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人文關懷

《讀書》1997年第5期,總第218期有五篇關於地理學人文關懷的文章見下，目錄唐曉峰等 地理學的人文關懷——————3◆社會歷史研究的地理學視角(唐曉峰)◆傳統文化與地域空間(李孝聰)◆從空間觀察人文與地理學的人文關懷(趙世瑜)◆中國人文地理的傳統(辛德勇)◆無地自容(劉東)正文：《社會歷史研究的地理學視角》——唐曉峰地理學在我國常說是「地學」，研究地上的自然環境，不錯。後來考慮到「人」的因素，於是加上「人地關係」，也不錯。不過，這並不完整，還應加上「人與人」的空間關係。我們現在強調發展社會人文的地理之學，其要義恰在這裡。從這個內容上再來定性，人文地理應屬「人學」或「社會」之學，研究「人山」、「人海」組成的社會空間。我們都發現，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外國說得很熱鬧。在那邊兒，人文地理更受社會科學界普遍尊重。從學術思想的「根兒」上看，西方哲學重空間，老的康德不說，現代的存在主義者、結構主義者、還有更時髦的「解構主義」者，都重空間。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便有專門談空間的章節。美國人文地理學家賽明思(M.Samuels)因用存在主義的思想寫了一篇「空間的意義」，而得波伏娃書信讚賞。不知我們有沒有哲學家與地理學家溝通的例子？我們搞了多年唯物主義，既有「辯證唯物主義」，也有「歷史唯物主義」，但如果「物」或者「史」不是落在地上，又沒有空間形狀，沒有個「四至八到」，那它依然是「形而上」者。地理空間的問題，不僅是哲學問題，也是社會歷史的實際問題。我們常說美國只有二百來年歷史，發展如何如何快。這是時間。而美國地盤兒相當大，它在空間上的發展也異常驚人，我們談論卻不多。美國歷史學家特納(F.Tumer)撰有《美國歷史上的邊疆》(一九二○)、《地域在美國歷史上的地位》(一九三二)、《一八三○—一八五○年的美國：這個國家及其地域》(特納去世後，由其學生於一九三五年整理出版)等書，把美國歷史的空間特性說得很透。特納告訴讀者，美國社會制度並非是在東部十三州預先制定好了，然後原封不動地向西部延伸，而是在延伸過程中形成、發展、建立，沒有這個空間過程，就沒有美國。研究空間過程對社會的塑造，屬於「歷史社會地理學」。有心的讀者也可以看一看我們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歷史年表」上的殷周是一前一後，王國維則強調它們的一東一西，意思是周人想得多的不是「跨世紀」，而是「撫東土」、「定天下」，許多制度因此而生。王國維這樣重「地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嚮往大師的後學應多多注意。對我國歷史文明的鑽研，應動用「人文地理」這一門手段。譚其驤先生說過，「建國以來地理學界重視自然地理而忽視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學遭受冷落，大致和社會學、法律學等差不多，長期廢而不講。但西方國家則十分重視，取得了很大發展。」我們的人文社會研究早應當補上這個「長期廢而不講」的部分。不過，「因人文科學不比自然科學，必須與本國本民族的歷史與現狀結合起來才有意義、有價值，不能光是把洋人的學說介紹幾家，外國的著作翻譯幾部過來，就算是中國也有了人文地理學。」譚先生的話至今新鮮，字字有聲。真要做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光有「高度」(無論是理論的高度還是遙感衛星的高度)，一定還要有「低度」，即下到現實地面上來落實，勤勤懇懇地「按山川，覽城郭，稽道里，問關津」，考察歷史地理，仔仔細細地思索我國古往今來社會空間的錯綜構成、複雜變化。在「本國本民族的歷史」中，人文地理本十分發達，既有一整套「體國經野」載之典籍的成熟思路，也有社會縱橫表裡的實踐操作，而歷史實際中不由人意的客觀呈現，更具琢磨價值。從理論上說，經過夏商周以及秦漢的長期歷史醞釀，在《禹貢》和《漢書·地理志》中，已然形成了垂範百代的一系列重要人文地理概念。可以說，為在偌大一塊地域中安排好龐大帝國的空間秩序，我們那個時代的祖先既樹立了社會地理的「主義」，也解決了社會地理的「問題」。「主義」就是「九州」、「五服」、「移風」、「易俗」，這是「普天之下」；「問題」則是州、郡、縣、鄉、亭、里，這是「莫非王土」。在古代地理學思想中，「地理」與「地里」為不同的二者。「主義」與「問題」構成「地理」，而「地里」僅指道里遠近。若以為古人只曉得道里遠近，只記錄四至八到，則低看了古人，高看了自己。需要我們虛懷而勤懇考察的，當然是古代社會人文的「地理」，即古人如何建州域、物土疆、辨方經野、因人緯俗。不少學者認為，最早的人文地理是行政地理，這在中國古代尤其發達。中國古代社會每一回在地域上的大幅度變化(或者「開邊三面」，或者「衣冠南渡」)，都要求當朝的人士拿出一套辦法，或說法，去解決實際問題或心理問題。所謂內府「版圖」、朝廷「大簿」(均為人文地理檔案)，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憑「籍」。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許多地理「志書」都有行政管理意義。古代的地理「關懷」，重的是九州之內，所謂「聖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遠矣」。為「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明王」左右的「微臣」或收圖籍(漢相蕭何)，或研志書(唐相李吉甫)，十分重視地理之術，好來「紐」天下的綱紀，「制」世上的群生。由於朝廷的行政屬性，許多地理大事都被鑿成制度。所以我們研究一代制度，不能忽視制度所指涉的事物的地理活性。像政區制度、戶籍制度、駐軍制度、以及賦稅工商制度，這類制度如果沒有因地制宜的地理說明，不注意「地移而事異」，那只是一紙教條，不能看作社會實際。另外，制度到了地方，不再是嚴整的朝綱，經下面「對策」的修訂，或社會惰性的敷衍，終表現為地方特色。有特色才是社會現實，這些現實才是真實的社會地理景觀。舉個例子。明朝河南光州東部有商城、固始二縣，《明史·地理志》說：「固始，州東北」，「商城，州東南。成化十一年四月析固始縣地置。」析縣(即把縣一分為二)的事，從制度上理解，很簡單，下一紙詔書，記一筆新賬，完事。但社會現實則不那麼簡單。析縣百年之後，王士性宦遊此地，發現「商城自固始分，當時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於固始村內。固始亦然。兩縣令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語。」(《廣志繹》卷之三)析縣的實際情況竟然如此。要說清這兩個縣行政地理與人口、土地分布的關係，很不容易。而什麼樣的社會原因、文化原因「容忍」商城民滯留固始城中、田耕於固始村內達百餘年，則又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更有許多全非制度性的社會地理現象，由社會自己滋生而出，研究起來，更覺貼近事實。它們雖多發生在縣以下的社會裡，但規模卻可能比縣大，甚至連州跨縣也打不住，比如教幫、商幫、匪幫、廟會、山香、市集之類的活動。舉例來說，商業活動是地理性很強的行為，與就地幹活的農業不同。秦輝對陝西三原縣的研究，還有最近法蘭西遠東學院蘭克利等人對陝西涇陽縣的調查，都發現，過去這些地方商業雖然發達，農業卻照樣落後。傳統社會裡，早已是商業一套分布，農業又一套分布，二者未必吻合。因為「本」、「末」的地理機制不同，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商人則束縛在距離中。怎麼樣把這兩樣事情分開來談，再怎麼樣把這兩樣事情合起來談，是一個不那麼簡單的歷史經濟地理題目。文化地理是眼下一個重要的人文地理話題。我們很感謝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滿了「文化」的大地，讓我們坐享豐厚的旅遊收入。不過，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加深對我們人類文化行為的認識。人類創造文學藝術，離不開大地，李白說「大地假我以文章」。認識這些文學藝術也離不開大地，俗話說，「不開萬卷，不行萬里，不能讀杜詩」。欣賞中國的文學，離不開中國的土地，讀「冰雪滿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讀「遙看瀑布掛前川」也不能在尼亞加拉。我國古時候的所謂「人地關係」，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關係，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對的是鳥獸樹木、高山流水，「關係」出來的也還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科學。按美國「新文化地理學派」的看法，散文家都是天然的文化地理學家，這話不無道理。古今一理，現在張承志有一本散文集叫《大地漫步》，可以說是個很地道的文化地理文獻，裡面體現的概念、思想不少都是西方文化地理界正在時髦的東西。張承志沒有特意去念人文地理，他只是真心地同大地交流，讀大地中蘊涵的歷史故事與民間風情。還有劉東再上景山的感受(見劉東《浮世繪》)，都是「無師自通」，做出了美國文化地理中很熱門的「解讀景觀」(thereading of landscape)的事情。再回到古人。需要說一下的是，古人記錄的博物知識中有不少自然地理的內容，但那只是零散的知識，長期以來不成系統，並未形成持續發展的「學科」，故不是古代地理「學」的主流內容。古代地理之學的主流內容是人文地理。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在傳統地理學中，對山水的宏觀格局有系統認識，但那些宏觀格局是作為華夏大地的不易骨骼看待，其最高意義是為人文大局規定永恆分野，《禹貢》「九州」便是一例，僧一行的天下河山「兩戒」也是一例，它們敘述的是河山布列，表達出來的卻是人文大局。「國破山河在」，山河的永固，意味著民族之肌體的顛撲不破。「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歷朝人士對中華大地的認知，「一以禹貢九州為準的」。所以，總結我國古代地理學的思想與實踐，應脫出近代西方科學地理學興起時重自然考察的模式，不拘限於洪堡德等旅行家式的地理學家楷模，而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出發，找出中國自己的學問體系。中國古代重水利，記敘河渠的書很多，其中有些內容很接近今天所說的自然地理。但即使對這樣的書，也不能說來說去將它們說成純粹的自然地理著作。天然河流與人工渠道並述，已經說明其本意重在社會水利而不是自然水文。司馬遷「觀」「望」過不少河渠湖水，他的感慨是「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史記·河渠書》)《水經注》無疑是一部傑出的古代地理著作，但論證它的傑出性，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現實，不能脫離當時地理學的整體水平，不能忽視它的篇幅甚宏的人文內容。研究古代科學史，對古人沒有系統化的零星知識，我們可以把它們爬梳出來，系統整理，但最好不要輕率地稱「學」。近些年，有些文章給古代的名人名著拚命戴現代式的高帽，如「生態學家」、「可持續發展思想」之類。我們說歷史科學要現代化，但千萬不要以為把古人現代化一番就是歷史研究的現代化，需要現代化的是我們，不是古人。最後，試總括一下人文地理學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潛力與實力。就文化思想學問來講，人文地理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書，有思想，有價值觀，有文學藝術。就治國平天下的作為來講，人文地理是古人的一番成就，有嘗試，有曲折，有治亂之變。就社會的結構成分來講，人文地理是社會諸多事物的基本屬性，有實體，有層次，有過程，有全國與地方之區別。幾十年來，經老一輩學者的開啟，在歷史人文地理方面，對全國範圍的政區演變研究、歷代城鎮規制與區位研究已相當成熟。近十餘年來，新一代學者如葛劍雄等人的歷史人口地理研究、周振鶴等人的歷史語言文化地理研究、韓茂莉等人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亦漸成體系。都說我國人文地理與國際人文地理的發展嚴重「脫軌」，意思是指我們當代人文地理學太偏於規劃技術，太注重數學模型，而不大理會有血有肉、有情有恨的活人社會。但在歷史人文地理方面卻不能這麼說，我們現在的研究涉及的問題面很寬，諸如對軍事地理、文化村落、疾病分布、商幫研究、地圖思想、天下觀念、地域宗教、風水思想等等，都有精采之作，遠比許多國家豐富，可惜外國人中能看懂的不多。不過，我們倒不大在乎外國人能看懂多少，倒是很希望國內研究社會歷史的大同行們，如歷史學家、社會史家、經濟史家、藝術史家、思想史家等，能多多關注地理問題，從不同角度把中國這個大地域文明的歷史地理過程和歷史地理文化揭示出來。另外，也希望我們研究當代人文地理問題的學者，不要與我們自己的歷史人文地理太「脫軌」。倘若我們能古今聯起手來，定能建立世界一流的人文地理學。《傳統文化與地域空間》——李孝聰十年前，金克木先生在《讀書》上發表過一篇題為《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指出「地理學並不只是講山水、土壤，看風水，是連地面上的人一起研究的。」「從地域學角度研究文藝的情況和變化，既可分析其靜態，也可考察其動態。這樣，文藝活動的社會現象就彷彿是名副其實的一個場，……作品後面的人不是一個而是一群，地域概括了這個群的活動場。那麼兼論時空的地域學研究才更有意義。」金克木先生還具體點明了可能進行地域學研究的四個方面：一是分布研究，不是僅僅畫出地圖，而是以文學和藝術的地域分布為基礎提出問題，考察地域性的變化，注意不同文化、文藝的前鋒接觸。二是軌跡研究，考察文學家、藝術家和作品及文體、風格的流傳道路。在時空結合的背景上考察人的行為和文學藝術的動態。三是定點研究，考察一時期或長時期內一個文學藝術流派的集中發展地點。四是傳播研究，傳播研究的對象可以是全國傳播軌跡的風格、流派，同一主題或同一結構在不同地域中重複出現或形成的模式。十年過去了，做文藝的地域學研究的人仍然寥寥可數。常常聽到人們用「隔行如隔山」來比喻學科專業之間的陌生及其難於搭界，細細品味其實是為知識的自我封閉、不肯聯手而作的推諉。我想，不是人們不想這樣做，而是舊式的教育與學科分類過細、過於分明，限制了知識階層的頭腦。即將過去的二十世紀是人類知識結構不斷分化的世紀，每一個古老的學科都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隨著人類對世界認識的深化，從一門包羅萬象的綜合性學科或遲或早地、不斷地被分離。例如：歷史學和地理學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然是一門人類最早認定的無所不包的綜合性的科學。但是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它們不斷地被部門史、部門地理的研究所分化。分化出來的分支學科又為自身的獨立而不斷地正名。因此，二十世紀的學術史上往往會找到大量有關某一學科屬性界定的爭論。到了本世紀最後二十年，「某某學」的頻頻登場更是司空見慣，以至成了學術界的「時尚」。可是，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最初對待史學和地理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水火不容」。二十世紀科技的發展帶動了學科的分化與學科的獨立，大量新學科不斷湧現，同時也帶給了人類某些認識上的誤區：為了維護本學科的獨立而「劃地為牢」，以至限制了知識的發展。既然舊式的教育體制一時難於打破，學科過細的分類束縛了思維的發展，跨學科的研究由一門學科一個專業的一個人不易做，為什麼不可以由一個諸學科協作的群體來實現呢？地球上的生物是有領域的，作為高等生物的人類更是有自己的領域。國家有國家的領域，稱作疆域；幾個國家結盟，有結盟體的空間領域。國家內的地區，如行政區、省(邦、州)區、市(城、鎮、郊)域；再小，則村有村界，戶家有房基地，都是帶有領域感的地域空間。具體的個人也有各自的領域，櫃檯、實驗室、辦公桌等等皆是。從物化的空間，則可以演生出抽象的哲學領域、文化領域、思維領域、專業領域。這個從一定的地域空間到思想文化之間的雙向互動，古已有之，隨著地球上人類的出現，這個雙向互動就開始了，不斷地填補，不斷地更新與修正，也不斷地固化著、影響著過去、現實與未來的人類社會，這正是當前人類應該追索、研究的問題。作為文化思維的產物：文字記述的書、圖形與符號描繪的地圖，都反映著作者創作時代的領域感，也就是說，對它們的研究和使用，不能只留意以時間角度為重的史料價值而忽視寫作人的空間感。法國歷史學家的著作很強調歷史背後的地理，「沒有地理基礎，人民——歷史的創造者，似乎只能行進在大氣中。」(Michelet著，《法國史》，一八三三)法國史學著述中往往備有地理導論一章，注重研究地球表層的自然特點與人類在景觀上留下的痕迹之間的關係。法國學術界非常注意小區域的研究，重視區域地理環境對(歷史過程中的)人文氛圍的影響。法國學者也很少稱自己是「歷史地理學家」，因為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都會涉及地理問題。由於法國學者善於處理歷史學與地理學的關係，不僅沒有造成長期的學科性質之爭(這種論爭曾長期困擾中國的學術界，很多學者頗有感受)，而且很自然地能將經濟學、人口學、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到歷史研究領域中去。所以有些西方學者以為：「法國不存在歷史地理學，每位法國歷史學家，或者地理學家都可以稱之為歷史地理學家。」這一良好的學術傳統的實踐者就是後來人們常常提到的「年鑒學派」的學者們。從今天的法國歷史學者的著述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他們繼續著這樣的研究實踐和觀察問題的視角。法國遠東學院(EFEO)的藍克利先生(C.Lamouroux)用剖析中國宋朝南、北方人對「大宋國」領土的疆域觀，重新審視那些宋人使遼語錄。他發現奉使記事與宋人的心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第一，邊界兩側的土地原屬中國，人為地與胡虜劃界使地域變得任人擺布：地域既是談判協議的對象，它便被剝奪其部分文化特徵，變得更加中立化。第二，如果邊界僅是兩塊中國土地之間的人為界線，它就不再是由已知向未知漸進的區域，而只是兩個已知世界的分界。」宋人「對胡虜的實證認識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疆土而積累起來的。……他們的分析，即使故意貶低，也始終離不開中國體制的概念框架，特別是這些官員總是把遼國當作中國的翻版進行解釋。」「這些南方人就在關外和幽州附近發現北國土地的過程中，認識到宋國疆土的特性。誰有可能比這些南方人更善於從空間出發，由奇及異地確定一種相異性？」直到今天，當人們談論十世紀至十三世紀時在中國北方出現的事件、名物或古迹時，還是習慣於用「這是宋代發生、建立的……」如何如何，也是反映人們觀察問題的某些既定的地域文化心態。因此，藍克利先生提出對中國宋代社會的研究要重視宋人對空間的了解，地方對自己空間的了解，特別是當時的行政機構利用什麼手段來認識空間，決定政策。重視寫作者的空間感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成果。從宋人使遼記事聯想起我自己曾經做過的一次把歷史文獻的內容放在空間中進行考察的實踐。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奉詔編纂了一部地誌《北道刊誤志》，寫此書的目的是為宋朝官員了解遼國使團所經歷州縣的風土人物故實，補舊郡邑圖經脫誤之不足，以應對遼使提出的問題。從內容上看，此書與現存的地方志沒有多少區別，也未曾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當我將書中所提到的州、縣依原書次序分別點在地圖上，發現竟然揭示了一條從北宋京師開封府穿過華北平原腹地至遼朝境內的道路。這條宋代通北方的官方驛道不是以往人們常常提到的沿太行山東麓的大道，從而引出了一系列有關這條平原中部驛道興衰、通塞的歷史問題，以及涉及華北平原河流與環境變遷的研究。這也說明當年宋人編寫此書時是有著限定的空間排序，閱讀時不能僅僅著眼歷史主義的時間而忽視空間的次序。這些年史學界有許多學者注意世家大族興衰的考察，探討某個歷史時期大族的發展歷程，他們尤其留意到大族遷徙的空間軌跡，「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其所具有的獨特性」。這樣一些論著雖然還多是偏重於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但是由於涉及了地域空間和「地緣政治」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使得這樣一批研究成果以較新的視野在史學界獲得了首肯而被看重。時下的社會與人文科學的研究有很多都涉及地域空間，譬如：文藝的地域學研究、人口的空間變動、空間經濟學、社區空間結構的比較、社會關係的區位研究、地緣政治學、城市生態學、城市社會心理學等等。能不能把歷史地理學請進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殿堂中去呢？在最近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對宋史研究入道頗深的鄧小南先生談起從宋代區域性社會中的士人交遊圈，考察兩宋時期的家族與地域性社會，發現一涉及地域就非得有歷史地理學者聯手合作不可；法國學者勞格文(J.Lagerwey)指出他在研究客家傳統社會時的重點在了解傳統社會而不是研究客家，因而發現中國傳統社會具有地區性，不能籠統地歸納某些特點來涵蓋整個中國社會，需要運用歷史人文地理的區域類型分析的方法，依不同的地區分別進行闡釋。「路線」的概念曾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組織以絲綢之路為名的考察研究項目的中心內容，歷史上的每條路線都被看作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間進行接觸的途徑。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一種文化特徵不能被看作一個民族聚居區或者一個封閉的場，而應被看作一個綜合體和一種碰撞的產物。每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發展都與一個動態的過程分不開，這個過程包括民族的遷移，不同文化的接觸，相互影響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改變。在某些歷史時期中，不同民族居住地區的合併，以及民族特質的融合，逐漸使各種影響融為一種明確的文化特徵。探查古代人類交流的道路，闡明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徵曾經是如何交往，血緣與族緣的影響如何逐步讓位於地緣和其它因素的影響，都是當前人類應該追索、研究的問題。欲弄清以上涉及地域空間的問題，如若沒有歷史地理學者的參與，打算給出完滿的解答，是很難想像的。《從空間觀察人文與地理學的人文關懷》——趙世瑜十年前我為《讀書》雜誌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對陳正祥教授的《中國文化地理》一書的評論，在這期間，我以一個非地理學專業的研究者的身份，寫了關於文化地理的兩部專著和一些文章，雖不免有班門弄斧之嫌，但畢竟表示了一個人文學者對地理學的重視和期望。十年過去，諸人文學科對空間的觀察角度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地理學的人文關懷由於許多現實因素的誤導，卻並沒有顯著的加強。人們幾乎都注意到，參加文科高考的學生要考地理，但考地理學專業的學生卻不需要通過地理的考試；在歐美的許多國家裡，地理學屬於社會科學，而以地質學等歸於自然科學，但在中國，地理學卻一直屬於自然科學，學生無須對社會人文科學的知識、理論和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儘管有識之士倡導了天地生人的綜合研究，但大學地理系對人文地理學的重視卻每況愈下，它們紛紛改名，雖體現了當今對資源環境問題的關注，卻忽略了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出於對人的生存的關懷，同時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把人與社會的因素考慮進去。今天，大學的學生們跟隨著他們的老師四齣各地，為地方政府部門做經濟發展或環境方面的規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家給予的科研經費的不足，但我始終懷疑，在連地理哲學(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思考等等)概念都不具備，又缺乏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和相關體驗的情況下，在功利主義目的支配下進行的這些短、平、快的研究，能有什麼樣的科學結論和真正效果。至於缺乏人文學訓練所導致的視野狹窄和底蘊淺薄，更是地理學人才培養的巨大危險。以上所說，有可能完全是一個外行人的片面的評頭論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地理學和歷史學一樣，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古老學科之一，它之所以歷經數千年而不衰，必定是因為它為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做出了巨大而獨特的貢獻。我以為地理學的最大貢獻，一是提供了從空間觀察事物的尺度，從而導致了社會、經濟、文化、歷史的區域研究；二是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係。這兩個方面，一是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二是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所以地理學的本質、或至少它的終極追求也是人的科學，而絕非無生命的岩石、土壤和水。既然地理學具有人文學的根本性質，所以早就為人文學者所重視。中國古代地理學與近代地理學的根本區別，就是它與人文學的密切關係，關於《史記》、《漢書》以及更早的原典當中如何觸及地理學的基本命題，採用地理學的研究手段，自有歷史地理學家的精當論述，這裡毋庸贅述。但這種親緣關係到近代以後反而被殘忍地切斷。曾有一位地理系的學生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大禹治水時的環境演變狀況是怎樣的？」這使我又感動，又悲哀。因為在我為歷史系開辦的講座中，畢竟還有一個地理系的學生在聽，在思考具有人文學性質的問題；但我又的確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一是因為「大禹治水」只是個幾千年前神話傳說，我無法知道，如果這個同學知道那並不見得是歷史真實，從而換一個提法，也許問題就可以有個答案；二是因為即使知道那個壯舉的確切年代，我也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在最近一、二十年以前，歷史學似乎放棄了空間的觀察尺度，只固守著時間這一條直線，甚至歷史地理學這個邊緣學科也成為沿革地理學的同義語。歷史學對地理學的一切關懷，基本上被簡化為一個問題：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批判。在接續歷史學與地理學這兩個時間與空間學科的關係上，法國年鑒學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眾所周知，法國的人文地理學具有悠久的傳統，年鑒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費弗爾與維達爾·德·拉布拉什等關係密切，在大學畢業後同時取得歷史學和地理學的中學教師資格，他的夥伴布洛赫及後來的布羅代爾也是同樣。一九一二年，費弗爾出版了他的國家博士論文《腓力二世與弗朗士-孔泰：政治、宗教與社會史研究》，把區域史與「總體史」(TotalHistory)結合了起來，把工業化以前的社會局限在一個特定的空間中去考察，同時考慮了這個特定的空間(區域)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從而把自然史與社會史統一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十年後，他出版了《大地與人類進化》一書，被人稱為今後的歷史學家在如何處理社會學、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關係時樹立的「樣板」。在書中，他認為「地理環境無疑構成了人類活動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參與形成這一環境」。(見拙譯《歐洲史學新方向》第57頁)布羅代爾可以說是年鑒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在國內已出版了兩種，最有代表性的《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將翻譯出版。費弗爾評價他的這本書時特別指出，他「斷然把西班牙的大政方針納入到歷史和自然地理的範圍中去」。正是在這部書中，布羅代爾把歷史的時間劃分為大家熟知的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而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則是那種長時段的結構因素，對中時段的經濟社會運動和短時段的政治事件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在這裡，時間和空間就統一起來了，歷史就成為特定時空連接點上的一個坐標，歷史就成為自然、社會(經濟)與個人(事件)三位一體的「總體史」。同樣的觀念體現在布羅代爾晚年的著作《法蘭西的特性》一書中。該書的第一部分就是「空間與歷史」，其中包括從空間審視法國的多樣性、人口在鄉村與城市中的分布格局，以及地理因素在構成法蘭西過程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地理學的、或者空間的角度被布羅代爾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他說，「地理學是最具體的一種觀察手段：張開眼睛，從人們看到的事物出發，一般而言，這畢竟不是件天大的難事」(參見該書中譯本第12頁)。但到今天為止，對大多數歷史學作品來說，這似乎還是件「難事」，因為除了歷史地理學家以外，人們通常對特定時期的地理環境狀況還是不屑一顧的，但歷史地理學家通常又由於專業範圍的原因，對特定時期的地理環境狀況以外的東西無暇顧及。從空間觀察人文的角度帶動了區域研究。在中國，對區域經濟或經濟區域的研究走在前面，其它領域則相對滯後。比如對宗教、語言、民族、民俗等區域文化或文化區的研究還遠不夠深入，區域史的研究已經展開，但地理環境或空間並不應該只是一種自然的大背景或大舞台，在最初的敘述結束後便煙消雲散，它應該像空氣一樣滲透或瀰漫在歷史、文化和社會之中，它應該與人們每日每時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美國學者施堅雅(G.W.Skinner)從空間的角度探討中國城鎮及市場體系的著作對我們應該有所啟示。儘管他利用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placetheory)進行的研究引起不少爭論，但還是啟發我們換一個角度、立體地考察中國社會。在中國的不同區域之間，形成一種空間的聯繫，每一個區域的活動不可能是靜止和孤立的，它們始終處在一種交換或交流的狀態，它們之間又具有不同的層級關係。從這個角度出發，不僅是城鎮或市場，而且政治、宗教、人口、服務業乃至各種信息傳遞(比如政令、郵傳、交通)等等，都可以置於一種空間網路中重新加以考察。對人地關係的關注是地理學的另一項看家本領，也是它對其它學科的一大貢獻。通常人們把這樣的視角稱之為「生態學」的。在年鑒學派的後起人物中，雖然不再著力於構建宏觀的歷史，但在具體的、個案化的研究中，卻形成一種可以稱之為「歷史生態學」的東西。這實際上是「總體史觀」的一種延續。勒華·拉迪里早期進行了大量人口生態史方面的研究，把西方中世紀向近代的過渡與人口生態的變化密切聯繫起來。他後來的代表作《朗格多克的農民》和《蒙達猶》雖然是區域的、甚至是一個村莊的歷史，但卻確立了一個由環境生態、經濟和人口構成的獨特社會結構整體，生活在這一區域或村莊的集體精神生活就是這樣一個獨特結構中的表現。人們的生育與死亡、作物與收穫、信仰與儀式等等無不與這個整體的物質結構有關。實際上這就與文化地理學上的文化生態學主題走到一起來了。人們的心理、行為和生活態度往往都是對人際關係和人與自然關係的反射。但是，當我們的人文學還沒有對這些方面的問題進行深入和具體的探討之時，地理學卻幾乎放棄了這樣的傳統。在人為的學科調整和課程設置基礎上，地理學家日益減少了與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的對話，甚至在培養新的地理學工作者時，放棄了造成這種對話的知識積累，使我們的期望只能在少數個人身上實現，而不能形成一種整體的衝擊力。當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的時候，當強調自然科學的人文關懷已經成為國際共識的時候，如果本身就具有人文學特徵的地理學依然忽視這一點，那麼它還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們說，人文學者忽視了空間觀察的角度，會使他對真理的認識具有局限，會使他失去研究領域中的廣闊天地的話，那麼地理學家忽視人文素養的培養、漠視本學科的人文學意義，就會影響到這個學科的生命力。但願以上所說只是庸人自擾，危言聳聽。《中國人文地理的傳統》——辛德勇研究傳統文化，首先應從傳統文化本身的知識體系入手。我們提倡在傳統文化研究中要特別重視歷史人文地理，其中的一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文地理在傳統文化的知識構成中，佔有重要的基礎地位。中國傳統的圖書目錄，充分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對於古代科學體系的認識。由於從唐初的《隋書·經籍志》開始，直到清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目》，在中國歷史上佔主導地位的圖書四部分類體系當中，「地理」類書籍一直歸在史部，於是現代學者普遍認為，在中國古代，地理學從未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只是居於歷史學附庸的位置；對於地理學在中國古代學科體系當中的地位，持輕視的態度。這種態度必然影響人們準確地估價包括歷史人文地理在內的歷史地理學在傳統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其實傳統目錄學的史部，並不完全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它區別於其他部類的本質特徵，是其內容的社會屬性，即側重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活動和行為，而不是其時間屬性。因此，地理類書籍歸在史部，不僅絲毫沒有降低地理學的地位，反而說明中國古代地理學一直與人類社會活動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而這種社會活動正是所有傳統文化賴以產生的基礎；同時，它也說明了與人類社會活動密切相關的人文地理，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流。縱觀我國古代的地理著述，除陰陽風水一系性質有別，可以置而不論之外，真正的自然地理論著，可以說是非常少見。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地理書籍，如《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大清一統志》等等，無一不是人文地理著述。大量人文地理著述的出現和它被列入史部的事實，反映出在古代社會中，人們十分重視人類社會活動的地理問題。人們在一定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環境下從事社會活動，在社會活動過程中又產生了一系列人文地理景觀和各具特徵的人文地理區域。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既受到了地理環境的深刻影響，又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體現出強烈的地域特徵。因而所謂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一個以地域文化為基礎而構成的概念。這一概念，既體現著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所具有的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共性，也包含著各個不同地區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差異性。闡明這種共同性的形成過程和差異性的具體表現，是歷史人文地理在傳統文化研究中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歷史時期留傳下來的大量人文地理典籍，為我們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從而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展示了廣闊的前景。回顧過去，我們在這一領域已經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成就，至少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並不比歷史自然地理落後。那種認為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相對滯後於歷史自然地理的估價，我認為不夠十分準確。現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怎樣在進一步拓展研究範圍、擴大研究視野的同時，防止流於浮淺和空疏。與歷史自然地理相比，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要更多地依賴歷史文獻記載。因此，熟悉文獻目錄並花苦功夫仔細爬梳歷史資料，是認真做好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首要前提。早在一九八二年，譚其驤先生就寫了一篇題為《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的文章，呼籲大家認真做好搜集考辨史料這項基礎工作。譚先生在文章中講到，我國歷史地理學界面臨的首要問題，已不是學科性質，而是研究方法，即必須改變許多人輕視文獻資料的研究方法。十幾年過去了，情況並沒有發生多大改變，而且伴隨著整個學術空氣的浮躁，在某種程度上，輕視乃至漠視文獻資料的傾向甚至還有所上升。如果不努力去從根本上扭轉這一不良傾向，必將阻礙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其實用不著譚先生講大家也自然明白。所以依我看它並不是什麼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是研究態度和學術作風的問題。浩瀚的人文地理典籍和其它歷史文獻，猶如一座座豐富的歷史人文地理礦藏等待著我們去開採，我們一定要耐下心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鎬一鎬地去深挖細掘，千萬不能像礦賊一樣隨意亂挖濫掘，東抄西湊幾條資料便縱橫議論馳騁，著書立說。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在我國也有著悠久的傳統。在《漢書·地理志》當中已經包含有豐富的歷史人文地理內容，清初顧祖禹的歷史軍事地理名著《讀史方輿紀要》，更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典範。時至今日，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一味墨守成規，還要充分吸收和借鑒海外各種行之有效的新興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只有這樣，才能把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但是不管運用什麼理論來闡釋問題，採用什麼方法來分析問題，這一切一切的基礎，都必需像顧祖禹那樣，首先花大氣力去弄清基本史實，不然的話，只能構築起一片片美麗的海市蜃樓。我們強調歷史人文地理是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就意味著研究歷史人文地理首先要繼承我國的研究傳統。在今天大家普遍重視西方外來學說的情況下，我認為能不能很好地繼承這個傳統，是我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談到我國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傳統，不能不涉及對清代乾嘉學派的評價問題。我認為起碼就歷史地理學研究而言，對於乾嘉學派所取得的成就，必須給予全面、充分的肯定。以往人們非難乾嘉學者的最大缺陷是其脫離現實、為學術而學術；而對於乾嘉地理著述的貶抑則更為莫名其妙，罪過是只做考據，不發議論。如果從政治生活角度出發，這種評價似乎不無道理，但是僅僅就學術本身而言，我想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做的評判好像更為公允。他認為學術要想取得進步，就必須相對脫離於現實政治，而考據則是最為科學和最為基本的研究方法。梁啟超是思維敏捷超群的才子，在政治生活中更是曾經滄海的過來人，比我們當今許多文人對於「人文關懷」、「社會關懷」之類的問題，應該有著更為實實在在的體會。他的話，值得我們深思。我一貫認為，乾嘉學者的歷史地理研究成就(基本上都屬於歷史人文地理的範疇)，不僅是我們今天研究一切歷史地理問題的堅實基礎，而且也在研究方法上為我們奠定了科學的規範。隨著歷史、文學、經學、理學、民俗、宗教等傳統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其地域問題將日漸突出，對於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若不及時全面地糾正以往許多人鄙夷乾嘉學者地理著述的錯誤看法，勢必難以普遍建立起一種嚴謹的研究程序，結果將妨礙歷史人文地理學對於傳統文化研究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無地自容》——劉東我的方位感一向很差，地理學知識更是幾近乎零。唐曉峰先生如此盛情，硬拉我來參加這個討論會，實在讓我無地自容。但轉念想想，「無地自容」這件事本身，亦差可算個「倚空賣空」的題目罷？因為當代人地理學知識的貧乏，乃至於他們跟大地親和性的喪失，原都是應當好好檢討一番的。於是，我就不揣淺陋，重演「野人獻曝」的故事了。先從我跟某位師長的「論辯」談起，過去我們時常進行這類「智力遊戲」，只覺得其間充滿了會心的歡悅，並不太計較禮數虛文。記得有一回，他居然鐵嘴鋼牙地一口咬定，「線性進步」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在歷史中演明，逗得我也隨即鼓起三寸不爛之舌雄辯道，我們對於「進步與否」，根本就一無所知。接下去，我們如天馬行空一般，從古今生活世界的不同，扯到了韋伯和馬克思的區別，卻怎麼也爭不出個輸贏來。情急之下，他又隨手舉了個「行路」的例子來反駁我，說無論我怎樣地信而好古，怎樣地鍾愛宋學，反正當初蘇東坡被貶到嶺南時，終須在路上奔幾個月的命，而今他卻得享現代化的便利，幾個小時就可以飛去飛回，——此中豈不是「難易立見」么！但雖說「難易立見」，卻未見得「高下立見」。所以我馬上又反唇應對：即以「行路」為例，也並不像他領會的那麼簡單，因為根據不同的文化參照系，會對此得出各自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當年蘇大學士雖是曉行夜宿，難免鞍馬勞頓，但依他那隨遇而安的性格，能夠藉機暢遊沿途的景緻，樂亦在其中矣！再說，他一路脫口吟出的那些詩句，不僅曾傳誦一時，點染了同代人的生活，還得以授受至今，「人化」了外在的陌生自然。反問行色匆匆的今人，儘管個個都像神行太保，飛去飛回地奔自己的營生，又有幾人獲得了這般的審美愉悅，有幾人達到了如許的文化成就呢？——也無非就是在飛機的轟鳴和起降中，落得頭暈腦脹罷了……若照諸位方家聽來，我們當時過的這幾招，當然是插科打諢的「嚴妨恕５胰淳醯茫綣岷轄裉斕穆厶餿セ匚叮諛腔牡瘓幕巴泛竺媯嗖環δ承┭纖嗟哪諶鶯統煞鄭」芪頤塹蹦曄「唇齒之戲」的支配，只顧著去各走偏鋒。因此，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不是為了巧舌如簧，我其實也並非真心認定，像當年那般地一貶再貶，直被貶到天涯海角，乃是甚麼愜意的經歷，相反我倒是相信，恰恰是其中的日晒雨淋風餐露宿，才成就了那位「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大文豪。此話怎講呢？依愚之見，當古人把「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並列一起時，後者的含義決不致像今番這般簡易，僅僅意味著去購買一張「來回機票」；毋寧說，作為人生的兩大必修課之一，它要求人們為之付出與「讀萬卷書」大致相等的艱苦努力，——而且恰又因為這種「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修養功夫，適足以砥礪磨練人們的性情，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行路」才會和「讀書」兩相補充印證，在中國古代的生活世界裡，同被看作培育人格的必備手段。於是，且容我大膽放論一句：假如在古代的知識譜系中，確曾創化過所謂「地理學」這樣一門學問，那麼它也決不像今天這樣，只被分類給了自然科學，而更其隸屬於人文學科，具有濃重深密的倫理學色彩。人類跟自己腳下的大地，曾有過難以割捨的親和性，所以他們當初的「地理學」觀念，就並非被壓扁和釘死在牆上的抽象平面，而是永遠蘊涵著新奇體驗的切身觀覽。正因乎此，「地理學」才會成為發自古人內心的學問，素為例如顧炎武這類的通儒大賢所重。在古代的修身次第中，人們必須腳踏實地地「走」向自身人格的成熟，或者說得再具體些，他們只能在「行萬里路」的開放探求過程中，借著對於山川河嶽的遊歷來拓寬心胸，借著對於先烈遺蹤的尋訪來汲取傳統，借著對於人情物理的體察來增益閱歷。——總之，大地確曾表現為化育人性的生命之根，也確曾啟迪過人們再轉而自覺參贊大化的運行。然而再環顧一番眼下的生活世界罷！在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都市，在專業分工壁壘森嚴的學院，到底有多少人還依稀記得人類與大地的這種親和性、還念念不忘以往知識譜系的這種包容性呢？他們還能理解當蘇軾自號「東坡」(不過是謫居黃州時躬耕的一片田畝罷了)時的文化意蘊么？還能領會當康德講授「地理學」課程(儘管他何嘗有緣稍離哥尼斯堡寸步)時的心理衝動么？受現代性大潮的裹挾，眼下「知」與「行」之間早已脫盡了干係，——「讀萬卷書」已變得太艱難，即便還有人勉力去做，也多會受其職業所蔽，只讀與自己的謀生手段相關的書，而「行萬里路」則又變得太簡易，竟是毫無新奇感可言，無非是循著早已辟好的旅遊專線，趕到任人皆知的「罐裝」景點，擺好姿勢留幾張影而已……這就是我們獲得的廉價「進步」嗎？只怕雖屬「天翻地復慨而慷」，卻未必「虎踞龍盤今勝昔」罷？由是，就請恕我的不恭和真率：跟過去那些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比起來，我們恐怕只能算是足不出戶的「小男人」了！因為在當下的生存環境中，那些像搭積木一樣拼裝起來的「火柴盒」，已經把我們托舉到了半空，而遠離了厚重的沃土。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我們已經更習慣於在跑步器上「行走」，或者到大商場里「散步」。當然，我們也時常出門旅行，而且比古人走得更遠，從北京跳到深圳，甚至再從東京跳到紐約，但我們卻早已喪失了敏感的詩心，喪失了探險的本能，充其量也只像人世間匆匆的過客，從班機的航線上記取幾個站名而已。另外，我們也時常留神腳下，而且比古人更會裝點，從地革鋪到地磚，甚至從地毯鋪到地板，但除卻斗室內的逼仄空間之外，我們竟對外在環境的惡化如此麻木不仁，聽憑各種水泥怪物像毒菌一樣瘋長，任它們來嘲弄和欺凌「人性的尺度」……所以，毫不誇張地講，對於我們這些隨身背著硬殼的蝸牛來說，對於我們這些根本「不接地氣」的豆芽菜來說，除了強記幾天以應付升學考試以外，「地理學」(即使是純屬自然科學的地理學)已算不上什麼必備的常識了，——除非我們膽敢把知道地鐵沿線有幾個出口，或者小區附近有幾家超市，也煞有介事地吹噓為一門學問！再退一萬步說，就算人們願意把前述的種種虛空和畸形，看成「人文地理學」的最新研究內容，以為這剛好反映了由現代性導致的地貌變化，以及由這種新的「生存場域」所造成的心靈感應，也仍有必要補充一點：既然名曰「人文地理學」，就無論如何都不可忘記了自身的「人文品格」，不僅要紀錄人文景觀的變異，而且要參與人文景觀的建構。也就是說，「人文地理學家們」，責無旁貸地應當向世人提出警示：真正符合人性要求的地理知識，早已和現代人諱莫如深了，所以當人們誇口地球「越變越小」的時候，地表其實正離他們「日益遠去」，並使他們越發「無地自容」。——如此強調地理學的「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實在是因為現代大都會的胃口好得太可怕了，竟致於連早先本雅明筆下的「巴黎世界博覽會」，或者艾略特筆下的「荒原」，都已被吞併和消化成了時髦的文化消費品；所以要是弄得不好，就連我這句「無地自容」的驚呼，也可能只變成了一個新的由頭，讓暴發戶們去加倍霸佔和精心伺弄門前屋後的綠地。君不見，眼下某些號稱「旅行家」的人，不正是在傳媒的炒作之下，強充「現代徐霞客」，去滿足某種粗俗的獵奇願望么？只可惜，他們足下雖行了「萬里路」，胸中卻並無「萬卷書」墊底，所以走得離人群越遠，反倒離商業社會越近。至於無知且門外者如我，自不敢有這等高遠抱負，頂多也只能去做做大頭夢，盼著能早點兒躲開都市的塵囂，讓雙腳親近一下久違的土地，踩一踩尚未被別人踏平的泥路，那樣的話，我至少還可以不再感到「踏空」或「失重」的眩暈，睡得更香甜些，直到徹底回歸大化的那一天。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