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重建社會重心失敗之原因（下）

07-31

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是一個奇蹟，也是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象牙之塔。當戰亂紛至沓來時，終究倒了。曾經輝煌過，卻沒有熬過亂世。

文章作者：許紀霖來源：愛思想網

本文發表於《學術月刊》2006年11期

三、重建社會重心失敗之原因

從晚清到民國，知識分子在社會的影響力，大致經過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19世紀末到1920年代末，是知識分子影響力的上升時期，知識分子藉助大學、傳媒和各種社團的公共網路，與城市資產階級一起建構了一個可以足以與中央權力平行抗衡的民間社會。第二階段是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是知識分子影響力的下降時期。關於前一個階段的情況，前兩節已經有較多的論述。而1930年代以後之所以影響力開始下降，與政治權力的變化有關。在晚清，由於清廷在各種內憂外患之中權力逐漸衰落，地方勢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種政治權力的並存，社會重心不斷下移。民國的頭二十年，北洋政府和繼之而起剛上台的國民政府忙于軍閥內戰，缺乏權力中心，也顧及不了社會的自主發展。1930年代以後，隨著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一一擊敗各路軍閥，中央權力穩固，開始加強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滲透和控制。特別是1940年代以後，政府以戰時集權的名義，控制更加嚴密。最後，一度生氣勃勃的「知識人社會」，被戰爭所徹底摧毀。

1932年在「九一八」事件周年之際，胡適寫了一篇《慘痛的回憶與反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國為什麼近代以來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運動屢屢失敗的原因。胡適指出，其中一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社會沒有重心」。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一直沒有失去社會重心，但在中國，「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在傳統中國，士大夫是中國社會和政治的中樞，近代以後的知識分子通過學校、媒體和社團的力量，試圖重建社會的重心，之所以功虧一簣，不是僅僅用外部政治權力的變化便可解釋的。這裡要追問的是，近代以後知識分子不再成為社會重心的內部原因究竟是什麼？與士大夫到知識分子的自我轉型有什麼內在的關聯？

在傳統中國，士大夫不僅與地方社會和帝國政治有著內在的制度性聯繫，而且其內部由於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觀、價值觀和倫理觀，士大夫集團也形成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共同體。然而，科舉制度廢除之後，知識分子雖然組成了一個擁有文化權力的「知識人社會」，卻出現了一種內外斷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獨立了的現代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逐漸分離，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會之根；而在其內部，因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價值和意識形態，知識分子不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不僅意識形態發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與鄉村精英之間也失去了有機的聯繫。

到19世紀末，隨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學堂在城市出現，無論接受新式教育，還是謀求新的發展空間，士紳們都不得不往城市遷移。知識精英的城居化成為一個不可扭轉的趨勢。如前所述，傳統士紳之所以有力量，乃是紮根於土地，與世家大族和地方網路有著密切的血肉聯繫。晚清以後，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後的知識精英，逐漸與農村發生了文化、心理乃至關係上的疏離。有研究表明，在城市發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對宗族和家鄉的認同感日益淡泊，比如吳興的錢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錢玄同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鄉村的士紳，也大量移居縣城，對村莊事務不再關心。

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知識精英，特別是海外歸來的頂尖精英，談起西方來，如數家珍。講到中國農村，卻一無所知，可以說是面向海外，背對鄉村。晏陽初批評說：「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什麼，空口講改革，沒有到實際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終於找不著實際問題。」一般知識分子來到城市以後，就不願再回農村，即使願意回去，也困難重重。1930年代吳景超在談到知識分子下鄉難的問題時說，鄉村中缺乏容納知識分子的職業，鄉下也缺乏研究學問的設備，鄉村中物質文化太低，不能滿足知識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而最親近的家庭宗族、親戚朋友也都不希望他回鄉。這些都是知識分子不肯下鄉的原因。即使像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這些致力於鄉村建設、鄉村教育的知識分子，也不再有當初士紳們回到故里那種水乳相融的感覺，對農民來說，這些城市讀書人是外在於鄉村生活的外面人，無論是他們的知識、語言，還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與農民們格格不入。傳統士紳與宗法鄉村的文化一體化已經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和城鄉斷層。難怪當年梁漱溟感嘆：我們搞了多年的鄉村建設，「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

當大批精英從農村轉移到鄉村，失去了傳統的社會文化之根，是否意味著他們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礎？從現代知識分子所擁有的學校、傳媒和學會這些公共建構而言，可以這樣說。然而，正如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的，知識分子一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他們有可能遊離於社會而存在，不僅對於農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雖然學校和傳媒是知識分子影響社會最重要的空間和渠道，但由於它們自身的性質，知識分子與城市的關係卻變得虛擬起來，從實體化轉為話語化。

北京是現代中國的學術中心，是國立大學、教會大學最集中的城市。在這些著名的大學裡面，雲集了中國大部分優秀的學者。五四以後，大學勢力之強，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學是學院的象牙塔，大學教授與北京民眾的社會生活其實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社會，一元是全國性的「知識人社會」，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會，這兩個社會之間基本沒有什麼聯繫，學院精英與地方精英也相互脫節。到1930年代，大學校園裡逐漸形成了一個文化貴族，他們與農村隔離，也與身邊的這個城市不相干。直到盧溝橋的炮聲才打破了象牙塔裡面的平靜。當北大、清華的教授們隨著難民的隊伍向南方撤退，他們才真正走近社會，走近民眾。當聞一多等師生們徒步從長沙到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的時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層民眾生活讓他們震撼不已。但此時戰爭卻削弱了學院自身的力量，「知識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與城市社會發生聯繫的，是上海的知識分子。民國時期的上海與北京不同，國立大學只有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暨南大學等有限的幾所，而教會大學、私立大學、民營報紙和出版業卻十分發達，是全國的傳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間的教育、報業和出版為基礎的上海「知識人社會」與滬上的地方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本身就是後者的一部分。這一格局來自晚清的傳統。自從上海開埠以後，在黃浦江畔，就出現了一個紳商階級，以張謇為代表的江南士紳，亦紳亦商，他們以地方自治為契機，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國以後，傳統的紳商階級逐漸為新式資產階級所取代，而士大夫階級也演化為現代知識分子。但上海的知識分子，比北京的成分複雜得多，除了大學教授、文化人之外，還有報業、出版業人士、律師、醫生和各類專業人士等等。他們以各種行業協會、社會團體的方式組織起來，並且與商界、金融界和工業界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最有名的是張謇、黃炎培為領袖的江蘇省教育會，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之中，聯合上海的資產階級，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發生過重大的影響。

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識界與商界、青紅幫聯合，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序的城市精英網路，知識分子的文化權力背後有經濟和社會權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戰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維持會（後改為上海地方協會），會長是執媒體牛耳的《申報》老闆史量才，副會長是上海商會會長王曉籟和青紅幫領袖杜月笙，秘書長則是前江蘇省教育會會長、著名文化和社會活動家黃炎培。這些地方名流有知識分子，有實業界人士，也有黑幫領袖。他們周旋於中央權力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借多元權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會。

雖然在上海，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結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體而言，並不成功。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間力量一度眩人耳目，但一旦國共之間再度爆發內戰，他們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在近代中國，不僅知識分子弱，而且資產階級更弱。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像歐洲那樣，是在自治城市的傳統中發展出來，從其產生的一開始，就帶有官僚資本的印記，即使以後轉化為民間資本，也與國家的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民國以後所出現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就受到戰爭的毀滅性打擊，江浙資產階級和青紅幫勢力內遷到西南之後，從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過活，無可奈何地被邊緣化了。

知識分子不僅與社會外部斷裂，而且其內部也發生了斷裂。在傳統中國，士紳階層有一個龐大的社會網路，他們以科舉制度為基礎，有共同的儒家價值觀，形成了一個由全國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層名流三個等級的流動網路，這一網路在晚清以後發生了內部斷裂，在城市，士紳階層蛻變為現代知識分子，在農村，士紳階層雖然依然有其影響，但也被漸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團所稀釋。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識分子階層與農村的精英階層，如同現代的城鄉關係一般，區隔為兩個互相獨立的精英共同體，雖然從個體而言可以在兩個集團之間流動，但從整體來說，無論從學校出身、知識結構和文化趣味，還是各自所藉助的社會關係來看，分解為兩個互相脫節的群體。

即使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當儒家不再是共同的價值觀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識形態。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們朦朧地形成了一段時間的新文化聯盟之後，1920年代以後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為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流派。在傳統士大夫之中，每個時代雖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學和漢學、古文經派和今文經派等，但基本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是相通的，擁有一個共同的知識框架。然而，現代知識分子內部的斷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識框架，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知識糾纏在一起，形成了知識階層內部種種的衝突和緊張。

問題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分裂，在一個階級衝突、政黨衝突的大時代里，知識分子又被過度政治化了。在此之前，知識分子以「中等社會」自命，不屑成為任何階級的附庸。30年代以後，國民黨的權力在加強，城市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聯盟力量在減弱。到40年代，抗日戰爭和戰後的內戰全然摧毀了民間資本和文化權力的社會基礎，失去資產階級支持的知識分子在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之際，不得不進行政治選擇，晚清以後建立起來的知識學統無奈地宣告終結。

從19世紀中葉道20世紀中葉，整整一個世紀之中，在一片風雨飄搖的內憂外患之中，在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禮崩樂壞的大亂世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拋到社會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識人社會」。他們試圖以自己的知識權力和輿論影響力重建社會重心。這個「知識人社會」是自由的，也是獨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與鄉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有機聯繫，另一方面與政治的制度性關聯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無論是學院，還是媒體，都缺乏體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是一個奇蹟，也是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象牙之塔。當戰亂紛至沓來時，終究倒了。曾經輝煌過，卻沒有熬過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