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走了，有些人又開始扣帽子了

有感於「以大義責人」

劉二哥

楊絳先生辭世，舉國上下以手機刷屏的方式表達哀悼寄託哀思。然而，這樣一位文化老人的安詳辭世，以及隨後所引發的哀悼熱潮，卻令有些慣於「冷眼看世界」的朋友坐不住了，於是匠心獨運地編織了帽子，準備送給剛剛辭世的老人家，一面繼續自己的標新立異，一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

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指控是，認為楊絳先生和她的夫君錢鍾書先生缺乏政治擔當，過於沉默或者曲筆行文，在黑暗的年月里沒有發出響亮的批評的聲音，因此算不得夠格的大知識分子雲雲。

這頂帽子夠大，指控也似乎很嚴厲，貌似也非常符合一部分朋友的口味。然而我總覺得哪裡似乎有點不對勁。問題的關鍵似乎不是什麼「在時代的黑暗面前，知識分子當何以自處」，而毋寧應是：錢楊有沒有權利保持某種程度的沉默，「保持沉默」本身是否就一定構成某種意義上的「罪過」呢？

我以為不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好友檯子的觀點：欲以大義責人，可以責備他說了什麼，卻不該責備他不說什麼。我們都身處某種歷史氣候之下，被時代潮流所裹挾，面對時代的醜惡，作為個人的知識分子的無力感，甚至最勇猛的鬥士也會痛感深刻。亦因此，我們或許不能輕巧地以後來者的立場，「站著說話不腰疼」地指控錢楊的沒有擔當或者「不大聲批評」。

如吳薇女士所言，在那些黑暗的歲月里，「與錢鍾書、楊絳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在若干次政治運動中，多少人經歷了人性的洗禮，政治的壓力與生存條件的窘迫……自污成為常態，害人也未必獲得懲罰……知識分子能夠不自污、不說違心話，不為自保而站隊和表忠心，保持有尊嚴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再仍然有些能留下來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楊絳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線。」

對於後來者而言，以大義責人自然是很方便的，但似乎缺了那麼點同理心。的確，時代的黑暗需要大聲說話的人去鐵肩擔道義，但要求所有的人都採取這樣一種激烈的姿態就有點不近人情了。更而況，知識分子的擔當並不全都表現在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切上，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切也並不只有大聲批評這樣一種路徑和一種形式。在黑暗的年代，不做幫凶和無聊的看客，堅守知識分子的本色和本然，做學術的探討和思想的耕耘，為後世留下一點學術的薪火和文化文明的種子，這樣一種純靜自持的姿態，並不應該被苛責。

楊絳先生已然作古，「我們仨」亦終於在天堂得以團聚。作為後來者，表達一點哀悼和哀思的心緒很正常，這並不必然就是某些人所想當然的跟風或趕時髦。批評是好的，但批評的姿態還是不要太刻意和苛責才好。二哥我平素批評得夠多吧，但我自問還沒有墮落到「為批評而批評」的地步。

那些在楊絳先生寂寞的身後忙著扣帽子的朋友，請你們高抬貴手吧。讓飽經滄桑的她和他們安靜地離開這污濁的世界，也是一種慈悲。苟且餘生的我們，倒是可以常常捫心自問，面對社會的醜惡和時代的黑暗，我們自己，能夠做什麼，又做了什麼。但這，已經與楊絳先生無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