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班尼王朝對烏茲別克民族認同形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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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落後地區的部族進入文明區域往往會被後者的文化吸收和同化，成為該地區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參與者。然而，進入河中地區（ ）的烏茲別克部族在自身民族認同構建的過程當中，卻並沒有遵循這條道路。相反，烏茲別克自身的突厥-蒙古屬性逐漸在中亞落地生根，而傳統的波斯文化日益褪色，中亞逐漸脫離了波斯文化圈的影響，甚至與伊斯蘭世界相隔絕。可以說，烏茲別克民族的奠基是一個逆向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發源自黃金家族朮赤系的烏茲別克部落在穆罕默德·昔班尼的帶領下，於15世紀末南下河中地區，趁帖木兒王朝中央權威衰落，統治分崩離析之際，推翻、驅逐帖木兒諸王，在中亞建立起以烏茲別克部族為主體的昔班尼王朝政權。該政權對外征戰，鞏固勢力範圍，對內加強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建設，使烏茲別克部族逐漸從游牧社會向半游牧半農耕社會過渡。另外，王朝還通過鼓勵部族聯姻、推廣突厥文化、去波斯化等社會文化舉措，促使文化水平低下的烏茲別克部族以主導者的身份逐漸融入到河中地區人民的生產生活實踐中，近代意義上的烏茲別克民族開始形成。本文旨在探討作為政治體的昔班尼王朝在烏茲別克民族的構建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烏茲別克入主河中的背景

以穆罕默德·昔班尼為代表的烏茲別克部族勢力入主河中地區的結果並非簡單由軍事因素或者領導人的素質和偏好所決定，它是15世紀中亞、中東和哈薩克草原地區部落勢力重新分化組合的結果，是游牧文明向農耕區域新一輪擴張的產物。中亞地處絲綢之路的中央，是亞歐大陸往來商旅的必經之地，貿易發達、土地相對肥沃，適合游牧民族轉變發展方式、進入定居社會的需求。而烏茲別克部族原來的聚居地南俄大草原則越發不適合烏茲別克人生存發展之所需：首先，俄羅斯與哈薩克逐步強大，烏茲別克的生存環境受到擠壓；其次，烏茲別克部族人口日漸增多，草原地帶薄弱的生態環境難以滿足其生活需求；再次，烏茲別克大汗阿布勒海爾（1428-1469在位）專橫殘暴，不得人心，烏茲別克人對草原的統治日益鬆弛，眾叛親離。恰逢此時，衛拉特蒙古人崛起，給予烏茲別克人致命一擊，迫使後者尋找新的聚居地以繼續維繫自身的生存。而河中地區的帖木兒王朝早已不是沙哈魯、兀魯伯治下的太平盛世，反而陷入了同室操戈的窘境。中亞自身的孱弱為衰落中的烏茲別克部族入主河中，實現再度復興提供了可能。然而，烏茲別克人之所以能夠以相對平穩的方式進入河中，並逐漸吸收、同化原住民，形成定居民族，主要歸結於以下三個條件。

阿布勒海爾汗

昔班尼及其後人的黃金家族血統給予昔班尼王朝以天然的合法性。蒙古入侵併於亞歐大陸建立四大汗國以來，成吉思汗及其黃金家族獲得了無上的地位以及榮譽，以致在內亞地區，只有具有黃金家族身份的統治者才能稱王，而不是成吉思汗子孫的統治者，無論實力如何強大，也難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在部落首領和統軍大將面前稱孤道寡。比如，近乎白手起家的帖木兒，在西察合台汗國分崩離析之際脫穎而出，迅速擴張自身的勢力，把七河流域統一於自己的麾下，但是，由於其並不屬於黃金家族，他不具備自稱「可汗」的資格，只能以聯姻的方式入贅黃金家族，以「埃米爾」的身份統治自己的領土。

與烏茲別克汗阿布勒海爾同時代的衛拉特蒙古大將也先雖然大權在握，甚至在進攻明朝的時候功勛卓著，但是其非黃金家族苗裔的身份決定了他最終只能位居太師之職。而烏茲別克人的始祖昔班是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的第五個兒子，他驍勇善戰，得到大片草原作為封賞。昔班的後人月即別汗執掌金帳汗國大汗之位時，其核心統治集團以及部落第一次被冠以「烏茲別克人」（月即別人）的稱號，隨後該名稱用以代指追隨昔班家族的突厥化蒙古人。金帳汗國衰落之後，烏茲別克人逐漸脫離了汗國的控制，在欽察草原（ ）建立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至阿布勒海爾之時烏茲別克國家開始成形。而阿布勒海爾、穆罕默德·昔班尼等統治者堪稱英明之君，武功卓著，很自然地被認為是黃金家族事業的繼承人。中亞民眾從心理上來說並不排斥身為黃金家族成員的穆罕默德·昔班尼。

昔班尼大汗的營帳

伊斯蘭教信仰以及伊斯蘭意識形態在河中地區的主導地位減少了各部落和族群對烏茲別克部族統治的抵觸。首先，伊斯蘭教主張「穆斯林皆兄弟」，認為只要信奉真主獨一，無論本人屬於什麼民族，都應得到平等對待。自月即別汗改宗伊斯蘭以來，包括烏茲別克人在內的南俄草原的突厥化蒙古人大批加入到伊斯蘭信仰體系中，成為虔誠的穆斯林，伊斯蘭成為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烏茲別克部族與中亞的土庫曼、蒙古以及吉爾吉斯等民族一樣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接受伊斯蘭模式的法律體系、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不同族群之間的張力與衝突較小。其次，伊斯蘭蘇非哲學在中亞地區的廣泛影響力進一步拉近了不同群體之間的距離，增強凝聚力。自阿拉伯帝國征服中亞以來，中亞的伊斯蘭化是一個艱難而緩慢的過程。薩曼王朝推動伊斯蘭教的波斯化，為中亞諸伊朗語族人接納伊斯蘭信仰創造了條件。

蘇非主義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不同信仰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被整合進伊斯蘭模式的社會生活中，社會的活性得到增強。像納克什班迪教團和吉斯提教團等蘇非團體擁有眾多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追隨者，社會影響力巨大，可以為統治者帶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昔班尼汗在定居中亞，建立布哈拉汗國的過程中，注重表明烏茲別克政權對蘇非哲學的鼓勵與支持，同時宣揚遜尼派的意識形態理論，與波斯的薩法維王朝分庭抗禮，從而強化了中亞各族人民對昔班尼統治者的好感，以烏茲別克部族為核心的族際聯盟獲得了可靠的意識形態基礎。

蒙古-突厥文化是烏茲別克人與中亞諸民族的共同社會文化遺產，使烏茲別克政權對中亞社會的整合相對容易，而國際局勢的變動強化了文化遺產對社會的塑造作用。隨著薩曼王朝的崩潰以及一系列突厥王朝的興起，中亞的社會生活加入了更多的突厥文化元素。喀拉汗王朝借弘揚伊斯蘭文化的旗幟，大力推廣突厥語言文學，波斯文化的主導地位開始受到動搖。蒙古人入侵以來，其草原文化逐漸為中亞的突厥-伊斯蘭文化所吸收整合，大批蒙古人改宗伊斯蘭，同時用阿拉伯-波斯字母書寫自己的語言，蒙古人在文化上逐漸突厥化和波斯化。帖木兒王朝一方面把波斯的文化與藝術帶到中亞，推進中亞文化的繁榮，另一方面鼓勵突厥語的文學、學術創作，廢除了必須用波斯語進行書寫的慣例，河中地區去波斯化，擺脫伊朗文化控制的趨勢日益明顯。最後，作為突厥化與伊斯蘭化的蒙古人，烏茲別克部族在弘揚突厥-蒙古文化的大政方針上和帖木兒時代一脈相承，而其與什葉派波斯薩法維王朝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加強了昔班尼王朝去波斯化的決心與力度。中亞陷入了經濟與文化上相對孤立的境地，但是其區域內的團結得到了鞏固。

16世紀伊斯蘭世界的國際格局，布哈拉（Bukhara）即指代昔班尼王朝

以上事實說明，烏茲別克人入主河中，建立昔班尼王朝，既存在偶然的因素，但同時也是具體歷史語境下的必然選擇：草原地區嚴峻的生存環境以及河中宜人的生態人文環境為落魄中的烏茲別克人提供了明確的遷移目標，而國際局勢的變動特別是波斯薩法維王朝的威脅讓昔班尼王朝更容易利用「自我-他者」的二分方式調整社會關係，使自身的政策得到更為有效的配合，政權也比以往的游牧國家更加穩定。

昔班尼王朝的民族-國家構建

早在昔班尼汗的祖父阿布勒海爾當政時期，以烏茲別克部族為核心的游牧草原帝國就已經形成，並在十五世紀上半葉對絲綢之路的維護、對部落社會的控制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草原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游牧民族不穩定的社會結構以及各政治力量間勢如水火的矛盾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使昔班尼部落聯盟存在先天不足，甚至在外力的打擊下一觸即潰，部落聯盟解體，阿布勒海爾與其子沙黑·海達爾皆死於非難。穆罕默德·昔班尼及其後繼的大汗們在總結了經驗教訓後，藉助河中地區相對發達的經濟基礎，從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推進改革。儘管這些改革由於經濟社會條件的制約而具備不徹底性，但是它們無疑加強了烏茲別克部族的族群認同，奠定了烏茲別克民族共同體的物質與精神基礎。

一、政治上，以君權神授為理論基礎，加強法治建設

昔班尼王朝入主中亞之際，依靠的力量主要是自身的游牧軍隊以及與大汗結盟並服務於前者的蘇非教團，整個國家是一台戰爭機器，尚不存在規範化的行政與法律制度。隨著為昔班尼家族出生入死的部族成員逐步散居各地的城鎮，舊遊牧軍隊在水草豐美之地安家立業，昔班尼王朝失去了高度集中的軍事力量，再加上對外戰爭難以有更大的進展，王朝軍政複合的國家體制難以為繼。同時，昔班尼國家也不具備中央集權的農耕國家（如明代中國）的廣泛動員能力，且定居越久，政權能夠集中的資源就越少。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集權缺位的情況下，加強法治建設成為昔班尼王朝整合社會的主要措施。

薩法維王朝與昔班尼王朝的戰爭

首先，君權神授構成了法治建設的核心內容。烏茲別克人遷徙到河中地區後，部族聯盟趨於瓦解，統治者黃金家族的身份以及既有的蒙古法系對維護部落聯盟的統一與穩定不再重要，包括蘇非哲學以及伊斯蘭法學在內的伊斯蘭社會治理模式逐漸佔據昔班尼國家治理的主流，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君權神授說。著名的伊斯蘭法學家法茲魯拉·本·魯茲巴汗在《布哈拉奏對》（ ）中，向昔班尼汗陳述了一個伊斯蘭君主的理想模型。他指出：

因為國王是作為神聖法律的守護者而存在的，要傳播代理人與真主之間的真理，每一道律令都是在真主的監護下發出來的光，「我確是知道自己所創造的萬物」。這句話讓國王具備了傳達「來自真主的要求」的資格，於是監護人就成為了真主光榮完美屬性的象徵。他依靠自己完美的屬性所頒布的每一道正義的法令在這個象徵身上得到了顯現，而國王本人就是正義的伊瑪目，先知（願主福安之）賦予了他七分之一的救贖大能，因為他（國王）是真主的代理人。

從這裡可以看出法學家群體與國王之間的共生關係：一方面，喪失了魅力型權威，而且傳統的蒙古法認同下降的時候，昔班尼大汗需要依靠新的國家認同以構建自己的合法性，維護部族聯盟的統一，於是前蒙古時代的伊斯蘭治理模式為昔班尼王朝的國家社會治理提供藍本；另一方面，法學家在擺脫蒙古法的桎梏，重新樹立伊斯蘭法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也要與統治者開展廣泛的合作。在這個背景下，君權神授的政治主張符合統治者與法學家的利益需求。

布哈拉城

其次，資助法學家，介入到法律解釋工作，平衡伊斯蘭法與蒙古習慣法的關係是昔班尼國家調整部族關係的主要手段。蒙古入侵以後，河中地區伊斯蘭法的地位相對下降，蒙古法滲入伊斯蘭世界的法學實踐中，在一定時期內甚至成為了起主導作用的法律體系。隨著14、15世紀蒙古人伊斯蘭化的最終完成，蒙古法在內亞社會的影響力大幅下降，但是由於蒙古人游牧民族的思維方式以及生活習性短期內變化幅度不大，因而蒙古法的精神在社會生活方面依然得到延續。昔班尼汗與其後繼者們十分關注汗國的法治建設，他們在資助法學家以及哈乃斐法律學說的同時，積極介入到法律的制定與闡述當中，在伊斯蘭法與通行的蒙古法之間作出協調，使後者在不與前者衝突的前提下得以保留，並以「國法」（ ）與「禮法」（ ）二元並立的模式對烏茲別克汗國的半游牧半農耕社會實施規範作用。另外，汗國在每個重要的居民點都會設立法庭，並任命精通蒙古法與伊斯蘭法的法官進行具體的司法實踐，把部落民和城鎮居民納入到統一的司法體系之下。昔班尼王朝通過對法律制度的重構有限地維護了河中地區部族聯盟的穩定。

蘇非納克什班迪教團

當然，為昔班尼王朝入主河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蘇非教團繼續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其承擔了包括對邊遠部落的整合、規範手工業與商業行會的等級制度等功能，是昔班尼王朝司法體制外的重要維穩機制，其長老得到昔班尼政權的尊重。總而言之，伴隨著昔班尼國家烏茲別克共同體構建的，是影響力日益深入的伊斯蘭政治體系以及意識形態。

二、經濟上，建立穩固的首都，發展定居民經濟

河中地區位於亞歐大陸的心臟地帶，雖然環境較為惡劣，但歷來是東西方進行物質文化交流的交通要衝，商賈往來頻繁，很早就出現了較為發達的文明形態。阿拉伯佔領中亞後，農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封建生產關係確立起自身的主導地位。蒙古人的到來雖然讓中亞的社會經濟受到打擊，並在一段時期內陷入衰落，但是在察合台汗國與帖木兒王朝的經營下，於14-15世紀恢復了繁榮，絲綢之路暢通，區域內的農產品、手工業品流通頻繁。昔班尼王朝以部落聯盟的社會形態進入封建農業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河中地區，與中亞本土社會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斷裂，如何協調游牧社會與農耕社會的關係，促進烏茲別克部族向定居民族過渡，以適應河中地區的生產生活實踐，成了昔班尼王朝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

確立布哈拉作為王朝的首都，既與帖木兒王朝的撒馬爾罕相區別，也讓烏茲別克部落社會走向城市生活，打破血緣認同。穆罕默德·昔班尼時期，昔班尼國家依舊是游牧國家軍政複合的體制，國家的存在為戰爭而服務，並不存在一個固定的經濟文化中心。直到歐拜杜拉汗時期（1533-1539年在位），統治核心逐漸從撒馬爾罕轉移到布哈拉，烏茲別克族群也從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昔班尼王朝的統治者以及後來的可汗們注重經營布哈拉及其周邊地區，對布哈拉城市格局進行大規模整改，促進了布哈拉綠洲一帶的經濟發展。此時，統治者注重修繕綠洲的灌溉系統，給新的定居民分配土地，農業產量有所增加。布哈拉一帶的烏茲別克定居民與該地其他居民以農業、商業經濟作為紐帶，逐漸超越部落認同而形成地域認同。昔班尼王朝最偉大的君主阿卜杜拉二世（1583-1598年在位）以布哈拉為核心建立起了龐大的烏茲別克國家，幾乎把河中地區完全統一於自己的治下，布哈拉的經濟地位由此可見一班。

阿卜杜拉二世

與此同時，昔班尼王朝的統治者維護貨幣金融的穩定，注重發展跨國貿易。早在昔班尼汗的時候，國家就嘗試鑄造統一的銀幣作為市場的硬通貨，為貿易提供便利。雖然由於汗國局勢動蕩，貨幣價格波動幅度大，但是政府的貨幣政策大體上保留了下來，並在阿卜杜拉二世時期得到完善。在貿易路線方面，與薩法維王朝、莫卧兒帝國的敵對關係限制了昔班尼國家向南擴張貿易網路的能力，而此時新興的沙皇俄國向東拓殖，開闢了西伯利亞商路。烏茲別克人主動抓住了這一機遇，並將商路上的貿易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這個過程中，被稱作「布哈拉人」的群體迅速崛起。他們以商業活動為核心，由多個族群構成，並形成了廣闊的商業網路，促進不同部落與民族之間的交流。除此之外，這個強大的商人群體在為布哈拉汗國增加稅收、抵禦俄國商業利益的滲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維護了河中地區的經濟獨立。

布哈拉傳統服侍

文化上，去波斯化，推廣突厥-蒙古化的伊斯蘭文化，加強河中地區的文化認同

薩曼王朝時期，地方統治者為了增強文化獨立性，大力弘揚波斯文化，復興波斯語，以區別於阿拔斯王朝哈里發帝國。後來，喀拉汗、伽色尼、察合台、帖木兒等政權相繼對河中地區實施過有效統治，波斯文化的主導地位被加強，但同時蒙古-突厥色彩的伊斯蘭文化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6世紀，自欽察草原（ ）南下的烏茲別克部族一方面也是伊斯蘭化和突厥化的蒙古人，另一方面其受波斯文化的影響相對較小，原始的宗教文化成分保留較多，因而文化上與波斯的聯繫較少，但是卻能與河中地區的文化具備較大的相似性。再加上什葉派薩法維王朝與昔班尼王朝在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上的尖銳對立，昔班尼國家在吸收波斯文化的有益成分提升自身文化水平的同時，極力發展出自成一系的社會文化，逐步擺脫伊朗高原的影響。

對遜尼派政治學、倫理學和法學研究的支持是昔班尼王朝文化政策的重心。早在帖木兒時代，沙哈魯就通過大力扶持伊斯蘭社會學科的研究、打壓蒙古傳統文化影響力的手段，促進突厥化蒙古人的社會轉型，並積累了相應的學術基礎。昔班尼政權建立之後，由於與薩法維王朝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上的尖銳對立，支持相應理論的研究、回應敵人的思想宣傳更顯必要。前述的伊斯蘭法學家魯茲把汗在服侍昔班尼汗及其繼任者速雲赤汗（Khan K?chkünji，1510-30在位）的過程中，就不遺餘力地向統治者宣傳敵視薩法維王朝的理論學說，加劇伊朗與河中的矛盾。另一方面，汗國的統治者出於法治建設的需要，對遜尼派理論學說的依賴程度也日益加深，因而特別是到了歐拜杜拉汗執政以後，國家對它的資助超過了對其他社會文化事業的支持。

昔班尼國家還積極打造具有突厥-蒙古特色的學術文化中心，抗衡波斯和南亞的影響，去波斯化。15世紀後半葉，赫拉特統治者米爾咱·海珊（Husain-i Baiqara,1469-1506在位）大力資助文化事業特別是突厥語言文學的發展。在他的宮廷中，以米爾·阿里（Mir Ali Shir Nawa』i，1441-1501）為代表的詩人和學者認為突厥語是一門與波斯語媲美，甚至超越波斯語的語言。突厥化蒙古人的自我意識和文化自豪感在學者和文學家的鼓勵下日漸增強。昔班尼時期，借著伊朗政治局勢變動，大批學者、藝術家出逃的契機，昔班尼國家興建學術研究中心，支持細密畫、醫學等方面的研究，形成所謂「布哈拉流派」。同時，作為風行日久的精英文化的代表，波斯語文學、學術寫作繼續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昔班尼統治者與莫卧兒帝國一樣，在不依賴伊朗高原文化資源的情況下，獨立發展各具特色的波斯文化。此後，波斯語與突厥語在中亞經歷了長期的博弈，塑造著烏茲別克族群的文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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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爾割據阿富汗時期中亞昔班尼-薩法維-帖木兒三足鼎立格局

總之，在16世紀這個世界格局出現大變動的時期，烏茲別克族群立足於自身的實際，作出了符合發展要求的選擇，南下河中，成為定居民，並在昔班尼王朝以及後繼政權的影響和塑造下，逐漸告別游牧民族的血緣認同，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形成以河中地區為核心的區域認同，烏茲別克的民族認同開始形成。

四、結語：以時空隔絕換民族認同

政治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指出，經濟的發展與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無法一蹴而就，它要建立在已有社會形態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的基礎上。而對於一個地理位置十分不利的國家而言，「符合地區要求的」制度建設是其實現發展的唯一辦法。作為草原游牧區與農耕區交匯處的中亞地區，歷史上一直作為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而存在。頻繁的交流給它帶來豐富多樣的文化形態和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同時，也帶來了族群構成的破碎化以及區域內政治秩序的不穩定，社會的發展受到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嚴重製約，十分脆弱。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構建一套能夠穩定中亞區域內政治經濟局勢的制度體系和文化認同，增強區域的整體抗禦力，成為中亞地區進一步發展的基本要求。

阿卜杜拉二世時期的金幣

可以說，16世紀昔班尼王朝的建立是中亞地區歷史主體在無意中企圖實現這種要求的嘗試。無論是穆罕默德·昔班尼，還是後來的阿卜杜拉二世，歷任昔班尼大汗都渴望把整個河中地區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為此進行艱難的鬥爭。除此之外，相應的改革措施也在貫徹落實，以配合烏茲別克部族定居中亞的客觀需求。然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落後於周邊文明地區的烏茲別克部族要完成這樣一個自我塑造的過程，就不得不採取「自我-他者」二元對立的方式，以相對封閉的發展方式來完成任務。

於是，在文化上，昔班尼王朝與薩法維尖銳對立，努力革除波斯的影響。政治上，對帖木兒後王趕盡殺絕，與新興的莫卧兒帝國隔興都庫什山而對峙；同時在錫爾河流域嚴防死守，阻止游牧民族和俄羅斯人南下。經濟上，統治者鑄造流通於自己境內的貨幣，並培育商人群體，壟斷中亞區域內的貿易。這些自我封閉的措施無疑加強了烏茲別克部族以及其他中亞居民的凝聚力，但是卻讓自身與外界隔離開來。

16世紀，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與世界市場的逐漸成形，世界整體的經濟重心開始由陸地轉向海洋，陸上絲綢之路的經濟地位相對而言重要性下降，而昔班尼王朝在絲綢之路上的「不合作」態度，則進一步削弱了陸路交通的價值，同時自身的經濟價值也逐步下降。昔班尼王朝封閉的體制在短期內維護了中亞地區的相對穩定，並無意中助推了烏茲別克人從部族向民族的轉變，讓河中地區成為烏茲別克民族永久的故鄉，但從長期而言，卻讓自己不但與伊斯蘭世界相隔絕，而且日漸依附於俄羅斯所開闢的西伯利亞商道，在歷史的長時段中逐漸從優勢轉變為劣勢，最終被俄羅斯所完全控制。因此，十九世紀以來中亞日漸落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喪失獨立自主，並導致在發展上的完全依附，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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