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中國人太愛存錢 歐洲人希望你們消費些

　　「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我也非常的吃驚，我並沒有料到看起來繁榮的金融和房地產市場會出現這種災難。」在和時代周報記者聊到金融危機的話題時，皮薩里德斯先生顯得異常的樸實，沒有任何類似事後諸葛亮式的語言。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 Pissarides)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學者，他是一個經濟學家，卻更喜歡沉浸於數學的世界裡。他沒有犀利的語言，也不追逐最熱門的話題，位於倫敦南肯辛頓區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是他鑽研學問的象牙塔，位於地中海到島國塞普勒斯的小鎮Argos，是他永遠的精神家園。

　　2010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他和他的兩位同行-來自美國的戴爾·莫滕森(Dale Mortensen)和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以表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經濟學方面的卓越貢獻。

　　今年5月，皮薩里德斯將應時代周報的邀請，前往中國，暢論中國經濟。對於這位低調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圈外的人一直所知甚少。時代周報在皮薩里德斯先生啟程前對他進行了專訪，希望能帶給讀者一個更加生動的他。

　　時代周報：是什麼引領你走向經濟學之路的？

　　皮薩里德斯：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出人意料之處。在我一開始走上職業崗位的時候，我從事的就是會計工作，所以後來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學科。而且我覺得經濟學是一門非常有用非常基礎的學問，對社會，對你個人，都能帶來直接的好處。

　　時代周報：在你的學生時代，你對什麼學科最感興趣呢？

　　皮薩里德斯：在高中的時候，我一直都最喜歡數學。其實我對物理也很感興趣，但是最喜歡的還是數學。我後來到英國留學以後，開始進入經濟學領域，我發現因為我的數學基礎，我在這個領域有了很大的空間，各種經濟學理論都需要公式和模型的有力支持。正如你們在經濟著作里看到的那樣。

　　時代周報：作為經濟學家，你認為什麼知識對於經濟學是最重要的？

　　皮薩里德斯：我認為作為研究型經濟學，數學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為數學可以產生預測方面的意義，我們可以用公式，可以建立模型來模擬下一步的可能和未來的走勢。當然了，我們不可避免地需要談及政治，因為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社會和政治需要，這不完全由公式和模型決定。

　　時代周報：經濟學的領域非常廣泛，為什麼最終選擇了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

　　皮薩里德斯：這個方向和我們的社會結合得最為緊密，因為直接關係到大批普通人的生活，失業、就業、社會福利等等。我的父親是一個商人，他需要雇一些夥計。這些僱傭關係和其中的很多事情給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後來我發現自己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這些勞動力市場的很多內在規律和奧妙，我真的很興奮。

　　時代周報：所以這在某種程度是一個童年回憶的產物嗎？

　　皮薩里德斯：可以這麼說吧。也是很多機緣巧合和自己興趣的產物。

　　時代周報：關於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將會成為你中國之行的主要題目，能不能現在和我們分享一些最基本的觀點呢？

　　皮薩里德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正面臨巨大的轉變。龐大的農業人口在減少。中國勞動力市場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其非常的靈活。因為我發現中國有大量的短期勞工(農民工)。他們從農村前往城市，他們的工作非常的受到市場規律的指揮，往往收入、培訓、福利等等變化可以讓他們快速在不同的領域和行業流動。這個是中國和其他很多國家特別是歐洲不太一樣的地方。這種勞工群體和我們熟悉的過去的西方產業工人群體是不同的。也許這是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研究的地方。

　　時代周報：這是否和東歐特別是土耳其有類似的地方？

　　皮薩里德斯：有一點。土耳其是很典型的，我小的時候土耳其人口只有3000萬，現在差不多8000萬了。增長的人口給土耳其帶來了充足的勞動力，也使得這個國家獲得了不同於我們在其他歐洲國家所看到的那樣的變化和氣氛。有些地方和中國類似。

　　時代周報：中國享有世界工廠的美譽，但是長期的勞動密集型主導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你是否關注過？

　　皮薩里德斯：坦白地說，不是很多。我覺得尊重勞工的很多基本權利這個已經是一個國際常識了，比如給予勞工合適的休息時間等等。但是在這些的基礎上，下一步是一個勞工報酬的問題，也就是比例問題。給予多少比例的報酬才是合適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認為那種極端的主張高工資高報酬的做法並不恰當。特別在一些國家，勞動力市場實際上已經束縛了國家經濟的增長。

　　時代周報：失業問題是目前困擾歐洲的一個大問題，你和學生常交流這個問題嗎？倫敦政經這種名校的學生會不會也擔心他們以後的工作？

　　皮薩里德斯：我講課的主要內容就是關於就業的，這自然是我和學生們間的話題。倫敦政經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很多人畢業了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國家去。對於本地學生來說，其實他們進大學的時候就有了職業規劃，大家比較清楚以後要做什麼。不過可能金融危機是他們最擔心的，很多人都是抱著投身銀行業和金融業的念頭來到這所大學。現在很多大銀行都不僱人了，於是學生就要發愁自己最終要做一些自己當初沒有想過做的事情了。

　　時代周報：那麼歐洲失業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什麼方面呢？

　　皮薩里德斯：金融危機造成了服務業的大面積萎縮，而製造業的需求又不強，在英國，產業已經轉移到以金融服務業為主。比較單一的經濟結構造成了難以在其他方面尋求一個點來製造大量的工作崗位。

　　時代周報：那是不是意味著英國過多地把產業轉移到服務業是錯誤的。比如德國的就業情況比英國好，因為德國保留了更多的製造業？

　　皮薩里德斯：你不能因為這次金融危機中德國表現較好就否定一種經濟模式，歐洲的經濟模式已經決定了一個國家不可能成為一個大而全的國家，在歐洲沒有國家有包辦一切的能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經濟角色。德國強在製造業，但是許多德國的製造業需要英國的服務業。而且當石油價格高沖的時候，對製造業的打擊會變得特別大。歐洲的經濟模式，是為統一的歐盟市場服務的，你不能說現在英國失業率大了就立刻指責說早知道如此我們應該多發展些工業。這不解決根本問題。

　　時代周報：那你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塞普勒斯人了嗎？

　　皮薩里德斯：看起來是的，這很讓人困惑。曾經默默無聞，突然每個人都想認識你，因為你獲得了諾貝爾獎。

　　時代周報：能為我們介紹一下你的家鄉Argos嗎？

　　皮薩里德斯：其實那是一個非常小的村莊，很美麗和原生態。不過很小的時候，我父親就帶著我們去了尼科西亞(塞普勒斯首都)。我們常回老家度假，那裡有我們的度假屋，我愛那裡的物產，愛那裡的山，愛那裡的藍天。不過現在那裡也發展了很多，開了許多酒店，因為來的遊客多了。都是去那裡郊遊、徒步和登山的。

　　時代周報：你是希臘族人。你常讀希臘古典哲學著作嗎？看起來希臘除了哲學家，現在也有傑出的經濟學家了。另外你研究過古典希臘著作里的經濟學思想嗎？比如亞里士多德和色諾芬的著作。

　　皮薩里德斯：古典希臘著作我讀了很多，在學校的時候那些就是教科書內容的一部分。其實希臘除了有哲學家之外，還有很好的科學家，這個是我要提出的。不過很抱歉，我沒有怎麼具體讀過古希臘的經濟思想方面的著作，我買過相關的書，但是還沒有好好讀過，那和現代經濟學是很不同的。我看的主要還是哲學和倫理學的著作，比如關於教育，關於對與錯。不過古典經濟學著作還是熟悉的，比如亞當·斯密。

　　時代周報：來自日本的森島通夫(1923-2004，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曾數次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教授指導了你的博士論文，和來自東亞的學者合作有什麼感覺嗎？

　　皮薩里德斯：他是一個非常有趣和幽默的人。他時常和我們交流自己的家庭是如何融入英國社會及種種衝突和趣事。他的英語很好，學術上無可挑剔，我喜歡他，喜歡他做事的態度和幽默感。

　　時代周報：你有來自中國的學生嗎？對他們印象如何？

　　皮薩里德斯：我有特別多的本科學生來自中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中國學生不少。不過大部分學經濟學的都是本科學生，可能還是出於職業考慮吧，畢業了就工作了，真正搞學問研究的不多。我喜歡中國學生，他們勤奮而且相比於歐美學生特別尊重老師，我特別喜歡這點。

　　時代周報：除了做學問以外，你還有什麼業餘愛好？

　　皮薩里德斯：我喜歡旅行，除了郊野遊之外，我對歷史人文景觀有特別的熱情。另外在享受美食方面我從不吝嗇金錢，我必須承認自己是一個美食家。對了，我可不是素食主義者。

　　時代周報：感覺你在個人理財方面比較謹慎，你覺得在這方面你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嗎？

　　皮薩里德斯：我覺得不算吧。不過一般都是自己料理自己的財政問題，不過我確實不是一個活躍分子，在投資方面。並且總是保持一定的儲蓄和固定資產。

　　時代周報：這聽起來和中國人的理財觀念很像。

　　皮薩里德斯：是的，我知道中國人愛存錢。不過中國人似乎太愛存錢了，你們還是需要多促進消費。無論是內需還是進口，歐洲人非常希望這一點。請多買點希臘產品。

　　時代周報：你馬上要來到中國了，我們熱切希望很快見到你，希望你有一個快樂的中國之旅。能告訴我們你目前最期望在中國看到什麼呢？

　　皮薩里德斯：我特別盼望和中國的商界學界和政界人士交流關於經濟學的看法，我很希望了解他們的想法和觀點。我還很想看看廣州、上海這些重要的中國經濟都市。

　　梁捷201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在英國執教的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 Pissarides)，以及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戴爾·莫滕森(Dale Mortensen)和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以表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方面的卓越貢獻。這也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繼1996年和2006年之後，又一次獎勵在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經濟學家。

　　嚴格來說，這些經濟學家都屬於「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這一主要流派。他們的基本立場都是支持市場經濟，鼓勵自由競爭，反對高工資和政府干預。他們認為，只要政府保證市場充分競爭，即使最複雜的勞動力市場，也能達到高效率的均衡水平。

　　更具體地說，皮薩里德斯與他的同事們主要在「搜索-匹配」理論中取得重要進展。「搜索」模型這樣刻畫失業者的心態：失業者每一期時間裡都要進行判斷決策，手中已經握有一個Offer，一旦接受，以後就都要在某個給定的工資水平下工作。同時，失業者也可以拒絕本期的Offer，而憧憬下期拿到更好的Offer。失業者對未來工作機會、工資水平必須有一個準確的預期，從而找到一個最佳作出決斷的時刻。

　　「匹配」模型跟搜尋模型非常接近，只是把工資理解為一個更複雜的參數，該參數描繪了一對關係(不管是工作者-工作崗位，男人-女人，還是銀行-貸款人)之間的匹配質量。這時候，研究者不再設身處地地站在搜尋者的一邊，為他操心何時決斷，而是化身為全能的上帝，慈悲地看著一對關係，希望它們能組成最合適的組合。顯然這時候的信息複雜程度更甚於搜尋模型。對於搜尋者而言，他只需要思考以後是否會找到更優秀、更高水平的工作，而工作或者工資本身，對於他是透明的。在匹配模型里，匹配對象的情況變得難以琢磨，適合不適合，只有配上去試驗了才知道。

　　匹配模型對應的故事也更精彩。用它來解釋年輕人為何頻繁跳槽就很合適，因為年輕人對工作都不了解，畢竟缺少經驗，做了一期，知道不適合自己，於是就跳槽了。而等到歲數大一點以後，對各種工作的了解加深，誤判減少，流動性自然也就降低。同樣地，我們可以用這個模型來解釋，銀行如何甄選優秀的貸款人。還可以解釋男人或者女人的擇偶方式，以及離婚成本的經濟學分析。

　　皮薩里德斯是個比較典型的英國經濟學家，與多數美國學者不同。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相對簡單，更接近經濟學理論意義上的理想市場，所以美國的勞動經濟學家更理論化。而歐洲的勞動力市場要複雜得多，歐洲學者必須腳踏實地地去分析現實問題，要看到大量政治、文化等影響勞動力市場的非經濟因素。所以以皮薩里德斯為代表的歐洲經濟學家更為務實。

　　歸根到底，他們都是很純粹的書齋經濟學家，沉迷於充斥著數學模型的理論世界。他們真正的學術貢獻並不容易為人所知，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將他們的理論用於指導實踐，在我們的日常經濟生活中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