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被解構了的馬克思精神
三、對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批判
1989年美籍日裔青年學者福山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利益》上，發表了一篇題 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1992年又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後 的人》。福山認為，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目前 的世界形勢不只是冷戰的結束，也是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 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它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對此，德里達進行了有力的批駁。
1.指出福山「歷史終結論」中的方法論矛盾
德里達首先認為，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靠的是經驗判斷。他說：「政治-經濟自由 主義的福音書需要存在於據推測能夠現實地發生的事件(尤其是在20世紀這最後的25年 中所發生的事件——馬克思主義在想像中的滅亡與自由民主國家在想像中的實現)之中 的福音這樣的事件。如果不依靠這樣的事件，它就寸步難行」。[2](pp.89～90)可是， 福山在得出「資本主義終結論」的結論時靠的又是理想判斷。他說：「由於實際的歷史 以及如此眾多的作為經驗性之表現的現實事物都與這種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降臨相矛 盾，所以與此同時人們又必須純粹將這種完善設定為調整性的和超歷史的理想。」[2]( p.90)
德里達指出，福山這種時而講現實、時而講理想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巧妙」的，實 際上是一種「詭計」、一種「花招」。因為，這種方法只要用十分簡單的手段，就可以 保證他的「歷史終結論」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當現實發展對其有利時，它可以利用經驗 判斷；而當現實的發展對其不利時，它又可以藉助於理想判斷去迴避現實中的矛盾。他 說：「面對如此眾多的災難，面對建立自由民主制度de fact(在事實上的)一切失敗， 福山提醒我們他純粹是在『原則的層面』上說話而已。他說他將把自己限制在單純規定 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這一範圍之內。回想一下1989年他的第一篇論文《歷史的終結和最 後的人》，我們可以看到，他實際上是這樣寫的：『儘管當今世界上有一些國家未能建 立起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儘管另外一些國家有可能倒退到與自由民主制度相反的、像 神權或軍人獨裁那樣更原始的統治形式，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是不可改變的』。 以自由民主制度之建立的失敗來衡量，在事實與理想性的本質之間的斷裂並非僅僅出現 在政府、神權和軍人獨裁(甚至可以假設，concesso non dato[允許並非就是給予]，所 有的神權統治都與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國家不相適應，或者與其概念是不同類的)那些 所謂原始的形式之中，要想證明這一點簡直是太容易了。」[2](p.92)
事實上，在德里達看來，福山所用的方法是很不成功的，它實質上什麼都不能說明。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方法去成功地證明自己的觀點。任何人都可以從對現實以及 對現實的理解中找到有利於自己而不利他人的證據，而把一切不利於自己的東西放在理 想或想像中去解決。所以，德里達說：「誰若想證明這一點，那肯定很容易，而且是太 容易了」。[2](p.94)
2.揭露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思想實質
德里達在指出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方法論矛盾時，並沒有放棄對其進行深入研究， 而是在對其進一步解剖中去揭示其思想實質。
首先，德里達通過對福山所肯定的「經驗事實」的解剖去分析其思想實質。在德里達 看來，「經驗」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而福山究竟是肯定 了哪些「經驗事實」呢?面對十分複雜的現實世界，德里達認為福山關心的是西方社會 ，而對中東等國家和地區的現實卻視而不見，儘管這些地方有著十分悲慘的一幕。他說 ：「如果我們考慮到福山在別的地方將下述事實視為差不多是微不足道的例外，這個事 實就是他若無其事地所說的『伊斯蘭世界』並沒有達成『普遍的一致』，而他認為這種 普遍一致似乎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周圍正在形成著，那麼我們就至少可以設想到福山 在末世論三角形中所選擇的佔優勢的究竟是哪一方。」[2](p.87)換言之，在德里達看 來，福山的理論表現了一種十分明顯的「西方中心論」的立場。
其次，德里達通過對福山所主張的「理想」中的價值取向的分析去揭示其思想實質。 德里達指出，面對現實中存在的問題，福山寄希望於一種理想的實現，那麼這種理想的 內容又是什麼?是一種黑格爾的精神，是一種為自由民主制度辯護的黑格爾精神。德里 達認為，福山在主張歷史之終結的兩位師傅——黑格爾和馬克思中，選擇了前者。他說 ：「福山最終所提出的用以衡量所有事物的超歷史的和超自然的標準，被稱做『作為人 類的人』。」「當他要求回到『最初的人』或『自然人』那裡去的時候，為了討論這個 『自然人』，福山主張求助於某種『徹底地非唯物主義的』辯證法，而這種辯證法就源 於他所說的『一位新的，名叫黑格爾—科熱夫的綜合哲學家』」。在德里達看來，儘管 福山的「自然人」簡直是不堪一擊，但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它實際上反映了某種需要。 他說：「整部書(指福山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筆者注)都是在《精神現象 學》主人—奴隸辯證法的簡化——而且是高度基督教式的——綱要之未經檢驗的公理化 體系中寫就的。慾望的辯證法和意識的辯證法仍然伴隨著某種沉著冷靜的自信，被描述 為柏拉圖thymos(慾望)理論的繼續，這一理論一直傳遞到黑格爾，而且是被與他不同的 、經馬基雅弗里、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傳承的那一種傳統傳遞給他的，不管所有這些政 治思想家們之間存在著怎樣眾多的區別和差異。」而「一旦國家成功地將福山所說的『 雙重支柱』——即經濟學意義上的合理性與要求承認thymos或慾望——結合在一起，所 有的矛盾就被消除了。」[2](p.89)因此，德里達指出，當福山在解讀科熱夫的著作時 ，「這與其說是由福山本人所控制的，不如說是由剝削利用福山的那些人所控制」。[2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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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韓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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