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日 | 托爾斯泰：19世紀俄羅斯最瘋狂的探索者

07-31

1910年的今天，托爾斯泰病逝於阿斯塔波沃小站的站長室里，享年82歲。耶魯的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曾評價：「一直讀他的作品未必能夠讓你和他一樣目光敏銳，但你會明白自己的眼光是多麼狹隘。」他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中幾乎描述了整個19世紀俄羅斯的精神和生活全貌。今天的文章，與你一同分享托爾斯泰的這三部作品。

1910年11月20日6點5分，托爾斯泰辭世於阿斯塔波沃小站站長室

《戰爭與和平》：史詩

納博科夫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說：「托爾斯泰是俄國最偉大的散文小說家。除了他的前輩普希金和萊蒙托夫，我們可以這樣排列俄國最偉大的散文藝術家：第1名，托爾斯泰；第2名，果戈理；第3名，契訶夫；第4名，屠格涅夫。這更像是給學生的論文打分，並且無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薩爾蒂科夫正等在我辦公室的門外，問我為什麼他們的得分那麼低。」要不是托爾斯泰的夫人索菲亞的功勞，托爾斯泰就不知要排在多少名了。她為托爾斯泰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俄裔法國作家亨利·特羅亞在《托爾斯泰傳》中說，在寫作《戰爭與和平》之前，托爾斯泰總是輕率地從事各種不同的活動，隨心所欲地換來換去，如宗教、體育、上流社會、軍事、農業、藝術、社會學、教育，他會同時寫好幾本書，會丟下《哥薩克》去寫一部平庸的戲劇。雖然此時他已經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了，但是他喜歡把自己當做業餘作者，不管什麼主題，都不會保持長久的熱情。但突然，這位業餘愛好者沉浸到了一個持續6年的計劃中。要不是索菲亞守護著他心靈的寧靜，也許他中途就放棄了《戰爭與和平》。畢竟，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靠寫作維生。

《戰爭與和平》這個書名是從普魯東那裡借來的。托爾斯泰最初的想法是寫一部關於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書，那場起義的領導人被尼古拉一世流放到西伯利亞，直到他們被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寬恕後才得以返回。十二月黨人吸引他的是，幾乎所有這些俄國革命的先驅都是近衛軍軍官，都是貴族和理想主義者。因為他的從軍經歷和他對高貴理想的熱愛，托爾斯泰很同情他們。但是，當他開始仔細研究這段歷史時，發現參加起義的人很多都參加過打敗拿破崙的戰爭，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是他們在法國時吸收到的。為了理解他們的革命，他必須上溯到1812年，而只有聯繫到1805年的戰敗，才能充分理解這場取得輝煌勝利的衛國戰爭。

1864年，托爾斯泰已經寫了一章了，但9月26日，他在鄉間獵兔子，在跨越一條溝的時候，從馬上摔了下來，摔暈了過去，並摔斷了右臂。在莫斯科做了手術後，他覺得好多了，想寫作，但他的右臂仍然沒法用，他就讓小姨子塔佳娜做他的秘書。被事故打斷了創作之後，他的創作動力變得非常強烈，連續口述了數天，塔佳娜幾乎跟不上他。他甚至都忘記了她的存在，胳膊吊著繃帶，在房間里著了魔一樣走來走去。

除了口述，他還在莫斯科繼續搜尋資料，逛書店、向學者和圖書館借書，詢問還記得1812年往事的老人。豐富的材料讓他又高興又擔心，他害怕自己被淹沒在細節的海洋里。他不斷被迫依依不捨地離開歷史資料，回到他創造的人物中。

寫到第二卷的時候，他對自己的技巧越來越自信，他說小說家的藝術，「首先是要創造並行的事件，其次是在歷史事實的背景下描繪風俗和舉止，第三是優美、生動的情景，最後是人物性格」。他此時在閱讀的書肯定了他的觀點，他敬佩雨果的《悲慘世界》，他的夢想是把1805年寫得像荷馬史詩那樣宏大、典雅、從容、深邃。

在創作《戰爭與和平》的過程中，托爾斯泰研究了大量有關1812年前後事件的書籍、報刊、歷史著作，還有人物傳記、回憶錄、書信、手稿。他甚至在《莫斯科消息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告：「願以2000盧布之高價收購全套《莫斯科消息報》及其附刊。」

1867年9月，托爾斯泰特意去了距莫斯科75英里的鮑羅金諾戰場。兩天里，他乘坐馬車在雨中泥濘、坑窪不平的戰場上來回奔波。他詢問了年長的農民，做筆記、看地圖，證實軍隊設防的位置，想像不同背景下的人物。

書名該叫什麼呢？一本結束於1812年的書不應該叫《1805年》。他想叫《皆大歡喜》，但他突然又有了靈感。1867年12月17日的《莫斯科消息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告：「《戰爭與和平》。作者托爾斯泰。四卷。定價：7盧布。」第一版出版之後幾天內就賣完了。1868年5月，第四卷出版後也受到了公眾的肯定。受到各方好評的鼓舞，托爾斯泰加緊了創作。1868年除了暑假的打獵、釣魚，全年他都在寫書。1869年12月，最後一卷上市。

由金·維多執導，奧黛麗·赫本和亨利·方達出演的電影《戰爭與和平》劇照

羅曼·羅蘭說：「《戰爭與和平》中包羅著成百的英雄。每個都有個性，都描繪得如此真切，令人不能遺忘。兵士、農夫、貴族、俄國人、奧國人、法國人……這些人物絲毫沒有臨時構造之跡。俄國民族又鎮靜又悲壯的宿命觀念，在那可憐的鄉下人普拉東身上人格化了。經過了種種磨鍊，國家多難，憂患遍嘗，書中的兩個英雄皮埃爾與安德烈終於達到了精神的解脫和神秘的歡樂。」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俄國人的角度》一文中說：「似乎什麼也逃不過托爾斯泰，沒有什麼掠過他而不被記錄。沒有人能如此精確地傳達運動的興奮、駿馬的美以及世界上所有強烈願望對一位強壯青年的感官的影響。每根樹枝、每片羽毛都吸附到他的磁體上。生命支配著托爾斯泰，就像靈魂支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在所有鮮艷奪目的花瓣中心伏著這隻蠍子——為什麼生活？書中總有個奧列寧、皮埃爾或列文，集所有經歷於一身，把世界放在手上把玩，即使在享受這些的時候，他也不停地詢問這有什麼意義，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最有效地粉碎我們慾望的不是牧師，而是了解並迷戀過這些慾望的人。當他嘲笑它們的時候，世界真正在我們腳下變成灰燼。」

美國評論家喬治·斯坦納在《托爾斯泰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中說：「這兩位作家是對立的。托爾斯泰是史詩傳統最重要的繼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亞之後最具戲劇氣質的人。托爾斯泰沉迷於理性和事實，陀思妥耶夫斯基蔑視理性主義，熱愛悖論。托爾斯泰像一個站立在大地上的巨人，喚起真實、可見的整體具體經驗，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處於幻覺的邊緣。托爾斯泰歷史性地在時間的河流中看到人類的命運，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戲劇性暫時的靜止狀態觀看人類。」

由葛麗泰·嘉寶和弗雷德里克·馬奇出演的電影《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安娜·卡列尼娜》：家庭

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已經塑造了那麼多人物，創造了那麼多活動，辯論了那麼多思想，人們擔心他已經在那部作品中耗盡了一位正常的藝術家終生的心理上的資源。但是托爾斯泰從來不重複自己，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又創作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都跟他的史詩中的人物一樣生動、可信。他持續的創作能力要歸因於他不斷豐富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不是對世界那麼開放、那麼多變，他的想像力的範圍就會很小。在創作這部作品時，他又一次充分地利用了跟朋友的會面、時事、他自己的知覺能力。

托爾斯泰莊園附近一個莊園有位放蕩女人叫安娜·斯捷潘諾娃，是地主比比科夫的管家兼情婦。後來，比比科夫垂涎於他家年輕的德國家庭教師，並向女教師求婚。1872年1月4日，安娜悲憤交加，凄然出走，在一個小火車站上卧軌自殺。第二天托爾斯泰在火車站目睹了她身首異處、血肉模糊的屍體，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早在1870年，他就想寫一部小說，寫一個因為通姦而帶有負罪感的上流社會女子。他對妻子說，問題在於，要把這個女子寫得可憐而又不可鄙。但兩年後，安娜自殺時，托爾斯泰並沒有立刻把這個自殺的故事和不貞的妻子的故事聯繫起來。3月18日，他走進兒子的房間，看到桌上有一本書，是普希金的《別爾金小說集》，他翻看起來，看到《片段和素描》中有一篇的開頭寫道：「賓客聚集在鄉間別墅。」這句話激發了他的創作欲，他立刻衝進書房，寫下了自己小說的開頭：「歌劇散場後，客人們齊聚在年輕的瓦拉斯基伯爵家裡。」另外，在初稿中卡列尼娜叫普希金，人物原型是普希金的大女兒加爾東格小姐，1860年托爾斯泰見過她一次，覺得她年輕貌美，氣質超凡脫俗。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過程中，他的生活受家庭中許多喪事的影響變得陰沉暗淡，三個孩子夭殤，塔佳娜去世。羅曼·羅蘭指出，這部小說除了安娜的悲劇和19世紀60時代的俄國社會，尤其含有自傳色彩。較之託爾斯泰所創造的許多其他人物，列文更加是他自己的化身。托爾斯泰不獨賦予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鄉間貴族輕蔑知識階級的反自由主義，在該書的結尾，還明確攻擊戰爭、國家主義、泛斯拉夫族主義。他還把自己的生命賦予了它。列文與基蒂的愛情和他們婚後的數年，是他自己回憶的變相，就連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爾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現。

《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後一章即將發表時，公眾得知，塞爾維亞人發動了反對土耳其人的起義。在記者們拿起武器的號召下，很多俄國志願者要參加軍隊，去保衛他們的斯拉夫兄弟。這時，正在寫後記的托爾斯泰借列文之口表達了他的異議，列文說，要去前線的志願者是受到了誤導的魯莽之輩。

法國作家亨利·特羅亞在《托爾斯泰傳》中說，《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的總體語調非常不同。用《戰爭與和平》處理過人與人之間的歷史衝突之後，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縮小了他的視野，集中描述幾個人，探尋他們心靈的最深處。這樣做損失了畫面的寬度，但換來了深度。史詩不再展開於露天的空間，而是展開於人的內心、良心的陰暗處。戰役是情感之間的戰役，它們跟戰爭一樣散漫、狂暴。

第一個比較《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的英國人是詩人馬修·阿諾德，1887年，他撰寫評論說：「包法利走了一條跟安娜有些相像的道路，但是包法利哪裡有安娜的魅力？對女主人公的負罪感和其悲慘遭遇的同情等，能產生持久的魅力，這是福樓拜所沒有的。他對他可憐的女主人公很殘忍，帶著惡意，無情地、不懈地追究她。」

納博科夫在比較《安娜·卡列尼娜》與《包法利夫人》時說：「《安娜·卡列尼娜》用簡短、斷開的章節取代了福樓拜流暢的段落，但托爾斯泰手上的生活比福樓拜多。福樓拜的作品中是在各個村莊和鎮子之間騎馬、散步、跳舞，無數小的活動，在每一章之間轉換地點。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叮噹作響、冒著白煙的火車被用來運輸和殺死主人公，每一章也都使用了各種舊的時空變換方式，下一段或下一章的開頭說，過去了多長時間，現在這些人在這裡或那裡做什麼。福樓拜的詩意小說中有更多的憂鬱，托爾斯泰的小說力量更多。」

他認為《安娜·卡列尼娜》要說的不只是通姦：「《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愛情故事之一，它當然不只是一部冒險小說。托爾斯泰總是特別關心對全人類很重要的永恆的問題。該書中的道德問題不是因為與他人通姦，安娜必須付出代價（可以說那是《包法利夫人》闡述的教訓）。在那個社會中，別的女士在黑色面紗的遮蔽下偷偷干著這種事，不幸的是安娜沒有戴這種欺騙性的面紗。社會的禁忌都是暫時的，托爾斯泰感興趣的是道德永恆的要求。該書真正的道德問題是：愛情不能是純粹情慾性的，它是自私的，因為是自私的，它就會破壞而非創造。因此它是有罪的。」

托爾斯泰故居,1882－1901托爾斯泰生活在此

托爾斯泰《自傳》手稿以古俄語寫成，存放於莫斯科托爾斯泰故居

《復活》：贖罪

《復活》寫於1889至1899年，小說素材是托爾斯泰的檢察官朋友柯尼1887年向他講述的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貴族青年引誘了他姑母家的女僕，這位16歲的女僕懷孕後被女主人趕出了家門，流落到彼得堡，淪為妓女，因為她的一個客戶指控她偷了他100盧布而受到審判。這個貴族以陪審員的身份出庭，見到了從前被他引誘又拋棄的女人，深受良心譴責，向法官申請准許同她結婚，以此來贖罪。但在婚禮舉行之前，這個女人就因為傷寒而死於獄中。

聽完這個故事後，托爾斯泰有些恍惚，因為他年輕時也曾經引誘過一個僕人，他還跟一個農婦有過一個私生子。1889年12月，托爾斯泰開始寫這個《柯尼的故事》，然後又丟下了近5年。1895年，他寫出了比較短的草稿，修改後，他讀給朋友聽，自己覺得不太滿意：「我相信它寫得不好，重心不對，農業問題削弱了故事。我得放棄它。」之後，又有3年他沒有碰這部手稿。到1898年，幫助杜霍包爾教徒的計劃讓他又回到了他小說中的人物，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70歲的托爾斯泰全身心投入到了這部小說的創作中。

特羅亞說：「托爾斯泰的大部分小說的主導思想是，一個男人，當他的精神力量戰勝了他的動物本性時，他真正的生活才開始。但是在《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這種對完美的追求並非唯一的動機，那些故事的發展和主要的興趣點是諸多主角之間的愛情。而在《復活》中，聶赫留朵夫對卡秋莎的愛是小說的前言，而不是小說的主體。他們的愛是過去的事。

「在讀這部小說時，讀者不需要像讀前兩部小說那樣關注好幾條交錯的線索，所以故事更加完整、強烈。該書的情節真正的開始是聶赫留朵夫看著受審的妓女，認出了那是他年輕時引誘過的婢女。之後，他對她的感覺就不一樣了。他出於憐憫而非激情、出於贖罪的需要和加入到底層人群以提升自己的慾望追隨著她。這兩個人的故事的節奏和暖意不是源自傷感，而是源自對不公正的社會的譴責、對人類疾病的療救方法的尋找。」

托爾斯泰同時代的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