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落難——曾志回憶錄（二）

　　「你給主席的那份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住他嗎？」

　　「人家在那裡怎麼還能工作得下去呢？身體又那樣不好，我可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能幫總要幫人家一把嘛，這是做人最起碼的一條。」陶鑄一下子衝動起來。

　　這才是陶鑄的本色！他是這樣的人，我太了解他了。

　　我見他心情惡劣，便安慰道：「事已如此，就只好正確對待吧。」我估計自己也不會例外，隨時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著陶鑄，很平靜很誠懇地說：「我和你的個性都太強，兩人生活在一起，總要為一些事情而爭論不休，有時甚至吵得很兇，但是從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爭論了。」然後，我去到蔡大姐那兒，把事情簡單講了一下，回來後就閉門謝客，聽候處置。

　　只隔了一天，陶鑄回來，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嚷道：

　　「曾志，我的問題沒有那樣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著，他講了事情的經過。

　　那天上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一走進會議室，主席就沖他說：

　　「陶鑄，你為什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

　　接下去，主席又說，陶鑄來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主席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方向路線錯誤，隨便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後，主席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態度十分親切。

　　「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說，並批評陶鑄：

　　「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

　　談到下去視察問題時，主席多少有些不滿，問：

　　「你為什麼還不下去呢？」

　　「近來事情太多，總理一個人忙不過來。再說這次下去時間較長，需要把工作安頓一下，打算過幾天就下去。」陶鑄解釋道。

　　「趕快下去才好，這次譚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主席說完話，親自擬定了一個名單，大約有20多個人，還指示陶鑄：

　　「這些同志燒是要燒，但是注意不要燒焦了，你下去要把他們保下來。」

　　主席還意味深長地告誡陶鑄：

　　「你這次下去，要多聽少說，多走、多看，遇事要謹慎，兩個月時間不夠，三個月也可以。」最後，主席話題一轉：

　　「你的那兩本書，曾志寄給我，我都看過了。《松樹的風格》好是好，但是也沒有多大意思，還是糧食主要。在中南戲劇匯演上講話時，你說現階段應當把人民內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來，這可是個原則性問題。」

　　主席的意思是，現階段，還是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這樣，陶鑄以為既然主席已經親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們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了，事情僅僅是開始呢！對於他的政治生命來說，這一天不過是迴光返照罷了。

　　造反派下通令，強迫陶鑄接見，否則就全體絕食；被激怒的陶鑄向造反派提出抗議；造反派說陶鑄壓制群眾，企圖揪走陶鑄；警衛人員帶槍進入會場執行任務，造反派說是武力鎮壓群眾；陳伯達說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

　　在「四人幫」時代，真是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而陶鑄簡直連一天都過不了，就又落入江青他們設下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鑄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經是晚上10點，為某種特殊目的而專程來京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突然狂放起來，強迫陶鑄立即接見。原本說好是第二天接見的，但是他們下通令，如果當晚不接見，就要全體絕食。不得已，陶鑄只好去接見。

　　一進會場，陶鑄就發現氣氛不對頭，對方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戰姿態。陶鑄見狀當即提出三點建議：一是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合作搞一份談話紀要。二是讓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參加(是被他們從廣州揪來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

　　但是造反派偏偏對著干，一是非錄音不可，二是堅決不讓李一清參加，三是任意提問。他們的一位頭頭蠻橫無理地叫嚷：

　　「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實回答！」

　　陶鑄本來就是個燃油般的人，一點就著，此刻他強壓怒火，嚴正地說：

　　「同學們今天對我採取這樣的形式是不恰當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堅持認為今天是接見會。」

　　分明受到挑唆的學生，此時是有恃無恐的，他們硬是脅迫陶鑄接受質問，陶鑄哪裡肯依，衝突越來越尖銳，雙方僵持不下，最後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鑄回答問題。陶鑄終於被激惱了，盛怒之下他宣布：

　　「你們這樣強迫我，我們還有什麼商量的餘地？我以我個人的身份，向你們這種做法提出抗議！」

　　他哪裡知道，激他發火動怒，乃是一個極其陰險的陰謀，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見激將成功，氣焰更為囂張，他們故意擴大事態，說陶鑄壓制群眾，並強行把雙方爭論的錄音帶走，甚至企圖把陶鑄也揪走。警衛人員怕發生意外，於是進入會場執行任務。他們身上帶著槍，造反派又藉此製造事端，說陶鑄動用武力鎮壓群眾。整個會場一片鼓噪，猶如鴉雀鬧林。

　　此時，坐在隔壁一間房子里的陳毅和李富春等人，聽說造反派要揪走陶鑄，陳毅氣得一拍沙發：

　　「我要保護陶鑄同志！」

　　直到陶鑄勉強承認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靜，因而結束了這一長達六個小時的「接見」後，陳毅和富春才放心離去，此時已是凌晨4點鐘了。

　　據李一清說：「專揪」造反隊的一位學生告訴他，他們一到北京就通過紅旗雜誌社的林傑和關鋒，與「中央文革小組」取得了密切的聯繫。這樣，他們的所做所為及險惡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後幾天，就這樣艱難地度過去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迎來了新的一年。然而對於陶鑄來說，1967年意味著終結。1月4日晚上7點來鍾，李一清慌慌張張跑來找陶鑄，陶鑄不在，於是一清告訴我說：

　　「今天下午5點鐘，『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專揪王任重造反隊』，學生們回來後揚言——要把陶鑄揪出來！」

　　對一清反映的情況起初我還不相信，我這個1926年入黨，有著40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怎麼也想像不到黨內也會有如此卑鄙的搞陰謀詭計的傢伙，我也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點，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鑄！並且宣讀了「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的講話內容。與此同時，傳單已四處散發，行動真夠神速。

　　我請警衛同志要了份傳單，通欄大標題是「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具體內容如下：

　　「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行同他是有關係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問題從來未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中央文革小組』，而且背著中央。你們到中南局去，你們了解了很多的情況，的確是有後台的，這個後台就是陶鑄，他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你們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康生說：同學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就勝利了，這是策略。」

　　陶鑄一直未歸，我心情沉重地拖著兩腿走到西門口，只見黑壓壓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囂的聲浪，可以傳出幾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來到陳毅家，陳老總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

　　「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

　　陳老總親自送我出門，並一再安慰我放寬心。哪裡想到，這一面竟成為永訣。

　　直到深夜12點多，陶鑄才回來。我把情況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說：

　　「今天下午我與他們一直在工人體育場接見文藝界來京的革命群眾，會後總理、我、還有他們幾個在休息室還說說笑笑並無異樣；總理同我商量工作後，我去找安徽的張愷帆同志說事情；接著又去接見安徽來京的學生。『中央文革小組』就在我隔壁房間接見『專揪王任重造反隊」，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呢？」

　　他立即給總理掛電話，總理說：

　　「我正在與群眾代表談判，處理完後再打電話給你。」

　　凌晨2點多鐘，總理來電話召見陶鑄，說江青他們的講話他也是才知道的。總理說：

　　「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郁(廣東省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正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陶鑄問主席是否知道，總理說：

　　「不清楚。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裡，主席曾問過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麼回事？我向主席彙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不太好。』也就再沒講什麼了。」

　　最後，總理關切地囑咐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紅衛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煩。」

　　也就在當天夜裡，我在上海讀書的女兒，被同學叫醒，從而證實了她父親「粉身碎骨」的預言。我的外甥正在廣西南寧串聯，半夜也聽到了他舅舅出事的消息。如果不是事先周密的預謀，絕不會在幾小時之內傳遍全國的。

　　鄧小平提議陶鑄來京，毛澤東首肯；小字報上登毛澤東說「陶鑄不老實」，我寫信給主席，主席用鉛筆在「不老實」三個字下畫了橫杠，打一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江青要陶鑄向劉鄧開炮，陶鑄和周恩來沒有發言；國慶檢閱新聞稿，發現沒有鄧小平的照片，指示新華社補救

　　當初，陶鑄看中的這座帶「卍」字廊的幽靜住宅，沒想到現在居然成了一座囚室，在這裡我們竟做了近三年的囚徒。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時間，陶鑄這下總算能坐下來了。最初沒有派看守人員，我們還能在荷花池邊散散步，自由地交談。從陶鑄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我總算搞清楚了他與「中央文革小組」關係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鑄調來北京，確實是鄧小平提名，並得到主席的首肯的。我們是從小字報上才得知這件事的。小字報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講話，大意是：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給中央的，我說陶鑄不老實，他說還可以。我不相信主席會說陶鑄不老實，是否是將「不老成」誤為「不老實」？於是寫了封信給主席。主席閱後用鉛筆在「不老實」這三個字的下面畫了一橫杠，並打上一個「？」。這封信後來退還給了我。

　　當時，幾個秀才得勢便猖狂，在中央高層領導中頤指氣使，目空一切，大有搶班奪權之勢。在這種形勢下，小平推薦善長於實際工作的陶鑄來京，用意是很深的。

　　起初「中央文革小組」對陶鑄也還持歡迎態度，因為陶鑄與少奇和小平僅僅是一般工作關係。再說陶鑄敢放炮，這一直率的特點，可以日後借用來炮打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時間，「中央文革小組」對陶鑄是採取拉攏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組」很快就對陶鑄失望了。最早的分歧發生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陶鑄剛赴北京上任沒幾天，六月九日就飛杭州去參加主席召開的一個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數主張派，主席最後表態：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但陶鑄說：

　　「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並且負責組織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駐工作組，是我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

　　7月18日主席從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京大學大字報事件向主席進讒言。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於6月1日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後，北京大學的群眾立即張貼出500多張大字報響應，其中有400多張是反對聶元梓的。後來又發展到有幾千人圍住他們辯論。

　　江青不失時機地利用這一事件。她對主席說：「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以後，我用了一個月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我感到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我開始注意學校，例如南京大學匡亞明製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學『六六』事件，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他們是要革命的，可是他們竟被打成所謂的反革命。堅持派工作組的人把革命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並且通報全國，以此鎮壓全國的革命師生，企圖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主席聽了江青和陳伯達等人的彙報後，從6月20日起連續召開了許多次中央政治局會議，7月26日又召開了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8月5日，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再明顯不過是針對少奇和小平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錯誤觀點。

　　陶鑄剛調中央沒幾天，就在派工作組問題上站到劉鄧一邊。但是真正令江青等人失望和不快的，還是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鑄排在較後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第四號人物」的來歷。

　　陶鑄說：「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後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裡我找他談談。」

　　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會前，江青私下找陶鑄進行布置。陶鑄說：

　　「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有發言。我沒有遵照他們的意圖打頭陣，甚至從頭到尾也沒有發言，江青他們肯定不高興。」

　　看樣子，「中央文革小組」本來意圖是想拉攏陶鑄，給他們當炮彈，去打少奇和小平。陶鑄不僅沒有打頭炮，甚至連謝富治的發言都沒準印簡報(簡報是發給大會看的)。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主席以黨的會議形式，組織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全面圍攻。儘管保留一些名義上的職務，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劉、鄧即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還仍然是國家主席，而鄧小平也還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陶鑄主管的新聞宣傳口，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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