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煥 李亞琳 周森作者一：童大煥 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院長作者二：李亞琳 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 研究員作者三：周 森 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原研究員，現已離職。本文是在童大煥、李亞琳《石破天驚 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推導出城市半徑極限！》基礎框架下的修訂稿，周森執筆。創作時間：2016年10月17日~12月底摘要:發達國家在1960年代的後工業化引發的工廠外遷讓大都市的半徑從30公里急劇推進到50公里。但第三產業的崛起引發的產業結構升級深刻地影響了城市的發展，服務業的集聚性將會導致大城市半徑緊縮在30公里左右，後發國家的城市發展或將有自己的模式。關鍵詞：城市半徑 增長極 服務業 高密度城市Comments ofthe phenomenon of 30km radius of citiesand the possible size of metropolis in the futureAbstract: The relocationof factories causedby post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1960s let the radius of cities rapidlyexpandedto 50km from 30km.However, therapidriseof modernservice industry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The agglome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will lead the radius of metropolis shrink to 30km, which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theory of cities? radius of 50km. Theurbanizationdevelopmentof late-developmentcountries will have their own models.Key words: city radius；growth pole；service industry；high density urban城市到底應該建多大的問題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熱點之一。一味地「攤大餅」式的發展已經飽受詬病，尤其在服務業崛起的今天，過大的城市面積稀釋了人口密度，降低了基礎設施和資源的利用率，不利於服務業的成長。此外，分散的城市布局也引發大量的通勤需求，造成環境污染和交通擁堵。因此過大的城市半徑不適宜未來城市的發展已經是大家的共識，但決定城市規模的因素有哪些？支撐城市發展的產業對城市空間結構又有何種需求？在中國大城市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有哪些歷史經驗可以汲取，又有哪些嶄新的挑戰需要應對？一、歷史經驗：產業升級與城市半徑的變化1.倫敦 工業革命起源於與英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倫敦終於在20 世紀60 年代達到工業化的頂峰，但隨即在60年代後期開始了重化工階段向後工業化階段的經濟轉型。從此，倫敦強大的製造業開始衰退，許多工廠關閉，直接造成20多萬製造業工人的失業；中心城區地價昂貴也迫使相當多的企業外遷至倫敦郊區[]。這一經濟轉型時期持續了大約20 多年。從1961年開始，社會就業人數一直減少，直至25年後的1986年，服務業就業的增加才讓整個社會就業人數開始凈增。而倫敦服務業的崛起開始於1971年，歷經15 年的時間，就業人口從製造業慢慢轉移到了服務業。倫敦就業人口比例變化：年份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19714.4%27.7%68.6%19865.2%15.8%80.9%尤其在1981～1987年，儘管與工業生產聯繫較為緊密的服務部門如運輸業就業人數大幅下滑，但是商務服務業就業增加30%；銀行、證券業就業增加13%；個人服務業就業增加20%。依靠服務業帶來的大量就業需求，倫敦在製造業和社會總就業人口大量減少的背景下，就業人數穩定在260萬(1978～1985年)。倫敦經濟轉型的原因十分複雜，如國際競爭的加強、匯率對製造業出口不利等；但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是城市有限的空間束縛了工業生產的擴張，而市中心土地價格十分昂貴。因此，英國政府在60年代啟動了大倫敦計劃，在距倫敦中心約48公里的範圍內，由內到外規划了四層地域圈：內圈、近郊圈、綠帶圈與外圈。規劃中增設的衛星城主要分布於距離倫敦中心30公里至48公里的範圍內，城市半徑一下子增加了約20公里。但是倫敦新城成效甚微，雖有工廠搬遷過去，但是對人口的吸引力遠遠低於中心城區。直到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為失敗的新城建設計劃畫上了休止符。2.紐約 紐約的經濟同樣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轉型。製造業就業人數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分別減少了9.2萬、18.1萬、26.7萬，下降比例分別是9%、19% 和35%。1961年的紐約，製造業還有140萬人，到1981年已經不到68萬，1985年更是僅有57萬人，約佔就業總人數的20%。大量工廠搬遷到郊區，企業總部也跟著外移。這直接導致紐約城市半徑從60年代的35公里推進到80年代的50公里。與此同時，第三產業迅速發展，1977年至1980年，白領行業的就業機會增加了17%，某些行業如計算機服務的就業增長率超過50%，工程建築、管理諮詢、會計、證券等部門的就業增長率也高達20%～30%。此外，商務服務業就業增長了24.7%，通訊行業增長了9.4%，教育科研機構增長了8.9%，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就業增長了7.7%，娛樂、文化、旅遊增長了7.4%。1950年至2000年紐約就業人口結構變化人數（萬）採礦業建築業製造業金融保險及房地產服務業貿易業交通及公共事業政府部門19500.212.3103.933.650.875.533.237.419600.212.794.738.460.774.531.840.819700.211.276.645.878.673.532.356.319800.17.749.644.889.361.325.751.619900.011.533.852.0114.960.822.960.820000.012.224.349.1145.762.721.356.7來源：美國勞動資源調查局上述服務業的發展將紐約的就業又拉回到原有水平，挽救了製造業萎縮帶來的衰敗，但社會就業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經濟的轉型直接影響了城市的發展。紐約的商務用地的生產率也開始大大高於工業用地的生產率。大都市區的辦公面積在1960～1975年間增加了1.11億平方英尺。1975年, 僅曼哈頓就擁有辦公面積2.27億平方英尺,比1960年增加了84%。在1970年代，面對急劇擴大的城市規模帶來的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理論界出現了填充式開發、精明增長等建設思潮。1980年代開始，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引領下，美國將「城市增長邊界」（簡稱UGB）作為控制城市規模、引導合理增長的重要抓手，以此促進城市緊湊發展。3.東京 由於日本國土狹小，東京的發展十分特殊，它承載日本國幾乎全部的發展重任，完成了其他國家幾個城市才能完成的職能，歷程的複雜也讓城市功能十分齊全，其發展特點幾乎綜合了紐約、華盛頓、矽谷、底特律四個城市的全部特點。東京、橫濱和千葉組成的「京濱葉工業區」經歷了初級工業化、重化工業化、高加工化和知識技術高度密集化四個階段。其中，重化工業階段持續了大約15 年時間，並在1960年代將東京的製造業帶到最高水平，然後進入後工業化階段，其產業變革也大約持續了20 多年。1965～1975年間，政府主動調整了東京的工廠布局，將工業設施向東京以外的地方轉移，特別是化工廠和鋼鐵廠幾乎全部外遷至東京南部。城市半徑由此從30多公里迅速增長至50多公里。與此同時，工業就業絕對量和比重開始下降，而服務業就業上升，大量的服務設施向東京集聚。1965年至2005年東京就業結構的變化年份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19651.5%41.5%49.6%19750.8%34.3%57.0%19850.7%32.0%67.3%19950.9%27.971.2%20051.6%24. 2%74．2%東京在1970 年代開始轉向發展生產者服務業，80 年代中期開始結合金融業進行一體化發展。從1975年到1985 年，東京第三產業就業增加了71%，其中信息、廣告、研發行業就業增長135%，法務行業增長30．7%，會計增長43．1%，房地產業猛增124%，其他專業服務也增長一倍以上。再之後的1986年到1996年，金融、保險和不動產業的就業又增長25%，第三產業全面崛起。與此同時，每家企業原本密不可分的管理和生產也開始分離，企業服務業和企業管理部門向中心城市的集中，企業之間的管理部門開始整合為一個大的管理產業。因此，服務業向城市中心的集中導致大城市的中心商業區高層辦公大樓的建築面積不斷增加。比如在1985～1990年間, 東京中心的八個區的寫字樓面積增加了29 .89%, 而製造業工廠的佔地面積減少了20 .54%，城市空間結構被根本轉變[]。無獨有偶，紐約大都市區的寫字樓面積在1960～1975年間增加了1 .11 億平方英尺，僅曼哈頓一區的辦公面積就達到2 .27億平方英尺，十五年間增加了84%。在後工業時代, 製造業停滯和人口的衰落也促進了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崛起,比如金融、通信、法務、交易所、諮詢等各種專門職業等。而中心城市擁有的中心性、聚集效益和完善的公共設施，成為服務業聚集的理想場所,從而推動了城市向服務業的轉型。城市的主要職能由工業生產轉向服務和管理, 成為控制中心和決策中心。尤其以中心城市白領服務業在職業結構中比例的上升最能反映後工業時代城市新的職能變化[]。白領服務業在各個部門中所佔的職業比例為：19511970 年1984 年紐約21 .7 %35 .0 %49 .4 %費城12 .5 %28 .5 %46 .5 %波士頓21 .7 %41 .6 %58 .0 %巴爾的摩12 .8 %29 .5 %42 .4 %因此，製造業向郊區的外遷並不能說明郊區的崛起和城市中心的衰退。由於高端的知識型服務業大多數集中於大城市的商業中心區, 使得中小城市和郊區企業更加依賴中心城市的高端服務業, 以適應更為激烈的生產競爭，這進一步強化了中心城市的專業服務能力和對郊區的輻射能力, 是城市職能在更大範圍內的整合。同時，信息技術的發展非但沒有稀釋城市的密度，反而使得人們之間的即時交流和面對面交往變得更加頻繁和重要，這無疑鞏固了作為交往中心的大城市地位[]。
綜合來看，工業革命之前的城市由於製造業並不發達，往往以政治、軍事和文化娛樂業為主，並且受制於人口規模，城市半徑往往都比較小，最大的不超過30公里（按照人口密度4000人╱平方公里的標準）。工業革命帶來的世界範圍內的製造業發展在1960年代將城市建設也推到一個高峰，20多年的經濟轉型帶來的工廠外遷讓大城市半徑從30公里擴展至50公里。但製造業隨後開始衰退，就業結構向第三產業迅速轉換，服務業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1980年代至今又有三十多年，大都市的半徑仍然穩定在50公里附近，並未有太多擴張，反而在服務業的深化發展中有緊縮趨勢，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二、作為增長極的服務業帶來的城市緊縮：根據錢納里工業化階段理論，不發達經濟發展到成熟工業經濟大致需要經歷三個階段：前工業化、工業化實現和後工業化，其中工業化實現階段又分為初期、中期、後期三個時期。我國2015年三大產業佔比分別為:第一產業佔9%,第二產業佔40.5%,第三產業佔50.5%；就業人數來看，第一產業（農林牧副漁）就業人員佔28.3％；第二產業就業佔29.3％；第三產業就業佔42.4％。從上述產業結構判斷，我國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但從城市化水平來看，，還處於工業化中期的城市化水平（50%-60%）。可見我國的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整體進程。考慮到城市化率統計數據的偏差而對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低估等因素，綜合來看我國的工業化總體上開始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此外，國內諸多經濟學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國經濟自2003年起便開始步入重化工業階段,將在2020年左右基本完成工業化。在工業化即將完成和第三產業過半的經濟結構轉型時期，推動城市發展的增長極也將從製造業向服務業過渡。1.增長極理論增長極理論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並於上個世紀80 年代被我國學者廣泛吸收[]。佩魯指出，在地理上分散的各家企業在經濟活動中通過各種生產要素的互動產生抽象的經濟空間，經濟空間大致可分為農業時代的均勻空間、計劃經濟時代的計劃空間和工業經濟之後的極化空間，而極化空間中推動整個經濟發展的產業或區域就是增長極或增長點。比如，技術創新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但創新並不是均勻地在所有行業平行推進，而是在一定的時間段內集中在某些行業爆發性地出現的，例如製造業中的電腦或智能手機引發的熱點產業作為主要的創新源，具有推進效應，可以在多個維度推動整個經濟的高速發展。這種具有連鎖帶動效應的推進型產業就被稱為增長極。近年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十分迅猛，在GDP中所佔比重不斷上升,並於2013年提高到46.1%，從而超越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2015年增長到50.5%，從業人口佔42.4%，成為非農就業最大主體。因此，我國經濟現階段的增長極已經開始從製造業轉向了服務業。而服務業的最大特點是集聚性，它的微觀乘數效應尤其明顯，這導致了大城市中空間集聚的必要。尤其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為促進城市布局的合理性，研究服務業的空間分布及其發展規律十分必要。2. 服務業的集聚性服務業在城市中的發展表現出更強的集聚特徵，而城市化進程和城市規模的擴大反過來也有利於促進服務業的集聚與發展，所以應該按照規模化和集聚化的要求塑造緊湊的城市空間結構。我國服務業的集聚效果已經顯現，總體的集聚水平明顯高於製造業，國內最為發達的30個城市就集中了服務業增加值的50%以上；而在這前30個城市中，經濟規模越大、行政級別越高，其服務業集聚態勢也越明顯[]。據統計，經濟最為發達的前20個城市的GDP佔全國GDP的33.30％，但其服務業佔全國的41.87％，相比而言，服務業集中度無疑更高。服務業的聚集性最典型的體現在都心產業上。都心產業往往知識含量高、佔地面積小、利潤率高，具有高度的交互性和創新性，典型的代表產業有金融服務業；信息產業；諮詢和文化娛樂業等。信息是這些高端服務產業的生命線。信息的傳播成本隨距離遞增, 並因距離而衰減。儘管信息技術已經高度發展，人們還是需要面對面地交流，經濟的信息要素也還是需要更高水平地在城市中心聚集，而不是遠郊。大城市的CBD(商務中心)有利於交換市場信息、技術或法律信息以及組織生產與管理協作。例如金融服務機構的集聚就是信息集聚,要想掌握準確信息和市場動向, 金融服務機構必須緊密聚集在一起[]。正是因為新興高端產業對信息集聚的內生性需求，一流的公司的總部一定要進核心區位的核心大樓。因此大城市能夠掌握最新的情報和信息，方便了解最新的一流的設計動態，頻繁的信息交換為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供了必要條件[]。上海「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這是市場規律的體現。住在浦西的人寧願承受每天遠赴浦東的上下班堵車之苦也不搬家。這是因為浦西的老社區人口密度高，餐飲、咖啡廳、健身房、KTV、超市、水果店等的數量遠遠超過低密度的浦東，由於人流量大，出貨速度快，資金周轉率高，商鋪的固定投入又可以被貨物量分攤，而高密度的商鋪之間的競爭也有利於降低物價，因此浦西食品價格更低，新鮮度更高。而浦東的社區則是低密度的，達不到服務業所需要的「進門人口」，實現不了盈利，導致服務業供給不足，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品質，很多人選擇開車去市中心會友和消費，本區域的服務業進一步受到了制約；另一方面，低密度的社區本身則成了「睡城」，往返市中心的通勤壓力加劇了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因此，服務業比重上升城市空間的集聚性加強人口就業的集聚城市的高密度收縮城市半徑的縮短，這一邏輯鏈條是成立的並且已經顯示出巨大的影響。3.通勤時間對城市半徑的制約日本政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建設新城以減輕東京的人口壓力。新城選址一般距離東京中心30公里左右，如東急多摩田園都市、多摩新城、港北新城、千葉新城等。新城主要是為在中心城區上班的人提供住處，所以通勤時間不能太長。因此，城市的大小問題就歸結到多長的通勤時間是人們可以接受的。從港北新城等都市圈周邊的新城到東京市內，城軌30公里左右的路程，需一個小時左右。這是充分發揮都心聚集功能之後的合理交通半徑。可見軌道交通對城市半徑大小起決定性作用。
目前，東京都市區正在形成中心——副中心——郊區衛星城——鄰縣中心構成的多中心構架。其中，新宿、澀谷、池袋等七大副中心距市中心最近，都在10公里以內，重點發展商務辦公、信息業、娛樂等綜合服務功能；稍遠一些的是距中心30公里的郊區衛星城，如多摩、千葉等，主要用於居住；再外圍的是川崎、橫濱、筑波等8個鄰縣中心，距東京中心有50多公里，聯繫已經相對鬆散很多。琦玉、千葉、神奈川與東京都最核心的銀座之間的交通距離和時間距離（公里）出行方式時間（分鐘）神奈川——東京銀座33.2駕車30公交70千葉站——東京銀座38.8駕車35公交90琦玉縣大宮站——東京銀座36.6駕車30公交60由上表可以看出，這些地方的實際通勤半徑都在30到40公里之間，開車的通勤時間均在半小時左右，公交所需時間則因步行至車站的距離不同而從90分鐘至一個小時不等。與東京都市圈類似，紐約都市區的半徑也在50公里附近穩定了三十多年，這是由人們日常生活中可以接受的通勤時間所決定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城市半徑的大小。每個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時，如果通勤時間過長，就會破壞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例如在北京市內上班但居住在固安的人，每天上下班需要花費6小時，這是不能被長期接受的。三、後工業化時代城市中心的再中心化東京曾是日本最大的工業中心，但由於經濟轉型時期的工廠外遷，從1970 年代起，大阪一度超越東京成為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東京的工業地位下降到第四位。直至80年代中期，東京的金融業在生產者服務方面顯示出更專業的能力，越來越多的公司總部、外資銀行、交易所等金融服務機構不斷向東京集聚，大阪逐漸失去其金融業務。此外，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企業為降低運營成本大量遷出一都三縣，造成東京都市圈的人口流失，但這一情形在2003年發生逆轉。儘管政府為留住郊區的企業出台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但遷入首都圈的企業仍然佔據主流，而且連年增多。日本帝國資料庫公司的調查顯示，2015年有335家企業遷入首都圈的一都三縣，減去遷出至其他府縣的企業數量，凈遷入104家，遷入及凈遷入數均為統計開始以來的最高值。日本總務省的調查顯示，在全國人口連續四年負增長的背景下，2015年遷入東京圈的人口超過遷出人口12萬人，連續20年出現人口凈增長，而且這種趨勢仍在持續加速中。但是一都三縣的遷入也不是均衡增加的，首都圈中心的東京都的人口增長率明顯超越外圈增長率。
東京都50 km 圈內不同距離帶人口增長率的變化[]可以看出，30 km 以外圈層在1960年代～1970年代的製造業外遷時期，人口增加明顯；10 km內的都心圈內，1960年代人口減少，1990年代開始中心區逆轉為人口增加。1990 年代後期各圈層增長率趨同。隨後外圈增長明顯放緩，甚至略有下降，而都市核心的人口增長率開始領先。2001年以後，京都人口增長率遠超其他三縣，並把增長率一度遠超它的神奈川拋在後面，這是服務業時代，超級大都市單極化的發力。因此，東京首都圈內的人口經歷了先向外圈三個縣分散再向中心集聚的過程。人口在向城市中心收縮，首都圈呈現進一步集聚的趨勢。不但東京，倫敦也在集聚，再中心化。在 1980年代的撒切爾夫人為大倫敦計劃畫上休止符之後，新版的《大倫敦空間發展戰略》吸取教訓，強調的第一條原則就是改變均衡化攤大餅的外遷思維，鼓勵更集中更緊湊的開發方式，以適宜的用地比例形成一個較高密度的布局。新規劃的基本理念就是要以整體性系統性的觀念來看待城市未來的發展，要創造一個更緊湊的城市。比如倫敦的支柱產業金融業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近些年發展起來的新的金融商務中心道克蘭距離老金融城僅有4.4KM，距倫敦塔橋只有3.7KM。倫敦的高端服務業，包括文化創意產業也繼續在主城聚集。巴黎的情況也是如此，新的商務區德方斯並沒有離開主城區，距離埃菲爾鐵塔不足4KM。紐約就更是如此，一極集中地疊加在曼哈頓半島上。綜上所述，在製造業收縮與服務業增長的產業發展背景下，中心城區與郊區的人口增長是不同的。中心城區大都會經歷先分散後集中的過程。儘管中心城區在經濟轉型初期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與衝擊，工廠外遷帶來的製造業公司總部轉移及中產階層人士移居郊區等都會導致內城衰退。但隨著經濟轉型的不斷深化，特別是現代服務業重新集聚到中心城區，城市中心的活力又重新恢復，而且聚集效應比之前更強。這其中最為典型的當數紐約的曼哈頓。生產服務業的聚集、交通通訊手段的更新都強化了曼哈頓所固有的集聚性、樞紐性和便捷性，使之成為當之無愧的紐約大都市區乃至全美經濟的核中之核。而與中心城區的再次中心化相伴隨的是外緣城區的最終衰落和製造業對服務業的讓位。四、我國城市集聚的不足北上廣深等大都市的發展也曾試圖效仿東京都市圈，但我國新城建設規劃不如東京節制，在「土地財政」推動下，地方政府動輒規划出幾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新城。一味貪大違背了城市發展客觀規律，導致城市的規模積聚效應不夠，新城入住率低，舒適度和安全性低，出行等生活成本高，導致一些人逐漸搬出新城。但同時，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與國際大都市相比卻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北京市2015年總的平均常住人口密度1323人/平方公里；東京都總面積2191平方公里，包含23個區和多摩地區，人口密度6158人/平方公里。比較核心區，北京最核心的東西兩城2.3萬人/平方公里，東京都的豐島區2.2萬人/平方公里，基本相當，但東京未像北京一樣嚴格控制外來人口。除去東西兩城，接下來的朝陽區、海淀區、石景山區、丰台區，每平方公里有七八千人左右，其餘地方都不及兩千。如果以4千人/km2為城市人口密度的最低標準，北京除了上述的六個區外幾乎都是農村。因此我國一線大城市的發展潛力不可低估。
都心的集聚以上海為例。長期以來的大規模新區開發和招商引資讓上海與周邊城市在產業分工上存在著同質化競爭，沒能很好地錯位發展，專註於其高端服務業的特色職能。這直接導致上海市都心產業的聚集度不高，僅有1.7km2小陸家嘴的金融業具有特色且高度聚集，其餘的靜安、黃浦、盧灣和浦東新區這幾個最為靠前的區位熵分別為4.937、4.598、3.578、3.203，沒有一個超過5[]。相比而言，紐約的曼哈頓華爾街，面積不足1km2，卻聚集了幾十家世界級大銀行、保險公司、交易所以及百家跨國巨頭總部， 紐約市總面積831km2，曼哈頓是60餘km2，但是提供了紐約60%以上的就業；巴黎市106km2，但一、二、八、九區構成的都心面積只有9km2，卻解決了巴黎30%的就業；東京土地面積為2187km2，千代田區、中央區和港區組成的都心面積也只有42km2，但在2000年聚集了25%的就業。可見，上海市都心產業有聚集但非高度聚集。這直接導致上海市內圈、中圈、外圈的產業梯度差和產業結構關聯性與互補性不強，造成「內圈聚集度不高，中圈不強，外圈配套性不夠」。從統計數據來看，上海城市中心常住人口甚至有所下降：2000年至2010年上海中心區域人口下降20%，但是優質的中小學教育資源仍然集中在市區中心，造成早晚上下班的車流中15%的通勤是家長接送孩子上下學的[]。此外，從上海目前的實際發展來看，都心的經濟功能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外圈的發展卻明顯快於中圈，還停留在大興土木建設房地產的思維慣性上。因此上海市的都心產業規模和層次不夠突出，產業有聚集但是聚集度不高，需要進一步順應產業發展的自身規律，加強都心建設。並積极參与和推動長三角城市群的深度協作，與周邊城市形成有效的產業協作，發揮其核心城市作用。將城市建設的著力點引導到努力發展高端服務業以加強浦東等已經開發起來的新城的密度上來。那麼高密度的社區是否一定會引發擁堵呢？未必，密度與擁堵的關係是辨證的。一般認為擁堵的原因是人口密度過高，這在孤立的較小的區域內是成立的；但大面積的區塊交通的協調問題卻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人口密度過大，因為通勤的需求量是要認真考慮的：集聚不夠直接導致大量的通勤需求，而一定程度的集聚卻可以取消相當一部分的通勤，從而真正有效地緩解擁堵。如果一味地建設衛星城來疏散中心城區的人口，反而會強化職住分離，人為地創造大量的通勤需求，讓道路越多越擁堵。所以，將人口遷移到新城區的做法是服務業發展起來之前（1980年代前）的工業城市解決城市病的重要手段，因為同時伴隨的工廠外遷可以提供就業並減少中心城區污染；但是在今天的服務業主導的城市卻需要人口向市中心的集聚作為解決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的有效手段。此外，擁堵的緩解還要依靠科學管理和加強疏導，例如上海的靜安區原來十分擁堵，但是把靜安寺側面的通道打通之後，人流仍然密集但是變得十分流暢，而且造就一條人氣極高的商業街；又如東京，有90%的人在交通高峰時選擇軌道等公共交通，擁堵問題因此大為緩解。可見加強管理和科學規劃才是解決城市擁堵問題的有效途徑。最後看珠三角城市發展，2010年的香港人口密度的峰值為120200人/km2，但深圳只有89456人/km2，廣州為4萬/km2。可見珠江三角洲的單位建設用地人口密度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伴隨著房地產開發高潮的結束，我國大多數城市已經基本完成規模擴張，開始進行城市化深度發展的第二階段：在服務業引領下收縮集聚，從城市面積擴張轉為增強城市密度。五、小結：我國未來城市半徑需理性規劃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後工業化進程引發的工廠外遷讓城市半徑由30公里陡然增長到50公里。但因第二產業總體衰退等各種原因，郊區的製造業並未因此繁榮，經濟增長極轉移到崛起中的服務業上，但追逐人口密度的服務業主要集聚在30公里內的中心城區。中國的特殊之處在於我們的城市化進程被各種政治原因阻擋了近五十年左右，1998年才進入城市化建設的高潮。但科學技術的全球同步性讓我們在啟動城市化的同時就進入了信息技術主導的服務業時代，服務業與製造業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前者不必像後者那樣需要大量空間擴大產能，反而有著很強的集聚性，造成大城市的單極化積聚。因此，正是服務業的這種密集性和乘數效應帶來了城市密度的提升和半徑的緊縮。但是遺憾的是土地財政讓政府在城市擴張的發展道路上停不下來，從而忽視了產業集聚導致的城市縮小的客觀規律。一個大國為建設獨立而完整的經濟體系，往往難以擺脫典型的工業化路徑：先發展輕工業，然後重化工業，最後過渡向後工業階段。但如果中心城市與郊區和臨近城市的分工合作較為默契，一個城市卻可以在重化工業階段提前實現後工業化時期才會發生的經濟轉型，或者直接進入知識型服務業。這種產業變革的跨越式發展會塑造更為優化的城市空間結構：既可以突出核心城市的高端服務能力，又能有效協調郊區和附近中小城市的工業資源，形成合理的分工，避免產業過度競爭。而隨著我國第三產業比重的提升，服務業型大城市化時代正在到來。因此，如果我國服務業發展較為順利，大城市將不再重現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京、紐約和倫敦的工廠外遷引發的城市半徑躍升的歷史。的李偉等提出北京都市圈半徑穩定在50KM，近期延伸到北京平原區，遠期到廊坊北三縣部分地區[]。這是基於世界大城市的歷史經驗提出的。但是由於技術的進步，產業大環境已經顯著變化，尤其是未來的人工智慧帶來的自動化生產將會從根本上改變了產業結構和工業發展，讓製造業人數的進一步下降，將人們從工廠流水線上趕進服務業。同時，作為新的產業增長極的服務業也將更加需要集聚效益，越集聚才越有服務創造力。所以，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將會有自身的發展規律，越過工廠外遷帶來的城市膨脹效應，而直接進入緊縮型的高密度城市。已有部分學者（代表人物為童大煥和風格純粹）將30公里至50公里內的區域稱為「環大都市鬼城圈陷阱」，一針見血地指明了服務業型大城市的緊縮特點，富有前瞻性。因此，30公里到50公里範圍內的盲目投資是值得警惕的，30公里以內的人口密度卻有巨大的提升潛力。這是服務業產業特點使然，也是城市自身發展規律，未來會加速豎向生長。綜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貢獻是基於經濟增長極由工業向服務業的轉換來推測城市半徑的變化趨勢，首次提出服務業為主導的緊縮型大都市的半徑將回落在30公里以內，這是對城市半徑50公里擴張觀點的深化。但城市的發展是經濟、政治、產業等所有方面的綜合體現，任何研究都難免掛一漏萬，只能在現有的條件下立足規律和邏輯做一些科學的推理，希望能夠為城市發展研究提供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啟發。-----------------------------------------------------------------[]周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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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將清濁？童大煥—2017年4月7日千年雄安，紙上藍圖橫空出世，一時震驚世界！跪之捧之者將它吹上雲天，否之彈之者將其踩入泥漿。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大多數人一時難辯是非與真偽。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到底需要遵循什麼樣的邏輯和方法，才不至於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消息公布期間，3月31日至今，我正偏居閩西鄉下，看藍天白雲，清風明月，胸廓萬象，魂飛千年，思接千載，夢連古今。趁這幾天清靜時光，我靜靜地看了網上很多資料，想了很多關於雄安新區的問題，期間只寫了三篇文章，其中兩篇就是關於雄安的：一篇是《小人物的腳步為何常常戰勝大規劃的手筆？》，正文4千餘字，包含以下主要內容：1規劃像創業，成功概率不到十分之一；2為什麼有的規劃會大獲成功？3大煥獨家總結的城市化原理；4為什麼小人物的腳步常常戰勝大規劃的手筆？5為什麼是等邊三角形？6雄安會崛起嗎？7北京會因此衰落嗎？附舊文一篇《當保定成為北京政治副中心之後》，當時用中午間歇的時間半個小時一揮而就。原載騰訊《大家》2014年3月19日 14:24。一篇是眼下這篇《千年雄安 錢從何來 人往何去 水將清濁？》，正文13800餘字，包含以下主要內容：1雄安一出百怪生；2在中國當領導其實也充滿陷阱；3中國國家級新區遠不止深圳、浦東，而是有19個！4反磁力中心理論和均衡發展都是錯誤的；5雄安的定位到底是什麼？6從理論和現實看，雄安新區的定位目標能否達到？7深圳和浦東成功的地利天時人和；8高鐵時代會帶來內陸城市復興嗎？9雄安為什麼要嚴防炒房？10雄安及其周邊房產有投資價值嗎？11從來沒有什麼國家意志，只有家長意志和家人意志；12雄安新區對白洋淀是好消息嗎？13大城市真的已經病入膏肓了嗎？14在權力向市場交棒的歷史風雲際會口，商業離權力越近越悲劇。兩篇文章打包，接受眾籌。覺得貴或者覺得我想錢想瘋了的，請自行遠離！離得遠遠的！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價格是篩選真讀者的唯一渠道。沒有價格區分，很多人即使免費送貨到眼前，也未必真能識好歹。眾籌費用：每份1998元（就兩篇文章，不是參與眾籌買房）。轉賬賬戶開戶行：中國銀行北京幸福大街支行戶名：蘭文娟帳號：6217 9001 0000 3401 737轉賬後請將轉賬人姓名、郵箱發送簡訊至手機：18500186893並註明「雄安」2字。私人訂製——投資收益最大化的捷徑我想，私人訂製應該有言在先：如果我划了個12~30平方公里（半徑約2到3公里）範圍，您卻又回到自己原有路徑，眼花繚亂滿城看，建議您就別來了！彼此耽誤，焦心。訂製的根本目的有兩個：一是精準地確定有價值區域，二是儘可能在上面基礎上把資產做大。做到穩准狠地下手，就可以最大幅度地賺取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一旦回到滿城看，訂製意義就大打折扣，往往只能確保區域安全而不斷付出高昂的機會成本（漲價）。http://tdh318.blog.sohu.com/323638596.html房屋置換，差區域換好區域，差地段換好地段，小資產換大資產，舊換新，任何時候都是對的，甚至是必須的，非換不可的。因為在城市化背景下，將來很多房子會越來沒有價值，有價值的會越來越傲然聳立。市場相對平穩時換，更容易把握時機。銜接好買進賣出的節奏就行。時間就是金錢，樓市投資就是和時間空間賽跑只有跟得上城市化方向的房地產資產才是保值增值、快速實現財務自由的最佳工具中國乃至世界的財富因城市化而大重組。今後的中國，買房會變得容易，因為總量已經過剩。但只有不到10%的城市具有投資價值即保值增值功能，這些城市內部又急劇分化。萬能藥膏沒有了，量身訂製才是最好的辦法。今年春節後才開始為年輕人一對一鋪路搭橋的某區域布局，政策變化像孩子的臉，但市場比政策變化更快。2016年3月份最低12萬可以買到一套房，現在，房價大漲加首付調整，沒有上百萬根本夠不著了。2016年3月份最早入手的一套，從現金投入看，回報率已經超過七八倍了。有人說我幫他半年賺到的錢是他父母兩輩子的積蓄。都是二手房，隨時可出貨。當然這種短期暴漲不健康，也不可持續。——2017年3月29日題記不同的人要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只有量身訂製才能準確給建議。私人訂製模式。在深刻理解中國城市化規律和中國經濟邏輯基礎上，提供一對一的量身訂製服務，根據服務對象制定出最適合當事人的房地產投資理財方案，做到「三化」：資產最大化，風險最小化（升值中長期最大化），投資輕鬆化（不影響生活品質）。需要服務對象提供完整的資產和收入（每套房各自的現有市場價格、市場租金——不管出租與否、貸款額度和月供等。2017年3月17日起必須註明每套房變現的難易程度，每套房子在誰名下，家庭成員的購房資格，各自有無按揭貸款記錄等）、現金收入結餘、年齡、家庭負擔（如贍養父母）、所在城市等信息，以及自己原計劃的詳細投資理財方案（便於針對性地修正原計劃，克服其中不那麼正確的思維習慣和陷阱）。私人訂製收費2017年1月1日始2.6萬元起。按我設計的可實現的投資總額1%~2%收費【夠得上我和上海風格純粹「巔峰財富」計劃里價值窪地產品的，收費由下往上遞增】。其中會有適當優惠。訂製程序：嚴格按私人訂製要求提供信息，郵箱dahczxy@163.com【不得採用附件形式】。我先評估能不能做，能做的話優惠後需要多少費用。如果認同這個收費，再打款，收到款項後提供方案。方案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隨時溝通和根據房源情況微調。很多人不了解私人訂製，說，我有多少錢，你幫我規劃規劃，看看哪裡的房子值得買，漲得快。不是這樣的。私人訂製是千人千面，所有的資產、現金月結餘都要被重新審視，包括土地，農房，宅基地。或問：1%~2%收費貴嗎？答曰：有些人寧肯輸掉100%也捨不得1%，因為他根本不相信專業服務的價值。中介2.7%我們1%，我們提供的是性命攸關的宏觀戰略諮詢。哪個附加值高？很多人一直捨不得那微不足道的2%，卻無視好房子房價一天一個價、業主隨便一漲就是幾千元一平米的事實；也看不到好房子平均每年上漲遠超M2（13%以上）的事實。買房就是和時間空間賽跑。私人訂製四不做：不願離開家鄉置業、或不在一線或強二線城市工作又不願意在非工作地置業的，不做；討價還價的，不做；訂製前疑問太多的，不做；問多長時間能有多少收益的（不論是說比率，還是說絕對值），不做。對於訂製的正確方法：你要用90%的時間和精力，去挑選一個正確的人。挑選對了以後，就自己做決定。要果斷。絕對不要再問周邊的人。如果再問周邊的人，90%可能性會把你往回拉，拉回你們原有的軌道上去。問和自己一樣甚至不如自己的人，還不如不問，他們能給你的，都是錯誤的信息和判斷。訂製是在城市化理論的基礎上做戰略決策，不同的人會匹配不同的小範圍區域，這些區域一旦選擇，就不要輕易擅自擴大，目的是為了穩、准、狠地以最快的速度把握時機，最大限度節省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如果不斷擴大範圍，既是對雙方的煎熬也是在不斷地喪失機會。好比一個醫生，給你開了藥方了，你卻拿出世界上所有的葯，一個個指，這個行不行那個行不行。那麼，醫生的作用也將不復存在。量身訂製，是幫助人們遵循政策無法改變的長期規律，去夠最匹配的最佳資產，其它的，屬於我不可控的調控政策、M2等等變數。本著對人對己負責的態度和精神，請至少看完我2010年以來一半以上關於城市化和房地產的文章，建立起足夠的信任和信心，再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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