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故事】傅斯年（2）：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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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抗戰期間，傅斯年為尚在童年的兒子書寫文天祥的《正氣歌》，囑咐他「日習數行，期以成誦」，告誡他「做人之道，發軌於是，立基於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則必為生死所困，所以異乎禽獸者幾希矣」。

真正的知識精英往往富於民族感情，當蝗蝗外寇入侵時，他們會採用獨特的表現方式，比如斷髮文身，又比如蓄鬚明志，傅斯年的做法是給兒子取名仁軌，這個名字當然有出處，有典故。劉仁軌是唐朝大將，駐守朝鮮，抗擊日軍，打過極其漂亮的殲滅戰。傅斯年強烈的愛國心由此可見一斑。可惜虎父生犬子，傅仁軌未能繼承父輩、祖輩的事業，他在美國學嬉皮士，荒疏學業，潦倒不堪，當然這都是後話了。1935年，華北形勢岌岌可危，日本人鼓噪「華北五省自治」，也有某些畏敵如虎的中國人極其天真地主張將北平降格為「中立區」，為此發起建立北平文化城運動，一時間人心惶惶，議論紛紛。恰在此敏感時期，胡適發表了附和政府妥協政策的軟性言論——《保衛華北的重要》，傅斯年讀罷此文，怒不可遏，大有冰炭不同爐之慨，他宣稱要退出《獨立評論》雜誌社，與胡適割袍斷義，幸得丁文江居中斡旋和調停，傅斯年才收回成命，與胡適言歸於好。「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如此理解傅斯年與胡適的友誼，則庶幾乎近之。胡適一直堅稱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實乃由衷之言。

當時，北平市長蕭振瀛設宴招待教育界名流，他板起面孔，虛聲恫嚇，要大家看清楚形勢，知所進退，還公然為敵張目，大放厥詞，「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免招言禍，儼然出面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招降納叛。當時，全場名流面面相覷，噤聲無語，氣氛極為凝重，唯有傅斯年憤然作色，拍案而起，當面教訓蕭振瀛別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是國民政府的官員，別站錯了民族立場。他宣稱，當此國運懸於一線的危急時刻，身為學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反抗的態度和不屈的精神，贏得了眾人的尊重。嗣後，一二九學生示威運動，使得北平渾濁的空氣，為之一清。當時，親日派橫行，日本特務猖獗，傅斯年當眾嚴正表態，很可能招致血光之災，但他正氣凜然，毫不畏縮，骨氣和勇氣都令人欽佩。抗戰伊始，北校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而為西南聯合大學，定址昆明（文學院和法學院在蒙自有三個月的過渡期），寶貴的師資和財力得以集中利用。因陋就簡辦好一所戰時的中國最高學府，這個構想最初即源出於傅斯

年的靈感。此舉成為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異常艱危的境況下，西聯大培養了一大批棟樑之材，日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均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

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重慶的那晚，傅斯年欣喜若狂，他從住所里尋出一瓶烈酒，到街上去手舞足蹈，如醉八仙一般脫略形骸。他用手杖挑起帽子，又像一位變戲法的魔術師，他與街頭慶祝勝利的民眾笑鬧了許久，直到酩酊大醉，手杖和帽子全都不翼而飛。國家出了頭，老百姓有了活路，這是傅斯年最暢懷最愜意的事情。

三、「民國第一牛人」

傅斯年卓犖豪邁，每給人以不可企及之感。真名士，始能真本色，方能真性情。傅斯年被人謔稱為「傅大炮」，即形容他忍不住炮仗脾氣，口快心直，放言無忌。畢竟是多年的老朋友，羅家倫看傅斯年看得夠准：「孟真貧於財，而富於書，富於學，富于思想，富於感情，尤其富於一股為正氣而奮鬥的鬥勁。」倘若傅斯年的「鬥勁」欠缺鋼火，他又怎能成為「民國第一牛人」？周炳琳夫人魏璧曾說：傅斯年從歐洲歸國時，決定帶手槍去南方從事革命活動，他的辦法是將西文精裝的原版書挖出空洞，用來藏槍。那年月，安檢措施並不嚴密，這樣子就足可以矇混過關了。可惜這只是一條孤證。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時，傅斯年任教於廣東中山大學。有一天，他和幾位同學在蔡元培先生家吃飯，大家興緻勃勃，個個都喝高了。這種場合，這種時候，傅斯年的「大炮」不鳴不響，更待何時？他信口開河地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它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開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在座的同學都覺得此言痛快淋漓，唯獨蔡先生越聽越不耐煩，他聲色俱厲地教訓道：「這除非你做大將！」聽到蔡先生的當頭棒喝，傅斯年的酒勁醒了一半，頓覺無地縫可鑽。

在北大時，傅斯年與人對掐，從不害怕寡不敵眾，他是山東大漢，身材魁梧，體積，力量，勇氣，三者都是冠絕群倫。他的訣竅是：「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足以壓倒一切。」傅斯年，虎背熊腰大塊頭，頭髮蓬鬆如亂草，戴一副美國滑稽電影明星羅克式的玳瑁眼鏡，天氣稍熱就滿頭大汗，時不時掏出潔白的手絹揩抹汗珠，這樣一個人，居然要扮演好鬥的騎士（東方堂吉訶德），像嗎？羅家倫曾勸傅斯年不要總是像好鬥的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傅斯年不可能把「沉默是金」這樣的金科玉律當成自己的座右銘。最逗趣的是，傅斯年與丁文江有過一段「過節」。1923年，一向倡導科學精神的丁文江與「玄學鬼」張君勱大戰若干個回合，終獲全勝。當時，傅斯年人在國外，卻十分關注這場科學與玄學的論爭，尤其欣賞丁文江的筆力和學養。過了三年，丁文江出任大軍閥孫傳芳治下的淞滬商埠總辦，傅斯年以為自己佩服已久的這位狠角色竟然墮落成為祿蠹[lùdù，官場蛀蟲]了，他感到極為失望。在巴黎，傅斯年向胡適連說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殺掉丁文江。1929年，傅斯年回國，經由胡適介紹，結識丁文江。胡適用玩笑的口吻打趣傅斯年：「現在丁文江就在你身旁，你幹嗎不殺他？」此前，傅斯年已了解丁文江當年出任淞滬商埠總辦的苦心是為了做一回改革舊上海的試驗，還哪有一點敵意和恨意？他尷尬一笑，抱怨胡適舊話重提，是故意惡作劇。胡適對傅斯年說：「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個『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此後，他們三人成為了聲氣相求、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20世紀上半葉，國內以西方科學精神武裝頭腦的知識分子十有八九反感中醫，魯迅是一個典型，傅斯年也是一個典型。傅斯年認為，英國醫學博士哈維發現血液循環已經三百餘年，中醫居然還把人體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這簡直是對於人類知識的侮辱和蔑視。

由於傅斯年專修過實驗心理學，同時涉獵過生理學和生物化學，他撰文批判中醫時，不僅立論站得住腳，精確打擊中醫的命穴和要害，也是彈無虛發。那些欲將中醫頂禮膜拜至國醫地位的人，對傅斯年自然是恨得牙齦痒痒的。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報》發表評論《所謂國醫》，他篤定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語氣，開篇即危言聳聽，自揭家醜：「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裡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裡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彷彿根本有問題？對於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於關係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裡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於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混沌的狀態中，何況較複雜的事。到今天還在那裡爭著中醫西醫，豈不是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此文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醫學領域引發新一輪激烈的科學和玄學（「巫術」）論戰。

有一次，傅斯年為了中醫問題在國民參政會上反對孔庚的議案，兩人當眾激辯，唇槍舌箭，各顯其能，最終孔庚倉皇敗下陣來，全然沒有「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的風度，竟倚老賣老，在座位上大出粗口，辱罵傅斯年。傅斯年不與孔庚斗粗鄙的口角，他當眾放出一句狠話：「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和你決鬥！」散會後，傅斯年果然去門口攔住孔庚，這才看清楚自己的對手七十多歲，骨瘦如柴，他的斗興頓時大減，把握緊的拳頭鬆開了，對孔庚說：「你這樣老，這樣瘦，我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其實傅斯年是刀子嘴豆腐心，並不喜歡恃強凌弱，當他佔盡上風時，反而不再動手。

1940年8月，《雲南日報·星期論文》刊出馮友蘭的《論中西醫藥》，其論點可解中醫與西醫的長期紛爭：「中醫西醫之分，其主要處，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異。中醫西醫應該稱為舊醫新醫。」中醫的理論可能不通，但中藥可以治病則是事實，所以「我們現在應該研究中藥，而不必研究中醫」，即不必研究舊醫的那套近乎玄學的理論。

傅斯年主張知識精英參政而不從政，所以他只做參政員，不做官員，在這一點上，他與胡適是不同道的，胡適主張「好人政治」，認為好人要儘可能出去做官，國家才有希望，否則，「壞人在台上唱戲，好人在家裡嘆氣」，「好人動口不動手，壞人背著世界走」，政治的清明將永無希望。傅斯年的好友朱家驊、羅家倫均踏入政界，操持權柄，快哉樂哉。傅斯年的辦事能力實則超過朱、羅二人甚遠，蔣介石對他更屬信任有加，他若肯從政，不僅機遇多多，而且職位也絕對不會在朱、羅二人之下，但他始終堅執不可。傅斯年曾致書胡適，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唯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在政治上，他比胡適要成熟得多。傅斯年敝屣尊榮，連蔣介石欽點的國府委員他都力辭不就，他在書信中這樣表明態度：「斯年實愚戇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此後唯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於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1948年3、4月間，胡適對是否參選總統頗感恍惚之時，傅斯年提醒胡適，他身為國內知識界的當然領袖，「名節」才是重中之重，當局拉他參選，目的是「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真可謂一語喚醒夢中人。有人說，傅斯年就像是東漢黨錮傳中李膺、范滂皆推崇備至的一流人物郭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危言高論，處士橫議。但傅斯年顯然比郭泰更有行動力，更有膽魄，他憑藉一己之勇拼掉了國民政府的兩任行政院長，一位是孔祥熙，一位是宋子文，前者是蔣介石的連襟，後者是蔣介石的小舅子，可見其神勇非凡。傅斯年曾在參政院的會議上公開揭露真相：「抗戰以來，大官每即是大商，專門發國難財。我們本是勢力國而非法治國，利益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經到手則又借法律名詞如『信用』、『契約』等以保護之，這裡面實在沒有公平！」他平生痛恨中飽私囊的貪官，孔祥熙和宋子文是世間少有的大貪巨蠹，他自然視之若仇敵，深惡而痛絕。他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跟這些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他主張「懲罰貪污要從大官做起」，「除惡務盡」，「攻敵攻堅」，要打就要打活老虎。

抗戰期間，傅斯年身為國民參政員，屢次質詢行政院長孔祥熙，牢牢逮住其經濟問題不放，使孔祥熙狼狽不堪，惱怒之極，卻又無可奈何。蔣介石既想治理好中華民國，又想籠絡住那些專擅挖牆腳的親友，這種做法自相矛盾，最終害他丟掉了大好江山。蔣介石曾親自出馬為孔祥熙緩頰求情，欲使傅斯年一笑置之。蔣問傅：「你信任我嗎？」傅答：「我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對蔣的荒唐邏輯推導不以為然，他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此言一出，滿座失驚，蔣介石也為之動容。一個人在極峰面前也敢講真話講硬話，這才叫剛直不阿，這才是傲骨錚錚的男子漢。不久，孔祥熙灰溜溜地下了台，鹹魚未能再翻身。

1947年2月15日，農曆丁亥年正月二十五，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造成一波強勁的倒宋聲浪。即使懸隔六十餘年，我讀罷此文，仍要用「切中要害」四字來形容。傅斯年從五點入手，處處講理，層層剝皮，使宋子文體無完膚。這五點是：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能力、文化水平。「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宋子文的形象就是如此了。「當政的人，總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傅斯年諷刺宋子文宴請來賓，只會夾菜喂客。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抗戰勝利後，宋子文去北平接收敵產，竟將別人的老婆也一併接收了，還帶到公共場合去招搖，丟人現眼，淪為笑談。這樣子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傅斯年懷疑他究竟是否「神經有毛病」。此文中，講理是一方面，發怒是另一方面：「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這一驅逐令斬釘截鐵。傅斯年先後彈劾孔祥熙、宋子文，希望蔣介石至少要「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最好能將他們「摒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般毫不客氣和行之有效的辦法，蔣介石心太軟，未肯採納。蔣經國後來去上海打虎，同樣是只聞霹靂，不見雨點。蔣家王朝氣數已盡，痼疾難瘳，根基朽，大廈傾，傅斯年縱然驅孔驅宋成功，也無濟於事。

曾有人作誅心之論：「傅斯年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仍是蔣介石的一條忠實的走狗！」這話其實站不住腳。準確地說，傅斯年向來敢「犯上」而不「作亂」。中央銀行國庫案是孔祥熙的硬把柄，傅斯年揪住不放，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一份蔣介石為孔祥熙說情的絕密函件，他怒火中燒，動筆鉤出要害，竟在「委座」的大名側揮筆痛批道：「不成話。」世間多有連貪官也不敢反的軟骨動物，批評傅斯年這樣的勇士，他們卻「有膽有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不好恭維。

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爵士一度擔任國會議員，但他在五年任期內，始終緘默不發一言，友人問他何以金口難開，他說：「人家說的話，我一句都不同意。我說的話，人家也未必同意我一句，所以只好當啞巴。」阿克頓爵士還說過一句舉世認同的金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他無疑是大智者，他的話饒有理趣，頗堪玩味。傅斯年是智者，更是性情中人，他身為國民參政員，無論如何也要擔負言責。

「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傅斯年是唯一一個敢在蔣介石面前嘴叼煙斗、蹺起二郎腿講話的知識分子。妾婦之道，他不屑為之，韜光養晦，和光同塵，也與他的性情格格不入。稱他為無雙國士，就在於他真能做到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絕不輕義苟利。直道如弦，像傅斯年這樣剛正不阿的學者，西方多有，而東方罕見。清代書畫家傅山談藝有名言：「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學書如此，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傅斯年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他不肯低調，不肯謙虛，不設城府，不留退路，不工於心計，不屑於安排，他更像一位敢怒敢言的西方鬥士，而不像厚貌深衷的東方學者。有人稱他是「激進的保守主義者」，我卻認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者。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鳳毛麟角，過於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