就不願意放棄光榮？」她回答說：「不知道。」過了一會兒，她轉身對我說：「斯維塔，要知道我也不會退：隨便讓我演誰都行，但我就是不退。退了之後我活著還能幹嗎？」
現在我開始對時間、衰老、永恆這些話題感興趣了。然後我在彼得堡發現了一對驚人的朋友。兩個老太太，互相是朋友，她們住進了一個人的公寓里，然後把另一個人的公寓租出去。靠著這些房租她們正在環遊世界。
Q：您會寫這事嗎？
A：我現在很猶豫。我想一口氣寫兩本書。一本關於愛，另一本關於衰老、時間，以及人是如何從這個時間中消逝的。我覺得這個題目極其有趣：人是如何利用科學進步饋贈給他的這20年的？要知道，現在活到80歲也是正常事。不像以前，大家到了60歲就都快死了。但往往人們並不知道這20年能拿來幹什麼。
Q：問問大街上的人：知道阿列克謝耶維奇是誰嗎？他們都會聳聳肩。可與此同時，在19世紀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書來了解俄羅斯的歐洲，如今在20、21世紀卻通過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來了解我們。這聽起來很不正常，非常古怪。
A：我想，我之所以在俄羅斯鮮為人知，是因為我創作的體裁使然。俄羅斯文學是非常傳統的，它就像一座獨立的大廈聳立在世界上。如果說俄羅斯戲劇更傾向於現代派，而電影已經較少如此的話，那麼文學完全就是不動的。
可對歐洲來說，我創作的這種體裁絕對是可以接受的。這是多聲部的小說，裡面有肖像，有謎團，還有很多人的故事，每個人都可以抓住某些深刻的東西，可以將其抽出，然後記住，這一部分就會一直和他在一起。
這能很好地嵌入當代西方人碎片化的意識中，因為在我的書里，情節線並不是由作者從那兒到這兒想出來的豐滿故事，而全都是由一個個點組成的，這些點則是讀者自己從多聲部里挖掘出來的。
在我的體裁中，作者是見證人，作者是主角。這是非常誘人又危險的角色。比如說，您還記得（格拉寧和阿達莫維奇的）《圍困紀事》嗎？在那本書里充滿了鮮活的見證和聲音，但與此同時也有大量的作者評論，說教式的，非常蘇維埃式的。
尤其在尤拉·里亞賓金的日記里，當他內心做著激烈的鬥爭，要不要拿走那個該死的肉丸子時，這一點尤其明顯。這是一個十分深刻、十分駭人的故事。但不。作者突然從天而降，寫下了三頁話，向我們解釋什麼是俄羅斯知識階層。你在幹什麼啊，作者！和這肉丸子相比，你根本就不重要，可你卻寫啊寫。
我總是非常害怕這一點。每一次我都會尋找一種形式，讓作者彷彿是透明地存在於書中，而不是在說教，可與此同時還要證明，為什麼從一百頁的訪談里，我就挑了這半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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