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明代寇患

惠州地處粵東，歷史上寇患嚴重，是「山海之寇，嘯聚不時」的地方。入宋前惠州民戶不多，貧富差距不大，所謂「既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因此寇患相對較輕。但入宋後，惠州開始飽受寇患之苦。入宋後的所謂寇患，主要指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朝廷更江西鹽法，官府規定江西百姓要吃本地「官鹽」。但官鹽質次價高，不及廣東「私鹽」價廉物美，致使贛南虔、汀兩州農民經常往廣東販私鹽射利。據《資治通鑒》記載：「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數十百為群持刀槍旗鼓，來往虔、汀、漳、潮、循、惠、廣等州，所到之處，劫人帛谷；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格鬥。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官府捕之不得。」這些歷史上稱為「虔寇」的山賊，對粵東造成長期的危害。直到南宋淳熙年間，楊萬里任廣東提刑，奏請於潮、惠兩州築外砦（寨），「潮州以鎮賊之巢，惠州以扼賊之路」後，情況才有所好轉。　　惠州宋代寇患雖然嚴重，但從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危害之烈、成份之複雜，又遠不及明代。特別是從明嘉靖三十九年至萬曆二年這十五年間，山海之寇撗行粵東，平寇烽煙四起；官兵疲於奔命，百姓慘遭荼毒。　　一．山海之寇嘯聚不時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五月，盜入廣東博羅縣，殺知縣舒顓。《明史．世宗紀》十一月惠州山賊伍瑞、葉景青、賴時清等各建名號，所至殺戮，闔郡苦之，士民日夜乞師，有司縮肭，主撫而已。郭棐《廣東通志》　　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月，廣東惠潮山賊作亂，賊首黃啟薦擁眾數萬，流劫海豐、碣石、歸善，攻破甲子門巡撿司，殺百戶魏祚。詔：「撫按官督兵撲剿，其脅從人等隨宜招撫。」《明通鑒》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初，江西盜熾，副總兵俞大猷會巡撫胡松等迭次進剿，稍平之。廣東程鄉之劇賊梁寧、林朝義、徐東州等出沒贛、吉兩府，大猷以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乃乘勝夜襲寧巢，寧懼而遁，敗東州於武平，擒之。《明通鑒》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倭寇犯惠、潮兩府之黃崗、大澳等處，登岸肆掠。《明通鑒》十二月初，以方逢時為申威道副使。時惠州賊伍瑞等大肆殺掠，特設申威道巡視惠州。郭棐《廣東通志》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三月，廣東官軍擊潮州倭寇，破之。初，歸善盜伍瑞、溫七作亂，敗惠州參將謝敕，未幾俞大猷改鎮潮州，溫七被擒，伍瑞自首軍門，求殺倭自效，大猷乃與總兵受其降。會巡撫吳桂芳至，大猷使伍瑞為前驅討倭，官軍繼之，圍倭於鄒塘，四面舉火，一夜連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明通鑒》　　是年八月，海寇吳平犯惠、潮，詔閩、廣會師討之。吳平糾殘倭流劫海豐，轉入潮州，既聞兩省會剿，乃退南澳。郭棐《廣東通鑒》　　是年俞大猷招降賊首吳平，令駐紮梅嶺殺賊立功。其後吳平私造戰船百艘，收拾殘部一萬餘人，復掠惠、潮兩府，秧及福建詔安、漳浦等地。朝廷命粵、閩兩省巡撫合力圍剿，拒絕招安。俞大猷因招安吳平失策，被朝廷解職。《明史．俞大猷傳》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山賊李亞元等聚眾劫和平、河源等縣，廣督吳桂芳調集十萬官兵，分為五哨，報請朝廷起用被解職閑居的俞大猷，讓他統領五哨進剿。俞大猷先設計擒賊首，解散協從者，然後督兵直搗賊巢，活捉李亞元，俘斬一萬四百人，奪回被賊劫持男女八萬餘人。《明通鑒》　　隆慶二年（1568年），倭流犯海豐，巡撫熊桴趨惠州，遣參將王詔、耿宗先分兵往御。倭至，宗先部將周雲翔先遁，宗先欲斬以詢。雲翔懼，夜帥其眾三千襲殺宗先，執通判潘槐投倭。《明通鑒》　　隆慶三年（1569年），廣賊曾一本陷碣石，詔廣東總兵郭成擊之，敗曾一本於平山。時賊踞平山大安峒，將寇海豐，成偕贛南諸軍夾擊之，斬首千三百，執叛將周雲翔斬以詢，獲被掠通判潘槐以下六百餘人。《明通鑒》　　是年，二廣都督吳桂芳移駐惠州，征討擾惠、潮倭寇，大破倭寇於鐵崗。《惠州史稿》八月廣東賊曾一本伏誅。《明史．穆宗紀》　　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給事中李學一、御史陳堂上表請討嶺東賊，從之。十一月，提督殷正茂大證嶺東諸寇。郭棐《廣東通志》　　萬曆元年（1574年）四月，潮、惠賊平。初，殷正茂督廣東，檄守巡官劃地分守，先令總兵張元勛等殺倭千餘人。後移師平山，襲烏禽嶂賊巢，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寨七百餘所，擒斬一萬二千有奇。《明通鑒》　　萬曆二年（1574年）廣東總兵張元勛討潮州余賊，平之。尋與閩將胡宗仁共平良寶黨、林鳳，於是惠、潮遂無賊。《明通鑒》　　二．平寇之戰烽煙四起　　從以上史料記載，惠州寇患從嘉靖三十九年盜入博羅殺知縣舒顓開始，至萬曆二年、廣東總兵張元勛討平惠潮余賊這十五年為害最烈。在這段時間，惠、潮兩府盜賊群起嘯聚，日甚一日，不但燒城廓、殺官兵、劫庫獄、攻巡撿，並且四處綁架勒索，百姓叫苦連天。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到當時盜賊綁架慘狀時曰：「凡山海之盜，皆以捉人為先，勒金取贖，打票為約期；期過則拷掠、燒鉗，備行慘毒。或投之豕圈馬闌，或盡屠而干其肉。」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連當時朝中張居正都驚呼：「朝中已無廣東矣！」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朝廷才感到問題嚴重，詔南贛副總兵俞大猷協同汀、漳、惠、潮諸郡合力圍剿，特設申威道巡視惠州，任方逢時為申威道副使，盜賊漫燃之勢才得到抑制。　　為了進一步加大惠州平寇力度，朝廷於嘉靖四十五年下詔復設鎮守廣東總兵，以原任惠潮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湯克寬為之；閏十月又詔：「廣東新設巡撫，駐惠州府城；有警移長樂縣，調配惠、潮兩府兵食。」這樣一來，惠州一夜間成為南中國的平寇中心，蓋冠雲集。當時欽差大臣張臬、贛南副總兵俞大猷、廣東總兵湯克寬、南贛巡撫吳百朋、廣東總督吳桂芳等先後來到惠州，商討平寇事宜。但儘管如此，惠潮兩府的盜寇還是未能完全撲滅。　　隆慶六年，給事中李學一和御史陳堂上疏，請朝廷發兵互再討嶺東賊。據郭棐《廣東通志》述：「惠州寇亂十餘年，殺掠不可紀勝，士民赴闕訴賊毒慘狀，繪圖以獻。堂與學一交章請討，從之。」李學一是惠州府城人，明代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隆慶二年中進士後外艱返惠，見山海之寇並烈，民不聊生，當地官府又隱瞞實情不報，遂上疏。對於「士民赴闕訴賊毒慘狀，繪圖以獻」是指郡人葉萼（亦「湖上五先生」之一）等人見惠州嘉靖、隆慶年間盜熾，不畏艱苦，窮查賊勢積三年，刻數百本並繪以圖，糾鄉人士進京會同李學一，陳堂上疏。其時俞大猷已詔回，遂詔殷正茂督粵出兵嶺東。　　萬曆元年初，殷正茂來到惠州。由於他持有葉萼所獻的賊勢地形圖，於是先檄各地巡守官畫地分守，徏遷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及四川、兩湖，以絕倭寇嚮導；再令廣東總兵張元勛等往海豐追殺倭寇千餘人，然後移師平山。其時山賊曾仕龍等踞惠州烏禽嶂，阻山而守，負隅頑抗，。張元勛領兵出其不意，直搗賊巢，先後俘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寨七百餘所，擒斬一萬二千有奇。這次平寇之役虜獲賊首之多，擒斬山賊之眾，在惠州及全省的平寇史上是非常罕見的。此後，殘餘的山賊見勢不妙，紛紛撤往贛南山區，危害惠州十多年的賊寇得以蕩平。　　但五十多年後，至崇禎四年（1631年）惠州山賊又死灰復燃。盤踞惠州北部銅鼓嶂、九連山的山賊鍾靈秀、陳萬安等與江西、福建兩省山賊遙相呼應，連犯永安、海豐、始興等縣，流劫江西瑞金、福建長汀等縣。於是，朝廷命粵督王業浩（王陽明之孫）再移鎮惠州，會同江西、福建兩省官兵會討之。為了加強惠州北部山區平寇、防寇力度，崇禎六年（1633年），將原設在該地的惠化都置以析長寧、河源兩縣及韶州翁源縣地益之，尋升為連平州，領和平、河源兩縣；加上歸善、博羅、長樂、海豐、龍川、長寧、興寧、永安八縣，至此惠州府領十縣一州，是建國前管治範圍最大的年代。　　惠州北部寇患平息不久，東南部的山賊又捲土重來。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復踞惠州烏禽嶂為巢的淡水賊劉士魁、林九我等分四路劫掠歸善、博羅、海豐、永安等縣，粵督沈猶龍檄都司嚴遵浩領兵平討之，調潮州官兵接應。歸善知縣王孫蕙誘降賊黨張鴻、張堯、李沖雲等，大大削弱了山賊軍事力量。於是，粵督沈猶龍再檄潮州官兵堵南嶺、取青皮寨，斷賊右臂；然後四面圍攻，拔柵登壟，直搗烏禽嶂賊巢，斬獲無數，惠州東南部山賊遂被全部消滅。　　三年後廣東盜賊再度蜂起。但由於明末政治腐敗，吏治黑暗；加上努爾哈赤崛起於東北，李自成又揭竿於陝西，朝廷再也無力出兵平討嶺東山賊。據郝玉麟《廣東通志》記述：崇禎十七年（1644年）「群盜起，黃海如破澄海；閻王總掠保昌；邱文德攻揭陽；劉公略據石坑；陳大智劫和平；蘇誠據潮陽；黃曆元焚程鄉；林學來據惠來；王興亂恩平；陳耀據歸善，十六、七年之間各擁兵數萬，流毒慘酷，不可勝數。」南中國這種盜賊撗行的惡劣局面，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　　三．盜賊成份錯綜複雜　　惠州明代的「山海之寇」並非象宋代那樣，其主要成份是普通農民，有一定的地方行業性質，如「虔寇」、「茶寇」、「鹽寇」等。而明代惠州盜賊社會成份是相當複雜的，有「村裡惡少」、「愚蠢編氓」、「州郡亡命」、「化外僮瑤」及不守法的漁民艇家、海上商人、盜礦工人、日本倭寇等。　　嘉靖年間粵東學者林大春在《論海寇必誅》一文中曰：「如今嶺海患者，不過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夫山寇非他也，蓋多村裡惡少、與夫愚蠢編氓，非有奇謀異能，特見間而起。又其所居，多負險、易伏匿，急則嘯聚岩谷間，州郡亡命奔走焉。」林大春在這裡除了將盜賊分為「山寇」、「海寇」、「倭寇」三種外，還指出其主要成份是「村裡惡少」、「愚蠢編氓」、「州郡亡命」。對於「村裡惡少」，是指農村裡不守法的村民；「愚蠢編氓」，即戶籍編外的移民；「州郡亡命」，即各州郡負罪逃亡的犯人。　　嘉靖《惠州府志》卷一載嶺東道僉事尤瑛論盜賊成份時曰：「山谷多良田，流民雜居，易於嘯聚。出劫分贓則賊多，歸營守險則賊少，蓋皆近巢居民半為賊黨故也！」卷十又引用《虔台志》論盜賊成份時曰：「瑤僮淆焉，漁蛋伏焉，逋亡集焉，盜由所出也。」這二則記述除「流民雜居」和「逋亡集焉」與林大春的「愚蠢編氓」和「州郡亡命」是同一種人外，又把惠州的「山海之寇」成份加上「化外僮瑤」和不守法的「漁民蛋（艇）家。」特別是這些不守法的漁民艇家搶掠時，「則以龍舟，其長數丈，數十人裸袒操之，出沒如飛；亦多用撥槳飄風子，晝則瘞舟泥中，夜則起而行動。」（屈大均《廣東新語》）　　日本「倭寇」，即日本海盜。他們原來大多是日本南北戰爭時期的南朝武士，戰爭失敗後逃入海中，明初實行海禁，他們先在海上進行走私販私，後來淪落成殺人、搶掠的海盜。從元朝末年開始，這些倭寇就對我國東南沿海造成禍害，惠州也不能倖免。為此，朝廷於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九月在惠州置歸善平海守御千戶所；十月置海豐甲子門守御千戶所；越年再置海豐使捷勝守御千戶所來抵禦倭寇的侵擾，但收效甚微。在嘉靖、隆慶年間，這些倭寇與國內的山海之寇相犄角，攻巡撿司，殺守御千戶，撗行粵東沿海數十年。直至朝廷先後詔戚繼光、俞大猷、殷正茂等督兵進行連續多年圍剿，到萬曆初才將其大部份消滅，殘餘部份退出東南沿海。　　不守法的海上商人。明初朝廷實行海禁，依大明律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等私自運出境外者杖一百；將人口、軍器出境下海者絞。至嘉靖年間，朝廷推行更嚴厲的海禁政策，進一步禁止下海和通商。為此，一些不守法的海上商人組織武裝船隊來對付官府的禁令和追捕，進行武裝販運和走私。他們還與山賊和倭寇勾結，一起對付官兵，當山賊在陸地被官兵追迫得不能立足時，又下海入伙變為海寇。正如明人謝傑在《虔台倭纂》上卷曰：「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嘉、隆年間，廣東境內這些亦商亦寇的海盜船主要停靠在粵閩交界的南澳，粵東的惠、潮兩府是海寇最活躍的地方。　　還有一種在山中盜礦冶煉的礦工。據嘉靖《惠州府志》卷十記述：「歸善、河源之境產礦，聚贛、汀、漳之逋逃而冶以為利焉。贏則賈，縮則寇，官兵從而誅之。」康熙《龍門縣誌》卷九記述：「龍門未設，屬治增城…峰高谷深，故奸民多集焉。（弘）治初年由開礦起，西北一路多東莞、新會之奸；東南一路多程鄉、海豐之寇，依山鼓鑄，爭利相鬥，遂成大亂。」《惠州史稿》記述：「嘉靖三十四年，龍川、興寧礦工作亂；冬，圍攻海豐，掠惠州府通判洪章」等。這種盜礦冶煉、聚眾為盜的情況,當時在惠州、潮州、廣州、韶州等府都相當普遍。　　四．盜賊猖獗事出有因　　入明之初，本地豪強何真奉惠、潮兩府以降，並採取一系列軍事行動，迅速平息惠、潮、廣、韶等府的寇患，取得明朝開國之初廣東社會的暫時穩定。但這種穩定維持不久，惠州及粵東地區又出現「山海之寇，嘯聚不時」的惡劣局面。考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歷史原因。惠州及嶺南地區與中原對比，生產落後，漢化較遲。黃佐在《廣東通志》卷二十中，認為惠州及嶺南地區的漢化過程是：秦「徏中縣之民，使與百粵雜處」；南北朝「民戶不多，俚獠混雜」；入隋「土地下濕，多瘴癘，其人性並輕悍」；入宋「民物歲滋，聲教日洽」；入明「衣冠禮樂，無異中州」。按黃佐的歷史觀，入明前惠州及嶺南地區的居民是「俚獠混雜」、「人性輕悍」；入明後才「衣冠禮樂，無異中州」。不過，這只是整體而言，在邊遠的農村和山區，入明後還有相當一部份土著人處在「化外」狀態。「漢化」和「化外」兩種社會群體在經流濟生活中出現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加大，致使一些不守法的「化外」之民為了致富，挺而走險，落草為寇。明正德年間，王守仁平定惠州北部山區浰頭賊後，在《添設和平縣疏》中曰：「洪武初年，龍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疏中所說「五十五里」的「里」是里甲，是明代地方戶籍編製，每「里甲」一百戶，相當於現在一個鄉）王守仁在這裡指出，當時單在龍川舊地就有五十五個鄉「聲教不及」，致使一些不法之徒相繼落草為寇的情況。　　二是地理原因。明呂天恩在《嶺西平寇記》中認為：「粵東古稱南蠻，其地崇崗巨澤，道里曠遠；自宋以來，未及經略控馭，以故盜賊憑陵。」嘉靖《惠州府志》載嶺東道僉事尤瑛語曰：「（粵東）山谷中多良田，流民雜居，易於嘯聚。」呂天恩和尤瑛都認為，惠州及粵東地區出現「山海之寇，嘯聚不時」局面主要是地理上原因。儘管入明後朝廷曾不斷派軍隊進行平寇，但一些邊遠山區由於地形複雜，盜賊「憑陵」作案時，官兵很難追剿。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引用姚大令曰：「閩廣之間，往往兵役所不能致，惟群凶亡命者匿焉。…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強悍素著，藏匿凶慝，常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萬曆年間南海李侍問在《請封禁礦山疏》中也曰：「棍徒嘯聚於礦山，時出焚劫良民，慘不可言。聞有官兵一至，賊即回礦山，官兵遂不可問矣。即以龍川論之，賊自下來，一聞追剿，即入長樂（今五華縣）之礦山；賊從上至，一行追剿，即入永安（今紫金縣）、河源之礦山，四通八達，任其狂逞無忌也。」加上惠州南臨大海，日本倭寇南下搶掠時，與內地的山海之寇相犄角，更是出現了「東平西叛，南靖北攘」的惡劣局面。　　三是政治原因。明代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整頓吏治、平息寇患、發展生產、厲行節約、與民休息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較大成效。但到明代中後期，皇朝內又出現了因循腐敗，朝中宦官專政，吏治黑暗，官賊勾結，攪得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到明嘉、隆年間官賊勾結時曰：「賊以大猾為資，大猾又以貪官為援；其人耳目甚廣，牙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長短，與胥役相為囊橐。…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黨；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即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禁而不敢一語。」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地方官吏為「轉官計」，粉飾大平，長期隱瞞寇患實情，也是惠州盜賊猖獗的重要原因。隆慶二年（1568年），邑人葉春及（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授福清教諭赴任前上書《安民生．去盜賊》中曰：「惠州盜賊垂十年矣！初蓋一二兇豎弄兵撗池，捕之如咋鼠耳；有司為轉官計，匿不以聞，百姓上變反擊扑之。於是緣轉瀰漫蝟毛而起，於今日如敗絮之虱。」清初國內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一書中也曰：「嘉靖三十九年，藍能賊長驅（惠州）府，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遺。自是二江群盜並興，彌滿歸善、長樂、海豐之間，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凡十百群；執官吏，攻鄉保，齮齕墳墓，繫纍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離，暴骸於藪野…。（官府）上下相匿，百姓嗷嗷無所控告。」這兩則記述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政冶腐敗，致使惠州民眾慘遭寇患之苦和無所控告。　　四是招撫失策。早在嘉靖三十九年，盜入將博羅殺知縣舒顓後，闔郡苦之。惠州士民日夜乞師，而「有司縮肭，主撫而已」。但官府對盜賊名曰招撫，實則姑息養奸，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曰：「彼則陽為悔過，陰復橫行；出入官衙，與兵吏益習，表裡為奸。其撫丁仍居故土，與撫目來往不衰；號曰歸農，其部落仍然未散也。」特別是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招撫賊首吳平，令他駐紮梅嶺殺賊立功，但吳平卻私造戰船百餘艘，收拾殘部一萬餘人，復掠惠、潮兩府，為害更烈，致使俞大猷因招撫失策，養寇為患而被朝廷罷官。地方官府的腐敗和招撫失策，最終驚動了明穆宗。穆宗詔斥這些官吏曰：「封疆以講武為不急，以玩寇為苟安，盜賊隠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屈大均《廣東新語》）。為此，隆慶六年殷正茂移鎮惠州後，命巡守官劃地分守，訂下嚴厲法規：「如盜殺一人，則以一兵抵；殺一兵，則以一官償；劫一民舸，則奪一哨船之食。」並且拒絕招安：「得一盜即殺一，得十即殺十，得百即殺百，久之其類自少矣。」（屈大均《廣東新語》）這樣又經過二年多地氈式清剿，至萬曆二年，危害粵東地區長達十多年的賊寇被全部消滅，取得此後五十多年的社會穩定，迎來惠州歷史上經濟、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