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廷傑：宋夏文化交流與西夏的文學創作
宋、夏之間經濟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戰爭的起伏不斷，引起了宋、夏文人作家和民眾強烈的人文關懷，從而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構成了"宋夏文學"的獨特面貌，成為中華民族文學遺產之瑰寶。"宋夏文學"具有廣泛的文化意義和深刻的主題內涵，也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過去的研究，對此觀照很少，特別對西夏文學創作情況不甚了了。隨著古代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和開拓，"宋夏文學"這一課題已經逐漸納入研究者的視線。本文擬對宋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及西夏文學的創作特徵做初步探討。
一宋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西夏王朝是公元10-13世紀崛起於西北地區的以党項羌為主而又聯合漢、吐蕃、回紇等民族共同建立的民族政權。從元昊改元稱帝（1038）至帝出降成吉思汗（1227），傳位十世，歷祚一百九十年。若把元昊的祖父兩代即太祖繼遷、太宗德明也算在內，則傳位十二世，二百四十六年（982-1227）。其地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①。都城興慶府，地處賀蘭山東麓黃河之濱，即今寧夏首府銀川市。
西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化發展的基本過程為:逐漸摒棄西蕃"衣皮毛，事畜牧"的游牧文化，靠攏漢族農耕文化，形成"外蕃內漢"特色，最終融合於漢文化之中。党項羌人本居於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帶，貞觀初，其首領拓跋赤辭率部歸唐，賜姓李，遂將其族部遷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唐末，其首領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黃巢有功，復賜李姓"②，封夏國公。党項羌人自唐代內遷"受封賜姓"以來，一直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隨著民族力量的不斷壯大，他們迫切感到落後的游牧文化限制了自身發展的要求。於是，積極吸收漢文化，希圖用先進的漢文化改變游牧民族的落後狀態，提升民族素質，強化綜合國力，進而實現進兵關中、抗衡中原的宏願。因此，在經唐入宋、歷時四百年的文化滲透過程中，中原文化的根基已深植於西夏文化的沃土之中。史載，德明曾告誡元昊說:"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可元昊卻斷然回答:"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③這一方面說明元昊野心勃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對中原文化的嚮往與認同。西夏的獨立，只是地方政權的割據性質，元昊可以強行"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立王朝規模，卻不能割斷其與漢文化的淵源。"入漢人之數"，是党項羌人的共同心愿。夏詩《頌師典》雲:"蕃漢彌人同一母，語言不同地乃分。"明確認為吐蕃人、漢人、彌人（党項羌自稱"彌人"、"彌葯"）同出一源，頗有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意味。西夏學者骨勒茂才在其所編撰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序言中說:"兼番漢文字者，論末則殊，論本則同......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番語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能也。"④這些情況至少說明:宋夏文化交流是民族歷史交往的必然，是兄弟民族間和睦相處的表現，但它不是對等的雙向交流，而是党項羌人主動依照漢文化的模式改造自己民族文化的運動過程，是党項民族不斷丟棄原有文化的落後成分，積極吸收漢文化的先進養料，並逐漸融入中華民族文化有機體的運動過程。這還可從西夏大量留存的漢文書籍以及西夏文文獻得到證明。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開始將《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陸續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是20世紀初（1908-1909）俄國科茲洛夫探險隊在中國西夏王朝黑水城遺址所獲宋夏金元時期的珍貴刻本與寫本，其所收錄的367件漢文遺書中西夏刻本、寫本計186件，宋代刻本、寫本54件，其餘為唐、五代、金、偽齊、元諸代刻本、寫本。這些漢文遺書內容包括:1.佛教作品;2.儒家和道家作品;3.醫書、曆書、占卜書;4.歷史著作;5.字書;6.文學作品;7.木版畫和印章;8.文書;9.關於書籍和印刷史的數據;10.黑水城出土漢文遺書中發現的歷史資料;11.書籍業技術方面的數據。儘管這367件遺書並不完全是從宋朝獲取的，但漢文書籍在西夏的廣泛流布，足以說明漢文化已完全融入西夏人的思想行為和道德規範之中。
西夏吸納漢文化的途徑主要有三:一是求取經書典冊。通過官方求賜和民間私購的方式大量獲得，然後，即將其翻譯成夏文傳播。如《孝經》、《論語》、《孟子》、《列子》、《左傳》、《周書》、《孫子兵法三注》、《孫子兵法》、《六韜》、《黃石公三略》、《貞觀政要》、《類林》、《十二國》等，都有夏文譯本。二是模仿中原禮儀制度。歷代拓跋首領多受唐、宋冊封為官，對唐、宋典章制度、朝拜禮儀、管理體制等國體政體了如指掌，如元昊本人即為中國通，"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鑒訣》"⑤。三是重用或引進漢人。《宋史·夏國傳上》載，元昊創業之初:"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鐘鼎臣典文書......"顯而易見，在他的智囊團中，漢人為多。他重用的主要謀臣張元、吳昊也是收容的關中士人，西夏與宋交聘的使臣張浦、楊守素等人也都是漢人。這些人精通漢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們對西夏文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嘉靖寧夏新志》卷二載:"斡道沖，字聖宗，靈武人。其先從偽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道沖通五經，為蕃漢教授，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又作《周易下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後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沒。夏人常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像）列諸從祀。"斡道沖對西夏傳播漢文化做出的貢獻巨大，深得夏人敬重，甚至享有從祀孔子的崇高地位。
西夏王朝在廣泛吸收漢文化的基礎上，尤其注重對禮儀文化和佛教信仰的受容和吸納。
西夏的歷代君主都非常重視吸收漢禮儀文化。李繼遷攻取靈州後，於真宗咸平六年（1003）將靈州改為西平府並定為都城，將拓跋氏宗族悉數遷往西平府，邁出了向漢文化靠近的一大步。他表白此舉目的說:"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且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我將藉此為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豈平夏偏隅可限哉!"⑥李繼遷已經明確認識到習尚華風禮儀對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其子德明與宋重修和好，化干戈為玉帛，貢獻之使，歲時不絕，"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⑦，還受封為夏王。元昊建國稱帝，為求獨立而有意排斥漢文化，另立年號，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裁禮之九拜，主觀上想通過建立自己一套文化禮儀以擺脫漢文化的影響，但他稱帝號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又改年號為"天授禮法延祚"，全都充滿著漢文化的意味。所設官屬皆仿唐宋舊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曰群牧司，曰飛龍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⑧後來因其中書不能統領庶務，又仿宋制設尚書令。元昊精通蕃漢文字，熟悉中朝典故，其"正朔朝賀雜用唐宋典式，而見官屬以六日為常參，九日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有執笏不端、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者並罰"⑨。這些朝參禮儀顯然是模仿漢禮制定的。至於蕃書，因是短期創製的急就文字，缺少長期歷史文化的自然積澱，就只能模仿漢字的形體結構而創製，屬於"漢字式的文字"，而且蕃書的主要功能除紀事之外，主要是翻譯佛經和儒家典籍，不過是傳播漢文化的工具。如夏文《德行集》，就是桓宗純祐指示番大學院教授曹道樂等人從儒學典籍中"擇其德行可觀者，備成一本"⑩，作為修身治國之要覽，目的是讓新繼位的桓宗閱讀學習，懂得為帝之道。元昊強行推行用於抗衡中國的"胡禮蕃書"，開始尚能施行，但其子諒祚繼位後卻"去蕃禮，從漢儀"，並"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漢使者"（《宋史》卷四八四）。秉常時，雖"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宋史》卷四八六），但其子乾順又將漢學作為"國學"，並"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宋史》卷四八六）。其子仁孝又將"國學"弟子"增至三千，尊孔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為訓導"（《宋史》卷四八六）。自此，漢學日興，蕃學日衰。至於上表乞賜九經、樂書、唐史乃至《冊府元龜》等事，以及私下購買漢文書冊典籍之事則屢有史載。對此，仁宗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說:"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11富弼這段話，概括說明漢文化對西夏文化的深遠影響。
從宗教信仰看，佛教是西夏的國教，但其經文幾乎全部取自宋朝。西夏主要佛事活動有三種，即:求經，譯經，修建佛寺浮圖。史載，西夏曾先後六次從宋朝贖取大藏經。其中仁宗朝五次，神宗朝一次。求經活動主要集中在西夏建國之初的時段里，不只說明夏人尊崇佛教的迫切需要，更說明佛教對夏人立邦建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義。西夏求取這些佛經後，即組織通曉蕃漢文字的高僧將其翻譯成蕃文加以傳誦。據史金波先生分析12，西夏翻譯佛經的大型活動分作三個時期:一為初譯時期，元昊於1047年在興慶府建高台寺，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讓他們"演譯經文，易為蕃字"13。但史先生認為，回鶻僧人把漢文經典譯為西夏文要同時精通難懂的漢語文和西夏語文。要把數量極大的《大藏經》譯成西夏文僅用回鶻僧人會受到相當的限制。如果真是這樣，那也只是翻譯水平的高低問題，不會影響立邦建國的需要。二為完成時期，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順，組織了大規模的譯經活動，西夏文《大藏經》主要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他考證《西夏譯經圖》所反映的正是這一時期大規模的譯經場面。三是校對與散發時期，仁宗仁孝在西夏文佛經中多以校者出現，說明至此西夏譯經的工程已經基本完成，主要工作則是大量散發傳播佛經。黑水城出土的漢文《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後有仁宗仁孝用漢文所作之發願文記述:乾祐二十年（1171）九月十五日恭請國師法師僧眾，"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燒結壇作廣大供養，奉廣大施食，並念佛誦咒，讀西番、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說法作大乘懺悔，散施番、漢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一十萬卷，漢金剛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各五萬卷......"14僅這一次散發各種佛經就達十六萬卷，可見其法會規模之大，散發數量之多。修建佛寺始於元昊，他在興慶府建高台寺，之後諒祚在興慶府又建承天寺，秉常和乾順都修過涼州感應塔，乾順還修建了有名的甘州大佛寺。至於小規模的佛寺更是到處修建，正如《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漢文所記:"□□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磎谷，村落坊聚，佛宇遺址，只椽片瓦，但彷彿有存者，無不必葺。況名跡顯敞，古今不泯者乎?"15西夏曆代君主皆崇尚佛教，一脈承傳，熱情不減。其真實用心如承天寺塔碑文言，無非祈求佛祖"保聖壽以無疆，俾宗祧而延永"16。
除了禮儀文化和宗教文化之外，還有對中原軍事文化的引進。我們雖然沒有元昊讀過《孫子兵法》的材料，但夏文譯本中有《孫子兵法》，元昊深諳韜略，身邊又確實聚集了一大批深通兵法的中原謀士。從他指揮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岩三戰三捷的過程看，其靈活戰術之運用，固然有長期對宋作戰的經驗積累，但亦與孫子兵法大要暗合，幾達出神入化。
總之，西夏政權模仿宋朝官制以成國體，吸收儒家禮樂以成教化，吸收中原佛學以崇信仰，運用《孫子兵法》以圖軍事制勝。宋夏文化的密切交流，起到了凝聚羌漢民族友誼的橋樑紐帶作用，同時也迅速改變著党項羌人的文化結構，從而形成"外蕃內漢"的西夏文化模式。
二西夏的文學創作
文學是文化最集中、最鮮明的體現。西夏文學的特點和它的文化特點一樣，流淌著漢文化的血脈淵源，同樣呈現著"外蕃內漢"的特徵。
從總體說，西夏經濟文化比較落後，文學創作也相對寥落，呈現出民諺民謠發達而作家文學滯後的特徵。史金波先生對西夏文學創作面貌有過精闢的概括:"西夏的文學作品傳世極少，過去所能見到的只是漢文文獻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西夏文詩歌集的寫本和刻本，保存了數十首詩歌，反映出西夏詩歌的面貌和特點。在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中，搜集了大量多種類型的西夏諺語，以淳厚的民族風格展示了西夏社會風情與党項族的民俗倫理、道德觀念。諺語還為了解西夏文字的對偶、引申、韻律等形式提供了有價值的素材。西夏佛經中有很多發願文和序言，這些出自西夏人手筆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闡明佛學奧理，敘述譯經、印經的經過，祝願美好的未來，多用對仗工整的駢文，是研究西夏文學特點的重要資料。"17
諺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經驗和智慧積澱的結晶。由於它分散傳播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所以，只能靠口口相傳而世代延續。可是我們卻驚奇地發現西夏人不僅熱衷於創作諺語，而且還有人對之進行專門搜集整理工作，致使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彌足珍貴的諺語選集。西夏乾祐七年（1176），有學者梁德養完成了諺語《新集錦合辭》的選編工作。他去世後，另一學者王仁持又費十年之功，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於西夏乾祐十八年（1187）刻版印行。這本諺語集所收作品360餘件，以諺語為主，還有民謠、謎語、歇後語等。書的題名至少告訴我們兩個信息:既然是"新集錦"，就說明先前有過"舊集錦"，可見西夏人有重視諺語創作的傳統。正如諺語所說:"巧說諺語可解悶，巧幹營生不覺困"，"祖輩辯才道不盡，彌人諺語說不完"，亦從某一側面說明民間對諺語創作的濃厚興趣。書題又稱諺語為"合辭"，旨在表明西夏諺語的形式是偶句相對的。西夏諺語的內容比較廣泛，有政治諺語如"戶戶紫衣不繅絲，人人為官莫斂財"、"苦蕖雖小根腳苦，豺狼雖小本性毒"等，是針對官府殘民害物劣跡的揭露與批判;風俗諺語如"寧射蒼鷹不射兔，寧捕猛虎不捕狐"、"設筵供神宰羔羊，追殲逃敵騎雄畜"等，表明西夏民風的驃悍剛猛;道德諺語如"不孝父母增災禍，不敬師長減智慧"、"同伴有病莫相棄，同伴有求莫相拒"等，提倡人際之間的關心友愛;告誡諺語如"不會拉弓，就不要放箭，不會說話，就不要開口"、"螞蟻無論怎樣努力，也不會像獅子王一樣，蒼蠅無論怎樣裝飾，也不能與金翅鳥相比"等，都是告誡人們尊重實際，切勿不懂裝懂、異想天開;總結生產與生活經驗的諺語如"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臨時抱佛腳"、"修牢畜圈防狼鑽，挖好深井畜不渴";觀測天氣和自然現象的諺語如"火石打火可燒山，群鴿穿雲大雨下"、"鳥坐下，胸對著風，魚入睡，頭迎著水"等;反映戰鬥精神的諺語如"有志族女不厭嫉，參戰獨子不惜命"、"肝雖墜，未曾倒，箭已盡，不會降"、"腸流出，纏於腰，肚已穿，以草塞"等。這些諺語句法簡練，內涵豐富，修辭靈巧，形象生動，既有認識價值，又有文學色彩，全面反映了西夏民族心理及社會的真實內容。
關於西夏詩歌，陳炳應先生曾在《西夏的詩歌、諺語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問題》一文中，依據蘇聯早期西夏學家聶歷山的俄文遺著《西夏文字及其文獻》轉譯了六首詩。從體式看，非五言即七言，句法整齊;從語言看，質樸無華，透發著濃厚的原始生活氣息。其中有頌揚西夏祖先的:
黔首石城漠水畔，紅臉祖墳白河上，高彌葯國在彼方。母親阿媽起族源，銀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傳。
繁裔崛出彌瑟逢，出生就有兩顆牙，長大簇立十次功，七騎護送當國王。
首三句追溯党項羌人祖先的發祥地。石城，據《後漢書·段熲傳》載，東漢桓帝延熹三年，段熲追擊侵擾張掖的燒當等羌，經四十餘日，出塞二千餘里，"遂至河首積石山"，"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此"河首"與下句"白河上"吻合，所謂漠水畔之石城，可能就是《後漢書》所載之石城，正在党項羌分布範圍之內。西夏學專家李範文認為:"夏人原居白河上流，故稱"白上"，或稱"白河上"，是可信的。......白龍江，也稱白水江，原於西傾山東麓，自迭山、岷山峽谷中奔騰而下，過古迭州、西固，而趨武都。白龍江南岸，為岷江上游，適於稻作園藝，附近兼饒森林，這一地區，正是西夏党項族最早的居住區。他們對這個地區的留戀和崇拜，用詩歌和國名來傳頌，是有道理的。"18"母親"三句，則表述對夏人"族源"始祖母神話般的歌頌與崇拜，以及對"取姓嵬名"的歷史追溯。始祖母為"銀白肚子金乳房"的"西羌姑娘"，生了七個兒子，繁殖了整個西夏王族。"繁裔"四句，可能是歌頌西夏開國之君李繼遷的。《宋史·夏國傳上》記其"生而有齒"，和詩中"出生就有兩顆牙"相互印證。當太平興國七年（982）繼捧納土歸宋時，繼遷"與其黨數十人奔地斤澤"，聯絡豪右，懷述祖功，舉起反宋大旗。自此，"數寇河西，銀夏諸州無寧日"19。又取聯遼抗宋之策，經二十多年征戰，不僅迫使宋朝歸還銀、夏、綏、宥、靜五州，而且還奪取宋之邊防重鎮靈州，並以之為都城，又揮兵西向，攻拔宋之西涼府，為西夏立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誠如《宋史·夏國傳上》載元昊上宋廷表文所言:"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緣境七州，悉差肩而克。"因此，繼遷作為開創基業之君，他的煌煌戰功，足以使夏人引為自豪，熱烈稱頌自是理所當然。這和《詩經·大雅·生民》以"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等語的寫作用意如出一轍。說明民族詩歌，大都有對本民族繁衍發展以及始祖的崇拜與歌頌。
還有一首《頌師典》，雖頌揚西夏文字的創製者，但對"中國"與"彌葯"同出一源以及相互交往多有涉及，可將它當作夏漢交流的史詩來讀:
蕃漢彌人同一母，語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國，蕃人國中用蕃文。東方低地漢人國，漢人國中用漢文。各有語言各珍愛，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國野利賢夫子，文星照耀東和西。選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誨成人傑。太空之下讀已書，禮儀道德自樹立。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頭。大陸事務自主宰，行政官員共協力。未曾聽任中原管，漢人被我來降服。皇族續續不間斷，彌葯儒言代代傳。諸司次第官員中，要數彌葯人最多。請君由此三思忖，誰能道盡夫子功? 20
對於這首詩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重視:一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通的親和力，党項羌族雖欲自立自強，但始終以自己為中華民族之一員而驕傲，"蕃漢彌人"是指吐蕃、漢、党項三個民族。二是對夏漢文字皆表示尊重，以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三是對夏文字創始人野利氏的讚頌。關於夏文字的創始，史載不一:《遼史·西夏外記》載:繼遷"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鑒訣》、《野戰歌》，制番書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21。而《宋史·夏國傳上》則雲:"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而此詩乃夏人自贊野利之功，可見《遼史》所載不確，《宋史》較為可靠。四是選招弟子讀書事，元昊始建"蕃學"與"漢學"時，二者並重，而且無在讀人數記載。傳至四世乾順又將漢學作為"國學"，但僅"設弟子員三百"，五世仁孝又將"國學"弟子"增至三千"。此詩所謂"選招弟子三千七"當指仁孝在位（1139-1193）時事，說明此詩作成至少在仁孝在位或以後。五是頌揚西夏的強盛，党項羌人先屬吐蕃，後屬中原，而詩中對二者皆言"降服"，表現出強烈的獨立意識和稱霸中國的英雄氣概。六是稱讚民族人才讀盡天下書的好學精神，同時也表達對儒學的信仰尊崇和彌葯人才輩出的自豪。詩歌以外，西夏的表文、書簡和碑銘，也較有文采。如宋寶元二年（1039）元昊稱帝後上呈宋廷的表文: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於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緣境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裁禮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坦莫不稱臣，張掖、交河咸甘稽首。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是期，山呼齊舉，伏願一抔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群集又舉，事不獲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卧普令濟、嵬伽崖奶，奉表詣闕以聞。22
西夏表文多數很可能出自漢人手筆。這篇表文以方正端莊、華采流溢之文筆，稱數党項先祖之偉業，宣告自己稱帝乃歷史之必然，民心之所向，措辭委婉巧妙，語氣堅定不移。至於最後請求宋廷"寬慈及物"、"魚來雁往"等語，不過是外交詞令罷了。此表果然引起宋廷震怒，"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為定難軍節度使"（《宋史·夏國傳上》）。隨後戰火燃起，戰禍頻仍。"從藝術表達上看，全文主旨突出，結構嚴謹，層次清晰;用語典雅凝重，論說逐步深入，文氣沉穩從容。這種表文的寫作，深受唐代以來駢體公文的影響，十分講究將駢儷排偶形式施之於公文應用。這種表文，頗能代表西夏宮廷的文學風格，並昭示了西夏作家在藝術審美上的刻意追求。"23
西夏的書簡也寫得很漂亮。永樂之役大敗宋軍後，夏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宋將劉昌祚，義正辭嚴地提出告誡:肆意侵入疆土，只有自取滅亡;只有和好如初，方為明智之舉。《宋史·夏國傳上》卷四八六載: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為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 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辟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文筆犀利，咄咄逼人，曉以利害，明以大義，完全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教訓語氣，其勝利者的傲慢情態溢於言表。與元昊稱帝表文相比，同樣具有節奏明快，簡捷實用，沉穩從容中透發著斬截痛快、峻發凌厲的特點。和宋人動輒援古論今、長篇大論，卻又充滿著令人厭倦的書生氣的奏疏相比，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西夏的碑碣銘留存較多，也能體現西夏人的文學才華。其代表作品有:《大夏國葬舍利碣銘》24，作於西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八月，是西夏佛事碑銘中最早的一篇，由元昊的名臣、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陟奉制而作。碣銘以"依歸者雲屯，供養者雨集"等語頌揚大夏的繁榮昌盛;以"敏辯邁唐堯，英雄□漢祖"等語盛讚皇帝元昊的傑出才華;以"下通掘地之泉，上構連雲之塔。香花永馥，金石周陳"描寫佛塔精美宏偉的建築造形;以"保佑邦家，並南山之堅固;維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表達江山永固、國泰民安的良好祝願。全文篇幅短小、結構緊湊、文氣暢達、主旨突出。另有《黑河建橋敕碑》，也同樣具有這種簡捷明快的風格特點。此碑落款為"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1176），九月二十五日立"。乾祐是西夏仁孝皇帝的年號。黑河，又叫黑水河，在甘肅張掖城西約十里處。文曰:
敕:鎮夷郡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哀愍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之所致也。今朕載啟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契十方諸聖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願也。諸神鑒之，勿替朕命。25
敕，皇帝詔令之謂也，因其為敕文，固以命令口氣寫成。此碑文，文字簡明、立意顯豁，三層結構、自然渾成，首尾照應、文氣貫通。先以皇帝至高無上之尊，號令諸神"咸聽朕命";次則追憶"賢覺聖光菩薩"興造此橋利國便民之功德，回顧昔曾親祭諸神，表彰了諸神過去保佑之功;最後則勉勵諸神今後繼續"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使此河水患永息，使大夏邦家永固，並以告誡"諸神鑒之，勿替朕命"斷然作結，回應開頭。全文語氣堅定果斷，乾脆利索，句法技巧，亦如其表文，多用對偶排句，以使文章更趨精美。
從上舉諺語、詩歌、表文、碑銘諸種，可以明顯感到，宋、夏雖政權各異，但西夏文學裡流淌著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滲透著漢民族文學的根基和淵源，這是夏、漢民族在各個領域長期密切交往、文化相互認同的結果。然而，在宋代文學中，特別是給西夏的國書，總是流露著"奉承端命，撫有萬方"那種居高臨下、恃強凌弱的意向，始終放不下中央王朝宗主的架子。然而，宋人的民族歧視，並不能影響或阻礙夏、漢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必然趨勢。夏、漢民族文化，正是在這種長期的衝突與碰撞的進程中逐漸走向融合的。
注釋
①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西夏書事校證》卷一二，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頁。
②《宋史》卷四八五，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982頁。
③《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3頁。
④骨勒茂才《番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頁。
⑤《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3頁。
⑥戴錫章編撰、羅矛昆校點《西夏紀》卷六，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頁。
⑦戴錫章編撰、羅矛昆校點《西夏紀》卷四，第159頁。
⑧《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2頁。
⑨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西夏書事校證》卷一三，第152頁。
⑩聶鴻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頁。
11《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2頁。
12《西夏史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45頁。
13《西夏書事校證》卷一八，第212頁。
14轉引自《西夏史論文集》第346頁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
15韓蔭晟《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上卷，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頁。
16胡汝礪編、管律重修《嘉靖寧夏新志》卷二，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頁。
17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8《西夏史論文集》，第62頁。
19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西夏書事校證》卷三，第40頁。
20引自張迎勝主編《西夏文化概論》第12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詩陳炳應亦有譯文，與此譯略有出入。
21韓蔭晟《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上卷，第117頁。
22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西夏書事校證》卷一三，第151頁。
23張迎勝主編《西夏文化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
24胡汝礪編、管律重修《嘉靖寧夏新志》卷二，第153頁。
25韓蔭晟《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上卷，第146-147頁。
（收稿日期:2003年11月28日）
［作者簡介］
張廷傑，1946年生。現為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發表過專著《宋夏戰事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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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是由党項羌於公元１０３８年至１２２７年建立於我國西北部地區的地方政權，如果從"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所建立的夏州政權開始算起，共歷時３４７年（公元８８１年至公元１２２７年）。其所領疆域，奄有現今甘肅大部、寧夏全境、陝西北部，以及青海、內蒙之部分地區，"方二萬餘里"，"東據河，西至玉門，南臨蕭關，北控大漠"。西夏王朝具有明顯的仿唐性，其社會性質屬於封建制。其政治、經濟一度獲得巨大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亦蒸蒸日上。在與中原文化及西域文化的交流之中，党項羌統治者推行開放政策，允許佛、儒、道三教在其境內傳播，並致力於翻譯有關經典。西夏王朝還在推行漢字教育之基礎上創造了西夏文，並擴大西夏語言文字。--白庚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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