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當代藝術的村莊

被當代藝術的村莊

「有人說石節子這些年被『當代藝術』了,就算是這樣,也總比被遺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

2016年01月21日江雪 石節子

特寫

從甘肅天水的秦安縣城出發,向西北方向5公里,拐進鎖陽關峽口,再盤著山,往上走二十多分鐘,就到了石節子村。13戶人家,50口人,散落在黃土峁上,從最高處的人家,到最下面一戶,落差100多米。

村口,路邊第一眼看見的,就是「石節子美術館」幾個字,桃木枝拼起來的,歪歪扭扭,嵌在土崖上。這是靳勒不識字的老母親「寫」的。

1986年,靳勒成為石節子村的第一個大學生,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1989年,石節子才通上電。那年初夏,正上大三的靳勒,要去北京。到了火車站,父親發來電報,說妹妹要結婚,速歸。

1991年,靳勒畢業了。他先去了深圳,在那裡幹些小雕塑活兒,掙了一筆錢,給父母買了個電視機。這也是整個石節子的第一台電視機。

他最終分回到了西北師大,在雕塑系做老師。1998年,他去了北京,本來要留下來的,末了,還是向生活妥協,回到蘭州。

在北京的時候,他創作了一系列雕塑作品,包括「蟲人」、「魚人」等。他把自己的頭像,安裝在魚或蟲的身體上。魚,瞪著一雙突出的圓眼睛,懸在乾渴里。蟲子們,赤裸著,在土地上蠕動掙扎,頂著他那顆頭顱。

「不是獅子,老虎,而是蟲。因為這就是我的狀態,我就是這樣爬行在土地上的。」他給別人解釋自己的作品。

那時,經過漫長的糾結和尋找,他終於覺得自己「還可以搞藝術」,但他後來看,這時候的「藝術」,和故土、和苦焦土地上的石節子,還沒有太大關係。

2005年,靳勒回到家,想做點什麼。他最終做了一個叫「貼金」的行為藝術。屋後頭那棵李子樹,父親種下40年了,還是矮矮的,在乾旱的土地上不再往高長。他給小樹身上纏了一層金箔。

黑乎乎的炕門洞,燒炕的推耙,父親的鐵杴,他都給貼上了燦爛的金。以這樣一種對鄉村日常的鄭重其事,他開始讓這個逃離了的自己,在精神上向故鄉返還。

在生命的前30多年裡,靳勒始終在費力氣做一件事,就是逃離貧窮乾渴、落後的故鄉——越遠越好。但是從那以後,他開始頻頻回到石節子了。他不再厭棄逃離它,但也不會把它當作風景來觀看。陪伴著父母和鄉親,他試著回到自己真實的生命里去。

2007年,4個村民去了德國。這年除夕,藝術家趙半荻帶著他著名的「熊貓團」來到了村子,實打實的,給村民們辦了一場「全世界最小的春節晚會」。零下十多度的石節子夜晚,姑娘們脫下軍大衣,穿著露腰的金色裙子,給大家跳舞,給老人孩子發紅包。靳勒的媽媽,至今想起那天,都覺得過意不去:女娃們穿太少了,凍壞了!

「春節晚會」後的2008年正月,全村的人都來靳勒家喝酒。「你當咱的村長吧!」他們已經把靳勒當成了可能改變村莊的唯一希望。就這樣,靳勒成了石節子的新村長,選票是冬夜爐火前的一碗碗白酒。

這年靳勒42歲。他當了村長,職業還是西北師範大學美術系的老師。

新村長的第一個手筆,是籌建了「石節子美術館」。石節子的地貌錯落有致,荒涼中有美,為什麼就不能成為一個天然的美術館呢?靳勒請了村裡的幾位老媽媽,寫了「石節子美術館」6個字,發到網上,請網友們挑選。最後,大家選擇了何蠢蠢,她是靳勒的媽媽。

「石節子美術館」幾個字刻在村口的土崖上了。靳勒的設想是,今後每戶人家都是一個分館,石節子人,不僅是農民,也可以是藝術家。

在石節子,家家的土牆上都有一些藝術類的照片,有村民去德國的,有日常生活的, 大多是黑白色,被靳勒沖洗成一樣的尺寸,如一條潛流,將每戶人家連接起來。

2010年10月,靳勒在北京798舉辦了一場名叫「主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還是他的「蟲人」。鄉親們也去看展,並成為作品的參與者。在現場,他們把從石節子帶去的舊衣服,一件件,給「蟲人」們穿上。那一幕,詭異而又駭人。

「在中國社會轉型中長期匍伏在主流社會之外的農民,如今當了家,也做了主嗎?」展覽序言中這樣寫到。

也是在這年,靳勒工作室所在的廠甸藝術區面臨拆遷。藝術家們做了一番抗爭,3位石節子的村民還去現場聲援了。然而,抗爭更多在象徵意義上,藝術區很快就被拆掉了。

花了一大筆運費,靳勒把工作室里那個巨大的鐵桌子送回了石節子,放在了自己家的小院里。之後,又陸續把自己的一些雕塑作品運了回來。那個黑色的大魚人,被安放在村頭,給黃土峁上添了一絲魔幻氣息。兩個裸體的雕塑,為了不讓老人們「難為情」,放在了高處的崖畔上。一個碩大的「將軍頭」,就直接放在村東頭的土包上了。

冬夜土屋裡,爐火越來越熱,又慢慢冷卻。靳勒喝了點高粱酒,說著石節子的故事,話也多起來了:「有人說石節子這些年被『當代藝術』了,就算是這樣,也總比被遺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

傍晚時,靳勒走過村莊。

* * *

夏天時,靳勒回到村裡,剃掉了絡腮鬍子。他拿了個推子,給村民們理髮。落了一地的頭髮、鬍子全收起來,要完成一件叫《基因棒》的作品,村民們直接叫「泥棒子」。

正值農忙。村民們在幹活的空隙,就來做「泥棒子」。他們從村頭取來紅土,活成泥,把毛髮、破衣服的布條,全和進去,共做了300個。2015年8月,它們被送到新落成的銀川當代美術館,參加當年的開館展覽。

一個「泥棒子」50塊錢。靳勒說,就是不談藝術上的價值,至少給村民們帶來了一點收入,大伙兒都挺高興的。

有了「石節子美術館」,來小山村石節子的人一下子多了。藝術家來了,中央電視台來了。當地的官員,也聞訊來了。村裡漸漸有了些變化。 或許是因為見過了太多藝術家,經世面了,如今的石節子人,不管見到誰,都會熱情地打招呼,不再畏畏縮縮了。

和其它村莊不一樣,石節子幾乎看不到垃圾。在這方面,13戶人家很齊心,垃圾能燒的,都塞炕洞里燒了,實在燒不了的,也要倒得遠遠的——鄉政府的垃圾車目前還到不了村子。

「石節子人愛喝酒,但絕對不會摔酒瓶子。」李保元說。藝術讓石節子人多了自尊,也多了一點自信。更何況,村長交代過,家裡的舊鞋子啊,酒瓶什麼的,都別亂丟,說不定也能成為藝術的素材呢。

2010年,「石節子電影節」舉辦,黃土坡鋪上了一段紅膠泥,就當紅地毯了。從沒有放過電影的小山村,放了五六部經典電影,其中有紀錄片《童話》,汪東升的《赤腳討薪》,還有法國導演托尼. 加列夫的《只愛陌生人》,可以說是「國際電影節了」。

藝術家來了一撥又一撥,可藝術到底給石節子帶來了什麼呢?

有一次,鄉領導來石節子,有記者跟著,下雨,石節子的土路把記者滑倒了。鄉長回去後,給村裡發了幾袋水泥,讓把路面硬化一下。村裡那段難走的土路總算是好了。

石節子人多年來一直吃雨水儲存的窖水。前幾年,山腳下勘探出溫泉,縣上投資打井,後來發現水溫只有27度,就擱置下了,最終由山上的神仙塔道觀接管。2013年,有關方面投了20萬,把水接到了石節子。村裡從此有自來水了。

對石節子人來說,這都是藝術帶來的「好處」。另外,就是村子裡那13盞路燈。那是2010年,縣上給裝的。「可能是石節子出名了,來那麼多外國人,該讓石節子文明一下了。」李保元說。他也是石節子的副村長。靳勒回學校時,他幫著打點村裡的日常事情。

可政府只給了路燈的「頭」。路燈桿還得由村民自己想辦法。最終,13盞路燈都搭起來了,每家門前一個。

來石節子的藝術家也曾設想過,「一個路燈就是一個公共空間,人們可以在路燈下聊天,談論公共的事情。」但在石節子,這種知識分子式的想像並沒有成為事實。路燈很少被打開過。晚上8點,整個村莊就陷入到黑暗之中,寂靜無聲。一方面石節子大多是老人,睡得早。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燈的電費要各家自己出,手頭緊巴的石節子人,捨不得「浪費」。

村裡來的人多了,但沒有一個公共空間可以招待。都是到靳勒家。靳勒父親83歲了,是村裡唯一的老黨員,原則性很強,抱怨現在交黨費也找不到地方交了。他支持兒子為村裡辦事,一大把年紀了,客人們來了,還要倒茶張羅。

「你說這個藝術到底能為村裡帶來啥?沒有經濟,還是不行啊。」老人說。

靳勒也知道,石節子還是窮,沒有「經濟」不行。

去過德國的茂林在縣城跑三輪車,拉傢具,每天掙100元,晚上十點多才能回家。靳女女的小兒子30多歲了,到現在還沒娶到媳婦。唯一留在村子裡的年輕人紅強,十八歲了,個頭只有七八歲孩子那麼高。紅強苦命。大前年的冬天,他的母親夢見兒子死了,第二天去抽籤,抽到了「下下籤」。解簽的人說,你的命才能救兒子的命。這句話成了她的心病。回家後,她就喝下了一瓶農藥。如今,母親剛燒完三年紙,父親在縣城打零工,供在蘭州上學的哥哥。爺爺的腿骨質增生,拄兩個拐棍,一邊砍花椒樹桿,一邊嘆息著……

回到故鄉的靳勒,和他的藝術家朋友們,想通過藝術給鄉村帶來更多的變化,但和藝術比起來,現實太沉重了。

「一起飛」藝術計劃的宣傳圖片,貼在一家農戶門上。

* * *

2015年,「造空間」藝術家琴嘎和靳勒一起發起了「一起飛」藝術實踐計劃。支持20多位藝術家,在石節子這片貧瘠荒涼的黃土地上,和村民共同創作,展開精神層面的互相幫助,「面對未來」。

2015年5月,藝術家們一起在村裡抓鬮,和村民結「對子」。「一起飛就是藝術家拉著我們村民一起往前走」。這是村民李保元的理解。如今,李保元家抓鬮用的土豆都長出芽了,他還捨不得扔掉。他家和藝術家厲檳源結成了「對子」。不久前,厲剛剛完成他的計劃:為村民做一個「廣場」,送來一個音響,讓大家可以一起跳廣場舞,「廣場」就選在村口堆玉米秸稈的空地上 。

和村民葉調調合作的是「吳老師」。前不久,藝術家吳高鍾帶她去了北京看病,還帶她去看了故宮、天安門。而從北漂返鄉回家,在秦安縣葉堡鎮開辦了一家「百姓幼兒園」的胡建強,則和靳茂林的小孫子合作「快樂的一天」項目。

而另一位藝術家劉偉偉想做另外的事。他注意到了村裡閑置的路燈,注意到每家房屋的裂縫。他注意到這裡的貧困,不僅是生活上的,也是權利意義上的。

這個年輕的藝術家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在石節子「激活基層政治空間」,「搭建一個公共生活的框架,讓他們能建設自己的生活。畢竟,藝術家會離開,而村民們要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劉偉偉說。

12月23日,劉偉偉在北京電影學院門口找到了老楊。老楊叫楊桂恩,是河北廊坊近郊的農民,也是一個群眾演員。5年前,老楊進了城,在打工之餘,也去當群眾演員,曾經在陳道明主演的電視劇背後,扮演古裝士兵。

劉偉偉拉上了老楊。讓他作為一個外來者,到石節子,來一個河北京郊鄉村和西北偏僻山村的對話。

劉偉偉認為,鄉村不應該是憐憫的對象,他想做的也不是「扶貧」。在村莊里生活了幾天之後,他的想法更清晰了。而已習慣了進城生活的老楊,在最初對石節子的新鮮感過去後,開始發牢騷了:這村子也太偏僻了,連個小賣部都沒有……

12月31日,劉偉偉拉上李保元出了門,加上老楊,三人一起去了鄉政府和縣政府。這些天,老楊和李保元已經熟了。老楊說,石節子太落後了,要多拉資金,最好發展成「度假村」。李保元不同意:石節子再發展能趕上城裡?還是要有俺們農村的特點,城裡人才能來。

一路拉著話,已經到了縣城。縣政府的樓好高,這是李保元第一次到縣政府。「大樓的一根大柱子,就夠蓋起我們全村的新房了。」他感嘆著。

在縣政府農委辦,劉偉偉和工作人員商量:每年縣上都有農業會議,2016年,能否搬到石節子來開?一句話,讓接待的人愣住了。「可能對他們來說,所有的會議,都是從上而下來開的,哪有一個小山村自己要求來開會的?」劉偉偉想起接待者的愕然,忍不住笑起來。不過工作人員雖然詫異不解,還是對劉偉偉和李保元的問題都做了解答。

12月31日晚上,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晚上八點,石節子村已漆黑一片,人們都早早睡下了,這裡是被世界遺忘的角落。夜裡兩點多,睡在土炕上的劉偉偉,用手機發出了一篇「石節子速記」,記錄當天的縣政府之行。這個夜晚,這或許是石節子和山外的現代社會唯一的聯繫。

藝術家劉偉偉在村裡工作。

* * *

元旦這天,參與「一起飛」項目的本地藝術家成林送來一隻羊,請村民們吃泡饃。 這也是石節子入冬以來最熱鬧的一天。

2日下午,劉偉偉拉上老楊,挨家挨戶去通知,讓大家第二天下午來開個會。老楊已經和村裡人熟了,到處打著招呼。次日下午3點,人們搬著小凳子,陸續聚在了村口。

村裡很久不開會了。如今,藝術家要組織大家開會,人們還是很積極。靳喜林一家三口都來了,孫武成一家兩口也都在。「這算是最全的一次會了。」靳勒說。村裡對藝術家們做的活動,不干涉,一律支持。

會議開始了。不習慣開會的人們還是有些害羞。會議的第一個主題,是通過了劉偉偉的一個提議:今後,全村要形成一個開會的制度,至少每年的1月3日,要開一次會。如果有公共的事情,也隨時開會。另一個議題,是大家選出一位村民,和劉偉偉一起去北京,完成一個藝術項目。劉偉偉還留下個懸念,請大家委託他和老楊,第二天去縣政府大樓里走一圈,也可以理解為給大家辦事,至於辦什麼,到時候再說吧。

兩隻黃狗在腳下撕咬著,遠處有人家的雞叫著。會議的氣氛也慢慢活躍起來了。要討論的議題,在劉偉偉的帶動下,一個個都完成了。「還是開會好!大伙兒一起能商量商量事。」村民葉玉芳說。

劉偉偉也覺得滿意。他認為,開會的意義在於,幫助村民建立一個組織、連接的能力。「今天,大伙兒可能在這裡討論一個很小的事,但下一次,他們就可以為危房,或即將面臨的其它公共的事情,來開會,一起討論,並作出決定。」

在村裡的這些天,劉偉偉發現,村民們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其實是他們的危房。

那些在汶川地震後留下的裂縫,藏在牆的犄角旮旯,是石節子人的隱憂。平時看不見,只有下雨了,家家才會出現一個個接雨的盆盆罐罐。

很多時候,出於禮貌,也出於對石節子「美麗」的維護,人們並不對外來者提起他們的擔心。或者提起來,也被匆匆來看風景的人忽略了。

劉偉偉抓住了這個問題。他走訪了每一戶人家,給裂縫拍照,給村民做關於危房的訪談。

1月3日,元旦過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劉偉偉和老楊代表村民們去了縣政府。在縣裡的一家婚紗影樓,老楊梳洗打扮一番,看上去像個「河北省的勞動模範」,他們走進縣政府大樓,不僅去了十二層的樓頂,還去了地下停車場,也闖進了縣長辦公室,對著攝像機,提出了村裡的危房問題。

縣政府大樓的大部分房間,都鎖著門,在空曠的樓頂,老楊對著攝像機,給石節子村的人們唱了首「十五的月亮」。

劉偉偉有他的用意,他說,幾乎所有的石節子村民,從來沒有走進過縣政府,他和老楊代表大家進入,並拍下這裡的一切,就有了一種意義。更重要的是,讓石節子人理解到,他們自己開會做出的決定,即使荒誕不經,也是有可能實現的。

1月5日,69歲的孫銀銀坐上火車,跟隨劉偉偉去北京。他們要去共同完成一個展覽。這個展覽和村莊有關,也和當下中國,那難以言表的一切權利的貧困有關。

下午的陽光塗抹在石節子的土崖上,紅強,還有其他村民,一起送他們到村口。在藝術家的努力下,小小的石節子如今被世界看到了。可是,它是否僅止於「被關注」,成為一道風景,卻不能讓生活於其中的人真正得到改變?這一直是靳勒、劉偉偉這樣的藝術家考慮的問題。

在劉偉偉看來,「石節子指向未來」。可未來會怎樣,一切還沒有定論。至少,因為石節子,藝術家以及更多的人,把鄉村拿到桌面上,來談論了。或者,來行動了。靳勒說,他為此感到安慰。

又一個夜晚降臨了村莊。紅泥山上的積雪,慢慢被暮色淹沒了。石節子的那13盞路燈,和村莊一起,在夜裡沉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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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資深媒體人,長期從事調查報道,曾主持《華商報》評論部。請關注她的個人微信公眾號「雪訪」。

所有圖片都由江雪拍攝。

文章略有刪節,請關注「正午故事(noon-story)」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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