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談楊絳

費孝通與王同惠結婚照。（林建剛供圖/圖）

編者按：坊間流傳，方鴻漸身上有費孝通先生的影子，因為當年費孝通追求過楊絳。《聽楊絳談往事》一書中也提到費孝通找楊絳「吵架」的情節。兩人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且讓我們聽聽費孝通生前留下的說法。

錢鍾書先生的《圍城》里有個角色叫方鴻漸。坊間流傳著：方鴻漸之所以是那麼個形象，與費孝通先生有關。費孝通曾經追求過楊絳，故在錢鍾書眼裡，方鴻漸猥瑣。此外，把兩者聯繫起來的還有社會學（《圍城》里的原話是：「他是個無用之人，學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學裡從社會學系轉哲學系」——編者注），方鴻漸與社會學有關，費孝通正好是社會學教授。

故事的可信度有多大，難以判定。儘管錢先生曾借《圍城》中趙辛楣和方鴻漸說的話說（費先生）「我們是『同情人』」。不過，我還是不相信錢先生會如此小氣，把心裡的不爽，傾泄到方鴻漸身上。（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中說：「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許多讀者以為他[方鴻漸]就是作者本人。」——編者注）

不過，這坊間故事倒是把一個疑問存在了我的心裡：費孝通與楊絳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有機會一定要討教先生。

機會還真來了。2001年5月，電視劇《大宅門》紅火，費先生意圖弄一部「小宅門」來說自己的家事，囑我每周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帶上錄音機，到他書房聽他講他家的故事。我便乘機問了他與楊先生之間的事兒。問過了，先生講過了；我還跟先生說了坊間故事，先生淡然一笑。當然，我也就放下了。

楊先生百年之際，坊間故事再次泛起，加上社交媒體的傳播力，不僅流傳更廣，也更繪聲繪色。我便有了把當年費先生自己的說法告訴大家的想法。編輯朋友認為，目前流傳的故事，只有一面之詞，如果能有費先生的說法，倒是對逝者公平。

的確，費與楊的故事，除了《圍城》里的方鴻漸，楊先生自己也公開說過。吳宓先生的女公子吳學昭著有《聽楊絳談往事》（簡稱《往事》），書中有13個頁面提到「費孝通」。茲摘錄兩段如下：

後來到蘇州東吳大學，兩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學，又同班。東吳許多男生追求楊先生，費孝通對他們說:「我跟楊季康是老同學了，早就跟她認識；你們『追』她。得走我的門路。」楊先生聽到這話說：「我從十三歲到十七歲的四年間，沒見過他一面半面。我已從一個小鬼長成大人，他認識我什麼呀！」（第44頁）

一天，費孝通來清華找阿季「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樹叢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蔣恩鈿、袁震三人一同接談。費孝通認為他更有資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費在轉學燕京曾問阿季，「我們做個朋友可以嗎？」阿季說：「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現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第73頁）

吳宓、錢鍾書兩家很熟，吳學昭先生的記錄理應來自楊先生的敘述。其實，吳、費兩家也很熟，兩人不僅有清華大學的淵源，在西南聯大期間還曾一起共事。

吳學昭先生的書出版於2006年。一年之前，費先生便已作古。因此，對書中的細節，已無法與當事人核對。即使找到先生詢問，估計也會出現類似於當初的情景：對與楊先生之間，費先生說得輕鬆、詼諧、愉快，像是在說別人家的故事。先生說：

振華女校的學生，都是本地人。忽然來了一個洋氣的學生，當然惹人注意。女校的學生都是女生，我是特殊原因才進的女校，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女生，有興趣是自然的。

1923年，費和楊同期進入蘇州振華女校初中。不過，兩人的差別早在他們同班之前就存在了。費出生於破落鄉紳家庭，兄弟姊妹眾多，在他轉到燕京大學之前，從未離開過蘇州。年幼時，費體弱多病，母親怕他受人欺負，便讓他進振華女校就讀。楊則出生在高官之家，自小就是嬌嬌女。在進入振華女校之前，已經在北京和上海居住、上學有年，是見過世面的洋氣學生。她一頭短髮，與當地女生的齊腰長辮形成鮮明對比，被稱為「洋來洋去的洋學生」。

看費敘述時的表情，倒讓我理解，十三四歲的年紀，費對楊的好感，與其說是年少輕狂，不如說是對「洋氣」的好奇心在作祟。同樣可以理解的是，要讓一個洋氣的女生對土裡土氣的男生有興趣不現實，儘管費是學校里少有的男生。

如楊所述，費與楊雖在1923年就已相識，交集卻不多。1924年費入東吳大學附中，1928年入東吳大學念醫學預科，1930年秋天就轉燕京大學了。楊至1928年入東吳大學醫學預科，再次與費同班，不過，不到一個學期便轉了文科。這樣算來，在蘇州，他們同班不會超過3個學期。相識在少年，再遇已青年。即如楊所述，費說「得走我的門路」，似把自己當作楊保護者而非男友的。

待到他們第三次有交集已是1932年。對這一段，費先生說：

從東吳到燕京，環境大不相同。除讀的書多了，接觸的人和事也多了，Robert Park先生還帶我們去做實地調查。與蘇州來的同鄉依然有聚會，可各自的學業不同，能夠一起說的不多。因此，見面時，大多談一些家鄉之事。楊季康還是那樣的洋氣；不過，與在蘇州比較，燕京、清華里，洋氣的學生很多。當然，小時候的記憶很深刻，比較不容易輕易忘記。

1932年2月，因東吳學潮停課，楊為完成學業而北上，初借讀燕京大學、後借讀清華大學。3月遇到錢，學期終了時，錢楊兩人之間已是戀愛關係了。

楊北上時，費在燕京已3個學期。作為先行者，到火車站為同鄉接站，在學校組織同鄉聚會，似在情理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費因參加學生遊行受寒而得了肺炎住院，錯過了學期考試，不得不留級，也因此遇到了比他晚一年級的王同惠。倆人因學術爭論而相識，交往中逐漸發現彼此志同道合。

1933年，費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這是費楊倆人的第三次「同班」。此時，楊的感情已有了歸屬。到1933年冬天，費與王的交往頻繁密切，轉年，費的感情也有了寄託。

不僅如此，1932-1934年的兩年間，倆人的志向分野也日漸清晰。

1930年轉入燕京大學時，費便從醫學轉入了社會學。費離開東吳是因他作為學生會秘書為維護學生權益而號召罷課被勒令轉學。對轉入社會學的理由，費在《關於人類學在中國》（1994）中說，「後來我覺得人們最痛苦的不是來自身上的疾病，而是來自社會造成的貧窮。於是我改學社會學。」

待費在燕京又一次遇到楊時，楊則依舊洋（嬌）氣，且與錢的欣賞及品位極為吻合，楊說，「錢鍾書曾和我說他『志氣不大，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我覺得這點和我的志趣還比較相投，我雖學了四年政治（楊絳在東吳大學讀的是政治系——編者注），並無救世濟民之大志。」（《往事》，第77頁）曾有人在錢面前問，「（楊絳）還那麼嬌滴滴嗎？」錢立即反駁：「哪裡嬌？一點不嬌。」（《往事》，第72頁）

1934年暑假，按照傳統禮儀錢楊正式訂婚；1935年7月13日，依大戶人家的禮儀結婚；8月13日，倆人離開上海去英國留學。

費和王亦在1935年暑假結婚。不過，他們的婚禮是在燕京大學的校長官邸（今北京大學臨湖軒）舉行的。那裡，也是他們的恩師吳文藻和謝冰心兩位先生1929年舉行婚禮的地方。婚禮過後，費和王在無錫做短暫停留，整理《甘肅土人的婚姻》譯稿，之後輾轉於9月18日到達廣西開展花籃瑤的調查。

歲月蹉跎，他們先後還在西南聯大、20世紀50年代初的清華、以及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過交集。費則把錢楊當作自己一輩子的朋友，譬如20世紀50年代初他向喬冠華推薦錢參加《毛澤東選集》英譯小組；也時常去看看錢楊。對他與錢、楊之間關係，先生讓我看他1999年發表在《讀書》第3期上的文章「圈外人語」。在那裡，先生寫道：

錢、楊兩位原是我的同學。鍾書不僅同學，而且同年，和我曾在清華不在一個班裡同學過一年。當時兩人並不相識，但他的文名早揚，在校無不另眼相看。楊絳原名季康和我是三屆同班的同學，初中、大學、研究院，最近我因病住院她來看望我，在旁的一位醫生聽說我們過去的這段同學關係，驚嘆說：「有緣，有緣」。

此緣何緣？或許只有三位先生自己清楚。無論何緣，逝者已逝，講出費孝通自己的故事，公平與否，對逝者已無意義。對生者，倒是成就了一份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