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當代藝術的村莊
「有人說石節子這些年被『當代藝術』了,就算是這樣,也總比被遺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
2016年01月21日江雪 石節子
特寫
從甘肅天水的秦安縣城出發,向西北方向5公里,拐進鎖陽關峽口,再盤著山,往上走二十多分鐘,就到了石節子村。13戶人家,50口人,散落在黃土峁上,從最高處的人家,到最下面一戶,落差100多米。
村口,路邊第一眼看見的,就是「石節子美術館」幾個字,桃木枝拼起來的,歪歪扭扭,嵌在土崖上。這是靳勒不識字的老母親「寫」的。
1986年,靳勒成為石節子村的第一個大學生,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1989年,石節子才通上電。那年初夏,正上大三的靳勒,要去北京。到了火車站,父親發來電報,說妹妹要結婚,速歸。
1991年,靳勒畢業了。他先去了深圳,在那裡幹些小雕塑活兒,掙了一筆錢,給父母買了個電視機。這也是整個石節子的第一台電視機。
他最終分回到了西北師大,在雕塑系做老師。1998年,他去了北京,本來要留下來的,末了,還是向生活妥協,回到蘭州。
在北京的時候,他創作了一系列雕塑作品,包括「蟲人」、「魚人」等。他把自己的頭像,安裝在魚或蟲的身體上。魚,瞪著一雙突出的圓眼睛,懸在乾渴里。蟲子們,赤裸著,在土地上蠕動掙扎,頂著他那顆頭顱。
「不是獅子,老虎,而是蟲。因為這就是我的狀態,我就是這樣爬行在土地上的。」他給別人解釋自己的作品。
那時,經過漫長的糾結和尋找,他終於覺得自己「還可以搞藝術」,但他後來看,這時候的「藝術」,和故土、和苦焦土地上的石節子,還沒有太大關係。
2005年,靳勒回到家,想做點什麼。他最終做了一個叫「貼金」的行為藝術。屋後頭那棵李子樹,父親種下40年了,還是矮矮的,在乾旱的土地上不再往高長。他給小樹身上纏了一層金箔。
黑乎乎的炕門洞,燒炕的推耙,父親的鐵杴,他都給貼上了燦爛的金。以這樣一種對鄉村日常的鄭重其事,他開始讓這個逃離了的自己,在精神上向故鄉返還。
在生命的前30多年裡,靳勒始終在費力氣做一件事,就是逃離貧窮乾渴、落後的故鄉——越遠越好。但是從那以後,他開始頻頻回到石節子了。他不再厭棄逃離它,但也不會把它當作風景來觀看。陪伴著父母和鄉親,他試著回到自己真實的生命里去。
2007年,4個村民去了德國。這年除夕,藝術家趙半荻帶著他著名的「熊貓團」來到了村子,實打實的,給村民們辦了一場「全世界最小的春節晚會」。零下十多度的石節子夜晚,姑娘們脫下軍大衣,穿著露腰的金色裙子,給大家跳舞,給老人孩子發紅包。靳勒的媽媽,至今想起那天,都覺得過意不去:女娃們穿太少了,凍壞了!
「春節晚會」後的2008年正月,全村的人都來靳勒家喝酒。「你當咱的村長吧!」他們已經把靳勒當成了可能改變村莊的唯一希望。就這樣,靳勒成了石節子的新村長,選票是冬夜爐火前的一碗碗白酒。
這年靳勒42歲。他當了村長,職業還是西北師範大學美術系的老師。
新村長的第一個手筆,是籌建了「石節子美術館」。石節子的地貌錯落有致,荒涼中有美,為什麼就不能成為一個天然的美術館呢?靳勒請了村裡的幾位老媽媽,寫了「石節子美術館」6個字,發到網上,請網友們挑選。最後,大家選擇了何蠢蠢,她是靳勒的媽媽。
「石節子美術館」幾個字刻在村口的土崖上了。靳勒的設想是,今後每戶人家都是一個分館,石節子人,不僅是農民,也可以是藝術家。
在石節子,家家的土牆上都有一些藝術類的照片,有村民去德國的,有日常生活的, 大多是黑白色,被靳勒沖洗成一樣的尺寸,如一條潛流,將每戶人家連接起來。
2010年10月,靳勒在北京798舉辦了一場名叫「主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還是他的「蟲人」。鄉親們也去看展,並成為作品的參與者。在現場,他們把從石節子帶去的舊衣服,一件件,給「蟲人」們穿上。那一幕,詭異而又駭人。
「在中國社會轉型中長期匍伏在主流社會之外的農民,如今當了家,也做了主嗎?」展覽序言中這樣寫到。
也是在這年,靳勒工作室所在的廠甸藝術區面臨拆遷。藝術家們做了一番抗爭,3位石節子的村民還去現場聲援了。然而,抗爭更多在象徵意義上,藝術區很快就被拆掉了。
花了一大筆運費,靳勒把工作室里那個巨大的鐵桌子送回了石節子,放在了自己家的小院里。之後,又陸續把自己的一些雕塑作品運了回來。那個黑色的大魚人,被安放在村頭,給黃土峁上添了一絲魔幻氣息。兩個裸體的雕塑,為了不讓老人們「難為情」,放在了高處的崖畔上。一個碩大的「將軍頭」,就直接放在村東頭的土包上了。
冬夜土屋裡,爐火越來越熱,又慢慢冷卻。靳勒喝了點高粱酒,說著石節子的故事,話也多起來了:「有人說石節子這些年被『當代藝術』了,就算是這樣,也總比被遺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