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需要點看的重要的閱讀背景材料：美國的經濟流動性更低嗎?

大多數美國人一直執著於這一想法，美國是一個極其開放的國家，在那裡任何人只要嘗試都可以成功。這種信念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人們把它概況成了一個短語:美國夢。但一直以來，鮮有數據來證實或反駁這種自我認知的真實性。目前，基於學術共識，一般評論家都認為美國的經濟流動性水平相對較低，所謂的「美國夢」其實更容易在其他國家實現。然而，最近的研究將這個問題極大地複雜化了。新證據的確表明美國經濟流動性不是特別高，但卻並不像之前研究所描述的那樣在國際上落後。

2006年，兩篇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分別給出了美國的流動性相對於其他國家要低的結論：第一篇是加拿大經濟學家Miles Corak的論文，他在廣泛文獻回顧的基礎上得出了經濟流動性排序——美國略低於英國，它們又遠遠低於德法，而相比於北歐國家和加拿大，德國和法國的經濟流動性又低得多。同時，芬蘭的經濟學家Markus Jantti和他的同事比較了美國、北歐國家和英國，發現美國的經濟流動性相對最低。

到2008年，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一項研究結果同樣符合當時相關的學術共識——「美國的跨代家庭經濟流動性要比其它許多國家低」。2012年年初，Jason DeParle在紐約時報的頭版報道總結了這一立場的證據。關於美國經濟獨特的不流動性這一新共識，布魯金斯學會的Isabel Sawhill評論認為，「我認為很多人都不會反駁這一觀點。」

正如我在2011年底《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一觀點：首先，針對職業流動性與教育流動性的跨國文獻很複雜，而且它們也沒有指向美國有著顯著的低流動性；第二，關於孩子長大後收入會高於父母的可能性程度，目前幾乎還沒有國家間比較的證據。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美國的孩子們完全有可能更不易從「底層階級」升到「中產階級」，但是，所謂的「底層階級」和「中產階級」，它們對應的收入水平隨著國家和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以絕對收入來衡量，美國小孩更可能會超過其父母，同時也遠勝於其他國家小孩的收入。舉一個例子，假設每個國家從底層轉變為中產的概率相似，如果美國具有更強勁的經濟增長，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美國人會比其他國家的人更為富有。或許，當美國人談及美國夢時，他們所特指的是「絕對流動性」。無論如何，絕對流動性的跨國證據仍是缺失的。

相較於絕對流動性，我們可能會擔心美國在「相對流動性」上要比其它國家落後。所謂「相對流動性」，是指孩子是否能從「底層階級」上升到「中產」或者「上層階級」、中產出生的孩子是否能上升到「上層階級」或跌至「底層階級」、或者上層社會成長的小孩是否會遭遇「等級下降」。而底層階級的人是否隨著時間推移獲得了更高的絕對收入，或者「上層階級」的收入增加速度是否遠甚於「底層階級」，這些都與階層變遷這種相對流動性無關。比如，一個出生於當時家庭收入居中階層的小孩，她成年之後卻成為了收入次少的20%階層，那麼無論這個小孩是否比她父母富裕，她都遭遇了向下的相對流動性；如果她成年後的家庭收入比她父母還要少，那麼不管她是否跌出彼時的收入居中階層，她都遭遇了向下的絕對流動性。

這個絕對/相對定義的區別，指出了2012年流動性相關跨國文獻第三個並且是更重要的問題，即測量經濟流動性的常用指標明顯有混淆。大部分比較跨國流動性的研究都用了代際收入彈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IGE)這種測量方法，簡單來說，IGE表示父輩的收入對子女收入的影響，父輩收入每增加1%，子女收入增加x%時，這個x就是代際收入彈性。如果IGE係數高，那就表明個人收入多寡更多取決於家庭出身。

以往，研究員都習慣性使用IGE來測量相對流動性，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但這個指標並不準確。相較於IGE，哈佛經濟學家Raj Chetty和他的同事在他們首創的研究中用了父母與子女間的「收入百分位數等級」來衡量跨代收入流動性，並指出了IGE指標不準確的原因。Chetty的研究方法是先把父母收入與同輩人的進行比較，然後把父母收入按0-100進行排列劃分等級，子女收入也按照同樣方式進行比較和分級。由於所有收入都由百分位數來表示，父母與子女收入百分位數等級關係線的斜率就表示了代際收入的相對流動性。

需要注意的是，代際間的收入水平是否提高、收入不平等是否增長，這些都不會影響代際等級的斜率。所以，國家間相對流動性的差異比較，也必須不受國家間貧富差距及分配公平程度的影響。

現在來看IGE係數，它總結了每個小孩跨代所經歷的絕對流動性。有些小孩按絕對值來算向上流動而有些小孩向下流動；有些向上或向下流動的程度要比其他人多很多。

IGE雖然用收入變動的百分比來表示，但這並不意味著它能測度相對流動性。一個低收入家庭的小孩成年後收入增長30%、同時一個中產階級小孩未來收入增長20%的這種對比情況，與低收入家庭的小孩、中產階級小孩分別在百分位數等級中上升30位與20位的情況是不同的。

實踐中，可用的數據顯示，在所有國家的任何時期，相對於孩子間最初的收入不平等，絕對流動性的模式都是類似的，即孩子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他們成年後會縮小——相比更貧窮的小孩，越富裕小孩未來收入的絕對增幅要小，這是眾所周知的均值回歸，也是IGE值小於1的原因（同時，富裕的小孩在成年時仍然傾向於比貧窮的小孩情況要好，這也是IGE值大於0的原因）。因此，IGE是在小孩之間最初的不平等程度基礎上，概括了之後他們之間的絕對流動性，其係數大小說明了不平等在縮小或擴大。

由於IGE反映的絕對流動性是由百分比表示的，所以各個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並不影響IGE比較。然而，各個國家代際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會影響IGE的國家間比較——即便是在這些國家相對流動性並未變化的情況下。

當美國的IGE係數高於加拿大，雖然貌似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更低，但這並不一定表示美國快餐工作者的小孩變成高級行政長官的幾率，要比相同情況下的加拿大小孩要更超乎尋常，這可能只是表示美國高級執行官相較於快餐工作者的收入差距，要大大高於加拿大的。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而關鍵的區別，這個區別直接決定了我們如何定義「流動性」與「機遇」。當大部分人說「機會均等」的時候，他們是認為家境不是小孩成才的障礙，窮人的孩子也能成為上層人士。但根本上來說，這是一個基於相對流動性的理念。

想像兩種情況。情形A：我們成功得縮小了高級執行官和快餐工人的收入差距，比如，通過抬高最低工資或者抬高上層收入者的稅，但我們所做的這些並不能讓快餐工作者的小孩更容易成為高級執行官。情形B：我們成功地幫助快餐工人的小孩以至於他們在成年後更容易成為高級執行官，比如，通過在幼兒園前就提高對他們上學的準備。但與此同時，快餐工人和高級行政官的工資差距加大了。

在情形A中，收入差距縮小但是相對流動性停滯，相反的，情形B顯示了收入不平等和相對流動性均增加的情況，也就是說，情形A的相對流動性低於情形B的，但所謂IGE係數體現的「流動性」在情景A中卻更高。同樣的，跨國IGE係數比較中，如果一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小、但相對流動性更低，那麼它用「IGE表示的流動性」會高於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但相對流動性也更大的國家。

Chetty和他的合著者指出，美國社會用等級衡量的相對流動性在保持穩定的同時，代際之間的收入不均卻增加了，IGE變得更高了。這是因為「『出生彩票』的影響更大了」，也就是說，在個人收入一環中，家境效應比之前更為明顯。雖然這種理論是對的，但是它迴避了我們為什麼要區分收入不均和相對流動性這個問題。

譯者：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張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