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冷西：《十年論戰》 第八章 赫魯曉夫再度挑戰

81黨莫斯科會議後，我黨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中蘇關係採取緩和的方針，停止論戰，把力量集中搞國內調整工作，同時爭取進一步改善同鄰近國家的關係。

早在莫斯科會議之前，我國同緬甸簽訂了邊界條約。莫斯科會議後，周恩來總理親率我國政府代表團於1961年1月間赴緬，同緬甸政府交換中緬邊界條約的批准書，完成了條約生效的法律手續。同這差不多同時，我國政府在1960年12月同柬埔寨簽訂了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

這兩個條約，都是根據中國和印度兩國政府總理（周恩來總理和尼赫魯總理）於1954年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簽訂的。這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政府是認真倡導並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是真誠願意同所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尤其是鄰近國家友好共處的。

1961年4月間，中國又同印度尼西亞政府簽訂了友好條約和文化合作協定，同寮國王國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6月間邀請越南總理范文同和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相繼訪問中國。7月間中國政府和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10月間，我國又同尼泊爾王國簽訂了中尼邊界條約。

這一系列的工作，使我們有一個比較緩和和友好的國際環境，有利於進行國內的調整工作。

這中間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日內瓦會議。陳毅同志作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關於寮國問題的擴大的日內瓦會議，會議的第一階段從1961年5月到7月，歷時兩個月。

因為我黨跟蘇共在81黨會議期間有過一個君子協議，所以在這次日內瓦會議上，我國代表團把我們設想的方案先跟越南、蘇聯協商，協商好了再跟寮國的三位親王協商。他們是富馬親王、蘇發努馮親王和富米諾沙旺親王。

由於我們對寮國情況比較熟悉，又跟越南關係比較密切，所以在整個日內瓦會議期間，陳毅副總理兼外長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處於相當主動的地位。而由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率領的蘇聯政府代表團，對亞洲情況尤其寮國的情況不熟悉，而且外交策略也比較簡單化，在會議中成了一個陪襯的角色。因此，對法國、英國等國做工作的主要還是中國代表團；對美國進行鬥爭也是中國和越南站在第一線，同蘇發努馮親王相配合。但是總的來說，中國和蘇聯在這次日內瓦會議上沒有什麼大的爭論，一般還比較協調。我們提的意見也比較得體，蘇聯方面也沒有完全反對或表示不可接受，中蘇雙方合作得還是比較好的。

雖然在日內瓦會議上中蘇雙方比較協調，但是，應當說，在整個1961年，中蘇關係積極的改進很少。米高揚不是在莫斯科81黨會議期間提出過可以派專家、可以給我們經濟援助嗎？但是，實際上，81黨會議後，他們再沒有提過這些問題，我們也不理睬這些問題。在這方面還是保持1960年他們專家全部撤走、所有合同全部撕毀的狀況。當然雙方還做生意，既沒有減少，也沒有增加多少。在1961年，中蘇關係既沒有壞到哪裡去，也沒有多大的好轉，只是形勢比較緩和而已。

相反的，在國際群眾團體的會議上，中蘇之間的分歧就很明顯地暴露出來。雖然有莫斯科81黨會議的聲明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但是蘇聯代表團還是照他們過去的那一套辦，把赫魯曉夫的「三無世界」那一套搬到國際群眾組織中去。無論在什麼會議上都強調裁軍，把實現「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世界，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而對支持被壓迫民族、支持第三世界的鬥爭，則不願意多提。這樣不能不引起我們同他們爭論。

在1961年，國際群眾組織召開的會議主要有三個，一個是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工聯會議；一個是在新德里召開的亞非團結理事會會議，還有一個是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

在這幾個會議上，蘇聯代表每次都把裁軍問題、實現「三無世界」問題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提出來。這當然就引起了許多國家的反對，特別是遭到亞非拉那些受新老殖民主義的欺壓、侵略、剝削的國家和在殖民主義統治下還沒有獲得獨立的國家的代表們的反對。蘇聯代表相當孤立，即使是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工聯會議也是這樣。

在新德里召開的亞非團結理事會會議上，不但蘇聯代表遭到冷落，印度因為想得到美援不敢得罪美國，印度代表提出的主張不敢高舉反殖民主義的旗幟，也為許多亞非拉國家代表所不滿。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上，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在這些會議上提出的支持各國人民為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支持各國民族獨立運動，支持各國人民為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而鬥爭的主張，得到大多數代表的贊同。比如我們的代表指出：裁軍問題不是壓倒一切的問題。為了世界和平必須解決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問題、發展民族經濟問題，還得支持歐美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為改善生活而鬥爭、反對壟斷資本等問題。

不能一切都得圍著「裁軍」轉、圍著「三無世界」轉。我們的這些主張都得到大多數代表的支持。

雖然這樣的國際會議是同各式各樣的和平主義者搞統一戰線的會議，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會議上，很多和平主義者也不贊成不提反對新老殖民主義、亞非拉的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問題。

從這三次比較大的國際會議來看，蘇聯共產黨在赫魯曉夫主持下，儘管經過莫斯科81黨會議的鬥爭，他們原來的觀點並沒有放棄，還是要貫徹下去。雖然沒有跟我們發生正面爭論，兩黨之間的關係在1960年到1961年的大多數時間內也比較緩和，但是沒有明顯的改善，蘇方也沒有主動採取改善的步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他們對我們暫停爭論，採取比較緩和的姿態，但是，對阿爾巴尼亞卻不斷施加壓力。

在1961年3月間，蘇聯領導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通過一個指名譴責阿爾巴尼亞的決議。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步驟，是過去沒有過的。同時，蘇聯軍隊從阿爾巴尼亞發羅拉海軍基地撤出，把阿爾巴尼亞完全暴露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面前。5月間蘇聯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援助。到8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拒絕阿爾巴尼亞代表出席，實際上就是把阿爾巴尼亞開除出華沙條約國組織。

上面的這些情況，是莫斯科81黨會議之後一直到蘇共「22大」召開之前整個1961年的形勢。總的來講，可以說比較緩和，但潛伏著嚴重的分歧。

在這個時期，赫魯曉夫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先壓阿爾巴尼亞。當然，阿爾巴尼亞非常英勇，堅決不屈服，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決反對赫魯曉夫大國沙文主義，不放棄他們支持中國的立場，堅決頂住赫魯曉夫的壓力。

赫魯曉夫的這種做法當然引起了我們黨的警覺。我們黨是堅決支持阿爾巴尼亞黨抵抗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的，但是，當時我們還沒有公開表示，因為蘇聯黨還沒有單獨出頭來罵阿爾巴尼亞黨。當時我黨中央估計，既然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作出決議點名攻擊阿爾巴尼亞，甚至拒絕阿爾巴尼亞代表出席會議，那麼很顯然他們還要走下去，很可能完全破裂跟阿爾巴尼亞的關係。中央決定看一看再說。

1961年8月到9月，中央在廬山召開調整工商業的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期間，蘇共中央發表了《蘇共綱領草案》。這個綱領草案是蘇共中央準備提到蘇共「22大」

討論的，在蘇共「22大」開會之前先在報上發表，供全黨討論。

9月5日，在毛主席住處開常委會的時候，周總理提出這個問題。他說，現在蘇共發表了一個綱領草案，很長，現在忙不過來看，據北京的同志說，這個綱領草案不是個好綱領。

當時在常委會上進行了議論，談了兩點意見：一、蘇共現在發表的這個綱領草案，是作為他們黨的一個綱領。這是他們一個黨的事務，不同於兄弟黨會議的共同文件。現在我們不好表示反對，但也不好公開表示完全贊成，可以考慮支持其中積極的東西，不提其中消極的東西。就是說，將來蘇方根據這個綱領採取什麼行動，比如在外交上，是好的我們表示支持，消極方面的我們可以不提。當時大家已經知道蘇共綱領草案中有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提法，認為這兩個提法都是違反馬列主義原理的，很值得研究。

二、關於蘇共「22大」。當時中央常委估計，蘇共「22大」是要討論這個綱領的。我們對這個綱領可以不提意見，但是要預計蘇共「22大」會議上可能組織對我們圍攻。要估計到這個可能。如果這樣，我們就要在大會上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現在就要做準備。蘇共「22大」也有可能不圍攻我們，而圍攻阿爾巴尼亞。如果這樣，我們也要有所表示。現在要請中聯部和外交部先行考慮，如果出現對阿爾巴尼亞圍攻，我們怎麼辦？如果出現對我們圍攻，我們又怎麼辦？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這個問題請兩個部共同研究後向中央提出意見。

毛主席說，蘇共這個綱領草案很長，請大家抽空看看。在廬山會議後期抽點時間再來議一議。特別請秀才們好好看一看。

當時只有我參加了這次常委會。喬木同志在廬山會議之前，從夏天起就因病休養了。因為從1960年中蘇兩黨會談起，一直到莫斯科81黨會議他都參加，工作非常緊張，非常勞累，結果患了神經疲勞症，經常頭痛。毛主席知道這個情況後，要他完全休息，時間不限，休養到身體完全恢復才恢復工作。所以毛主席要我跟北京聯繫一下，告訴沒有到廬山來的在北京的秀才，請大家研究一下，看看有什麼意見。

這次常委會是9月5日下午在主席住處開的。這次廬山會議主席住的地方不是原來第一次廬山會議時住的蔣介石過去住過的「美廬」，而是住在廬山人工湖畔的新蓋的大平房裡。主席一般喜歡住平房，不喜歡住樓房。

這個平房建在廬山劇院以東三五里的人工湖旁，是一個中西合壁式的平房，外表看是西式的，裡面很高大，整個別墅伸人湖中，主席平常就在人工湖裡游泳。

在這以後，在北京和在廬山的同志都看了《蘇共綱領草案》，大家都作了研究，特別是做理論工作的同志做了比較仔細的研究。理論界的意見由宣傳部集中，陸定一同志綜合；外交部的意見由章漢夫同志集中；聯絡部的意見由王稼祥同志集中，他們三位都參加了廬山會議。

9月中旬的一天，陸定一召集劉寧一同志、章漢夫同志和我碰頭，劉寧一、章漢夫把聯絡部、外交部的意見講了，我也把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意見講了。然後大家一致推定，主席那裡開會時，由定一同志把大家的意見綜合彙報。定一同志很客氣地說，他大體上只能講他的主要看法，別的部分有什麼意見要補充的由各人自己講。

9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他的住地開常委會，除了常委同志以外，陸定一、王稼祥、劉寧一、章漢夫，還有彭真、楊尚昆和我也參加了。小平同志在廬山只參加了前半段的會議，後半段他下山率代表團訪問朝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在會上，毛主席先講。他說，這個《蘇共綱領草案》是王大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他說，我看了一遍沒什麼頭緒，很難看，文理、邏輯都不通，結論在前，很多問題都是兩面講，有兩重性。今天我們先不做結論，不妨人家各抒己見。

陸定一同志接著講了他的意見。他說，這個《蘇共綱領草案》有兩面性，剛才主席講了。它包含一些正確的話，把赫魯曉夫在「20大」的報告和「21大」的報告作了一些修補，比較起來有更大的欺騙性。這是他講的第一點意見。

陸定一說，第二，這個《綱領》不僅比1957年《莫斯科宣言》倒退了，也比1960年81黨會議的聲明倒退了。倒退的表現就是他把原來蘇共起草的81黨聲明草案中包含的一些重大的錯誤觀點又寫到他的《綱領》里去了。這些重大的錯誤觀點，經過我們各兄弟黨在81黨會議上的鬥爭，在1960年《聲明》定稿時已經刪掉，現在他們又寫上去了。比如，蘇共綱領中寫了和平共處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總路線，1960年聲明裡是修改的，因為不能只講和平共處，還要講國際主義，還要講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又比如，反對民族共產主義、反對單幹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在莫斯科81黨會議上鬥爭很激烈，這是蘇共針對我們安的兩顆釘子。鬥爭的結果，都把它們刪去了。這次在《蘇共綱領草案》里又提出來了。可見蘇共在莫斯科81黨會議上的讓步，同意刪去一些釘子，補了一些正確的東西，是一種敷衍，是迫不得已的。我們鬥爭的結果，雖然把他們的錯誤的東西搞掉了，但是，現在看來他們在思想上並沒有改變，並沒有放棄原來的立場。

陸定一認為，《蘇共綱領草案》反映了赫魯曉夫這一幫人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不講階級鬥爭，不講階級分析，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在世界範圍內講改良主義，講人道主義，講「三無世界」，不講無產階級革命，有一點西方資產階級鼓吹的世界主義的味道；而在國內問題上，大講全民黨、全民國家，這就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粹，有如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早就講過，階級鬥爭並不是他發明的，他只是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即；階級鬥爭最終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他的新的意見。這是要害。馬克思主義區別於一切機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它的革命理論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現在蘇共在它的《綱領草案》里大講全民國家，說沒有任何階級衝突了，沒有任何階級鬥爭了，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了。蘇共綱領還大講全民黨，說黨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了，是全體人民的黨了，黨的階級性質改變了。這是蘇共在理論上的重大背叛，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特別是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背叛。

第三，在國家關係方面，這個《綱領草案》講了一些反對帝國主義的漂亮詞句，但是赫魯曉夫還是想跟帝國主義平起平坐，想爭得一個跟肯尼迪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要跟帝國主義談判達成妥協，摘「三無世界」。這實質上是一個先安內然後攘外的方針，矛頭是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針對中國、阿爾巴尼亞這樣的國家的，就是要大家服從他的指揮棒，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實行大國主義，同帝國主義合作，同社會民主黨合作，同那些不管採取什麼反動政策的民族主義國家合作。這就是過去赫魯曉夫在中印邊境衝突中間偏袒印度、指責中國的繼續。

在這次常委會上，主要是陸定一講，他講得比較詳細。在他講話過程中一些同志也做了一些插話。插話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意見：（一）我們這兩年的鬥爭是有效果的，把赫魯曉夫拖住一些，但是沒有完全拖住。

（二）赫魯曉夫的思想反映在《蘇共綱領草案》上是一種庸俗的唯物論，只考慮要生產多少噸鋼、多少噸鐵、多少噸石油、多少機床、多少糧食，而看不到階級和階級鬥爭，既抹煞國內範圍的階級鬥爭，也抹煞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他的思想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他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的規律。這個規律反映在人類社會上，反映在當今世界上就是有兩個陣營的對立和鬥爭，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有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同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新獨立國家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還有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也還有階級鬥爭。所以說赫魯曉夫的這種思想方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不是辯證的，而是庸俗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形而上學的思想，不是辯證唯物論。

在會議過程中，主席有很多插話。他說，總的估計，這兩年我們的鬥爭沒有能夠完全拖住赫魯曉夫，更談不上改變他的基本立場。他是很頑固地堅持他的立場的。

看來，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高薪階層，包括那些收人很高的經理、作家、科學家，當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學家，而是一些在銀行存了幾十萬、上百萬盧布的那麼一些人，他們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從銀行里取錢。在蘇聯黨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這個特殊階層還包括社會上的盜竊集團和搞非法經營、搞黑市、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那麼一幫子人，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蘇共綱領草案》中。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赫魯曉夫講的全民黨是一種欺騙。現在蘇聯社會正在分化。要從經濟上最後消滅資產階級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識形態上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更是長時期的事情，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甚至要幾十年、上百年。這個高薪階層對低薪階層毫無人道主義，而赫魯曉夫卻大講人道主義。其實，現在蘇聯社會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已經出現了。還有反革命分子，還有帝國主義間諜。社會主義社會這麼複雜，怎麼能說是一個全民國家呢？所以說赫魯曉夫的思想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或者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對兄弟黨、兄弟國家就是要欺壓，就是要把你壓服，壓不服就整你，把兄弟黨、兄弟國家當做敵人，搞顛覆，這是典型的大黨主義、大國沙文主義。

另一個方面，對帝國主義，赫魯曉夫是怕帝國主義的，他口口聲聲說要搞裁軍、搞談判，實際上是要爭取在帝國主義的舞台上有一席地位。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說我們是民族共產主義，說我們單幹，其實我們搞的是自力更生。這也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而是學蘇聯的，首先是學列寧，其次是學斯大林，他們是搞自力更生的。那個時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四面包圍，他不搞單幹怎麼辦？只能單幹。我們學的是他們，這有什麼罪過？我們並沒有要共蘇聯人的產，我們是自力更生。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上帝，那就是玉皇大帝。他們是什麼呢？是東正教，他們有他們的上帝。我們只能採取自力更生的方針把我們自己國家建設好。

毛主席說，當然，去年的莫斯科會議也是開得好的，我們鬥爭是必要的，而且鬥爭是有成績的，至少是一段時間內限制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我們同赫魯曉夫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在國家關係上是國際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我們並沒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

撤退專家、在中印邊境問題上發表塔斯社聲明譴責我們，是赫魯曉夫搞的，是他首先罵我們的。我們並沒有挑起爭論，而是在他已經下了傾盆大雨之後，我們迫不得已起來抗爭，才發表了三篇文章。不能不發表這三篇文章，我們應該堅持這三篇文章的立場。

毛主席說，現在，赫魯曉夫又來挑戰了，我們怎麼辦？我看，我們要做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修堡壘，就是把我們內部整頓好，做好物質建設，也要做好思想建設。另一件事情就是要準備鬥爭，現在要準備可能在「22大」上有一場鬥爭，也可能鬥爭很激烈，也可能只攻阿爾巴尼亞不攻我們，也可能圍攻我們，我們要做這個準備。說修堡壘也不是說我們把自己封鎖起來，不讓人民知道赫魯曉夫這一套東西。我們要發表赫魯曉夫這個《綱領》，等他們通過以後就發表，利用這個東西來進行思想政治工作，解釋為什麼說他們提出的這些觀點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為什麼我們要堅持反對他的錯誤觀點。

毛主席說，從這個《綱領》上看，現在赫魯曉夫是違背81黨聲明的。那個聲明雖然是妥協的產物，但是基本上是好的，應該成為我們手裡同赫魯曉夫、同一切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武器。我們要批評他們違反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81黨《聲明》，這兩個文件是我們進行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重要武器。毛主席說，我們要高舉這兩面旗幟同他們進行鬥爭。我們一方面要堅持原則，另一方面要堅持團結。

毛主席說，當然，現在他們還沒罵我們，他只發表了一個《綱領》，宣傳他的觀點，所以我們也不好現在就來批評他。去年81黨會議以後平靜了一個時期，從去年12月到現在已經10個月了，總的來講還是可以的，只是他要整阿爾巴尼亞這一點我們一直是反對的。中蘇方面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壞，還是維持1960年他撤退專家、撕毀合同的那個狀況，沒什麼大的改善。現在我們的方針是集中力量搞好我們自己的整頓工作，把過去三年的缺點錯誤改正過來。對中蘇關係，我們要盡量使目前這種比較緩和的時間延長，不希望很快又公開吵起來。雖然現在是不死不活，但是比起公開吵起來還是有利一點。我們要盡量延長這個時間。如果他們在「22大」發動進攻，那我們也沒辦法，我們只能被迫還擊，叫做自衛反擊。我們對國民黨發動的內戰也是實行這個方針，也叫自衛反擊。現在雖然不能把赫魯曉夫看成是國民黨，但是現在他背叛馬列主義，已經對馬列主義發動進攻，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動進攻，首先對阿爾巴尼亞進攻，這些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但是他還沒有對我們進行公開的圍攻，我們要保持某種形式的團結，盡量延長這個時間，爭取時間把我們國內搞好。

少奇同志在發言中說，這個《蘇共綱領草案》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違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聲明》的，特別是1960年兄弟黨會議否定的蘇共領導的許多錯誤觀點，又在這個《蘇共綱領草案》中間出現了。應該說這個《綱領草案》是蘇共領導、赫魯曉夫從蘇共「20大」以來執行的錯誤路線更加系統化、理論化。概括地講，可以叫做「三和兩全」，「三和」就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就是全民國家、全民黨。這個「三和兩全」是赫魯曉夫路線的概括，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違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違反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的。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歸根結底，這個《綱領草案》是要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不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不要繼續革命了，實質上是這麼一個問題。少奇同志還特彆強調，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套理論已經形成了。

蘇共「22大」是在10月16日到10月31日舉行的。

在蘇共「22大」召開之前，有消息說，蘇共要在「22大」之後召開兄弟黨會議，而且要各黨都派第一書記參加。因此我黨中央在蘇共「22大」之前考慮兩個問題：一是我黨派什麼人去參加蘇共的「22大」，在「22大」上採取什麼方針；二是如果蘇共正式提出召開兄弟黨會議，我黨採取什麼態度。

廬山會議後，中央領導同志回到北京，因為當時主席還在外地，所以討論這兩個問題時，或者由少奇同志召開政治局會議，或者由小平同志召開書記處會議。

在少奇同志9月20日召集的一次小會上，少奇同志提出，從蘇共的《綱領草案》上看，矛頭是針對我們的，也是針對阿爾巴尼亞的，只是都沒有點名。我黨去參加「22大」，究竟對這個《綱領草案》採取什麼態度？會議討論後認為我党參加蘇共「22大」的代表團奉行的方針，仍然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結束前在常委會上提出的意見，即：既堅持原則，又堅持團結，對蘇方攻擊阿爾巴尼亞，應表示反對，如蘇方攻我，則進行反擊。另外還提出以下幾點意見：第一，蘇共《綱領草案》中有建設共產主義的規劃。

我們在蘇共「22大」上表態的時候，採取的方針應該是只對它建設方面表態，只講它是一個建設共產主義的宏偉規劃，只講一些虛話，不談什麼實質性問題，根本不提蘇共《綱領》本身。

第二，關於誰去參加「22大」，經過跟毛主席商量確定：毛主席當然不去，少奇同志也不去，只派恩來同志去。

由恩來同志當代表團團長，而且在蘇聯只停留一個星期，不等會議結束就回來，理由是國內事情很忙。因為這個時候國內事情的確很忙，正準備搞七年規劃，這個規劃包括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後兩年（1961年和1962年），再加上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五年，一共七年。這個規劃準備提交中央工作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確定。

第三，如蘇方提出要召開兄弟黨會議，我應採取堅決抵制的方針。因為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時沒有叫阿爾巴尼亞參加，這表明開兄弟黨會議時他們也不會讓阿爾巴尼亞參加。如果沒有阿爾巴尼亞參加，那麼只能是一個分裂的會，我們不能參加。所以如果蘇共在「22大」會議期間提出召開兄弟黨會議，我們要堅決反對。

中央提出這三點意見，經報告毛主席同意後，周總理即著手組織參加蘇共「22大」的代表團，其中包括彭真同志和康生等，著手做好各種準備。

國慶節前夕，毛主席在武昌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後即返回北京。在節日前後，毛主席同常委曾多次議論蘇共「22大」問題，主要是在會見外賓前後。周總理在「22大」的致詞，是在10月5日小平同志主持的會議上討論修改並經毛主席審定的。

蘇共「22大」前夕，總理率領的我黨代表團於10月15日離京飛抵莫斯科。蘇方表面上非常客氣，赫魯曉夫親自到機場迎接，而且一直送到別墅，一路上有說有笑。

但是後來證明這種姿態是迷惑我們的。

據代表團發回來的報告，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會上做報告，有兩點是出乎代表團的預料。

一點是對帝國主義的態度，首先是對美國的態度。

在蘇共《綱領草案》里，還是講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還講帝國主義是戰爭的禍根。可是赫魯曉夫在報告里，對帝國主義的語氣出乎預料的溫和，近於乞求，大講談判、裁軍、和平競賽。

另一點是他大反「反黨集團」、大反斯大林。所謂反對莫洛托夫等的「反黨集團」問題本來早在1957年解決了，為什麼事隔四年之後又來大反一頓呢？同時，赫魯曉夫還在報告里大反斯大林，並大聲疾呼要把斯大林遺體搬出列寧墓，焚屍揚灰。

原先我們估計他可能要反對阿爾巴尼亞，拿阿爾巴尼亞開刀，實際上也是針對我們。這一點我們估計對了。

赫魯曉夫公開指名大肆攻擊阿爾巴尼亞。但是沒有估計到他要大反斯大林、大反「反黨集團」。

蘇共「22大」大搞「四反」，就是反斯大林、反「反黨集團」、反阿爾巴尼亞、反華。

關於反斯大林、反「反黨集團」，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配合反華的。因為他們一直是以反對個人迷信為借口來反斯大林，並要求各兄弟黨也照這樣做，比如要朝鮮黨反對金日成，要阿爾巴尼亞黨反對霍查，說中國黨也搞個人迷信。這就是他反個人迷信、反斯大林的實質內容。這次赫魯曉夫在大會上大叫要對斯大林焚屍揚灰，可謂登峰造極。

關於反對「反黨集團」的問題，就是反對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這些人。這個問題發生在1957年，因為他們黨中央做了決定，當時我們只好表示支持。但當年舉行莫斯科會議時，毛主席曾跟赫魯曉夫說過，他們反對「反黨集團」是不是可以考慮組織上不一定採取那樣的措施，比方說是不是可以考慮把莫洛托夫留在中央委員會裡面。毛主席說，我們「七大」、「八大」都把王明留在中央委員會裡面。他實行「左」傾路線給黨造成很大的損失，抗日戰爭初期又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直不做自我批評，反對中央的路線。他現在不是還住在莫斯科嗎？我們還是選他當中央委員。事隔四年，赫魯曉夫在「22大」又一次大反「反黨集團」，是出於一種什麼需要呢？當時中央估計，他們搞四反是出於內政的需要，就是毛主席講的是安內的需要，就是說現在赫魯曉夫的地位不穩，受到國內的反對，黨內也有人反對他。斯大林的幽靈時刻威脅著赫魯曉夫，使他枕席不安，萬般無奈，只好咬牙切齒地把斯大林大罵一頓，又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這個所謂「反黨集團」拿來大貶一通。看來是這個需要。

這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

在赫魯曉夫做了報告之後，我代表團從莫斯科打電報請示中央，提出代表團對反阿爾巴尼亞問題要表態，對斯大林問題、「反黨集團」問題不表態也可以，因為這兩個問題過去我們都講過了。但是對這樣公開地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上譴責另外一個兄弟黨這件事，我們應該表態，請中央考慮。

中央收到代表團的電報後，少奇同志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會議決定在恩來同志以團長身份發表的致詞中，除了原來的一般性內容以外，要增加一段表明我黨不同意赫魯曉夫在大會上大反阿爾巴尼亞。因為赫魯曉夫講話以後，其他支持他的兄弟黨也跟著起鬨，大罵阿爾巴尼亞。所以我們代表團不能不對這個問題表示態度。少奇同志指定我負責起草一段話插在總理致詞的稿子里。這段話起草好經中央討論修改並報毛主席審定以後發到莫斯科。這段話是這樣說的：「我們認為，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如果不幸發生了爭執和分歧，應該本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平等和協商一致的原則，耐心地加以解決。對任何一個兄弟党進行公開的、片面的指責是無助於團結、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的。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不能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的態度，這種態度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中國共產黨真誠地希望，有爭執的、分歧的兄弟黨將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在互相尊重、獨立和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我想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在這個問題上應具有的立場。」

周總理在19日致詞的時候就加進了這一段話。這段話是比較含蓄的，沒有指名道姓地說赫魯曉夫等人大反阿爾巴尼亞，但實際上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中央的會議上，同時還決定要總理在致詞以後再找赫魯曉夫談一次，表明我們反對他們大反阿爾巴尼亞的態度，然後立即動身回國。原來周總理只準備在莫斯科呆一個星期，現在更有必要提前回國。所以周總理在致詞後，我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望在周總理回國之前跟赫魯曉夫和其他蘇共中央的同志會談。

22日，中蘇兩黨代表團會談。我方參加會談的有周總理、彭真同志和代表團其他同志，蘇方有赫魯曉夫、米高揚、蘇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在會談中，周總理嚴肅地批評了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的報告中間公開指責阿爾巴尼亞黨的做法，重申我黨中央反對這種做法。周總理說，我們代表團在致詞中談到這個問題是迫不得已的，但是我們對蘇共的批評還是留有餘地。周總理還勸告蘇共要搞好跟阿爾巴尼亞的關係。周總理指出，他們最近對阿採取的行動，如3月間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通過譴責阿的決議，5月間蘇軍從阿港口法羅拉撤出，8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拒絕阿代表出席等等，都是不對的，是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的，是不符合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準則的。周總理希望他們鄭重考慮中國黨的意見，並且表示這些意見是受中共中央的委託向蘇共中央提出的。

周總理還談到關於斯大林問題，說明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已經多次向蘇共中央談過。早在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就先後同米高揚和當時蘇駐華大使尤金談過，指出「對斯大林要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計」，斯大林功大於過。當年10月，毛主席又對尤金說，「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你們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還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11月間，毛主席又對尤金說，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敵人的辦法來對待斯大林。周總理還談到；1956年10月至12月，劉少奇同志和他本人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會談時，都詳細地談到這個問題。中國黨對斯大林的系統意見，都寫在1956年4月和12月先後發表的《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中，當時蘇共《真理報》還轉載了這兩篇文章。

但赫魯曉夫卻完全拒絕周恩來同志的勸告和批評。

他反對中國黨關於阿蘇關係的批評和勸告。他也反對中國黨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立場，甚至說我們這樣的立場是支持他們黨內的「反黨集團」，因此他表示要支持我們黨內的反黨分子。他在會談中囂張地說，「我們過去是很需要你們的支持，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對我們有很大的意義。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了。」赫魯曉夫這些話的意思是表示：當他在困難的時候，就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後，他剛上台的時候，是很需要中國黨的支持的，而現在他已經站住了，不管中國態度如何，他要走自己的路了，要沿著他的修正主義道路走下去了。

周總理在跟赫魯曉夫談話的時候，蘇方沒有談起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問題，我們也沒有提。

在周總理同赫魯曉夫會談之前，10月20日，少奇同志召集一個小範圍的會議，討論了關於兄弟黨會議問題。

會上談到，如果赫魯曉夫提出要召開兄弟黨會議，我們怎麼辦。少奇同志預先就此同毛主席通了電話，商定採取堅決抵制、絕不參加的方針。在這次會議上，小平同志談了81黨會議以後蘇共中央的表現。他說，蘇共中央在過去半年內，在公開表現方面多多少少受81黨會議《聲明》的約束，表現得還比較緩和，但是他們在內部並沒有停止反華。蘇共「22大」之前，他們已經發表不指名地攻擊中國的文章，針對我們黨的觀點，用闡述他們《綱領》的形式發表一系列的反華文章，為「22大」做準備。他們既要反對阿爾巴尼亞，又要反對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召開兄弟黨會議顯然是不適宜的。小平同志說，兄弟黨會議如果沒有阿爾巴尼亞參加，我們決不參加。

小平同志認為，蘇共「22大」形式上是圍攻阿爾巴尼亞，實質上是不指名地攻擊中國，原因是阿爾巴尼亞曾經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和後來的81黨會議上支持了我們。

現在他們拿阿爾巴尼亞開刀，這是殺雞給猴看。他們想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派來壓左派，要他們不支持我們，孤立我們。小平同志認為，我們的態度向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看來，又一場爭論不可避免，首先理論上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至於公開涉及政治方面。黨的關係方面的問題，看來也難避免。所以今後召開兄弟黨會議，如果沒有阿爾巴尼亞參加，我們決不參加。但是其他的國際群眾團體的活動，特別是有關亞非拉的國際群眾團體的活動，我們還是要繼續參加，還是要繼續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與和平運動。

少奇同志認為，公開反對阿爾巴尼亞、不指名地反華，是既成事實了，今後可能發展到指名反華。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的態度應該怎麼樣？請大家考慮。接著，少奇同志就提出他同毛主席通電話商定的方針，就是對蘇共召開兄弟黨會議採取抵制的態度。請大家考慮是否這樣。

少奇同志說，在正常情況下面，兄弟黨會議我們是應該參加的，但是現在出現修正主義思潮，出現了分裂主義逆流，首先是把阿爾巴尼亞驅逐出去。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可以設想有幾種情況。少奇同志列舉了四種情況：第一種情況，阿爾巴尼亞不參加，我們也不參加。

第二種情況，阿爾巴尼亞參加，他們也請我們參加。

那樣，我們必須提出：在兄弟黨會議之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首先要舉行中蘇兩黨會談，對重大原則問題達成一致的意見。

第三種情況，中蘇兩黨為召開兄弟黨會議進行準備工作達不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堅決反對召開這種會議；如果他們要開，我們決不參加。

第四種情況，如果蘇共硬是要開，不管其他兄弟党參加不參加，即使他們拉了一幫人開會，不一定有81個黨，也可能只有幾十個黨、甚至二三十個党參加，那樣我們也堅決不參加。不僅不參加，而且要發表聲明堅決反對。

我們再也不能像布加勒斯特會議那樣踏進他預先布置好的圈套裡面去。

少奇同志說，我們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已經上了當，以後再也不要上這樣的當了。我們要堅決抵制。要開會就要先有準備，按去年莫斯科會議那個辦法開，先是中蘇兩黨會談，然後是起草委員會開會。如果達不成協議就不參加。這次我們給代表團的方針是抵制的方針。估計蘇共可能不提召開國際會議，但也可能硬要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阿爾巴尼亞不參加以外，即使只有我們一家不參加，我們也抵制。因為這是分裂的會，不是團結的會。

少奇同志說，我們絕不能使蘇共召開的這種分裂國際共運性質的兄弟黨會議合法化，不受他們的圍攻。總理在蘇共「22大」上的致詞回答赫魯曉夫是必要的，也是比較有分寸的。今後凡是沒有阿爾巴尼亞党參加的兄弟黨會議，我們決不參加。

少奇同志說，中蘇關係今後可能會緊張起來，我們要求團結也沒有用。中蘇經濟上的往來，他們不搞也沒有什麼。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嚴重極了。當然，赫魯曉夫還是有他的兩面性的。他還打著革命的招牌，因為有這個需要，他還需要打這個招牌騙人。但是，實質上他搞的不是馬列主義，而是修正主義。我們應該相信蘇聯人民、蘇共大多數人是不會完全跟赫魯曉夫走的。至於西歐的黨、美洲的黨，可能有一些黨變為社會民主黨，但是革命是不可阻擋的。

會議上少奇同志還決定把會議討論的結果寫成電報發給在莫斯科的代表團，要他們在和赫魯曉夫談話的時候，如果赫魯曉夫提出要開兄弟黨會議，就堅決反對，並根據中央估計的四種可能來回答赫魯曉夫。

周總理在蘇共「22大」上的致詞，在兄弟黨中間的反應比較強烈，不少黨很受震動。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時，沒有提出要開兄弟黨會議。可能他覺得在這次蘇共「22大」上，那些跟他走的人在會上大反阿爾巴尼亞一通，他的目的似乎達到了，所以他再也不提開兄弟黨會議了。

周總理10月24日回到北京，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央領導同志一起到機場迎接，表示支持總理在蘇共「22大」上表明我們的立場。毛主席隨即同周總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一起到頤年堂，由總理彙報同赫魯曉夫會談的經過。周總理說，在蘇共「22大」會上，蘇共大反阿爾巴尼亞是不得人心的。在會上一共有40多個代表團的團長或代表跟著赫魯曉夫的指揮棒轉，在講話時也大反阿爾巴尼亞。但是，另外有32個代表團的團長或代表在講話時沒有反阿爾巴尼亞，差不多是旗鼓相當。在中蘇兩黨會談中，赫魯曉夫拒絕我們的批評，但理不直，氣不壯。

我沒有參加聽取周總理彙報的會議，是周總理在第二天（10月25日）找我去他辦公室時扼要談到的。他根據前一天在頤年學商定的方針，布置我在《人民日報》上同時發表蘇阿兩國報刊發表的蘇共「22大」期間有關蘇阿關係的文件。我照辦了。

蘇共「22大」之後，越南代表團回國路過北京，胡志明在跟毛主席談話時說，對會上大反阿爾巴尼亞我就不鼓掌。他說，我坐在主席台上，看到在我坐的那一排對大反阿爾巴尼亞的講話有多種對付的辦法：一種是低頭看文件，這是印度黨高斯的辦法；一種是埋頭做記錄、寫東西，這是印尼黨艾地和英國黨高蘭的辦法；日本黨野坂的辦法是閉目養神；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把兩隻手放在桌子下邊，誰也看不見是鼓掌還是不鼓掌。胡志明說，這是我和黎筍的辦法。胡志明說，這幾種辦法說明在兄弟黨裡面，好些人是不贊成蘇共大反阿爾巴尼亞的。彭真插話說，我的辦法是兩手平擺在桌面上，動也不動，就是明白表示不贊成。

印度尼西亞黨的艾地在參加蘇共「22大」後路過北京，他跟毛主席會談時講到：凡是蘇共或其他黨的代表譴責阿爾巴尼亞時，我就做筆記；胡志明就把雙手藏在桌子底下，也不知道他是鼓掌還是不鼓掌；日共的野坂他一上主席台就閉目養神。艾地講的這個情況跟胡志明講的情況差不多。

從以上的情況看起來，一方面蘇共「22大」搞「四反」，表面上是非常囂張，但是也可以看到，同一年前的81黨會議相比，不贊成反阿爾巴尼亞的人增加了。這次蘇共「22大」表明，赫魯曉夫的地位不是如日中天，而是江河日下了。

周總理提前回國後，由彭真同志任代理團長，繼續參加蘇共「22大」的會議。彭真同志10月30日回國以後也作了彙報。中央常委在聽取彙報時，對蘇共「22大」做了一些分析，但是沒有詳細地議論。因為當時中央正全力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面調整國民經濟。

蘇共「22大」以後，中央對一年來中蘇關係進行比較系統的總結，是在1962年12月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時候。在這次會議上，小平同志對此專門作報告，少奇同志講話中也談到這個問題，最後毛主席也講到反修鬥爭的問題。

在12月21日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前的）上，小平同志著重就反修鬥爭講話。因為整個國際形勢由周總理作報告。

小平同志說，蘇共「22大」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反「反黨集團」、反阿爾巴尼亞、反華，這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總暴露。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一個分裂的問題，首先是社會主義陣營、主要是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各國黨都以這個為標誌，有的贊成中國黨的意見，目前還是少數，多數贊成蘇共的意見。蘇共內部也出現維護斯大林的左派。其他黨內也有分化。這不是壞事，這是好事。從歷史發展上看，這種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思想上的分歧必然發展到組織上的分裂。修正主義不會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平共處」，馬列主義者也不能和修正主義者同流合污，只有劃清界線，才能領導人民繼續革命。不僅澳大利亞、比利時等黨已經出現了分裂，而且印度、法國、義大利的黨也出現了分化的情況。許多黨都面臨究竟是跟赫魯曉夫講一樣的話好，還是各說各的好的問題。赫魯曉夫對阿爾巴尼亞採取那種絕然的態度（按：12月15日蘇聯政府宣布蘇駐阿外交人員撤離阿爾巴尼亞和要求阿撤離駐蘇的外交人員）以後，把阿爾巴尼亞推上按自己的立場獨立發言的地位。各個黨也都要考慮自己要講什麼話。這就使過去赫魯曉夫一呼百應的那種情況一去不復返了。

小平同志說，蘇共「22大」表明，赫魯曉夫又一次掀起一個反馬列主義的修正主義浪潮，以反華為特徵。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現在的情況，同五年前蘇共「20大」以後的情況有所變化。中國的影響不是削弱了，而是增長了。孤立的並不是我們。相反的，赫魯曉夫集團的威信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許多跟著他走的那些黨的領袖們，在他們黨內的威信也不是增加了，而是削弱了。這是一個總的趨勢。

小平同志接著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不會來一個挫折？他說，從這幾年的情況看起來，挫折、倒退很難避免。從歷史上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起有伏是合乎規律的。因此我們要有思想準備。但是，天也不會垮下來。

因為世界上的基本矛盾沒有得到解決，鬥爭會繼續下去，這中間可能有起伏，不會急轉直下，我們還大有迴旋的餘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隊伍是一定要經過鬥爭才能得到鍛煉壯大。我們中國黨要考慮自己的責任，我們究竟是隨波逐流、跟著赫魯曉夫走，還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跟他鬥爭到底？中央反覆考慮，認為紅旗不能倒，我們還要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高舉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旗幟。全世界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希望我們能夠頂住赫魯曉夫的壓力。因為現在全世界確實只有中國這個大黨能夠擔當起頂住赫魯曉夫壓力的重任。所以現在擺在我們黨面前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的一個十分嚴肅的任務，就是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反對修正主義思潮。

在接著舉行的七千人大會上，少奇同志為說明書面報告而作的長篇講話中，主要是談國內問題，但是首先談了國際問題。他說，這幾年世界的形勢本來對各國人民、被壓迫民族，對社會主義陣營，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很有利的，對帝國主義是很不利的。但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產生了修正主義，威脅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分裂的危險擺在面前。這是國際形勢中間不好的一面。修正主義很早就出現了，有各種類型，現在又出來了一個莫斯科型的。莫斯科型的修正主義開始於蘇共「20大」，影響全世界。

少奇同志說，1956年蘇共「20大」以後，召開過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1960年的81黨會議，這兩次會議對於世界人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好作用。對修正主義者有一點作用。但是不能夠完全約束他們，儘管他們在會議上籤了字，但是會議之後仍然是他們干他們的，赫魯曉夫還是沿著修正主義的道路走下去。到了蘇共「22大」，莫斯科型的修正主義已經發展成為比較完整的體系了。

少奇同志說，蘇共「22大」的主要內容就是「四反」，而對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的規劃實際上並沒有認真討論。

蘇共「22大」以後，在12月3日蘇聯又斷絕了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可以看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對同志很狠，對敵人卻很和，幹了很多壞事情，暴露了他的面目。

毛主席說過，蘇共「22大」大暴露是一件好事情。遮遮掩掩、扭扭捏捏、猶抱琵琶半遮面，那會欺騙很多人。現在大暴露，大家就看出他的真面目了。蘇共「22大」以後，修正主義地位不是加強了，而是削弱了。很可能他們國內發生了什麼問題，所以赫魯曉夫把莫洛托夫等四人所謂「反黨集團」又加上一個伏羅希洛夫。他歷來是一個又一個地搞掉他的對手的。

少奇同志說，據毛主席講，在1957年毛主席訪問莫斯科的時候，在10月7日晚上的酒會上，赫魯曉夫同毛主席交談中大講「反黨集團」。赫魯曉夫說，在斯大林斷氣之前，他就同布爾加寧商量，要採取一系列步驟消除和他們有分歧的人。赫魯曉夫說首先要搞掉貝利亞，把克格勃抓過來；第二步是用布爾加寧取代馬林科夫任部長會議主席；第三步是整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把他們和馬林科夫打成「反黨集團」。後來米高揚來中國時又得意地多次談到赫魯曉夫的計劃，除了以上三個步驟外，還談到第四步再把布爾加寧和伏羅希洛夫搞掉，因為他們都是反對赫魯曉夫的。至於朱可夫元帥，赫魯曉夫怕他坐大，在搞掉莫洛托夫後很快就把他撤職，儘管未可夫在打倒莫洛托夫等人時幫了赫魯曉夫的大忙。

少奇同志說，看起來這次「22大」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大反「反黨集團」是有他們內部的需要，就是內部有人反對他，他要用這個「反黨集團」大帽子來嚇唬人。所以說「22大」表明，赫魯曉夫的陣地不是加強了，而是削弱了。關於大反阿爾巴尼亞也有同樣的情況。赫魯曉夫在他自己的黨代會上公開譴責阿爾巴尼亞，這件事情是不得人心的，有三十幾個黨沒有跟他一起譴責阿爾巴尼亞，不贊成他的人比81黨會議的時候增加了。

少奇同志說，我們跟修正主義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關於世界革命的路線的分歧。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關於兄弟黨、兄弟國家相互關係準則這三人問題，我們和修正主義之間有嚴重分歧。

因為它們關係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我們不能不進行鬥爭，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聽任他到處放毒。

當然過去我們也沒有完全聽他的。在王明領導時是完全聽蘇共的。現在我們不能這樣干，不能學王明的樣子，我們要堅決鬥爭，堅持原則。這樣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這種局面我們不能迴避。

少奇同志回顧歷史時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在歐洲組織了第二國際，把歐洲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了，這是好的。但是恩格斯死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紛紛叛變，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同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進行了尖銳的、堅決的鬥爭，重建了共產黨，建立起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並幫助許多國家組織了新的黨。現在列寧已經去世，斯大林也去世了，許多列寧和斯大林幫助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是不是有可能發生分歧、發生叛變呢？有這種可能。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現在已經開始有分化了。這種分化是好事還是壞事？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好事，因為把界線劃清楚了，不是糊裡糊塗了，不是是非不分了。分清了是非就可以進行原則性的鬥爭，就可以揭穿修正主義的面目了。

少奇同志又說，當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能夠保持團結是好事情，而分化總的說來並不是好事情，只是在上述的一定意義上是好事。所以我們的方針是希望能把分裂的時間推遲，使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做好準備。

我們反對分裂，但也不怕分裂。他什麼時候分裂也由不得我們做主，他要分裂有什麼辦法。到那個時候，我們要看到分裂的積極的一面，它好的一面，這就是分清了是非，劃清了界線，涇渭分明，這樣就可以使左派能夠團結起來，使中間派不能不考慮他們究竟是往哪裡走，使右派越來越孤立。

少奇同志說，現在的形勢比列寧那個時候好得多。

列寧那個時候共產黨人很少，而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比列寧那個時候多得多。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關鍵是中蘇關係。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看來不可避免，那麼中蘇關係是不是也一定分裂？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呢？少奇同志說，看來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維持現狀；另一種可能是進一步惡化，但是還不分裂；第三種可能就是公開破裂。萬一破裂怎麼辦？我們黨，特別是高級幹部應該有精神準備，應該做最壞的打算。如果赫魯曉夫一定要把分裂強加在我們頭上，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現在實際上蘇聯對我們的所謂援助已經沒有什麼了，我們也不依靠他們的援助，我們搞自力更生。當然，他要做生意，我們也可以做，他不做也就拉倒。比方糧食，我們也可以跟帝國主義做生意。反正中國這塊地方有自己的上帝，我們的上帝就是玉皇大帝。

毛主席多次講過，天不會塌下來，樹木照樣長，河裡的魚照樣游，女人照樣生孩子，沒什麼不得了，不是地球就不轉了。

少奇同志說，當然，如果赫魯曉夫集團要公開破裂，我們也可以考慮採取比較符合蘇聯人民、世界人民願望的方式。比如說，原則我們是要堅持的，但方式可以照顧到各國人民、蘇聯人民，也包括中國人民的意願。要相信蘇聯人民是偉大的人民，蘇聯是列寧的故鄉。蘇聯人民搞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搞了幾十年了，很難設想他們願意把命運交給修正主義者，聽任長期被擺布。即使將來情況變得更壞，我們對蘇聯人民更要做工作，要表示同他們友好。同修正主義作鬥爭是一回事，同蘇聯人民友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對修正主義本身，它要挑釁我們就頂回去，頂回去之後我們還是講友好。各國人民要革命、要解放的願望，和為實現這種願望而進行鬥爭的這種歷史潮流，無論帝國主義也罷，修正主義也罷，都是阻擋不了的。

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主要講國內問題，也講到反修鬥爭的問題。毛主席在講話的第五部分講到國際問題、反修鬥爭問題時說，在中國、蘇聯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歸根到底是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現在還有許多人被帝國主義、

修正主義、社會民主黨、反動派蒙蔽，但是他們終究會覺悟過來的。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毛主席還說，應該堅決相信蘇聯是個好的國家，無論哪一年、無論什麼時候，都要學蘇聯的經驗，不學就會犯錯誤。當然，我們要學的不是學它的修正主義，不是學它錯誤的東西，而是學正確的東西，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好的經驗。

毛主席說，我們跟蘇聯的關係，不一定採取阿爾巴尼亞那種辦法。即使蘇聯要破裂，我們可以不破裂，我們要求談判，我們要建議召開有81党參加那樣的國際會議。

就是說用一切辦法避免破裂、推遲破裂，即使是維持一個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現在蘇聯大反阿爾巴尼亞，有一些黨又指名反對我們，蘇聯也登了很多不指名地反對我們的文章，但是，我們現在不要登反批評的文章，不要和他們爭論，讓他們罵。現在罵我們的人多著哩。歷史上我們就是挨罵的，但我們也從來不怕孤立。現在我們的七千人大會代表六億五千萬的中國人民在這裡開會，力量更大了，黨更大了，還怕什麼孤立呢！延安時期開「七大」的時候，解放區只有幾千萬到一億人。

現在我們新中國比那時的解放區大得多，我們更不怕孤立。實際上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最終會站在我們一邊的。

毛主席說，我們要團結全黨、全國人民的絕大多數。

這不同於修正主義，它只代表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人，我們要有傾向，就是傾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列寧開始建黨的時候是少數，布爾什維克黨長期是少數，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才在蘇維埃代表中佔百分之五十一，所以才決心發動十月革命。我們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我們暫時好像是佔少數，實際七我們代表正確方面，終究是會取得大多數人擁護的。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

毛主席在談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發展時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頂峰就是蘇共「22大」，他在大會上搞「四反」，好像是囂張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經到了頂點，接著就走下坡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有比較完整的綱領、路線和理論體系，這就是蘇共「22大」通過的《綱領》和赫魯曉夫所作的報告。這是他的頂峰，從此就走下坡路了。

從上面小平同志、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講話，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蘇共「22大」的看法是：

第一，蘇共「22大」反斯大林、反「反黨集團」、反阿爾巴尼亞，實際上反華，是一次「四反」的大會，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到此登峰造極，以後就走下坡路了。

第二，我們要有精神準備，要看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陣營以至於中蘇關係，有出現破裂的危險。現在已經出現分裂的現象。我們要準備最壞的情況，準備蘇共領導把公開破裂強加於我們。

第三，我們的方針是儘力推遲破裂。我們既要堅持原則、堅持鬥爭，也要堅持團結。他要破裂，我們要千方百計避免破裂，至少要力爭推遲破裂。推遲破裂的目的，是使所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能夠有時間作充分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準備。採取拖的方針、推遲的方針，就是過去曾經講過的，即使赫魯曉夫要破裂，我們也要賴著不破裂。到最後他一定要破裂，我們也可以採取對中國人民、蘇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各國黨比較有利的方式，原則是要堅持的，但方式可以靈活些。

第四，對目前蘇共大反阿爾巴尼亞、不指名地反對我們的做法，我們採取暫時不予理會、讓他們罵、讓他們充分暴露的方針，而把我們的力量集中搞好國內工作。七千人大會是一個全黨總結過去三年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全面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左」的傾向，統一全黨思想，進一步實行全面調整方針的大會。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處於調整時期，要集中力量把我們國內工作搞好。搞好國內工作是我們搞好國際鬥爭的最根本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