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潘鳴嘯：「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1）

　　關鍵詞：當代中國；政治運動；人口遷移；知識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該文的英文原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40周年「中國現況」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4年1月6-7日），譯者：張清津。發表時譯文刪去近一萬字。　　從1968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有千百萬「知識青年」離開城市，數年（有些人是10年）後才得以回城，如今他們已經年屆50.這一經歷對他們影響頗深。但西方人對人類史上這一罕見的社會實驗所知不多。在一般公眾中，很多人對紅衛兵耳熟能詳，知道「知青」的卻寥寥無幾。即使在學術界，自1980年這一運動結束後，它也一直受到西方專家的忽視。我認為，重新評價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不僅因為中國的重大變遷使我們有了足夠的距離感進行歷史反思，還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出現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這使我們能夠比以往更準確地描述這場運動。現在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區分，這有助於我們對這場運動導致的某些重要問題提供更確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張將1968年之後的群眾運動與先前的下鄉加以區分，並且認為，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這場運動的動機和設想，不同於那些更「務實」的領導人。　　一、下鄉：一個歷史課題　　（一）時段和數字　　在中國，把城市年輕人下放到農村始於1955年，到1962年時這已成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數不多：從1955到1961年間不到20萬人①「這段時期的統計數字不全，這是作者按當時報社所發表的數字的估計。」，從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萬人。　　1966年這項工作因文革的混亂而暫時中斷。1968年恢復實行，但性質已大不相同，且規模更大。從1967到1979這13年間，大約有1650萬知青被送到農村（見表1）。　　根據表1，下放人數的變化趨勢見下圖：

　　在這個時期的大多數時間，有些知青被允許離開農村返城、上大學、參軍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業。下文我們將他們稱為「返城者」.從表2看出，1968-1980年間下放知青的人數超過1660萬，而1962-1980年間幾乎達到1800萬。相對於1980年的1.34億城市人口（見表4），這是一次相當龐大的人口遷移。由於不斷有人返城，實際住在農村的知青從未達到900萬人，雖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這個數字。　　從1968年開始，下鄉成為強制性的，並且原則上成為固定不變的政策。這一運動稱為「上山下鄉運動」，但人們一般稱為「下鄉」.本文將集中討論這場始於1968年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它是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而政府在早期下鄉中得到的管理經驗顯然有助於他們管理這場運動。　　（二）中外研究狀況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外國學者的一個熱門話題。有兩本書對這一運動作了全面而且很有見識的論述：一本是托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鄉：中國青年從城市到農村的轉移》（Bernstein ，1977），另一本是托馬斯·沙平的《中國青年的下鄉運動：1955-1980》（Scharping ，1981）。前一本書已被視為這個主題的必備參考書，後者也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嚴肅學術著作。但這些研究針對的問題是（當時）「目前的情況」.從80年代到90年代，國外學者鮮有人問津這個話題，它被中國人自己接了過去。　　先前的國外研究起了拋磚引玉的作用。由於能夠找到的外國資料有限，為數不多的前知青認為，他們研究自己的歷史比外國人更有優勢。他們還設法說服編輯，這是個合法的學術課題，不應只讓西方學者去做。①「我在1989年發表在《海南紀實》上的文章似乎在這方面有點用處，見米歇爾·伯恩（潘鳴嘯），1989.」1992年第一本下鄉運動史出版（火木，1992）；翌年另一本書問世（杜鴻林，1993），它完稿於1990年，但由於題目的「敏感性」而遇到許多阻力。繼這兩部開山之作之後，中國學者的最佳成果是四名前知青於1994年到1998年間出版的著作（何嵐、史衛民，1994；劉小萌等，1995；史衛民、何嵐，1996；定宜庄，1998；劉小萌，1998）。曾經負責知青工作的高官也出版了兩本資料翔實的著作（顧洪章、胡夢洲，1996；顧洪章、馬克森，1996）。①「在這場運動30周年的1998年，上山下鄉運動研究熱達到頂峰。目前這一研究熱已過，但中國這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續，新的側重點是口述史（參見劉小萌，2004）。藉助於口述史是為了彌補難以獲得的文獻檔案。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研究被容忍，但難以獲得官方支持，因此得不到研究經費，學者只能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研究。他們的著作出版時被刪改也是難免的。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中英文研究，還可參見邱新睦，2003.」　　自該運動末期以來，還出版了大量的背景資料參考書，涉及當時的人口、勞動力、經濟狀況和教育等情況。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除了學者和官方資料外，還有汗牛充棟的回憶錄、記實作品、文學著作和回顧反思，其中很多頗為有益。因此，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對下鄉運動進行歷史性的評價，既有可能，又有必要。當然，這種評價只能屬於特定的時期。

　　在研究核心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下鄉運動是一個合理的史學主題，是否應該把它納入文革史？與很多國外學者（還有少數中國學者）一樣，我在接受「十年文革」（1966-1976）這個官方說法時，必須做出重大的保留。如果「革命」一詞實有所指，那麼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指群眾積极參与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時期，它應該結束於1969年4月「九大」的召開。「九大」標誌著政治和行政秩序的恢復，公開宣布了文革的「勝利」.由此看來，1968年發起的下鄉運動應該是文革結束的「起點」，因為將大批知青下放農村宣告了紅衛兵運動的結束，從而消除了全面恢復秩序的最後障礙。所以嚴格地說，這一運動的大部分時期都不是文革的一部分。我認為，這個題目之所以在文革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僅因為它對文革的結束起了作用，還因為它是文革動亂的直接後果。由於被當作重要的「新生事物」，1978年之前沒有人對這一政策提出質疑。　　二、動機　　關於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問題，顯然是中國領導人發動這一大規模社會實驗的動機。將知識青年下放農村的政策，為何在1968年底重新出台？它為何採取了讓大量城市中學畢業生參與其中的這種新的群體運動形式？儘管造成了種種問題，它為何還能持續十幾年？　　回答這些問題並非易事，因為有各種動機混雜其中。下鄉政策顯然具有多種作用。領導人的某些意圖出現在官方話語中，另一些動機也許更重要，卻很少被提及。甚至還有一些領導人也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動機。這場運動的理由主要來自毛的幾條語錄，它們以黑體字的形式不斷出現在報紙上。但負責具體事務的領導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卻影響著他們的行動。　　這些不同的動機可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出於戰略考慮的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一）意識形態-政治動機　　意識形態動機在1968年的動員宣傳中具有突出地位，上山下鄉基本上被說成一種思想改造形式。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2日的著名指示，對發動這場群眾運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它給上山下鄉提供的惟一理由是「，知識青年」需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根據大量文章的解釋，再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思想「革命化」，「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培養接班人」.毛澤東從1960年就一直發出警告，中國有可能「變色」，變成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他特別擔心新的一代人可能忘記老一輩堅持的「無產階級革命觀」；而且認為學校教育是危險的，「知識分子」要想挽救自己，避免成為貪圖享樂的修正主義者，惟一的出路就是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　　在上山下鄉的宣傳中，城市知識分子與農民相結合被賦予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要性，這是消滅「三大差別」、步入共產主義的重要步驟。根據斯大林的說法，三大差別是指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斯大林，1974：25-30）。在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　　中，毛贊成逐步消滅三大差別，號召各行各業都要兼學別樣。從這個角度看，知識青年變成農民要比變成工人更好，因為這不僅有助於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還有助於消滅城鄉差別。　　因此，為了防止城市青年變成「修正主義者」，他告誡他們要到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鍛煉過的農村去。這項政策與不讓中學畢業生直接上大學的「教育革命」結合在了一起。中學畢業生至少要參加兩三年生產勞動，然後根據勞動表現和政治覺悟，而不是知識水平，由群眾推薦上大學。　　下鄉「戰略」對於向共產主義進軍固然重要，卻不能掩蓋1968年末的緊迫形勢和急需解決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沒能給中國找到一種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有時也想恢復一部分舊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員會。可是很多紅衛兵拒絕結束爭吵，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時有發生。1968年7月，毛決定派「工宣隊」進駐學校恢復秩序，並嘗試把青年送到黑龍江和內蒙等邊疆地區。但許多紅衛兵抵制恢復秩序，只有很少的人自願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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