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真的缺席大航海時代嗎？

明清時代的中國和西方各是什麼樣子？一個由來已久的描述這樣寫到：

中國一方閉關鎖國、停滯不前，逐漸落後於世界發展的潮流；歐洲尤其是西歐卻走出中世紀的陰霾，疾馳於大洋浪尖之上，用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將舊世界剖開，將新世界連起，從此，東方從屬於西方。

這種提法存於幾代教科書中，深刻影響了無數國人的歷史認知，上世紀風靡一時的《河殤》將它推到極致：中國是黃色的大河文明，這種文明在近代完全落後了，需要引入西方藍色的海洋文明徹底改造。

近20年來，中外史學界對以上觀點展開了激烈批駁，指出明清尤其是晚明至清初的中國並未閉關自守，相反，中國的海上冒險家們設官分職、壟斷貿易，取得了絲毫不亞於西方殖民者的業績；成船成船的棉、絲、瓷更是跋涉重洋、轉運四方，在初顯雛形的世界市場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讓我們從頭聊起，說一說這一段還不太為人知的歷史。

大明洪武四年十二月，創立帝國還沒多久的朱元璋就頒發了一道嚴厲的詔命，「禁瀕海民私自出海」。

成祖朱棣即位後，依舊把高皇帝的禁令視作祖宗法度。此後，雖然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但這不過是「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是一種與小民無涉的國家行為。

明政府也許不曾料到，嚴厲的海禁政策恰恰刺激了海上走私貿易的勃興。在東南沿海土地不足、人口漸增的大格局下，為了維持生計，出海成為必然的選擇。

因此閩浙沿海的走私逐漸習以為常，最突出的莫過福建漳州月港鎮（嘉靖年間升為海澄縣）。崇禎《海澄縣誌》用一種頗帶「憶昔開元全盛日」的筆調回顧：「有力者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耒耜······十方巨賈競鶩爭馳，稱小蘇杭者，其月港乎？」

▲月港帶來的繁盛貿易網路遍及東西洋各國

與月港南北呼應的走私基地是稍晚於其後崛起的寧波雙嶼港，這裡西接南直浙江膏腴之地，東瀕通途大海，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海外各國貿易的首選之處。

就在雙嶼勢頭正勁之時，一場毀滅性的打擊不期而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主張嚴厲海禁的新任浙江巡撫朱紈一到任，就派兵搗毀了雙嶼的一切設施。

可以想像，月港、雙嶼如此大規模赤裸裸的走私必然有著從地方到中央，從富商到官府，盤根錯節的大量既得利益者庇護。毫不意外的，朱紈在一年之後被構陷入獄，在自殺前他悲憤的說：「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之人必殺我」。

民間的走私行為被嚴厲取締，官方的貿易口子又打不開，積攢了巨大能量的諸般海上勢力無處可去，它要噴湧出來，它一定要噴湧出來。

隆慶元年（1567），剛剛即位的新皇帝終於決定「鑒前轍，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史稱「隆慶開關」。

明初以降持續200年的海禁政策宣告廢止，走私貿易從此變為合法貿易，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晚明東南沿海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開始降臨了。

這樣的繁榮應該放置在世界大變局下看待：西方航海時代的先驅葡萄牙人遠涉重洋開始北上中國進行走私。1557年，他們通過賄賂獲得澳門的暫時居留權，逐漸將澳門化為溝通東西的重要商埠，中國市場開始捲入形成中的全球貿易網中。

緊躡葡萄牙人足跡的西班牙人也找到了一條溝通菲律賓馬尼拉和美洲殖民地之間、橫跨太平洋的航線。聲名遠揚的「馬尼拉大帆船」就在這條線路輸出絲、棉、瓷為主的中國商品，輸入墨西哥白銀。

▲「馬尼拉大帆船」，載著從月港運來的明朝商品運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阿卡普爾科港，幾十年間將大量美洲白銀流入中國。西方早期殖民者幾乎成為了明帝國的海上轉運夫

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約30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竟達到7000~12000噸。

天量白銀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硬通貨地位，又為明代中後期銀本位貨幣體制奠定了堅實基礎，生絲、綢緞、棉布、瓷器等手工業商品的出口持續增長，這種外向型經濟不斷刺激東南沿海，尤其是江南蘇松常太核心地區的商品經濟高度繁榮，以市鎮為中心的多層次商品市場漸趨構建。

今天許多讀史者心中塗抹著柔光、無比精緻優雅的晚明江南社會：小橋流水、才子佳人、思想奔流、典故軼事，終於形成了。

▲電影《柳如是》折射的晚明江南文人、官僚、士大夫們的享樂生活。優雅的背後是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

在遠離江南的宋元海港古城泉州，有一個南安縣，縣裡有一個瀕海村莊石井。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當鄭芝龍出生在這裡的時候，中國東南海洋上繁盛的貿易已經持續了近40年，新的時代在呼喚新的要求：有錢賺就行已經不夠了，我們是不是還要再來一點政治權力？

鄭芝龍的發跡充滿傳奇色彩，至今還有很多細節不甚清晰，我們只知道到1626年，年僅22歲的他已經成為首屈一指的海上勢力：他的武裝船隊多達700艘，他脅迫在中國岸線游弋的各方海商向他貢稅換取照牌，大型船一年要繳2100兩白銀，小型船則是500兩。要是撞見了「無證駕駛「的傢伙，他們連人帶貨都會被鄭家沒收、緝拿。

這一制度在鄭芝龍之子——鄭成功那裡發揚光大。最鼎盛期，鄭成功在廈門有仁、義、禮、智、信；在杭州有金、木、水、火、土共計十家商品批發店，不管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還是日本人、荷蘭人，只要參與海上貿易，都必須向鄭氏父子低頭繳稅。這兩個男人儼然成為了海洋秩序的仲裁者，掌握著本應由明王朝掌控的公共權力。

▲偉大民族英雄形象的背後，也許還有"向海而生「的中國歷史另一種演進可能

漸趨風雨飄搖的老大帝國在無力中只能承認這種權力讓渡。然而深究下來，鄭芝龍們春風得意的背後恰恰隱憂不斷，核心的問題就是：這麼大的海上力量能一直飄在海上嘛？

明中央政權的猝然終結和清軍入關，對鄭氏父子來說都是莫大的十字路口。

鄭芝龍在福州擁立皇族朱聿鍵為福王，1646年福州陷落後，他選擇歸順清廷，歸降後的他失掉了賴以為生的命根子，對清朝而言，他慢慢失掉了利用價值。1661年，曾一時無兩的海上霸主像落葉一樣被無情的處死。

鄭成功也許早就嗅到了父親模式的局限，他選擇創建一個靠海為生的正兒八經政權：先是接受南明唐王的賜姓，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後期半個福建、廣東都成為了「國姓爺」的勢力範圍。

然而，核心問題依舊難以解決：那麼大的海上力量所能依靠的陸上根據地太小了太窮了，即使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以為長遠謀劃、即使鄭成功的船隊突破千艘、即使鄭成功的火器勝過清軍。但是只要清王朝一完成對明舊疆和資源的整合，在那時的生產力條件下，鄭氏海洋帝國和持續了100多年的中國航海時代必然要終結，這就像堅冰遇到了正午十二點的太陽。

反覆回顧這一段歷史，總能讓人感慨：晚明清初一百年的海上，在明王朝無力且無意控制的大背景下，中國冒險家、航海者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上演了無數生動的活劇；但反過來，一旦強力的大陸政權再次試圖掌控海洋，這些主角們只得立刻消失在幕後。中國歷史似乎又回到了「封閉保守的黃色大河文明」舊轍。

討論這些頗有異於教科書觀點的內容，並不是要聳人聽聞或做什麼翻案，而只是希望人們去開闊視野，跳出常見角度的窠臼。回頭再看這段中國曾深度參與的大航海時代，不僅有益於審視已過去的歷史，更有助於我們看懂近代和當代中國從哪裡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