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微妙的一天，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喟嘆歷史

中國文學微妙的一天，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喟嘆歷史

「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作家莫言。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10月24日是2014年中並不重要的一天，但卻是中國文學微妙的一天。在北京，「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京師學堂舉行，這是一場試圖進一步將莫言經典化的研討會，除了賈平凹、畢飛宇等一批國內作家，莫言還請來了全世界的莫言作品譯者。研討會舉行了2天。莫言研討會期間，電視劇《紅高粱》正在上映。在香港，「高行健作品國際研討會」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其本人在香港科技大學做了專題演講。這場研討會是文學理論家劉再復在香港科技大學主持的中國文學創作研究專題系列其中一場，出席研討會的還有內地作家梁鴻、內地學者季進等。莫言、高行健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同一天舉行國際研討會，這構成了一種有意思的巧合。在10月24日那天，作家閻連科在捷克，他剛剛領取了歐洲最重要的國際文學獎卡夫卡獎——據說這個獎是走向斯德哥爾摩的階梯。　　同一天，格非、馬原、韓少功、劉恆、徐星等一群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評論家陸續來到上海，第二天他們將參加一場名為「作家的歷史，歷史中的作家」的研討會。賈平凹原先出現在會議名單上，但最後他選擇去了莫言的會議。主持上海這場研討會的評論家吳亮把這群作家稱為1980年代的「老夥伴」，他們和莫言、高行健、閻連科幾乎是同時代出場的。

「作家的歷史，歷史中的作家」研討會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舉行，成名於1980年代的20多位作家、評論家齊聚一堂。 10月25日，一場小型研討會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2樓舉辦，來的1980年代作家、評論家有20多位，大家圍坐在拼起來的會議桌前，不大的房間卻感覺有點空曠，馬原、格非、韓少功、劉恆、徐星、禮平、孫甘露、陳村……他們談論的話題叫「作家的歷史，歷史中的作家」，2個多小時的討論，更多的是作家們在回望1980年代，然後平靜地面對現狀——他們中的很多位在1980年代終結後離開了文學一段時間，劉恆、徐星、禮平等人至今也沒有回來。他們都在說自己，說20多年來如何坦然地接受當下的文學現實。這群人在一起，像極了10多年前呂樂拍攝的那部叫《小說》的電影，這個討論會上的幾位作家也在那部電影出鏡，當年他們漫無目的地討論什麼是「詩意」，如今他們接受自己已進入歷史的現實，而其他夥伴們還要創造歷史。吳亮把當年的夥伴們召集在一起，格非、孫甘露、葉兆言、韓少功都說終於又見到了徐星、劉恆和禮平等幾位30年前的寫作同行。韓少功開了個玩笑，「不知道吳亮為什麼心血來潮，把我們這些老傢伙挖出來來了一次"老幹部』活動。這樣一個時代正在過去，我們站在遠離時代潮流的地方。」連陳村也感慨，「我們有好多年沒見了。」徐星一直在拍紀錄片，常有人問他怎麼從寫小說改拍紀錄片了，他的回答是：「其實我沒離開，只是我做可視的文學。我拍的所有東西有細節、人物，有故事。」劉恆則成了國內最成功的影視劇編劇，他看著這些年輕時候的夥伴說，「一看，都不認識。細看，都認識。」劉恆對文學也許真的不那麼感興趣了，同伴的東西都不看了，他老伴嘲笑他說，給他一本書看，馬上睡著，「文學沒有味道了。」說完這句話之後劉恆又說了句非常抒情地話：「當大家為文學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是同一個宗教的人，同一個家庭的人。我們是在文學血緣上的一家人。」　　其實1989年之後，連吳亮也不寫了，因為他很清楚「讀者不在了」。1980年代結束之後，徐星他們離開小說，離開文學寫作。一起離開小說的還有馬原，他去拍電影，去大學教書，說「小說已死」，「李小林說，你不能不寫啊！可是我真的寫不出來。」剛剛花甲的馬原說自己現在在過第二輩子，生過重病的他這兩年又開始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版，多到讓出版市場飽和，如今都找不到出版商了，「這給寫作熱情打了一點折。」馬原現在住西雙版納，過著每天餵雞喂狗掃院子的生活，「有一點冷清，但無限美好。每天開心。」馬原更願意跟這些夥伴描述在西雙版納寨子里的生活，但他也說，「感謝寫作這件事，感謝一路走過來的同行們，感謝40多年的寫作歲月。」韓少功也過著馬原式的鄉野生活，這樣的日子被寫進了《山南水北》，這本書成了韓少功賣得最好的一本書。禮平是1980年代初手抄本《晚霞消失的時候》的作者，他從文學又扯到了自己更感興趣的自然科學，60多歲的他成了「民間科學家」，吳亮會不停地打斷他的「理論」。　　韓少功、馬原、禮平都去種菜了，而這是格非要批判的地方。從未中斷寫作，身在學院的格非，他對個人的寫作和這代作家未來的寫作很焦慮，「我們現在是寫農村還是城市？現在學生對農村寫作已經無法忍受了。」格非希望能找到一種新的寫作方法，不要扔掉鄉村，也不要只剩下城市的瑣碎。而韓少功略帶遺憾地告訴大家，如今的寫作也只是1980年代文學革命的延續，「但這樣的工作也有意義。」天天寫的葉兆言沒有格非那樣的焦慮，這位1980年代的「晚輩」說等他們略有名氣的時候，其實那個所謂黃金時代已經沒了。「我們都會老下去。大家聚在一起，不管文學有用沒用，還是稀里糊塗繼續寫下去吧。作家有使命，即便進不了《唐詩三百首》，但寫作讓你快樂有益，還是寫吧。」「真是老了，坐在風口下，馬上感冒。」寫作很緩慢的孫甘露最後也說了，他也有很多年沒有發表小說，「看到這堆人，想起那一年在格非的宿舍里，拿著格非的臉盆去華師大後門買蛇。想起少功招呼我們去海口開會。想起兆言，有一年在馬鞍山還是在哪，住同一個屋子，講了一夜。1994年，在北京歌德學院的會議上，見了徐星。關於子平，想起有一次聽他講課，課名是 《張愛玲小說中的衣食問題》。而劉恆，我都是在銀幕上看到他。馬原，我記得他剛來的時候，他買了個大房子，真的是非常大。現在想起來都是這種事情，而不是會議上談過的問題。」說到這些老夥伴老朋友，大家回望了一下。「吳亮1990年代後搞美術批評不做文學批評，程德培也有變化，最近回來（寫作）了。阿城很長時間不寫小說了，但這僅僅是能力問題嗎？在每個作家那，有了什麼變化？格非，我覺得他對理論的興趣超過寫作。還包括王朔。」孫甘露的回望和喟嘆幾乎成了這個研討會的一個總結，其實也是他們這輩作家的困惑。他說，這代作家在進入1990年代後，就像宇宙旅行中有個時間窗口突然打開，他們一下子被歷史拋擲出去了。這一系列人，資質才氣都有，能有什麼問題呢？都沒有。但為什麼那麼多人都面對這樣的處境——作家對小說敘事產生了質疑？這代作家怎麼看待被他們自身啟動的歷史？1980年代的這些作家，有人得獎，有人試圖進入經典和歷史，也有人只想做歷史的旁觀者，甚至不想與歷史沾邊，但其實都進入了歷史。當這些開會的作家暫時中途離場，一個接一個，走到一樓和等在那裡的讀者見面，他們會發現，無論離開文學多遠，總有人還記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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