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修與《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下）

　　袁小修日記的價值之二，在於它讓我們窺見了《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金瓶梅》以抄本傳世，萬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間才有初刻本，即沈德符所說的「吳中懸之國門」的那一本。現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則是個「再刻本」。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現存的《金瓶梅詞話》與抄本、初刻本的內容是否一致?學術界出現了歧見。而袁小修日記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依據。

　　歧見之一：最初的《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諷喻小說，與現存本在內容上有重大變異。台灣魏子云先生就持此論。

　　魏先生指出，現存的《金瓶梅詞話》的引詞入話，說的是劉項寵幸事件，特別是劉邦寵幸戚夫人而欲廢嫡立庶的故事。《金瓶梅》成書的年代，正是(萬曆)神宗皇帝寵幸鄭貴妃，欲廢長立幼。於是圍繞著冊立東宮問題，引起了一場轟動朝野，長達十幾年之久的激烈鬥爭。魏先生由此推斷，最初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時代的《金瓶梅》「必然是一部可以楔入劉項寵幸事件——尤其是劉邦寵愛戚夫人有廢嫡立庶心意的故事」，「極可能就是一部諷諫神宗皇帝寵幸鄭貴妃，廢長立幼的故事」，「後來迫於政治形勢，遂有人把它改寫過了」魏子云：《〈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在《賈廉、賈慶，西門慶》一文中，魏先生說得更明白：「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門慶的故事，以西門慶作為《金瓶梅》故事的主線，可能是《金瓶梅詞話》開始的。」這就是說，早期的《金瓶梅》寫的是神宗皇帝寵幸鄭貴妃，廢長立幼的故事，現存的《金瓶梅詞話》寫的是西門慶的故事。前者是政治諷喻小說，後者是世情小說。後者是前者的改寫本。

　　魏先生把《金瓶梅》的成書，放在當時的上層政治鬥爭中去考察，尋找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其目光是敏銳的，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事實上，現存的《金瓶梅詞話》中，確實留下了那個時代(筆者所指是嘉靖，而非萬曆)的政治鬥爭的記痕，深刻地暴露了時代的黑暗，封建統治集團的腐敗。但由此推論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門慶的故事，則是沒有根據的。袁小修日記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

　　袁小修在《游居柿錄》中指出，他從中郎處見到的《金瓶梅》，「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是一紹興老儒逐日記西門千戶一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而成。這就是說，《金瓶梅》的題材來源非歷史故事，亦非帝王家的爭鬥醜事，而以一西門千戶家為模特兒;小說的主人公是西門慶，小說展開的場景是西門慶一家;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寫西門慶一家的淫蕩生活。可以說，早期《金瓶梅》的這些基本情況，與現存的《金瓶梅詞話》是完全一致的。這就直接否定了魏先生的早期《金瓶梅》不是寫西門慶的故事而是寫帝王寵幸廢立故事的推測。

　　袁小修見到的《金瓶梅》，「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主要人物除西門慶外，還有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現存的《金瓶梅詞話》正是假《水滸傳》中的武松殺嫂故事，敷衍成章，形成洋洋百萬言的巨著。主要人物與袁小修所說相同。可見，早期《金瓶梅》就是一部人情小說，而非政治諷喻小說。

　　由此我們可以大體肯定，《金瓶梅》的早期抄本、初刻本與現存的詞話本，其基本內容和情節是一致的，魏先生的《金瓶梅》二次成書說是沒有根據的。我們今天所以能搞清楚這個問題，不能不歸功於袁小修的記載。

　　歧見之二：早期的《金瓶梅》「原無淫穢語」，現存的詞話本才被摻入大量的淫穢語，成為一部「穢書」。

　　早在清代，袁中郎的後代袁照就曾說過：「金瓶梅一書，久已失傳。後世坊間有一書襲取此名，其書鄙穢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書也。」袁照：《袁石公遺事錄》。清末王曇更說：「金瓶梅原無淫穢語。」王曇：《金瓶梅考證》。今人朱星先生認為，《金瓶梅》原稿初刻本「無淫穢語」。原因是《金瓶梅》作者是「大名士」，「我相信這個大名士的個人創作是有為而作，其目的在深刻揭發其淫惡行為，不在其淫樂動作的描寫，決不屑用淫詞穢語來取悅世俗」，後來「到再刻時改名《金瓶梅詞話》就被無恥書賈大加偽撰，因而成為蒙詬的主要口實」朱星：《金瓶梅考證》。。

　　上述三說，其目的在於袁照是「為尊者諱」;王曇是為了把他和蔣劍人作了大量刪削「淫穢語」的冒牌貨說成古本《金瓶梅》，以此標榜他們發現了所謂真正的《金瓶梅》;朱星先生則出於良好的主觀願望。但事實上《金瓶梅》從它誕生起，就有關於性行為描寫的所謂「淫穢語」。對此，袁小修日記又為我們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是由老儒「逐日記其家(西門千戶)淫蕩風月之事」而成。《金瓶梅》是小說，我們當然不能認為它是某家某種生活的記事錄。但是，既然《金瓶梅》以一個家庭為典型來揭露統治階級腐朽糜爛的生活，作者所處的時代又是一個「淫風日熾」的時代，書中的「淫穢語」自然就不可能沒有。袁小修還追憶董思白言及，此書「決當焚之」。袁小修自己更直斥《金瓶梅》：「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董、袁二人對《金瓶梅》作此評價說明了什麼?筆者將在後文論及。但這裡不難看出，無論是袁小修還是董思白，他們所見到的早期的半部《金瓶梅》，確實存在不少關於性行為的描寫，否則怎能戴上「誨淫」的帽子，又何致於落個「決當焚之」的下場。

　　袁小修的記載是否可靠?我們可以用其同時代人的記載相印證。薛岡在《天爵堂筆餘》中說：「此雖有為之作，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薛岡見到《金瓶梅》約在萬曆二十五年前後，與袁小修同時。沈德符初見《金瓶梅》在萬曆三十七年。李日華初見《金瓶梅》在萬曆四十三年。他們用「壞人心術」，「市諢之極穢者」來看待《金瓶梅》，如果付刻面世，則「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參見沈德符：《野獲編》，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他們的記載足以證明袁小修的記載，準確無誤。

　　《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是一部人情小說而非政治諷喻小說，是有關於性行為描寫的所謂「穢本」，而非「無淫穢語」的所謂「潔本」。它們與現存的再刻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在內容上是大體一致的。雖然今天我們已無法看到早期《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但袁小修日記卻使我們能夠窺見它們的基本面貌，可見袁小修日記的價值非同一般!

　　《金瓶梅》作者「紹興老儒說」的價值

　　袁小修日記的價值之三，在於它較早地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問題。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紹興老儒」。「紹興老儒」說的意義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

　　一、 這是關於《金瓶梅》作者的一個較早的信息。

　　早於袁小修見到《金瓶梅》的有董思白、袁中郎，他們均沒有談到《金瓶梅》的作者問題。約與袁小修同時見到《金瓶梅》的文在茲、薛岡，亦未談及。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嘉靖間大名士」說，在萬曆三十七年以後;謝肇浙的「金吾戚里門客」說在萬曆四十四年前後，而袁小修的「紹興老儒」說，雖見之於文字記載在萬曆四十二年，但他獲得這一重要信息的時間，則可能是萬曆二十五年。由此可見，袁小修在得悉《金瓶梅》的作者又有記載存世的人中間是較早的。袁小修得到的信息，離開《金瓶梅》作者創作的時間較近，而且袁小修第一次知道有《金瓶梅》其書是出於董思白之口，第一次看到《金瓶梅》是出於袁中郎之手。而董思白、袁中郎又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接觸《金瓶梅》最早的人。因此，袁小修的「紹興老儒」說，就很可能獲之於董思白或袁中郎。雖然筆者並不完全同意《金瓶梅》作者為「紹興老儒」說，但作為一個重要信息，其研究價值是不容否定的。

　　二、 「紹興老」儒說指明，《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而非北方人。

　　《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這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魯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寫的《〈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詞話》「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的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寫的書」。言下之意必為山東人作。鄭振鐸先生說得更明白：「我們只要讀《金瓶梅》一過，便知其必出於山東人之手，那末許多的山東土白，決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於其間的。」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載《文學》創刊號(1933年)。他們純以山東土白來推斷作者必為山東人，證據顯然是不足的，但影響不小，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框框。後來吳曉玲、徐朔方先生尋出了一個李開先，張遠芬同志尋出了一個賈三近。李、賈均為山東人。

　　《金瓶梅》假《水滸傳》武松殺嫂故事而敷衍成章，故事就發生在山東，主要人物多為山東市井間人，故人物對話用山東土白，這是毫不足怪的。這不能說明作者必為山東人。語言是可以學習的。某地的民情風俗也是可以熟悉的。為了寫作的需要，南方人在山東生活過一段時間，為什麼就不能寫出反映北方生活的《金瓶梅》呢?早在八十多年前，姚靈犀在其著《瓶外卮言》中就指出：《金瓶梅》「既敘述山東事，當然用當地土語。京師為四方雜處之地，仕官於京者多能作北方語，山東密邇京師，又水陸必經之路。南人擅北方語者所在多有。《金瓶梅》之俗語，亦南人所能通曉。為南人所作，抑為北人，此可疑者一。」《瓶外卮言》，天津書局1940年版。

　　實際上，《金瓶梅》的語言是很複雜的。除了大多用於人物對話中的大量的山東土白以外，敘述語言多用官話。另外，字裡行間還夾雜著許多南方吳語。沈德符說，《金瓶梅》初刻本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由陋儒補入，「時作吳語」。其實除此五回外，吳語在全書中隨處可見。例如，稱東西為「物事」(八回)，稱抓一付葯為「贖一貼葯」(五回)，稱青蛙為「田雞」(二十一回)，稱螃蟹為「蟹」(二十一回)，稱仍舊為「原舊」(三十四回)，稱白煮豬肉為「白煠(音閘)豬肉」(三十四回)，稱糧行為「米鋪」(九十回)。此外，還有什麼「不三不四」，「陰山背後」，「做夜作」，「饞勞饞痞」等等，均屬吳語。《金瓶梅》故事既然發生在北方，人物多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話，吳語在書中毫無立足之地，或者說根本就不可能出現。而《金瓶梅》中卻偏偏出現了大量的吳語。這一奇怪現象只能說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識地運用北方語描述北人、北事時，無意識地將自己習慣使用的南方語言夾雜於其間。今人魏子云、黃霖等都從吳語的使用情況，推斷作者必為南人，這是有道理的。黃霖同志還發現，《金瓶梅》在抄錄《水滸傳》部分所作的改動之處，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語特徵。例如，《水滸傳》第二十三回寫武松打虎：「原來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梢棒折做兩截」。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磕磕」為吳語「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將武松「偷出右手來」改為「騰出右手」;《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寫潘金蓮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么理會。當日吃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金瓶梅》改成：「……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北方人，在這些地方是決不可能改成吳語的。這隻能說明作者是南方人，所以在抄錄時無意間使用了自己的習慣用語。試想，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我們還能尋出什麼理由來解釋這種奇怪的改動呢?因此，筆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如果我們一意在北人中，特別是局限在山東人的框框中去尋找《金瓶梅》的作者，可能將是徒勞的。正是在幾百年中，特別是近幾十年來關於《金瓶梅》作者問題的爭論中，我們才愈來愈看清了袁小修關於「紹興老儒」說的價值所在。

　　晚明文壇對《金瓶梅》的早期批評

　　袁小修日記的價值之四，在於它真實地記錄了《金瓶梅》傳抄時期學術界對它的批評概況。

　　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金瓶梅》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在抄本階段就震動了當時的文壇。人們感到「驚喜」，讀之甚「奇快」。但他們到底是怎樣批評《金瓶梅》的呢?袁小修日記為我們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資料。

　　目前所知名的、接觸《金瓶梅》抄本較早的人是董思白。他對《金瓶梅》的批評意見無疑是十分寶貴的。遺憾的是在他的著述中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他的見解恰恰賴袁小修日記而得以存世。

　　據袁小修日記說，在他以往拜見董思白的時候，一起談論小說。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從「近」字可見，這次談話當在董思白見到《金瓶梅》抄本不久的時候，具體時間在萬曆二十三年前後，董思白的第一個評價就是「極佳」。顯然在董思白看來，在當時流行的「諸小說」中，《金瓶梅》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但是董思白又說，此書「決當焚之」。為什麼「極佳」的作品「決當焚之」?顯然董思白使用了兩種批評眼光。從藝術上看，《金瓶梅》「極佳」，他已敏銳地看到了《金瓶梅》在藝術上的不同凡響之處;但是，從思想上看，《金瓶梅》又「決當焚之」。首先，《金瓶梅》是一部反抗的書，它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的無情揭露，必為封建統治階級所不容：其次，《金瓶梅》中存在不少性行為的描述，也必為當時占統治地位的道學思想所不容。董思白的這些觀點在《金瓶梅》傳世的當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袁小修就深受他的影響。

　　袁小修日記還為我們保存了他本人對《金瓶梅》的批評觀點，大體有三點：

　　一、 《金瓶梅》「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顯然這是袁小修對《金瓶梅》的藝術成就的評價。袁小修抓住了《金瓶梅》在藝術上的一個重要特徵：「瑣碎」，瑣碎中又詳盡逼真，曲曲折折，雕鏤入骨。袁小修對《金瓶梅》的這一藝術特徵的把握，是和《水滸傳》等名作的比較中所得出的。與《水滸傳》相比，《金瓶梅》所展開的社會生活面更廣闊、描寫的人物事件更複雜，特別是對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的摹寫，對錯綜複雜又十分瑣碎的人與人關係的揭示，逼真地再現了一個社會的人情世態。近人阿丁把《金瓶梅》的這一藝術特徵概括為：「在平凡處透不平凡，瑣屑處見不瑣屑」，「能在平淡中曲曲傳出各人的心情，社會的世相來，這就是不可及處，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處」阿丁：《〈金瓶梅〉之意識及技巧》，載《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阿丁的這段論述，對《金瓶梅》藝術的根本特徵把握得十分準確。這也可以看作是對袁小修的觀點「瑣碎中有無限煙波」的絕妙的註腳。在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英雄傳奇小說《水滸傳》，神魔小說《西遊記》盛行的時代，以描寫凡人凡事，揭示社會人情世態的《金瓶梅》的出現，可謂異軍突起，非同凡響。而袁小修在《金瓶梅》剛剛誕生不久，就能準確地把握其重大的藝術特徵，亦足見其藝術見解之高。

　　二、 「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將《金瓶梅》視為「誨淫」之作，似小修為始作俑者。與董思白相類，袁小修認為，《金瓶梅》是為求「新奇」以「驚愚」而創作的有害於世教的「蠹俗」之作。顯然他是站在名教的立場上，從封建道學的觀點來看待《金瓶梅》的，這是對《金瓶梅》的思想內容的否定。《金瓶梅》中確有不少不幹凈的描寫，這是它的糟粕所在，應予否定。但這畢竟是該書思想內容的支流，而非主流。正如魯迅所說：「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後世略其他文，專註此矣，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正如魯迅所說的那樣，袁小修沒有看到《金瓶梅》思想傾向中反封建的主流一面，而恰恰「專註此點」，把眼光盯在那些穢褻的文字上，以致給它定了個「誨淫」的罪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嚴重地影響了袁小修對《金瓶梅》的批評的成就，使他最終不可能對該書作出全面的準確的評價。

　　三、 袁小修認為，對《金瓶梅》「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袁小修這一主張，顯然比董思白的「決當焚之」，薛岡的「急投秦火」的主張要開明得多。晚明時代，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發展，作為資本主義萌芽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反映，出現了以李贄為代表的進步思潮。這一思潮在如何對待人慾這個問題上與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相抗衡。李贄明確提出：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冶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李贄：《焚書》卷一，《答鄧明府》。李贄肯定「好貨」、「好色」為人的正常慾望，人對這些慾望的追求是善的，而非惡的。這種觀點集中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利益和要求，也必然反映到文學作品之中。

　　如何對待反映人慾、表現人慾的文學作品?袁小修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受李贄的進步思想的影響，反對「存天理，滅人慾」的假道學，對《金瓶梅》這類書，主張「不必焚，聽之而已」，燒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這是社會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他又深受道學思想的嚴重束縛，仍將《金瓶梅》判為「誨淫」之作，而「不必崇」。這充分說明，袁小修在接受進步思想、與程朱理學的鬥爭中比李贄軟弱得多。正如他自己所說：「公(李贄)直氣勁節，不為人屈，而吾輩膽力怯弱，隨人俯仰。」袁小修：《李溫陵傳》。這就是他在對《金瓶梅》的批評中出現這種矛盾態度的重要原因。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傳期間，學術界對它的批評有十多家，可以概括為三派。以袁中郎、謝肇浙為代表，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這顯然是新的解放思潮在文藝批評中的表現;以沈德符、李日華為代表，則直斥此書為「壞人心術」，「市諢之極穢者」，而基本全盤否定。這是舊的道學思想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的頑固表現;以袁小修為代表，包括東吳弄珠客、廿公等人，則介於兩派之間。對這三派的觀點，我們都應取分析研究的態度，弄清楚它們得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及其和各種社會意識形態的聯繫，從而把《金瓶梅》研究提高到一個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