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田忌賽馬」之貽害（深度好文）

一個不知出處的說法竟是從我小時候就被植入大腦深層的，即：中國人和猶太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對於這個觀點我不僅深信不疑，而且一直伴隨我，直到前幾年才隱約感到有些不靠譜。英克·羅布德森在《他們為什麼效忠希特勒》一書的序言中說：「假如有人親口說，我是最強壯、最勇敢、最偉大的人，那麼每一個聞聽此言的人都會尷尬的閃開：吹牛者沒有市場。可是，假如有人把主語『我』換成『我們』——我們是最強最棒的，是『人中之王』，是上帝精選出來統治萬民的人——那麼一定有很多人喜歡聽。」所以將「我」用「中國人（中華民族）」代替，再拉上「猶太人」作陪綁，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就顯得很真實了，大家也就會覺得作為中國人很自豪了。 另一個曾令我倍感驕傲的觀點——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這幾年才發現：其實每一個民族都可以這麼說。例如，在介紹少數民族的書籍和節目中也常見這類話，即使那個民族是剛剛脫離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照樣會說「智慧的XX民族在艱苦的環境下創造了XX燦爛的文明」云云。推而廣之，此類話也適合全世界每一個民族。然而，每個民族都可用的套話，怎麼就成了中華民族值得驕傲和自豪的呢？而且，既然是「最聰明的」和「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為什麼至今這麼落後呢？我們的聰明、智慧表現在哪裡呢？ 要是反思我們的文化，就不難發現，我們不但不聰明，而且常常表現得很弱智和無恥。其實，早就想說這個話題了，只是沒下定決心，因為這樣說是很傷害國人感情的，尤其是那種不知從哪裡來的虛妄的優越感。我想，在一元信息來源環境下，國人有這種自戀的認識幾乎是必然的結果。當然這樣泛泛地說是很難服眾的，我藉此淺談「田忌賽馬」這個中國一個古老的智慧來剖析、解釋一下。 也許，只要是中國人，哪怕沒什麼文化，也能說出很多代表中國智慧的故事、傳說，「田忌賽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極重要的——從給不識字小孩子的圖畫書，到教小學生識字的智慧故事，再到中學生課本學習古文的課文，都在對孩子們灌輸這一「五千年文明」的智慧。我們常說，中國人喜歡撒謊，做事不講規則，沒有契約精神。雖然我無法知道中國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些毛病，但能成為一個民族共性的現象，一定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有一點我敢斷言，「田忌賽馬」的智慧對我們民族的這些國民性的影響是極大的，貽害也是深遠的。 齊國使者到大梁來，孫臏以刑徒的身份秘密拜見，用言辭打動齊國使者。齊國使者覺得此人不同凡響，就偷偷地用車把他載回齊國。齊國將軍田忌非常賞識他，並且待如上賓。田忌經常與齊國諸公子賽馬，設重金賭注。孫臏發現他們的馬腳力都差不多，可分為上、中、下三等。於是孫臏對田忌說：「您只管下大賭注，我能讓您取勝。」田忌相信並答應了他，與齊王和諸公子用千金來賭勝。比賽即將開始，孫臏說：「現在用您的下等馬對付他們的上等馬，拿您的上等馬對付他們的中等馬，拿您的中等馬對付他們的下等馬。」三場比賽完後，田忌一場不勝而兩場勝，最終贏得齊威王的千金賭注。於是田忌把孫臏推薦給齊威王。威王向他請教兵法後，就請他當作老師。 ——《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第五》譯文 其實，只要一點破，再讀這個故事就很容易發現，田忌（孫臏）就是勝在作假、破壞規則和契約上——用下等馬假充上等馬、上等馬假充中等馬、中等馬假充下等馬於齊威王比賽，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或許古文過於簡練，會有人說，文中的規則並不太明確（其實很明白，既然分上、中、下輩，就是要按此規則比賽）。那麼，作為民間傳說的「田忌賽馬」的故事，說得就非常明確了：「齊國的大將田忌，很喜歡賽馬，有一回，他和齊威王約定，要進行一場比賽。他們商量好，把各自的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賽的時候，要上馬對上馬，中馬對中馬，下馬對下馬。由於齊威王每個等級的馬都比田忌的馬強得多，所以比賽了幾次，田忌都失敗了。……」其中所述的非常明確——約定了上馬對上馬、中馬對中馬、下馬對下馬進行比賽的規則，因此，田忌（孫臏）違規、違約是顯而易見的。 這個故事就這樣傳頌千古，大家都很以為然，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甚至說：這個故事表現了「孫臏細緻的觀察能力和運籌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對手的短處，從而在競技中獲勝」……這說明國人普遍缺乏規則和契約意識以及對作假行為的認同，也說明我們這個民族整體是不知善惡和無恥的。也許，這也是我們民族始終無法走出蒙昧，走進文明的原因。或許，嚴復所說：「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不是危言聳聽。 我認為，田忌（孫臏）的勝利是以葬送誠信、守則、公平等人類最基本的善行為代價的，其行為應該說是極惡劣的。而把孫臏此計作為一個民族的最高智慧，弘揚、傳承了上千年直至今天，硬生生地把這種意識植入國人靈魂深處，這實在是令人悲哀的。就在這樣教育下，撒謊、做事不講規則已然是我們民族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成為一種文化基因。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民族會把作假、不誠信、無視規則和契約作為偉大智慧來傳承的。 也許有人會說，雖然有些無恥，但你不能否認其聰明，說弱智有些不靠譜。這樣說，只能證明我們民族確是弱智的，因為我們只能看到破壞規則和契約帶來的好處，無法理解遵守規則和契約的意義。「田忌賽馬」的故事告訴我們的是：遵守規則和契約將會失敗，破壞規則可以出奇制勝。於是，我們深刻地認識到遵守規則和契約的危害，這樣，大家就都不願意遵守規則和契約。 由於大家都不遵守規則和契約，就會讓人對所面對的事情感到沒有底，會產生焦慮感，甚至恐懼，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去破壞規則，以求佔得先機。 就像現在，有孩子在上學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不給老師送禮，就會擔心自己的孩子受歧視、被老師罵，於是大家都送禮（一點說明：我至今未給老師送過禮，老師對小女也還不錯，甚至比一些家長送禮的孩子還要好，當然這是因為她成績好）。其實，大家都送禮，結果和大家都不送禮一樣，而且可能更糟，因為，這樣不但不能消除自己的顧慮，而且還花了冤枉錢。當然，有人認為，我多送就會有用，但這樣一來二去只能造成禮越送越重，最終，能花得起大價錢佔得先機的只能是有權、有錢的人。大部分普通人家反而失去了規則的庇護，從而致使權力更加張狂。 事實上破壞規則對於少數人是高效的，對於整體是低效的，甚至是代價高昂的。但是，就像人們都會對維修技術高超的技師豎起大拇指讚揚，卻無視平常認真保養、維護良好令機器不出故障的操作工；能看到救火的英勇，卻不以為為不發生火災所做的工作是一種偉業一樣，我們只能看到事物的直觀的現象，不會、也不願意做進一步地分析，找出事情的根本。「田忌賽馬」讓我們把表象智慧的邪惡當作了高深的智慧，並對其尊崇有加，所以，只能說我們是弱智的。 比如說，十字路口、紅綠燈下的情況是我們熟知的，在一些管理得好的十字路口，大家可以順暢、安全地通行，而沒人管理的十字路口是混亂和危險的。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規則，那麼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應該是順暢、安全的。但是，這在中國這卻是不可能的，如果十字路口沒有警察，則紅綠燈就形同虛設（要是有電子警察，那對汽車還是有效的，對行人和非機動車則無效）。 在這種情況下，警察是代表著權力的。從此也可以看出，中國人骨子裡是屈服於權力而無視規則的。我們寧肯在警察的監控下戰戰兢兢，也不願在遵章守則中堂而皇之。不僅如此，國人對遵守規則還常常嗤之以鼻。比如：前幾天，我騎自行車，到一個沒有警察的十字路口，看到綠燈閃爍，紅燈亮起就剎車停了下來，但其他人卻照樣前行。由於我停車，擋了後面一個人，他很是不滿，在很快繞過去後，罵了一句：「還有這種背時鬼！」。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小事，不值一提，那麼我想說：觀人於微。同樣，觀察一個民族的共性也可以從小處著眼。當然，放到大的事件中，同樣如此。比如，前兩年的「大頭奶粉」事件和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要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想害死人，那是不客觀的。而且造成三鹿事件的責任者也包括從奶農、飼料、運輸、收購、政府監管、媒體、銷售等諸方面。而一般而言，每個環節，都不可能是以害人為目的的，他們害人的動因或許僅僅是希望在競爭中佔得先機。憑我在做生意的經歷中，對假冒偽劣產品產生的過程和動因的觀察和思考，可以這麼說：開始，違規害人的行為並不會產生這樣直接的惡果。但當所有業者都以破壞規則為競爭手段時，要想佔得先機就只能是更大的違規，如此累進，最終出現類似「大頭奶粉」和「三聚氰胺奶」的事件。我想，這就是阿倫特所說的「平庸的惡」。這樣說並不是為造假者、作惡者開脫責任，而是要說明大惡往往是小惡積累的結果，防微杜漸，警惕小惡可以有效地防止大惡。事實上，我們的所作所為往往是在縱容小惡，甚至自己的一些行為就是小惡，而我們卻習以為常。好了，這個話題再說就離題遠了，就此打住，也許以後有機會再說。 言歸正傳。由於，上千年形成的以破壞規則、無視契約為智慧的文化，所以，國人是沒有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的。我認為，不敬畏規則也就失去了規則的庇護，就必然要屈服於權力。其實，齊威王們是深諳此道的（齊威王后來請孫臏當老師，而未因被戲弄殺了孫臏，或許就說明真正聰明的是齊威王。當我們陶醉在「不弱智都當不了領導」的亢奮之中時，一切就已經有了答案），他們是不會讓規則有效地運行的，即使是他們自己制定的規則，因為，有效地規則體系必然導致權力的弱化，而權力卻會在規則被破壞中得以強化。 就這樣，我們始終生活在對生存環境毫不知底的恐懼和焦慮之中，而這種恐懼感又驅使我們去破壞規則、去作假……繼而權力、暴力自然就成了我們的主宰。於是，我們不再勇敢，不再忠於職守，喪失了堅守規則的勇氣，因為堅守規則就意味著對權力的挑戰、就意味著可能付出高昂地代價……於是，正義也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良知自然被泯滅，邪惡則成為社會主流。而暴力或者依附權力成為當權者壓迫人民的工具，或者取代舊的權力成為新的當權者。就這樣，周而復始地朝代更迭。可悲的是：人們破壞規則是因為想擺脫恐懼和焦慮，佔得先機，但結果卻陷入更大的恐懼和焦慮之中。在一個全民族都無視規則、崇尚權力的社會，逆淘汰是必然的結果。 諷刺的是，當權者也陷於其中不能自拔。沒有了規則的庇護，他們也處於恐懼和焦慮之中，他們擔心被取代，怕被暴力吞噬。他們知道要維持自己的權力，就必須一方面強化暴力，一方面用謊言將自己裝扮得非常強大，當然還要藉助權謀。這就是，謊言和暴力成為專制國家兩大法寶的原因，在中國歷史則表現為「儒表法里」的特徵。我想，或許這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專制制度看似強大、穩定，但始終擺脫不了改朝換代的命運的原因。 一般來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是中國專制文化的根源，我覺得有很大影響，但不是最主要的。我想，如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真的是中國專制的根源的話，那麼中國的歷史上的朝代更迭至少不會這麼頻繁，宮廷內亂不會這麼多。其實，中國人是不敬畏皇權的，骨子裡更多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稍有機會就會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這點與我們的鄰居——日本不同，他們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等級社會。而且，中國人骨子裡也是藐視父權的，這一點，從傳統家庭的兄弟分家中就能察覺到。當然，這只是我不成熟的一個思考，在此也不多討論了。 我認為，「田忌賽馬」的本質是機會主義①。我們現在的所謂「狼文化」與之是一脈相承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宣揚「田忌賽馬」式的智慧，其目的是為了強化權力，是專制獨裁者的馭民之術。 有一點說明，所謂的「潛規則」不是規則，其實是破壞規則的借口和方法。過於強化「潛規則」意識，只會有助於當權者奴役人民，這是必須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