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 韋森：進入貨幣領域，我感覺所有經濟學知識都在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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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 韋森—

韋森，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多年，現任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一進入貨幣領域，彷彿進入了一個迷霧叢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所有的經濟學知識都在搖晃。過了一段時間，我覺得明朗起來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又覺得迷糊起來了。」

11月24日下午，面對現場和網上的近2000位觀眾，韋森教授如此形容自己初入貨幣研究領域的感受。而這也是他在「耦耕讀書會」第十二期讀書沙龍上的開場。

▲韋森教授在講座中

韋森教授現任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對哲學、倫理學、法學、政治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以及宗教神學等學科也有著廣泛的研究。近些年，在預演算法修改和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面，韋森教授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其中很多被政府決策層所採納。

自八十年代初以來，韋森教授曾在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中英文論文上百篇，已經出版《社會制序的及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重讀哈耶克》、《國家治理體制的現代化》和《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等學術專著19部，並曾在國內有影響的報刊上撰寫專欄文章和學術隨筆，曾為《財經網》、《華爾街日報》中文網、《FT中文網》和《騰訊·大家》專欄作家和鳳凰網的特聘經濟學家。

感嘆之餘，韋森教授用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懷特海（Alfred N. Wheathead）和格萊德斯通（W. E. Gladstone）的名言開始了這場題為《從貨幣的起源看貨幣的本質》的學術之旅。

「每個時代都給人類一個教訓但卻總是被人們所遺忘，那就是：思辨哲學從表面上來看離人們的日常生活是那麼遙遠，且與人們的利益無關，但實際上卻是對人們影響最巨的東西。」

—— 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論自由》

「最抽象的東西是解決現實問題最有力的武器，這一悖論已完全為人們所接受了。」

—— 懷特海（Alfred N. Wheathead）

《西方文化中的數學》

「因專研貨幣的本質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愛情所愚弄的人還多。」

——格萊德斯通（W. E. Gla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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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生活在一個無形的貨幣世界之中」

韋森教授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和世界各國經濟越來越市場化，人人生活在一個無形的貨幣構成的世界之中。去商店、去餐館、在網上消費購物，都離不開貨幣，即使一天不出門、不上網、不花一分錢，人們也生活在貨幣之中。「因為你家的電錶在跑，你銀行賬戶中的儲蓄在變化，你的房產價值在變化，你若在金融市場上有投資，你的股票、債券在漲在跌。」

▲現場認真聽講的觀眾

但是，韋森教授反問，別說那些被迫「裸貸」的學生們，那些百億、千億乃至有萬億資產的富豪和貪官們不知道什麼是錢，就連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整天在證券公司、投行、銀行甚至政府部門身居高位的經濟學家們，弄清楚貨幣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嗎？弄清楚貨幣是怎麼產生出來嗎？弄清了貨幣與經濟發展、通貨膨脹、與房價和股價的關係了嗎？他的答案是——「沒有。」

「到底什麼是貨幣？且看經濟學家們如何說」

在經濟思想史上，從英國古典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Locke），大衛·休謨（（David Hume），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到美國經濟學家費雪（Irving Fisher）、英國經濟學家庇古（Cecil A. Pigou），到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凱恩斯，再到當代貨幣主義大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和當代主流經濟學的泰斗阿羅（Kenneth Arrow）等都對貨幣的定義發表過自己的觀點。

韋森教授強調，理解了什麼是貨幣，把握了貨幣的本質是什麼，懂得了貨幣在經濟增長和市場均衡中的作用，就大致理解了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反過來看，可能主要正是因為經濟學家們在「什麼是貨幣」、「貨幣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以及「貨幣與實體經濟總量的關係是什麼」等問題上所見各異，才衍生出了經濟學說史上和當代經濟學中的林林總總的門派和思想體系。

▲韋森講授在演講中

從經濟思想史上來看，一般認為，對貨幣的本質的把握有兩條思路：一是貨幣「金屬論」，一是貨幣「名目論」。但是，新近的研究發現，問題已經不再是「金屬論」與「名目論」之爭，而是「商品貨幣觀」和「貨幣債務起源說」之差。雖然「債務貨幣觀」得到了近幾年的人類學和考古學最新研究的證明，但是，「到今天，我自己看來這樣的區分有進步，也有一定的問題」 ，韋森教授說。

關於貨幣的本質，世界上最新的理論發現認為「貨幣源於債」，本質上是一種信用，一種支付承諾，用現代制度經濟學的話來說是一種「債務支付契約」。國家的貨幣發行（法幣）從原初到現在實際上都是「欠債」。韋森教授同時指出了其中的困惑：貨幣又不是一個固定的量，「王朝」、「政府」和「央行」不斷地試圖改變它量，主要是通過鑄幣和增加貨幣供給來擴張，實際上是向整個社會「徵稅」和發一種不用還款兌現的「債」。在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中，商業銀行又不斷內生地創造它。在經濟與金融危機期間，隨著企業的破產和銀行的倒閉又不斷地消滅它；在當代金融體系中，證券和各種金融機構又不斷放大它。

因此，韋森教授強調，要把握貨幣的本質，還要從貨幣的職能著手。綜合經濟思想史上各家的不同理解，他主張應該把貨幣的職能劃分為以下四種：一是計價和記賬單位（unit of account, or numéraire）；二是交換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三是支付手段（means of payment）；四是值貯藏（store of value）。

「從貨幣的起源看貨幣的本質」

在新近出版的《人類貨幣史》一書中，歐瑞爾（David Orrell）和克魯帕提（Roman Chlupaty）認為，「貨幣是人類最早的發明之一，其歷史和文字的歷史一樣久遠，而且二者密切相關」。他們還認為，「貨幣和文字都是用符號描述世界的方式，二者均為溝通工具，因而從根本上具有社會性，並且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處於中心地位」。這兩位作者還舉例道，現存最早的文字製品是5000多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蘇美爾社會用於記錄糧食庫存的泥版，因而他們認為，從美索不達米亞的最早的楔形文字（英語的cuneiform源於拉丁語）記錄中，也可以看出「貨幣」在人類社會最早出現過的記錄。

韋森教授指出，在古代蘇美爾人的社會中，銀被用於借貸、租賃和政府罰款支付關係很早，有4000至5000年的歷史，但銀和金作為一種市場交易媒介，至少要晚500至1000年，這是早期遠古人類文獻確實說明「貨幣起源於債」（銀或金）先是用於支付債務，然後才用來做市場交換的媒介。由此也可以認為，貨幣的「支付手段」與「交換媒介」職能是可以分離的。但是，貨幣一旦作為支付手段在人們之間流行開了，也很快就能作為「交換媒介」發生作用。

▲韋森教授在演講中

同樣的情形和問題也發生在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韋森教授介紹，中國錢幣史家一般認為，中國古代以貝做貨幣，最早始於夏代。其根據是在早在公元前80年前後出現的《鹽鐵論·錯幣篇》中就有「夏後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之說。在《漢書·食貨志》中，班固曾說：「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分財、布利，通有無也」。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也有「貨貝而寳龜」之說。

「另外，從中國古代的文字結構來看，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大都帶有 『貝』的偏旁部首，或者說是由貝字演化而來。從中國古文字的使用中可以看出，幾乎所有描述人們市場交易手段和社會生活中與支付和買賣活動有關的字，都差不多有『貝』的偏旁。這也充分說明貝在中國古代社會確實被用作為我們今天所理解贈賜、債務支付，以及商品買賣、財產轉讓和租賃支付中所用的『貨幣』了。」韋森教授強調。

到了西周時期，除了各種貝被用作支付手段，金、銀等貴金屬和銅等賤金屬也開始被賦予了賞賜和罰金的一種貨幣對象性。但是，韋森教授認為，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從出土文獻中找到商周時期用稱量銅或銅餅做市場的「交換媒介」的記錄，作為支付手段的記錄卻大量發現。從中國夏商周的出土墓葬文物和青銅器上的銘文中，也說明中國古代無論是「貝幣」，還是「稱量青銅」，均多是作為支付手段來用，而不是作為「交換媒介」來使用。在一些後來的傳世文獻中所提到的夏商周時期的市場貿易也多是理論推測，且主要是講「物物交換」。

「從貨幣制度的差異看東西方社會的不同演化路徑」

「軸心時代鑄幣幾乎同時在三大文明中產生，且先是私人鑄造，但很快被國家壟斷。」韋森教授指出，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鑄幣主要是金銀鑄幣，而只有較短時期實行過銅鑄幣，且主要作為輔幣。而中國則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主要採取的是銅鑄幣，宋元以後實行過一段時期的紙幣，明代中期到清末實行過稱量白銀和少量以黃金貨幣。但實際上，這種中國的歷史上各朝代中的銅鑄幣、紙幣、金銀稱量貨幣，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貨幣制度有著根本的制度差別。

究其原因，韋森教授認為這與中國獨特的社會制度有關。因為，儘管貨幣同樣是用於市場商品和勞務交換的一個工具，但從秦漢開始，中國就形成了一個皇權專制一體的大一統的國家制度。在這種傳統中國社會中，實際上是奉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無剛性私產制度的一個皇權專制社會。個人的私有產權制度在傳統中國沒有完全形成，人們的個人權利意識也沒有生成。加上從秦漢王朝到晚清，中國曆朝歷代皇帝所基本上實行的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導致中國數千來基本上是一個市場貿易相對較少的自然經濟。

▲讀書沙龍現場

這反映在中國曆朝歷代的貨幣制度上，雖然可以認為貨幣源於商品交易和債務支付，但一旦作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貨幣實際上成了皇帝和政府為了有限地發展經濟、富強國家的一個工具和手段。所以，從春秋各國鑄銅幣，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採用的貨幣秦半兩，再到西漢時期的五銖錢制和唐帝國開始的通寶鑄幣，貨幣的鑄幣權全被壟斷在國家手中，並屢屢禁止甚至通過處極刑和殺戮來禁民間貨幣私鑄。這就是中國古代經濟學思想中的「貨幣國定論」的起因。韋森教授強調，由此看來，在兩三千年的歷史上，與其說作為中國曆朝歷代的銅鑄幣主要是用作商品和貿易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以及債務清償手段，還不如說是皇帝和官府為維持王朝運作的一個工具。

反觀西方和世界其他社會和文明，儘管皇帝、君王和軍事首領從表面上看，也與傳統中國社會一樣，要用金屬鑄幣來支持皇室開銷、城堡營建，乃至官員的俸祿和軍餉，但是，因為一開始西方各國的皇帝君王們就用有其「真實內在價值」的黃金和白銀貴金屬鑄造貨幣，他們對民間和商人的攫取和掠奪實際上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在一定時期看成是一種「交易」和交換：我為你服務，你取我的商品和財物，要給我足值的金銀貨幣。這本身就意味著皇帝和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也存在真正意義的財產和個人勞動能力的私有。這才是中國古代社會的貨幣制度與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區實行金銀鑄幣的國家的貨幣制度的本質區別。

▲北大滙豐商學院公關媒體辦公室主任、經濟金融網主編本力老師向韋森教授贈送紀念品

韋森教授最後判斷，無論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貨幣的起源和形式如何，到了現代社會中，世界各國的貨幣制度和貨幣創造機制正在趨同。人類諸社會正在從近代的金本位制、金銀複本位制的紙幣制度向無任何錨的電子數字貨幣制度演進，而這種無錨的電子貨幣也正在向貨幣本身作為債務清償和完成物品和勞務交易比例的一種記賬貨幣的本質回歸。

他同時指出，「要命的是」，在任何社會中，作為記賬數字比例的貨幣都不是一個常量，而是由皇室、政府、造幣局，央行、商業銀行乃至個人所能創造的一個變動不居的量。這種貨幣量的變動不居，又在社會經濟運作中的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物價漲跌乃至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外在形式反映出來。沒有貨幣，人類就沒有市場交易、經濟運行、科技進步和社會的組織和運作。有了貨幣，貨幣也成為了世界各國曆朝歷代國家和經濟繁榮與蕭條、乃至社會動亂和王朝興替的一個原因。「進入文明社會後，人類所有國家和社會均離不開貨幣，但世界各國到目前均還困惑在貨幣之中。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現實，也是人類存在的一個悖論。」

▲韋森教授與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最後，韋森教授還與現場觀眾就比特幣等問題作了深入交流。「耦耕讀書會」由騰訊·大家、經濟金融網和北大滙豐商學院MBA項目聯合主辦。本次讀書沙龍由北大滙豐MBA項目辦公室主任毛娜老師主持。香港大學金融與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大學國際金融學會會長肖耿教授也出席了本次活動。

- 耦耕讀書會 -

「耦耕讀書會」由騰訊·大家、經濟金融網與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MBA項目聯合主辦，旨在為我院學子營造讀書的氛圍並提供思想碰撞的平台。在耦耕讀書會，我們通過嘉賓與師生的互動，探索書中一個個精彩紛呈的世界，「耦耕」也就不再僅僅是協同勞作，而是「我們一起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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