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樹東：不再做「夫妻」的中美，前方會是深淵嗎？

　　黃樹東：：中興案和解之後，我們應該思考什麼？

　　一、把貿易摩擦置於美國對華戰略框架下來考慮

　　中美貿易戰暫時熄火，以談判解決問題是最好的方法。

　　不過，在高興之餘，我們也要看到，無論中美之間達成什麼樣的貿易協定，都無法改變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實質。這個戰略轉變的最初根源，來自於美國金融危機時，在最嚴重的關頭，中國拯救了美國。如果當時，中國選擇了一條落井下石的道路，美國經濟和美元霸權可能面臨非常嚴重的挑戰。

　　雖然中國救了美國，但這卻是對美國精英的當頭棒喝：原來中國可以一巴掌把美國打入更加嚴重的危機深淵。

　　如同大夢初醒，美國開始了戰略調整。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辯論和戰略挑戰，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和TPP都是針對中國的，特朗普當選以後，許多人幻想對中國有好處，這是不了解美國戰略。筆者當時就在《中國經濟導報》上發表文章指出，美國的戰略已經發生了變化，特朗普當選可能對中國發起類似貿易戰爭的摩擦，我們需要把貿易摩擦和貿易協定及其效力放在美國的這個戰略框架下來認真考慮和研判。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佩服美國精英事實求是的精神。美國依然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最強的技術大國，擁有最尖端的機器製造業，美元仍然是世界貨幣。

　　美國政府的行為可能受短期競選周期的影響，但是美國精英和戰略家的眼光卻相當長遠，他們考慮的是10年乃至20年以後的事情。他們感到了中國帶來的壓力。雖然中國人均GDP不到1萬美元，而美國是大約5萬多美元，雖然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美國精英和戰略家卻對美國的相對衰落痛心疾首。

　　國家依然強大，他們卻憂心忡忡，不斷反思和調整自己的戰略。如果只讀班農的文章和發言，你會疑惑：美國是不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美國領導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可以不顧盟友和其他人的看法，只干那些符合國家利益的事情，以順應變化了的世界格局。

　　這種為了國家利益採取實用主義戰略在美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

　　美國精英是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的，不為「潮流」的虛名所動。全世界都反對，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就我行我素。為了國家利益，不屑於博取那些沒有實際利益的掌聲。

　　大家看看特朗普的行為，他在告訴我們，虛名同國家利益相比，不過是一地雞毛。反思過去幾十年的對華政策，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必須在未來5-10年之間，制止中國進一步崛起。否則，美國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

　　所謂貿易戰爭，不過是總體戰略的一個基本部分。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國經濟上的崛起被遏制了，那麼其他方面的崛起也就被遏制了；如果中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麼中國超越美國的擔心，就會變成一場虛驚。

　　如果有人還懷疑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調整，那就應該去認真研讀美國2017年12月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和今年發表的《國防安全戰略》。中國已經被美國當成了對手，這是不以我們意志轉移的。

　　另外，還要讀懂班農2017年12月在日本的講話。那篇講話代表了美國左中右所有政治光譜的共識，那可是在訪問中國以後發表的講話。他自認為，那次訪問，讓他讀懂了中國。

　　習主席反覆強調，「我們要埋頭苦幹，成功不必在我」，就是反對謀虛名。我們要學習美國這種反潮流的精神，不管什麼潮流，不符合國家利益的，就不隨其流。

　　在國際關係中，美國對其他國家是抱有非常深的懷疑的，它從來不會簡單地假定其他國家都是對美國友好的。它總是從懷疑開始，再去驗證，然後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國家利益，而不是簡單地認為其他國家的某些行為是為了美國利益。

　　大家回憶一下二戰時期羅斯福是如何利用二戰的歷史契機同盟友英國鬥爭的，是如何規划了戰後的世界格局，從而獲取了最大的國家利益。

　　我讀了許多美國歷史，也接觸了不少美國比較有發言權的人士，他們總是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世界。然而，正是這種懷疑的眼光，讓他們避免了許多陷阱，避免了天真的幻想，避免了把國家的命運賭在別人的善意上面，而是轉而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爭取自己的國家利益。

　　國際關係中懷疑一切固然可能遭到許多人的批評，但是，它的一個實實在在的好處，就是把國家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需要學習美國這種懷疑一切的精神，這種精神讓我們不盲目相信戰略對手口中的話，讓我們「察其行」，讓我們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中國需不需要重新戰略定位？

　　現在我們回到了問題的實質。在美國已經把中國當成了戰略對手的時候，我們需不需要認知這種戰略變化，重新調整自己的戰略定位，並以此為出發點，來調整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科技戰略、地緣政治戰略、金融選擇和制度選擇？

　　與在商界一樣，如果別人把我當成競爭對手，而我卻沒有明確的認知，那是非常可怕的。

　　戰略定位是最核心的、關乎全局的中心。戰略定位上的模糊會導致其他方面的模糊。戰略定位是綱，綱舉才能目張。

　　當美國把中國當成主要對手的時候，中美關係的基本特點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不管我們承認還是不承認，中美關係已經變成了一種競爭的關係，一種經常有摩擦的關係。我們管理中美關係的方式也應該隨之發生變化。

　　我們要用理性現實主義的方式，來適應已經變化了的世界，已經變化了的中美關係。以發展的眼光和方法來把握世界，把握中美關係，把握中美的經濟關係。這就是理性現實主義。

　　完成了這個定位轉型，彼此才能減少誤判，才能在鬥爭中求團結，才能避免有人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才能放下包袱，丟掉幻想。

　　其實，只要完成了這個理性現實主義的定位轉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美國的那些要求，就能非常客觀地理解，就能一眼看到它的實質。我們也就能清晰地認識到：

　　即使我們達成了貿易協定，貿易摩擦還是會不斷發生，它可能變成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就不會希望一次性的彼此大幅度妥協就能解決中美經濟關係的問題；我們就可以預期，這種貿易糾紛可能不斷地被複制。

　　我們就會問自己：如果我們今天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完了，將來別人在挑起貿易爭端，我們如何出牌？ 而且，在貿易條約簽訂以前，我們都要抱懷疑的態度。

　　這樣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這樣的定位轉變，我們就絕對不會把自己的飯碗放在別人手裡；我們就不可能把中國的崛起寄託於別人的善意。

　　飯碗端在別人手中，別人的一個制裁，中國就會民不聊生。國家安全是考慮最壞的情況，而不是考慮最好的情況。這是任何風險管理的基本前提。如果一個投資者總是按最好的情況來下自己的賭注，毫無懸念地，肯定會賠個精光。

　　三、特朗普的底氣來自那裡？

　　這次特朗普一開始就對中國施加極限壓力，這是一種談判技巧。他對NAFTA和歐洲也是這種戰略。不過他同這兩個地方的談判，一年多了，也沒有結果。

　　而中美間的談判只用了1-2個月。特朗普對中國是開出了極限條件的。在美國和歐洲，對特朗普對中國開出的這些要價是有許多微詞的，普遍認為沒有可行性，是只有大棒。

　　問題是，美國對中國的這種態度來自於那裡？

　　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是非常令人吃驚的。就我個人接觸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

　　首先，他們自認為已經了解了中國的底牌，認為無論如何，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中國也不會選擇和美國一拍兩散。

　　他們認為，中國沒有任何正式的表述，可以讓他們得出結論：在某些情況下，同美國分手可能是一項現實的選擇。他們認為這不是中國的選擇，中國尋求同美國經濟的結合是無條件的。

　　其次，他們也非常關心中國對全球化的態度，從而認為中國堅持全球化，必然堅持同美國的經濟融合。

　　第三，他們認為，中國對美國的經濟依賴高於美國對中國的依賴。他們認為，美國可以沒有中國，而中國不能沒有美國。

　　如果說，在以前，「夫妻論」還符合現實，也表達了中國的誠意，但在美國已經把中國當成戰略對手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還以「夫妻論」來定義中美關係，無疑會給美國以非常錯誤的信息。

　　我們不評價他們的這些看法是否客觀，但這些看法支撐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強硬態度。

　　而且，美國的「契約精神」實在不怎麼樣，它可以退出教科文組織，退出氣候條約，退出NFTA，退出TPP，退出伊核條約，即使我們簽訂了貿易條約，誰能保證它將來不會退出？我們不能把中國經濟的未來建立在別人善意上面。

　　為中國計，中國需要有一個對美國說「不」的方案。有了這這個選項，美國可能就不那麼有底氣了。

　　現在，關鍵的問題就是：如果對美國的不合理要求說不，中國能不能再贏30年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四、雙輪驅動，財政為主；進口替代，農民升級

　　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同時，加強財政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實施擴張性可持續赤字政策，而央行為擴張性財政政策服務。

　　1、可持續財政赤字

　　赤字最持續的用途是投資，赤字是債務，債務是需要用未來的收益來償還並支付利息的。如果債務不能帶來收益，那就需要用其他收益來支持，長期下去債務就是不可持續的。

　　從債務這個特點來看，為了政府赤字可持續，需要用它來推動GDP的增長，通過它創造的GDP增量所帶來的稅收增量來償還。

　　用於有效投資的赤字是可持續赤字，可以考慮達到GDP的5%～6%。

　　大家知道歐盟有一個財政赤字3%的警戒線。為什麼是3%？其實沒有什麼科學依據，就是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博弈的結果。這個3%幾乎沒有人遵守。

　　我們簡單來看一看歐洲的債務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不是政府債務佔GDP比例太高，而是南歐那些國家在歐元區里沒有主權信用。日本政府債務佔GDP比例高達250%，遠比南歐那些國家高，卻沒有債務危機。

　　為什麼？因為有主權信用，央行承擔了「最後購買者」的角色。南歐那些國家卻沒有，央行無法大規模地購買財政債券。結果就是財政赤字和債務基本仰賴金融市場，導致國家財政政策被金融市場綁架，無法推行有力的財政政策。

　　這個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中國是沒有這個風險的。在國家實現小康目標、實現兩個100年戰略過程中，央行要服務於這些戰略目標的實現。如果國家選擇擴張性可持續的赤字政策，央行就要服務於它。

　　總之，只要央行像美聯儲、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一樣為政府債務服務，中國就不會有主權債務危機。假如中國要實施擴張性可持續赤字政策，要爭取讓央行、國內企業和個人成為持有主體。

　　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在我們衝刺兩個100年目標的時候，是中國非常強大的財政能力發揮重要作用的時候。

　　2、央行服務於國家戰略。

　　如果選用這個方式，央行需要在未來30年中服務於國家戰略，包括可持續的赤字戰略。通過以下兩點：（1）維持低利率，降低赤字成本；（2）購買政府債券。

　　同時，這也是央行轉變貨幣發行方式的歷史機遇。我國在1994年實施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央行採用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來購買商業銀行的外匯結餘。流入的美元成了推動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原始因素。

　　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就是美元流出，央行必須抽回基礎貨幣。產生的問題是：在經濟過熱時，本來應當適當收縮，但是，如果國際投機者賭中國泡沫和貨幣，大量熱錢流入中國，央行必須為此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

　　相反，經濟放慢，當央行需要投放基礎貨幣的時候，熱錢流出，央行反而需要抽回基礎貨幣。可持續財政赤字會大量增加政府債券。

　　按上面的假定，10年以後，政府債務餘額將達到83萬億元人民幣，GDP總量達到135萬億元人民幣。到2045年，政府債務餘額將達到448萬億元人民幣，GDP總量為561萬億元人民幣。央行可以在今後幾年告別美元，轉而通過買賣中國政府債券投放和回收基礎貨幣。把基礎貨幣的發行權拿回來。

　　此外，這也是擴大中國金融產業，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一個穩健方法。

　　10年以後83萬億政府債券，可以形成一個龐大的低風險投資類別，給許多投資者，特別是退休職工，提供低風險的長期投資，可以降低中國資本市場和投資者的總體風險。

　　而且這種方法還利於國家穩定。30年以後，如果投資者持有448萬億元人民幣的國家債務，許多是長期債務，誰不希望國家穩定、政府穩定、國家統一？

　　還有一點，這是經濟貨幣化的一個可持續的路徑，它可以大規模做大金融市場。容量一大，抵禦國際金融資本衝擊的能力也就大了。

　　這種方法需要央行做最後信用提供者，需要大量擠壓和抑制金融泡沫，使社會總債務佔GDP的比重處於一個可以管控的水平。這是把債務用於實體經濟，推動生產、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實現兩個100年戰略目標切實可行的低風險路徑。

　　3、進口替代

　　中國一方面要在低端產業捍衛就業，一方面要創新和產業升級，大力推動2025。在完成2025以後，繼續推出其他的戰略產業。

　　我國2016年進口工業製品總額為11773萬億美元，相當於進口總額的74.2%，GDP的10%左右。我們是朝超級強國方向奔的，在這方面必須迅速升級。我們可以把進口額度排個序，選擇那些進口額度大的產業和技術，政府支持企業攻關，提供資金、稅收、採購和國際市場等方面的支持，迅速突破，形成規模，替代進口，推動出口。

　　假定：

　　（1）我們在10年之中，能以GDP1%的速度降低這個凈額，10年後工業製品進出口凈額為零；

　　（2）美國製造業的乘數效應為2.48（即，買1元的製造業最終產品，可拉動其他產業創造2.48倍的GDP），我們就用這個乘數，那麼10年之中，進口替代對GDP的貢獻，每年是2.48個百分點，可以持續10年；即便把這個目標減半，對GDP的拉動也是每年1.24%，可以持續20年。

　　在實現工業製品進出口凈額平衡以後，還可以推動我國成為工業製品的出口凈額大國，那又可以是10年或20年的增長。總之，中國要大力推動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千萬不能搞「後工業化」。

　　十年甚至二十年卧薪嘗膽，什麼都上去了。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績，但是在科技和產業上是走了彎路的。現在我們認識到了。

　　4、農民升級

　　我國在農村生活的人口大約有6億。2014年農村人均消費是11228元，城市消費是23079元。在未來30年我們可以考慮農民的全面升級，實行3/3制：

　　（1）讓3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在城鎮落戶，成為工作所在地的居民，享有與城鎮居民相同的待遇；

　　（2）再把3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

　　（3）對留在農村的3億人口，在全面脫貧的基礎上，深化改革，全面提升農村經濟水平，提升農民生活的方式和檔次。

　　比如把通向自然村的路修得更好一些，基礎設施更好一點，文化設施搞得更好一點，花大力氣改善鄉村的居住和消費環境，極大縮短農村同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時間差，縮小城市和農村的差距。

　　農民可以在網上開店，也可以有共享經濟。這不僅可以推動農村經濟增長，推動農村土地和物業的價值，還能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到鄉下度周末，變成常態。

　　要實現這個3/3制，我們現有的基礎設施可能很快就會變成瓶頸，我們需要非常多的基礎設施，更多的路，非常多的橋樑，需要3%的可持續財政赤字。農民升級，同消除貧困一樣，可以徹底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帶來更加公平的發展，同時為經濟發展注入綿綿不絕的動力。

　　五、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再有30年高於7%很多的增長階段

　　可持續赤字投資、產業升級、農民升級，不僅能大幅推動GDP總量增長，還可以極大提高社會總要素生產力，改善經濟結構，提升經濟質量，大幅推動人均收入的提高。

　　這個戰略，在未來30年可以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新的動力，推動中國邁入高收入社會。在未來10年，它的推動效益可以達到2016年GDP的60%左右。

　　改革+經濟的通常增長+上面三項新變數=持續的高增長。

　　遠離金融自由化，我們也會有高增長，而且是實實在在的實體經濟的高增長。

　　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再有30年的高於7%很多的增長階段，實現兩個100年目標，成為最為強大的經濟體、最為強盛的國家。

　　這個世界很不太平，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存在低概率的地緣政治風險。而世界性過剩，又給了我們絕好的歷史機遇。

　　我們要同時間賽跑，要同可能的地緣政治風險賽跑，在被人逼迫走進拳擊場以前，抓緊練內功，讓GDP很快再登上一個大台階，一旦不可預期的地緣政治風險來臨，我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技術能力、產業能力，捍衛自己。

　　在目前的國際格局下，需要用地緣政治的緊迫感來發展經濟。早一天GDP世界第一，我們就可能有更加壯實的肌肉阻止任何地緣政治風險的上升，即使來了，也更有把握。

　　總之，即使對美國的不合理要求說不，中國也能有30年的高增長。

附：

　　黃樹東：新興市場可能面臨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困難

　　新興市場可能面臨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困難。新興國家，包括中國需要做好準備，對付即將來臨的風險。

　　導致這種困難的是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多種變數。

　　首先是美聯儲縮表提息導致世界範圍內流動性的緊縮。

　　歷史上，美聯儲每一次擴表降息，都會導致世界範圍內的流動性泛濫，大量的流動性往往流入那些短期收益較高的經濟體，導致某種程度的資產泡沫，並且極大地改變了那些經濟體的資產負債格局，推升金融風險。

而美聯儲縮表提息就會導致一場大規模的逆向流動，世界範圍內的美元流動性大幅度收緊，美元流向美國，導致前面提到的那些經濟體出現嚴重的資本外流和流動性困難，實體經濟出現過度的流動性短缺。如果資本外流嚴重的話，還可能催生資產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機。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聯儲每一次縮表都會在世界的某個地方導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比如俄羅斯債務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的金融危機等等。

　　其次，這一次同歷史上的不一樣，這次是縮表、提息、減稅、增加赤字四項組合拳一起出擊。

　　它不僅會直接導致利率上升，而且還會導致通脹預期上升，從而進一步推動利息上升。它們的共同作用就是美元預期上升，結果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大量流出，本土貨幣貶值。本土貨幣貶值固然有利於新興市場的競爭力，但是，它無法抵消資本大量出逃帶來的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化，進而可能惡化它們國際債務的償還能力。如果這種風險不斷上升，又管控不好，就可能導致資本逃亡—貨幣貶值—資本逃亡的惡性循環，最後催生金融危機。

　　第三，在過去，本幣貶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新興市場的出口。但是，這次不一樣，由於美國的「美國第一政策」，可能給許多新興市場的出口帶來額外的苦難，從而加劇經濟的困難。

　　第四，中美的貿易糾紛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給新興市場整體上帶來困難。

　　比如，美國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國的貿易盈餘。就算減少一小部分，如果中國的經常賬戶的收支狀況總體上不變，那麼中國就可能把一部分原本在新興市場的某些進口轉移到美國，結果改變那些經濟體的經常收支。

　　第五，在金融危機期間，由於中國的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中國大規模進口新興國家的原材料，有力地支持了它們的經濟。現在，中國在壓縮過剩，結果可能壓縮對新興國家的原材料進口。

　　第六，美國升值直接改變新興國家的債務狀況。

　　新興國家的外資2/3是美元，這是美聯儲長達大約10年的QE導致的。美元升值直接導致它們美元債務的上升。

　　一般來講，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比較大，抗風險能力比較強。但是，在美元強勢升值背景下，如果中國迅速開放金融體系，開放資本項目，就有可能導致資本的大規模流出，帶來許多難以管控的風險。尤其是如果中國這次接受了美國2000億美元的要求，國際資本市場可能改變對中國經常賬戶的看法，甚至可能轉而悲觀，從而推動資本大規模出逃和人民幣的急劇貶值。

中國需要有謹慎的預案。

　　本文的基本觀點在黃樹東近期出版的新書《制度與繁榮》中有詳細的論述。《制度與繁榮》，2018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來源：崑崙策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