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訓誕辰百年：默默忍受被扣上「異端」之名，堅定愛國愛教

丁光訓。 資料圖超世或入世，普世或地方化，信或不信，在基督教傳統上涇渭分明，後者更是尖銳對立的「大是大非」。當丁光訓「一手聖經，一手報紙」，為了中國基督教發展試圖調和這種矛盾時，他必須默默忍受被保守派扣上「異端」之名。這位在殖民地和抗日救亡中成長起來的基督教主教，經歷「文革」「滅教」之災，仍在上帝的「愛」與「罰」之間選擇了前者，與人道主義的無神論者和共產黨員們站在一起。他這樣歸納他這一代中國基督教徒的信仰：「像有兩個中心的橢圓，是兩個C，基督和中國。」今年是丁光訓逝世第四年，也是其誕辰百年。他在一生中，做了58年金陵協和神學院院長，改革開放後，連任17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下簡稱「三自會」）主席和中國基督教協會（以下簡稱「基協」）會長，卸任後又被推舉為名譽主席和名譽會長。打開基督教信仰「新大門」1915年，丁光訓出生於上海基督教世家，外祖父是聖公會牧師，母親是虔誠的信徒。他出生四個月便受洗，從小接受英文教育，每周日與家人上教堂做禮拜也用英文。上世紀30年代，丁光訓在聖公會支持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度過高中和大學生涯。起初，他考入了土木工程系，銀行家父親對此十分自豪，希望他成為工程師，擁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但一年後，他還是走上了母親為他指的路：念神學，像外祖父一樣獻身教會。時局動蕩之際，青年丁光訓也感受著內心的撕裂。他後來回憶，當時，一方面他對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丟失東北三省很不滿，對有的同學醉生夢死竟談論「中國亡給誰好」更覺氣憤；另一方面，他從小接受的西方屬靈神學教育令其沉浸在基督的神性、人性及他在救贖奇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以超世自居，有看破紅塵之意。在參與學生基督教團契時，丁光訓認識了時任「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主任幹事吳耀宗。這位後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領導者，對他一生的思想道路產生了莫大影響。「在恭聽吳先生演講的時候，我一隻口袋裡裝著希臘文生字本，另一隻口袋裝的是幾個世紀前英國國教聖公會（三十九條）的系統神學教材。」丁光訓回憶，吳耀宗把耶穌放回當時歷史和當前現實中去的基督觀，在基督教信仰上為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他講得最多的是中國基督徒有個愛國的問題，有個中國怎樣有救的問題。吳耀宗認為，基督徒僅僅關門修靈或尋求一己得救，仍是以私字出發，不足為訓。中國社會制度必須根本改造，個人的改造才有條件，而當前首要的是民族獨立和解放。「愛國」和「愛教」的緊密結合，從此在丁光訓的心中生根。1937年，丁光訓大學畢業那年，盧溝橋炮聲隆隆。他擔任了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幹事，同時繼續進修神學。在這個致力於服務社會、改變社會的NGO組織中，丁光訓與學生們一起研究社會問題，發起救濟貧困學生。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反獨裁、爭民主的時代熱潮中，他又加入了吳耀宗等發起的「中國基督教民主研究會」，任執行幹事，經常組織社會上的民主運動領袖介紹民主運動情況。在當時，他在不少青年學生心目中已成為一個學生運動的領袖。1946年，丁光訓受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委派出國，先在加拿大做基督教學生運動幹事，後又赴美進行神學深造，獲神學碩士。1948年起，他在瑞士日內瓦擔任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幹事。次年，國內戰場上勝負漸分。據丁光訓回憶，1949年5月，吳耀宗赴歐洲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曾找他長談。吳耀宗介紹了解放區欣欣向榮的情況，特別是人民群眾翻身做主所帶來的新的精神面貌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吳耀宗引用《馬太福音》第25章說明，共產黨人口頭上否認基督，卻實踐了愛，而基督教口頭上不停地承認基督，實踐上卻沒有能彰顯它，因為沒有對大眾的愛。「新中國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還擁護新中國？」丁光訓問。吳耀宗說他太聽信了國外所謂解放區迫害宗教的許多謠傳。吳耀宗說：「退一萬步來說，只要祖國是美好的，那麼，即便宗教受到打擊，我還是愛祖國。」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 為三自正名其時，國內社會各界都開始思考改革，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宗教界顯然更為焦慮。尤其是新政權宣布向蘇聯「一邊倒」後，以國外勢力尤其是美國資金為主支持的中國基督教、天主教教會及其設立的學校、醫院等機構，要如何生存下去？再進一步，基督信仰如何在中國存在下去？在那次長談中，吳耀宗曾向丁光訓解釋，統一戰線和政治協商在新中國的重要地位，以及共產黨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4個月後，吳耀宗便作為五位基督教代表之一，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在發言中表示，「決不辜負或濫用這個自由」，「我們也要盡我們的力量，把宗教裡面腐惡的傳統和它過去與封建力量、帝國主義者的聯繫，根本剷除。」此前，吳耀宗已在報上發表《基督教的改造》一文，主動提出：「中國的教會必須實行早已提倡過的自立（治）自養自傳的原則，變成一個道地的中國教會。」最早把三自結合起來，將其作為傳教目標的人，是英國聖公會的亨利·樊，時間可以追溯到1850年。他認為，「傳教士努力的方嚮應當是使他們自己成為不必要的人」，地方基督教會應該獨立，不必依靠所謂「母會」。在中國，基督教由於與帝國主義的緊密聯繫，普遍被視為「洋教」，在大眾認知中更有「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說法。長期以來，中國都是得到西方傳教士和傳教經費最多但信教人數卻特別少的傳教區。20世紀20年代起，一批有民族自尊心的基督徒就曾創立起許多獨立教會，也得到了一些西方傳教士的理解和支持，只是當時發展並不迅速。1950年7月28日，吳耀宗等40名中國基督教各教派領袖聯名發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即著名的《三自宣言》，向全國1000多位基督教領袖徵集簽名。當年9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載了《三自宣言》，並公布了截至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簽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單。至年底，已有近萬簽名。9月23日這一天，後來也就成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紀念日。當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客觀上加速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推進。中國政府宣布管制美國在華一切財產，接收所有教會學校、醫院，教會改由中國教徒完全自辦，所有西方傳教士也都紛紛離開中國。至1953年12月，《三自宣言》簽名人數達到了40萬人，約佔當時全國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二。1951年年底，丁光訓婉拒外國友人的勸阻，攜全家回到上海。三年後的1954年7月，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吳耀宗任主席，丁光訓為常務委員。26年後，丁光訓接過吳耀宗的衣缽，領導三自會，面對海外對「三自政治挂帥破壞教會」的天然不信任和質疑，他通過一次次出訪，不斷為其正名。丁光訓坦然承認，自己並非天生認識三自，擁護三自。上世紀50年代初他從歐洲回國時，並沒有馬上擁護三自，而是採取了「迦瑪列態度」：等待－觀望－認識，直到他從《聖經》上找到了三自的源頭，「知道三自是保羅的路線，是出於主自己」。《新約·使徒行傳》第15章，記載了在基督教史上具備劃時代意義的耶路撒冷會議。在此之前，基督教還是猶太教里的一派，而這次會議決定，「外邦人」可以不遵循猶太律法，如行割禮、守安息日等規定。從此，外邦信徒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建立教會，這也是基督教從猶太教獨立出來，並走向世界的發端。丁光訓正是站在這一高度，敏銳地提出三自的特殊性可以為教會的普世性做出貢獻。他說，「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門，在它的北面、南面、東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門，讓基督徒和教會從四面八方來進入，大家帶著各自特殊的靈性寶藏和看見，一起來進入基督的豐盛。」在他看來，基督教的東方化和基督教的西方化有著同樣的價值。1988年6月，丁光訓主教在上海沐恩堂祝聖禮拜上講道。尊重不同宗派1952年11月，在南京金陵神學院基礎上，華東11所神學院及聖經學校聯合，建成金陵協和神學院。年僅37歲的丁光訓出任院長，一做就是58年。由於國際各宗派先後進入中國傳教，天然地形成了中國基督教界宗派林立的格局，這些神學院也分屬不同宗派。丁光訓回國時在廣學會任總幹事，沒有在其他神學院任教過，成為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選。在這些宗派中，現代派和基要派兩大陣營的矛盾最大，兩者在教義理解乃至生活習慣上幾乎完全對立。前者為自由派，主張入世，注重社會參與，認為不同的信仰殊途同歸；後者則強調超世，只承認聖經的超然性和權威性，宣傳末世審判。現任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1984年進入金陵協和神學院學習，如今也是新一任院長。他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過去傳教士強調屬靈，超現實、超政治、超國籍，不講究愛國，大家都是天神的子民，聽上帝的不聽人的。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時至今日，仍有保守派批評丁光訓和三自會，只提「愛國愛教」獨獨不「愛神」。其實幾十年來，丁光訓正是翻著《聖經》，一遍遍向學生們講述：「真正的愛國主義，是為民族的落後和蒙受的恥辱而憂傷，為祖國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歡樂。」這兩種愛國情感，在《詩篇》137篇和126篇中都有所體現。對此，高峰記憶猶新，「和我們學生在一起，丁主教特彆強調愛國。他說，聖經特別教導我們，要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一個基督徒更應是好公民。」高峰稱，在丁光訓的影響下，金陵協和神學院培養了一大批愛國愛教的基督徒。如今全國、省、市、縣各級基督教「兩會」中，大部分主任牧師都是從金陵畢業的。丁光訓是現代派，但他十分開明，強調團結。建校初期，他便提出，為尊重不同宗派，部分課程分班授課，學生可以自由選課。他保持著一個院長的長者之風。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曾有一名學生並不接受丁光訓的神學思想，丁卻在家請他吃飯、交流。那位學生記得，飯後丁光訓送他出門，走出老遠，他還看到院長在路燈下揮手作別。這位學生畢業後，未進入三自教會。但在丁光訓故世後，他仍趕來參加遺體告別。從「文革」中「復活」丁光訓從不否認三自的不足之處，也不認為不加入三自的就應當被排斥在教會大家庭之外，而是強調求同存異，同享神的恩典。高峰介紹，丁光訓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涉及「家庭聚會」問題，一直保持著提醒、關心和服務的態度。在他的支持下，全國「兩會」努力團結遊離在外的基督徒組織，為他們協調禮拜堂或教牧同工，或幫助向政府主管部門註冊登記。中國「家庭聚會」問題，最早從上世紀50年代中國三自愛國運動開始埋下。一些基要派教會領袖拒絕與現代派合作，不願加入三自，各地家庭聚會開始迅速增加，後被陸續查禁。伴隨著全國三自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在政府的號召下，全國各地教會紛紛舉行控訴大會，檢舉潛伏在基督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敗類。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些運動造成了許多誤傷和惡劣影響。丁光訓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撰文，反思並擯棄控訴運動式的三自教育宣傳方式。1957年「反右」和隨後的大躍進運動中，大批基督徒被劃為「右」派遭到批判，全國教牧人員下放工廠和農村。許多教會無人牧養，數量大減，三自會安排「聯合崇拜」。到了「文革」時期，剩下的三自教會也被攻擊為毒草和反革命，全部被紅衛兵衝擊或勒令關閉。十年間，教堂被查封，聖經和屬靈書刊被當作「四舊」燒毀；教牧人員和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遭批判、鬥爭、關進監牢或押送勞改、流放。身處金陵協和神學院的丁光訓，本人雖受周恩來保護未受衝擊，但眼見家人、同事受難，金陵協和神學院藏書在竭力爭取下僅保留下3000多本，其餘九成均被紅衛兵燒毀，丁光訓內心極為苦悶，只能偶爾用抽煙排遣。1971年後，有形的教會都關閉了，但全國各地卻興起了秘密聚會，無形的「家庭聚會」就在這段時期茁壯成長。上世紀70年代末，各禮拜堂開始逐漸恢復禮拜。1980年，為了推動教會本身的教務工作，中國基督教協會成立，與三自會一起，並稱為基督教全國「兩會」，丁光訓兼任三自會主席和基協會長，在三自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辦好教會的「三好」主張。「三好」主張是指自治要治好、自養要養好、自傳要傳好。即使在回顧「文革」時，丁光訓也充滿了對上帝的感激。他認為，「這一段是全國人民的災難，不屬於中國基督教史」，而中國基督徒與中國人民一起受苦，恰恰「意味著我們再也不靠國內外任何勢力的保護，這樣基督教就是中國的，也就贏得了供人們聆聽的權利」。據高峰介紹，基督教全國「兩會」統計了已登記註冊的教會，截至2012年底，正式受洗的中國基督教徒達2500萬人以上，而解放初期這一數字僅有60餘萬人。「通過死亡達到生命，通過痛苦達到快樂，通過軟弱達到剛強，這不但是復活的基督的經歷，這也越來越成為我們親身的經歷。我們作為國家，作為教會，作為公民，作為信徒，這三十年來的經歷都叫我們更加相信復活。」丁光訓曾這樣說道。丁光訓2012年11月22日逝世，教堂舉行追思禮拜。淡化「因信稱義」談及今時今日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挑戰，高峰坦言，中國基督徒增長很快，神職人員的培養卻跟不上，尤其是「牧養高知群體存在一定困難」，導致了這一群體有一部分人習慣自己聚會、靈修。丁光訓的「遠望」即在於此。早在1998年底，他就提議開展全國範圍的神學思想建設運動，改造中國基督教教會長期落後、陳舊的神學觀念。首當其衝的正是「因信稱義」這一傳統基督教核心教義。簡單的四字背後，「信與不信」，關乎對上帝的認識，決定了基督教和現存社會制度的關係，也決定了信徒和非信徒的關係。丁光訓認為，從目前世界基督教的大局和中國教會發展的高度出發，應該淡化這一主張。他在接到不少信徒和牧師的來信時，和他們一樣感到內心的矛盾：「不忍心講像雷鋒、焦裕祿等高尚的人，因為不信就要下地獄。」他不願相信上帝如此殘暴，更不願意看到「以信廢行論」和「道德無用論」在基督徒中傳播，即以為信的人不管行為好不好，都可以上天堂。在拉美「解放神學」、法國傳教士德日進的「進化神學」和「過程神學」的影響下，丁光訓提出了自己的上帝觀——「上帝是愛」和「宇宙的基督」。他認為，愛是上帝最本質的屬性，「威嚴、全知、全能、公義」等是從屬的派生的屬性。他還認為，基督不只是施行救贖，而是參與了創造、救贖、聖化的全過程。上帝的創造並沒有停止，世界並不是撒旦的佔領區。「如果基督是一個滿圓，我們就是或長或短的圓弧。我們都是半成品。」丁光訓指出，人作為上帝的創造，同時具有「原罪」和「原恩」，後者大於前者，因為上帝之子道成肉身的影響必然大於人類祖先亞當犯的罪。丁光訓把無神論者也看作「上帝創造工程的半成品」，都處在變化過程中。他看到無神論者「正在真誠努力建造一個更合乎人道的社會」，願意將他們視為基督徒的同盟者。面對海外友人的驚奇，他仍說，「是的，作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們的主張要說『阿門』，使我不願意譴責他們；對反對他們，我提不起熱情；我情願和他們合作，去反對我們雙方都要反對的勢力，儘管我同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信念來源。」他也常引用巴西大主教卡馬拉的話說，「當我給一個窮人麵包吃的時候，人們說我是個聖徒；但當我問到窮人為什麼沒有麵包吃的時候，就有人說我是共產黨。」丁光訓從聖經「五餅二魚」的故事出發，認為聖經也關注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問題。他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並富有遠見地認為它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制度。他認為，「只要教徒的實踐是可取的，那就是宗教同社會主義比較協調了，我們就應當允許殊途同歸。」丁光訓自己評價，他主張的是積極、開放、包容、能動的創造論和人性論為主體的神學思想。他曾說，中國宗教的現代使命就是要從恐懼鬼神地獄發展到推崇道德倫理，理性型、道德型、服務型才是宗教在社會主義中國中應該具有的中國特色。然而，丁光訓在神學上為基督教「處境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所作的這些嘗試，為很多保守派所不容，他必須默默忍受被人扣上「異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等帽子。與眾不同的是，他對此類標籤和帽子很有耐心，只是簡單回應道，「我很遺憾他們要在這上面浪費時間和精力。」也有網友評論認為，丁光訓到了晚年，仍敢於說別人不敢想、不敢說的話，不惜惹怒保守派人士，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2012年11月22日，丁光訓去世，享年97歲。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其逝世前幾個月已不太清醒，用英語和滬語與他溝通反而更有效。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西語紳士」，終其一生卻抗拒將自己的思想「全盤西化」，堅定走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道路。基督教全國「兩會」主辦的《天風》雜誌曾在追悼報道的末尾，引用了使徒保羅所說的那句話：「那美好的仗我己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己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己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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