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錚：全力提升中國攝影界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發自上海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許多年輕攝影師是讀著顧錚的攝影專著成長起來的，也以能被他「策展」為榮。被顧錚「染指」的攝影家多達五六十位，幾乎將中國當代攝影界的代表人物一網打盡

顧錚 1959年生於上海，因喜愛攝影，技校畢業後進入中國最早的海鷗照相機廠組裝相機長達10年。80年代中後期成為民間攝影團體「北河盟」成員，宣布「以誰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認識誰都面臨的世界」。1991年赴日留學，攻讀人類文化研究科比較文化專業。現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已出版《觀念的街頭》、《城市表情：19世紀至21世紀的都市攝影》等十餘部攝影專著，既是聲譽鵲起的攝影評論家，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影展策展人，首屆亞洲攝影雙年展（韓國漢城），以及首屆廣州攝影雙年展等重要攝影展都出自他手。

顧錚走在街頭，隨身背著的大書包里攜一隻佳能S90，輕便小巧的數碼機，沒有專業攝影家長槍短炮的派頭--他的肩膀和頸椎受不了重負，而且，從心理上，他抗拒過於儀式化的創作姿態。「攝影應該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帶的相機就像是作家的小本子，隨手記錄點什麼。」

莫干山50號的全攝影畫廊正在展出顧錚與阿蘭·朱利安（Alain Jullien）的「對策」，兩個優秀攝影策展人互「策」對方作品，三十來張黑白照片靜靜地掛在那裡。阿蘭是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的創辦者之一，據說馬克·呂布是他舅舅，不過，顧錚一直也沒想起來要向阿蘭當面求證此事。「看顧錚的照片總讓我聯想起爵士樂。」阿蘭說。阿蘭那些畫面充滿張力與衝突的作品彷彿一連串鼓點，相比之下，顧錚的「爵士樂」太平淡了，他的幽默藏在無表情之後，連節奏都是隱形的。

相機廠被「帝國主義」打垮了

最早接觸到相機，是在同學家裡，當時相機是報社記者與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權。最初，這些中學裡的孩子只是互拍合影，後來合影不過癮了，索性把同學父親「文革」前的肩章制服、大檐帽穿戴上，化了妝，拍攝設計情節的劇照。有一次，顧錚化了妝在同學家裡拍攝，拍「戲」時間長了點，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同學家裡不管飯，只得頂著滿臉油彩，一路低著頭沖回了家。

為了更方便把玩相機，中學畢業後，顧錚乾脆進了照相機廠工作。「那是中國最早的照相機廠，先是生產海鷗，後來還生產引進的美能達，廠址在松江，現在已經沒有了，被帝國主義打垮了。」10年里，他動手組裝了無數台相機。

「『文革』時期，《蘇聯畫報》是我家中能夠看到的不多的幾種雜誌之一。」當時生活條件很差，《蘇聯畫報》上的食物照片太鮮明太豐美，顧錚的妹妹用手狠勁地抓著翻開的畫報，想把圖片上的美食抓起來送進嘴裡。

未來的大多數

經歷過精神和物質雙重饑荒的時代，一切資訊都顯得彌足珍貴。到了80年代後期，台灣攝影家阮義忠所寫的介紹西方現當代攝影的兩本書--《20位人性大師》、《17位影像新銳》，在內地受到了如饑似渴的歡迎。

全新的攝影理念和敘述方式，催生了活躍的民間攝影組織。「北河盟」最初的成員不過十人，名字是1986年初夏的一個夜晚提出來的，據說靈感源自張抗抗的小說《北極光》。

「北河盟」決非獨有現象。「八五美術新潮運動」、「星星畫會」、《今天》……幾乎都出現在同一時間，藝術的各個領域不約而同發出了要求自主與獨立思考的聲音。

「我們都對傳統宣傳意味的攝影比較反感，對唯美的花花草草的攝影也比較反感，社會變動開始劇烈，攝影能否反映個人的感受？」顧錚起草了北河盟第一個展覽的前言，宣稱要「在黑白中尋找色彩，在靜止中尋找運動，在局部中尋找整體，在生命中尋找宇宙，在瞬間中尋找永恆」。這是顧錚「個人策展史」上邁出的第一步。

他們的展覽遭到了上海攝影家協會領導的反對，但協會理論研究室的朱鍾華老先生來看展覽，並在留言本上寫了這樣一句話，「你們是今天的少數，但是將來的多數」。

直到現在，顧錚還是不喜歡明信片式的風光攝影，並擁護杜尚的那句箴言--「愉悅視網膜的藝術是所有美學形式中等級最低的」。

誰敢偷拍？扭送派出所！

城市裡的鏡頭總有一種伺機而獵的意味，被拍者也許會將之視作一種冒犯。顧錚有過因為拍照被「扭送派出所」的荒誕經歷。

故事發生在4年前，某個商業品牌贊助的藝術展上，他正拿著相機隨便拍拍，閃光燈過處，某姑娘衝上前來，「你拍我了！」

顧錚很老實地回想了一下，說，「我感覺我好像沒有拍你。」他當時拿的是膠片相機，沒辦法當場調出照片來證實。爭執間，姑娘的男朋友跑過來，劈手搶走了相機。「我馬上就打110。」警車很快來了，把顧錚、姑娘以及另一個攝影家帶上了車。在雙方各執一詞的爭端面前，警察簡直顯示出了所羅門斷案的智慧，他直接把車開到附近蠻有名的冠龍照相器材商店，希望馬上衝出相片。當時是下午五點來鍾，照相館已經歇業，旁邊某個熱心的老大爺說，他兒子是北京電影學院學攝影的，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幫他們沖洗照片。於是老大爺也被裝上了警車，一路向老大爺的兒子那兒開去，彷彿一部黑色幽默電影的片段。

老大爺的兒子認出了顧錚，「啊，你是顧老師！」他手腳麻利地把膠片衝出來了。警察、疑似受害人以及嫌疑人圍舉著一條濕漉漉的膠捲，眯著眼睛尋找證據。

膠片上根本沒有姑娘的影子。事情至此，有些尷尬。這位自稱「美籍華人」、剛剛回國不到兩月的姑娘下不來台，嘴裡嘀嘀咕咕罵著「Shit」。警察不幹了，「儂才Shit呢！儂當阿拉聽勿懂？阿拉上海警察全是本科畢業！」

從下午5點一直折騰到晚上11點。顧錚與警察告別時，警察告訴他，「我也是攝影愛好者。」

為攝影展出體系豎立標杆

1999年歸國之後，顧錚開始把注意力投向中國當代攝影家的創作，這個曾經的個人創作者，把攝影作為當代視覺文化現象進行研究，更多地承擔起了提升整個攝影界的工作。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許多年輕攝影師是讀著顧錚的攝影專著成長起來的，也以能被他「策展」為榮。被顧錚「染指」的攝影家多達五六十位，幾乎將中國當代攝影界的代表人物一網打盡。「中國當代攝影越來越有意思了，有這麼多有意思的攝影家，他們有意思的實踐勾起了我寫寫說說的慾望。」

作為「開山鼻祖」，經他策展的首屆亞洲攝影雙年展和首屆廣州攝影雙年展，為整個攝影界的展出體系豎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杆。

他策展的照片，往往「限量沖洗15張」，這是出於商業收藏的考慮，只有健康規範的收藏制度建立起來，攝影展覽才會有健康發展的空間。

擁有大量的視覺資料，以及留學日本研究比較文化的經歷，練就了他篩選照片的眼光、策劃展覽的國際化操作思路，以及縱觀攝影史的底氣。在中國攝影專業策展人嚴重缺失的前提下，一部分具備學養和眼力者從攝影家隊伍里分化出來，擔任起攝影策展的工作，這是個人的自覺，也是行業的必需。

在顧錚看來，學攝影最重要的一個途徑就是看原作，展覽意義巨大,「中國的美術館、博物館目前給大家的眼睛施肥料的機會其實並不多，所以我們努力的餘地很大。」除了策劃各種攝影展覽，他還想成立Printed Room，讓大家可以直接戴上口罩，戴著白手套，把攝影大師們的照片和版畫原作拿在手心裡仔細捧閱。「面對原作，要一個人靜靜的，個人和作品有一個對話的空間和時間，通過和銀鹽照片的物理接觸，產生一種心靈感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