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寧：日本攝影師山本贊七郎給慈禧拍過照嗎？丨考據派

考據派

故紙堆里的福爾摩斯

文 | 徐家寧

當慈禧太后的照片出現在媒體上的時候，往往貼有「奢侈」「秘聞」等的標籤，然而，一百多年前這位時髦的老太太在鏡頭前「凹造型」確是中國的最高統治階級正視西方的現代科技，以更開放的心胸（儘管還不夠）正視世界的具體表現。攝影術在1839年誕生之後，它跟隨西方人的腳步從歐洲來到中國，以及日後在中國的傳播都成為一種必然。從沿海的開放口岸到天子腳下的皇城，攝影術在中國由邊緣向中心的遞進正好對應著中國社會在原有的價值觀體系下一步步打開防線的過程。

▲ 1900年前後日光放大機的原理圖。通過平面鏡A將室外的陽光反射進暗房內的放大機中，經透鏡D聚光至底片E，再通過透鏡F將影像投射到相紙上，就可以得到放大的照片了

清末宮廷對攝影術的接納是攝影術在中國傳播過程中一個頗具看點的分支。最早接觸攝影術的皇室成員是恭親王奕訢，1860年他代表清政府與佔領北京的英法聯軍談判時，被迫由英軍的隨軍攝影師比托拍攝了兩張拘謹的肖像；到1870年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再次為他拍照時，則顯得放鬆和自信。到庚子一役以後，清皇室對西方文化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轉變，王公大臣都走進照相館。作為當時中國實際最高掌權者的慈禧也是在庚子之後才欣然接受了拍照這一西洋事物，已知慈禧最早的照片是1902年返京時，由馬家堡火車站下車後乘轎前往紫禁城的途中被拍到的。其中面容最為清晰的一張，是在前門下轎去瓮城內的關帝廟和觀音廟拜祭，慈禧向城牆上圍觀的外國人微笑著揮了揮手裡的帕子，被其中一位攝影師記錄下來。目前可見的慈禧的肖像大都拍攝於1903—1904年間，確實有據可查的攝影師是曾任大清國駐日本和法國公使的裕庚之子、當時慈禧身邊兩名女官德齡和容齡的兄長勛齡。除了勛齡，坊間也有日本攝影師山本贊七郎為慈禧拍照的軼聞，但此說法尚需更多更直接的證據來證實。1855年，山本贊七郎出生於今日本岡山縣井原市芳井町梶江，經其叔父山本梅園介紹，拜在日本首批公費留英學生之一的林董（Hayashi Tadasu, 1850—1913）門下學習西學，並藉由林董進入日本攝影圈。在日本攝影史上，山本贊七郎的輩分較高，他最初想拜有「日本達芬奇」之稱的橫山松三郎為師，即第一個在日本開設照相館，有日本「商業寫真之開祖」稱呼的下岡蓮丈之愛徒，但被橫山介紹給了自己的徒弟中島待乳。1882年山本出師後在東京市芝區日影町一丁目一番地（現在的港區新橋站東側站前廣場）開設了自己的照相館「山本寫真場」。日影町一代當年集中了很多歌舞伎場所，因此附近去山本的照相館拍照的藝伎很多，生意很好。

▲ 山本贊七郎肖像

到了1896年，東京的照相館趨於飽和，山本贊七郎的事業也受到嚴重影響。此時林董再次成為他的引路人。這一年林董正好從北京卸任公使歸國，山本在與恩師的交談中了解到北京的照相館業並不發達，並且北京作為中國的皇城歷史悠久，無論建築、風景還是百姓生活，都有很多可拍的素材，於是山本贊七郎便決定接受恩師的建議去北京開拓照相事業。1897年4月27日，山本贊七郎向日本外務省申請了為期兩年的前往中國以「今般風俗景色等攝影」為目的的旅行券。5月18日上午7點，山本贊七郎從新橋出發，經橫濱、長崎，於25日上午8點抵達上海。他先在江南遊玩了一圈，27日在蘇州、29日在杭州，31日下午回到上海。6月6日他再乘「海晏」號北上，8日晚10點抵達天津，停留幾天後，12日離開天津前往北京。與他同行的是他的兩個助手渡邊之吉和松本幸八。最初他們寄住在朋友杦氏家，兩個多月後山本在東安門外霞公府路南租到一處房子，8月27日便從杦氏家中遷出。接下來的兩年里，山本贊七郎和他的助手幾乎跑遍了北京及周邊的風景名勝，如北海、天壇、觀象台、雍和宮、國子監、香山、十三陵等等，還拍了西單、東單、前門等繁華的商業街。他帶著部分挑選過的底片回到日本，出版了第一本攝影集《北京名勝》，其中收錄珂羅版印刷的圖片36張。這本畫冊甫一推出就在日本獲得巨大反響，於是他乾脆終止了在東京的經營，把「山本寫真場」轉讓給自己的舅舅橫田雄壽（橫田雄壽也是一名攝影師，1903年日俄戰爭爆發後作為隨軍攝影師來到中國東北，拍攝了大量照片），以便專註於在中國的發展。

▲ 1899年版《北京名勝》書影

1899年底山本贊七郎再赴北京，但此時北京的大環境對於外國人亦或照相事業都頗為艱難。1900年6月中國的排外運動達到高潮，大量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湧入北京，「凡洋貨店，照相館盡付一炬」（清，趙聲伯《致適庵書》），並與清軍一道圍困和襲擊在北京的外國人。駐京使館的外交官和在京外國人及家眷、教民約900人都避難在英國使館裡，山本贊七郎也在其中，並加入「義勇隊」，與義大利水兵一起守衛英國使館東側隔御河相望的肅王府。次年八月山本贊七郎回國時，還因在此次圍困中的表現獲頒日本勛八等瑞寶章及獎金150日元。1901年11月25日，山本贊七郎在北京的照相館「山本照相館」在他租住的霞公府路南正式開業了。在此後的十餘年裡，山本贊七郎憑藉在庚子事變中與各國外交官結下的深厚友誼，以及自己出眾的技藝，為很多在京的中外名人拍攝了肖像，如執掌中國海關50年的赫德、為慈禧畫像的美國女畫家卡爾、活躍在晚清民初中國政壇的澳大利亞著名記者莫理循、清代首任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大臣那桐等等。1916年，62歲的山本贊七郎把照相館交給長子山本明（Yamamoto Akira）打理，自己回日本老家養老，山本照相館進入山本明時代。20世紀初的三十年，是世界考古學界、歷史學和漢學界收穫最豐的三十年，其中最為知名的如考察中國西部的斯坦因與伯希和、考察中國建築的柏石曼和喜仁龍、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周口店古人類遺址考察等等，日本則有關野貞、水野清一、常盤大定等學者對中國建築、佛寺、石窟的考察。在這樣一種氛圍下，1916年山本明和照相館內的另一名攝影師岸正勝前往雲岡和龍門石窟考察，本著科學嚴謹的態度，按照石窟編號，逐一、全面地進行拍攝記錄。在山本明接掌照相館後他們四次前往這兩座石窟群拍攝，1921年出版了畫冊《龍門石窟》，1924年編輯出版《震旦舊跡圖匯》。魯迅先生也曾光顧山本照相館購買雲岡石窟佛像等照片，他在1923年7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三日，曇。休假。寄三弟信。與二弟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寫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1923年，山本照相館遷址到更熱鬧的王府井大街，門牌號是「東26號」。此時中國的時局日漸動蕩，到1930年11月，山本明把照相館託付給山本贊七郎昔日的徒弟、在北京前門大街大沙帽衚衕經營照相館的岩田秀則，舉家回日本了。1938年山本明改名為雅道，在東京府武藏野町吉祥寺六四○番開設了「山本雅道照相館」，出售他們父子在中國拍攝的照片。1943年4月5日，89歲的山本贊七郎在山本雅道照相館內病逝。關於山本贊七郎為慈禧太后拍攝照片的說法，有很多文獻記錄，比如最常被引用的是清人徐珂所撰《清稗類鈔》，其中有一段「日人某精攝影，慶王為之介紹於孝欽後，令至頤和園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慶邸消莨園洗曬。已許以千金之賞矣，內廷傳諭又支二萬金」。當時在北京開設照相館的日本人以山本最為知名，因此一般認為其中的「日人某」即指山本贊七郎，但是這畢竟是野史雜錄，且語焉不詳，做證據略為勉強。不過當年國內媒體確有類似的報道，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大公報》「太后照相傳聞」載：「傳聞，某公使夫人覲見時，言及各國君主之肖像皆許民間供奉以表其愛戴之忱云云。皇太后頗以為然，擇於本月十八日命日本寫真師某君赴頤和園為皇太后照相。是日外務部司員陶大鈞氏入內充當翻譯。從此民間皆得瞻御容矣。」這則新聞里雖然明確提到在場的有外務部日文翻譯陶大鈞，但沒有提到攝影師的名字。

▲ 經過如意館上色的放大後的慈禧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那桐日記》里也有相關記載。那桐（1856—1925），清末滿洲鑲黃旗人，葉赫那拉氏，字琴軒，舉人出身。1899年任鴻臚寺卿、內閣學士，1900年任總理衙門大臣。他歷經甲午中日戰爭、戊戌政變、庚子事變、辛亥革命等，日記有很高的真實性和參考性。他在光緒三十六年十月六日（1904年11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初六日，早進內，皇太后、皇上升殿極殿，奧、美、德、俄、比公使呈遞賀萬壽國書，賞桐飯吃，巳刻禮畢。皇太后贈五國國主、五國公使照相各一張，用黃亭，由內務府送至外務部，桐同聯侍郎送至五館。桐復進內復命，申正歸。」這說明慈禧拍攝肖像的確是用來維護邦交和賞賜大臣，與《大公報》之「傳聞」相一致。唯一一次提到山本贊七郎的名字是在《榮慶日記》中。榮慶（1859—1917），字華卿，號實夫，正黃旗人。幼年家境貧寒，讀書亦用功，「歷應芙蓉、潛溪書院課，亦間列前茅」。光緒五年中舉，光緒二十年入翰林院，從此青雲直上，做到山東學政。庚子事變後，榮慶輔佐慶親王處理善後事務，深得慈禧欣賞。此後歷任軍機大臣、學部大臣、協辦大學士，成為獨當一面的重臣。他在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1904年6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四月二十五日，卯入值，見面謝節賞。公事畢，面賞山本贊七郎恭照御容，下墊叩謝。退值，恭捧回寓。」如果以上記載均屬實，那麼從時間上來看召「寫真師」赴頤和園為慈禧照相，將洗印的照片賞賜榮慶，再以照片贈各國國主及公使分別是1904年5月、6月及11月的事。不過故宮檔案《聖容帳》這份關於慈禧照片的內容、數量及放置地點的檔案是從光緒二十九的七月（1903年8—9月）開始記錄的，也就是說在民間傳聞慈禧「頗以為然」而召日本寫真師赴頤和園之前大半年，宮中就已經有慈禧的照片實物至少數十件需要入檔了。這些照片的拍攝者是當時慈禧身邊兩名女官德齡和容齡的兄長勛齡。1903年3月27日（農曆二月二十九日），曾任駐日本和法國公使的裕庚「帶著家屬、隨員、僕人等共五十五人」（德齡《清宮二年記》）回到北京，第二天慶親王奕劻和他的兒子貝勒載振來訪，說慈禧要見裕庚的夫人及他的兩個女兒。庚子事變後清政府迫切需要對外邦交正常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更接近現代外交關係的「外務部」，作為中國實際最高統治者的慈禧也不得不接見一些外國客人，特別是女賓，因此她急需懂外語和外國禮儀的女官。裕庚的兩個女兒德齡（三姑娘）和容齡（五姑娘）自小長在國外，外文流利，又是旗人（雖然她們一直在國外生活沒有入旗籍，但是她們的父親裕庚屬漢軍正白旗。能入宮成為慈禧身邊的女官，必須是旗人），因此在慶親王的推薦下被選為女官，負責外交場合的禮儀和翻譯。而勛齡為慈禧拍照一事，正是德齡和容齡從中促成。

▲ 年輕的勛齡在法國的一次化裝舞會上扮成拿破崙

根據德齡在她所著的《清宮二年記》中的說法，慈禧看到德齡在法國時拍的照片，覺得很好，也想試試，只是「不能叫一個平常的照相的人到宮裡來」，於是德齡的母親說自己的兒子勛齡會拍照，第二天勛齡就獲召帶著照相器材去頤和園拍照。這與容齡所著的《清宮瑣記》中相符。1935年勛齡在德齡所著、秦瘦鷗翻譯的《御香縹緲錄》再版的代跋中寫了一篇自述《宮廷生活之回憶》，其中提道，「回憶遜清光緒年間，勛齡及兩妹追隨先母，同侍宮闈；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攝」。還提到關於洗照片的軼事：「仆自幼目力短視，不鏡如瞽；一日洗版甫畢，捧升丹墀，徐行幾蹶。太后見狀大笑。當時隨侍之宮眷等，因欲博太后歡欣更群起而附和之；仆遂於矜持慚恧交併之餘，竟至寸步難移矣。太后更笑不可仰，乃命兩小內監扶掖（攙扶非官至頭二品之老臣決不能邀此曠典），並賞戴鏡出入，無庸摘卸，洵殊旨也。」

▲ 慈禧太后簪花像，1903年，勛齡攝

1905年，因裕庚病重，德齡、容齡姐妹出宮去上海照顧，同年12月18日裕庚病逝前只有德齡短暫回宮，之後到1908年慈禧去世，兩姐妹都再沒有回去。1907年德齡與美國駐滬外交官薩迪厄斯·懷特（Thaddeus C. White）結婚，1915年隨夫赴美，1944年不幸死於車禍。1948年4月5日的美國《生活》雜誌上登載了一篇文章《照片故事：中國皇太后遊樂的珍貴影像》（Speaking of Pictures: Rare Phothographs show China』s Empress Dowager at Play），內容是慈禧太后扮作觀音，和女官及太監們一起玩角色扮演的合影，其中提到洛杉磯的古董商恩斯特（Ernst von Harringa）獲得了38件慈禧的照片，並且這些照片都由勛齡拍攝（Der Ling』s brother took all the pictures）。這些照片正是遭遇意外去世的德齡的遺物，1964年美國弗瑞爾美術館購進了這批照片，共36張玻璃底片和2張照片。將這38張照片與現已公開的故宮藏慈禧照片交叉對比後，可知有4張完全一致，其餘均是相同服飾和布景下同一次拍攝的不同版本，只是照片中人物的姿態略有不同。並且故宮藏的照片顯然是被精心挑選過，而弗瑞爾美術館收藏的這批照片多少有些「瑕疵」，如慈禧沒有笑容或表情呆板，另有一張慈禧和美國公使夫人莎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等人的合影，弗瑞爾美術館收藏的那張底片上左二在拍攝時轉頭了，臉部是模糊的，而故宮收藏的那張照片所有被攝者面部都是清晰的。由此可推測德齡帶去美國的這些底片和照片應該是慈禧看過之後不太滿意而廢棄不用的部分，至於何時及如何帶出宮，在當事人的回憶錄中均未提及。對於勛齡為慈禧拍照一事歷來並無疑議，因為有親歷者的記述和實物為證，而山本贊七郎為慈禧拍照一事則缺乏這兩方面的有力證據。首先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山本贊七郎自己並未提及此事。在日本學者日向康三郎著《北京·山本照相館》中附錄了山本贊七郎留下的一些日記及其他文件，但在這些一手資料中並沒有山本贊七郎入頤和園為慈禧拍照的記述。其次之前被認為是山本贊七郎為慈禧拍攝的幾張照片，包括日向康三郎和另一位日本學者游佐徹（在日本岡山大學發表的論文《近代中國の寫真文化と山本讃七郎》）在他們研究山本贊七郎的文章里引用的日本東京都美術館所藏兩張及山本贊七郎後人收藏的一張慈禧肖像，經對比都是故宮或弗瑞爾美術館所藏某一張照片的局部，因此與故宮及弗瑞爾美術館收藏的照片當屬同一來源，就幅面來說又不及宮中自留的照片或原始的底片完整，應該是製作後贈送或賞賜出去的禮物，由此並不能直接得出山本贊七郎即為這些照片的拍攝者的結論。

▲ 抬著黃亭的隊伍，1905年

然而日本寫真師奉召至頤和園為慈禧照相一事，應該確實存在，時間上可能也就是《大公報》所載的1904年5月。在《那桐日記》中關於慈禧贈送照片給五國使館的記載中有一個細節：慈禧的照片是用「黃亭」由內務府抬至外務部的，說明照片是經過放大的（在1903—1904年間，也就是現存慈禧照片拍攝的年代仍使用接觸式印相的方法，即相紙和底片接觸在一起曝光，因此照片尺寸和底片尺寸相同。在當時受限與相紙的感光速度和光學鏡片聚光的加工工藝，放大照片，也就是非接觸式印相還是一件很有技術含量的工作），尺寸很大，在故宮收藏的慈禧照片中確有這樣的實物。勛齡給慈禧拍攝的肖像玻璃底片尺寸均為24.1×17.8 cm.(9.5×7 in.)，但故宮收藏的用來贈送的慈禧大照片尺寸長75厘米，寬60厘米（林京《故宮藏慈禧照片》，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p.25），大約30×24英寸，且經過細緻的上色。照片上色的工作當時由內務府造辦處下的如意館完成，但放大照片的設備和技術顯然不是內務府或勛齡這樣的業餘攝影師能提供的，只有專業的照相館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筆者有一個大膽的推論：山本贊七郎確實去了頤和園，但不是去為慈禧拍攝照片，而是奉召帶上設備去頤和園為慈禧放大照片。當時的放大機從外觀上看和照相機類似，同樣是一個巨大的鏡箱和一個鏡頭，內置透鏡，也都有曝光、洗印等過程，因此被旁人誤認為是進去為慈禧「照相」也不無可能。而且從目前可見的一張山本照相館的內景來看，山本照相館確實具備製作大尺寸照片的技術能力。當然，若要徹底釐清這段歷史，還有待更多史料的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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