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墨：反叛者楊過

看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頗能說明我的情感困境、價值困境和文化困境的文章，搜遍了互聯網都沒有找到。我又很想與人分享，以及我現在也閑得無聊，所以正在手打錄入，全文32開書頁共26頁，目前錄到第15頁了。

《神鵰俠侶》的主人公楊過，是金庸小說中吸引力最大、被人談論最多、看法和評價的爭議也最多的人物之一。倪匡先生品評金庸小說人物，將楊過、韋小寶、令狐沖並列，成為四大「絕頂人物」(1)；項莊先生不同意，認為「楊過應該降為上上，而非決定人物」(2)；吳靄儀女士則品而不評，明白地說她「不喜歡楊過」(3)。陳曉林先生較為理性，他在楊過身上，看到的是「反抗命運的意志」和「人性尊嚴的浮現」(4)。如此種種，都是一些很好的意見和看法。看法的不同，實際上豐富了楊過形象的審美、思想和文化意義。

關於楊過，我本人也說到過很多次。只不過，那些說法，都是在特定的語境中，或特定的題目下，只是看到楊過的某些側影、表象甚至幻象，這裡不提也罷。現在要說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我曾以為自己很理解楊過這個人物，如今看來，其實不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始終沒能確定，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看楊過、用怎樣的價值標準和坐標體系來分析和評價楊過。也不能確定，是否存在一種共同的、能夠被大家所公認的價值標準和坐標體系。

現在，我相信，這樣共同的價值標準及其坐標體系應該是存在的，那就是西方的人文主義。這一價值標準說起來一點也不陌生，當然也不複雜，我們都知道，人文主義有兩個基本層次，或者說是兩個重要坐標軸：第一個是人性及其價值的探索，第二是人的個性及其價值的探索——包括對人的個性、利益、尊嚴的衡量和探索。重讀金庸小說，尤其是重讀《神鵰俠侶》的文本及其「後記」，即可找到大量的事實例證和理論依據。

一

在具體討論楊過形象和意義之前，我想首先討論《神鵰俠侶》這部小說及其主人公這一想像的創作背景，以及楊過形象與作者金庸先生本人的生平經歷和精神發展歷程之間的關係。

倪匡先生認為楊過形象最為突出的特徵是他的反叛性格，進而讓讀者注意這部小說的創作年份，他之處：「其所以要各位特別注意《神鵰》的創作年份，是因為就在六十年代一開始，世界各地，青年人的主導思想，就是叛逆。」進而：金庸所寫的叛逆，是楊過和小龍女對當時宋朝社會的叛逆。但在人性上而論，放在任何時代皆可適合這是《神鵰》在創作上最大的成功。」(5)這是說，《神鵰俠侶》的創作，受到了當時世界社會潮流的影響，當然值得注意，也值得參考。

只不過，楊過的叛逆，似乎還有更加貼近的背景和更加內在的根源。

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金庸先生對自己筆下楊過這個人物形象，似乎特別喜歡，且特別同情和關懷。他曾說：「在我自己所創造的人物裡面，我比較喜歡楊過、喬峰這兩個人物，對他們的同情心最大。」(6)每一次面對讀者或記者的「你最喜歡你書中的哪個人物」的問題時，金庸先生的回答不盡相同，但每一次，楊過總在「最滿意」和「最喜歡」的人物當中。究其原因，當然應該是楊過的形象寫的最精彩、最成功，而作者也喜歡楊過這樣的性格；但若認真研究過作者的生平，我們就不難發現，作者之所以對楊過最為同情，是因為他本人的人生遭遇與楊過的成長過程有著某些不可輕忽的類似之處。

首先，作者和他筆下的楊過一樣，都曾經經歷過因「父之過」而受到社會排斥和公眾歧視，從而不僅造成了莫名的心理壓力和精神痛苦，更由此而不得不改變自己的人生道路及其努力方向。我們都知道，金庸先生最早的人生態度是成為外交官，且1950年也曾應著名國際法學家、當時新中國外交部顧問梅汝璈先生的邀請而到北京，但最後卻還是由於其「出身和家庭背景關係」而不被接納(7)。而楊過，也同樣是因為其特殊的「出身和家庭背景關係」而遭受到類似的重大人生挫折。因為他是楊康之子，所以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就始終得不到以黃蓉為代表的主流社會的信任。二者的經歷似乎稍有不同，但同樣是遭到血統論者的歧視，且同樣深受著不得其門而入的孤獨和打擊。

進而，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金庸在青少年時代，就曾有過多次反叛衝動和「叛逆」行為，並且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次，是在中學時期，在學校壁報上撰文諷刺學校尋到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學校開除，從而成為金庸先生「一生中最大的危機之一」(8)。第二次，則是在大學時期，因為與國民黨職業學生發生衝突而被學校開除(9)，這是金庸先生人生中的又一次嚴重危機。有意思的是，楊過的「學生時代」，也先後經歷了兩次因「叛逆」而被開除的重大人生危機。而且，第一次被開除，也是因為他公開辱罵師長，即與祖師爺柯鎮惡發生衝突，氣極之下，大罵柯鎮惡為「老瞎子」，以至於被郭靖、黃蓉逐出桃花島。第二次重大的人生危機，亦正是楊過在比武場上與同門師兄發生衝突，進而打傷師兄鹿清篤所致。

如此看來，即使不能說小說《神鵰俠侶》就是坐著的自敘傳，這少也可以說，楊過的這種痛苦的人生遭遇，應該有作者早年經歷及其心態的一些影子。多年以後，當池田大作先生稱讚金庸先生青少年時期的「反叛行為」，說「此後在《明報》上大加發揮的『反叛』精神，原來在十幾歲時已見端倪」的時候，金庸先生卻說：那「只是少年人的一股衝動、沒有考慮到嚴重後果的魯莽行為而已。」(10)這樣說，固然是出於客氣，卻也是實事求是。然而不難想到，這樣的行為既屬魯莽，當然也是迫不得已，在傳統觀念之中，又屬於「不光彩」的人生經歷，勢必成為當事者的一個長期的心靈隱痛。對於一個敏感、自尊且具有靈性的人而言，這樣的心理隱痛極有可能成為一個容易引起心理惡化的病灶——除非找到一種治療的靈藥；或是找到一個高明的心理醫生對此做出疏導，即對此經歷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又或是患者自身找到一個合理的渠道，將此長期積累的抑鬱苦悶徹底宣洩出來。

現在我們當然都知道，金庸先生的宣洩渠道就是他的小說創作。對上述心理情結的解脫和宣洩，具體說就是《神鵰俠侶》的創作。在醉酒金庸到底找到了何種靈藥或心理疏導方式之前，應該先注意到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庸先生又一次重要的人生選擇，也可以稱為又一次反叛行為。即在1959年，金庸本人離開了長城電影公司，開始創辦《明報》，而他的小說《神鵰俠侶》則正是《明報》的開山樹旗之作。多年以後，金庸對記者說：「自始至終我覺得乾電影這行拘束很大，特別是在『長城』此等左派公司，他們的攝製方針和我個人的意見很不相投，比如他們很注重思想教育，當然，我不是否定他們，但自己的藝術創作意圖因此不易發揮。」(11)在這裡，金庸說得相當含蓄，但卻也相當明確。實際上，到了1959年，長城公司的拍片方針越來越嚴格，對金庸的創作束縛自然也就越來越大，與金庸的創作思想和藝術情趣的衝突也越來越激烈，從而終於造成了金庸的「反叛」和離開。金庸這一重大人生轉變，不僅是對電影行業的捨棄，甚至也不僅是對左派的長城影片公司以及包括《大公報》系在內的整個左派陣營的反叛，實際上還是對左派公司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傳統的叛逆。【這點我覺得作者過度詮釋了，金庸是離開，離開與反叛包括叛逆是很不同的辭彙，更不是對對面的投誠，我覺得金庸是想走獨異的路，這路也許更符合他離開的陣營的初衷。】

我想說的是，1959年，乃是金庸一生至關重要的一年。即不僅是他獨立創業開始的一年，也是他的思想觀念和人生立場發生重大調整和轉變的一年，更是他擺脫身心枷鎖和樹立新的價值體系的一年。證據之一，就是他所說：「『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字中暢所欲言』這也是後來《明報》所以得到成功的一個主要關鍵。不過在《明報》寫社評、堅持編輯方針，是有意的反抗不合理現象。」(12)這意味著，金庸成了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證據之二，則是他在小說《神鵰俠侶》的後記中所說：「《神鵰》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抒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進而「我個人始終覺得，在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這意味著，金庸先生成了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

對人性及其個人性格和情感的發現、尊重和探索，不僅成了金庸自我宣洩或自我療救的靈藥，而且，在金庸小說創作和中國武俠文學史上，也有著重大的革命意義。它意味著，金庸先生在小說創作中也有意發揮出自己的「反叛精神」，並且還為自己找到了反叛的理論依據，即第一次有意識地將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價值觀念及其藝術經驗引入傳統武俠類型文學的創作，且為我國的武俠文學樹立了全新的價值坐標。所以，嚴家炎先生說：「金庸小說的出現，標誌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3)而小說《神鵰俠侶》就是這一成功的第一個里程碑，其中主人公楊過的形象，也就是金庸的文學改造及其價值觀念轉變的第一個成功的範例。

二

金庸小說創作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把西方文學中的「成長小說」及其敘事模式引入現代武俠小說的敘事中。這一引進是從《射鵰英雄傳》開始，到《神鵰俠侶》才真正做到推陳出新。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射鵰英雄傳》講述的是俠的成長，而《神鵰俠侶》講述的則是人的成長。這一點區別至關重要。

從作者的自敘中可知，《神鵰俠侶》一書，是有著重對人的個性與情感的書寫，主人公楊過至情至性，或如曾昭旭先生所說：「他的獨立自主只是意氣的剛猛，他的愛也只是情緒上的風流，這全不是理性與道德，全只是浮動的也起。」因而「使得一切受壓抑委屈，而生命中有缺憾、有傷痛、有沉鬱、有渴求的人，為之痴醉癲狂。」(14)這也使得陳沛然先生認為「《神鵰俠侶》的主題是兒女私情」(15)，林燕妮女士感嘆書中諸多女性「一見楊過誤終身」(16)。

我想說的是，楊過形象不僅具有突出的個性風采，同時還具有豐厚的人性內涵。因此，這一形象不但具有豐富的審美價值，同時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意義。在這不小說中，楊過的形象由諸多元素組成，而且一直處在流動、發展和變化之中，因為他一直沒有定型，所以我們也就不宜對他過早進行見簡單定性。實際上，對楊過這個「對自己激烈易變的性格非但管制不住，甚且自己也難以明白」的人，想要做出簡單的定性或概念界說，又談何容易？——要觀察和談論楊過這個人，當然有很多很多的角度和切入點，但要想把握這一形象的整體，則必須建立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坐標系。

楊過是一個孤兒，這是他性格形成的核心元素。首先，因為他是孤兒，在他成長的關鍵階段，處於正常的社會秩序之外，這使得他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野孩子。往好處說，這讓他的人性本能獲得了某種自然生長的條件，同時也使得他的生命力變得更加頑強；另一面，則是他的人生觀念和行為方式於正常的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產生了嚴重的脫節和衝突。其次，作為孤兒，不僅意味著正常的家庭生活的缺失，更意味著一系列嚴重的心理缺失，諸如母愛/情感的缺失、父教/價值的缺失，心理健康及其自我尊嚴的缺失等等。這不僅使得楊過的行為與命運充滿變數，而且使他的心理傷痛超出了常人的想像。再次，由於他是著名惡少楊康的兒子，所以對於正常的社會而言，他幾乎生來就負有血統倫理上的「原罪」，這與他對父親的想像及其為父報仇的慾望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這使他所受到的外界環境和內在心理的衝突和壓力也格外強烈，他的命運變得格外坎坷，他的人生成長的曲線也格外詭異，從而自然也就會使他的個性形象變得格外複雜。

伴隨著楊過的孤兒身份而來的，當然就是他始終無法擺脫的、宿命般的孤獨，以及心理上的孤獨感。這包括幾個不同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他的實際生活歷程中的孤獨。這很容易理解，因為他不但沒有父親、沒有了母親，而且也沒有同門師兄弟——桃花島上的郭芙和武氏兄弟，以及全真門下的鹿清篤等人都對他白眼相對——當然也就更沒有朋友。

第二個層面是他的心理深層的孤獨感。這有包括母愛的缺失/童心孤獨、戀愛的危機/青春孤獨、父教的缺失/成人的孤獨等不同的層面。我們看到，小說《神鵰俠侶》的情節敘事，就是對這三個不同層面的依次展開，也就是把主人公楊過的成長過程按照童心孤獨、青春孤獨、成人孤獨的主題分段敘述。

如前所說，楊過的童心孤獨，原因在於母愛的缺失。但他的母親穆念慈已經逝世，人死不能復生，所以，在這一階段中，最有可能滿足楊過的母愛渴望的人是黃蓉，而楊過也在無意識之中把黃蓉當成了母親。最好的證據是，楊過從華山歸來，明明學得了一身本事，但卻故意撕破自己的衣衫、打腫自己的嘴臉，裝成一付潦倒不堪的模樣，前往黃蓉夫婦的所在之處。表面上看起來，楊過似乎脾氣古怪、故意惡作劇，此時恐怕他本人也未必真正明白，之所以要如此做作，在其潛意識之中，正如浪子回鄉，是故意想要引起黃蓉的憐惜，進而「考驗」黃蓉對他的真實感情。因而，我們看到，當黃蓉僅僅是平生第一次對他和顏悅色，且以一個長輩親屬/母親的口吻對他說話的時候，人高馬大的楊過「從未聽黃蓉如此溫柔誠懇的對自己說話，只見她眼中充滿著憐愛之情，不由得大是感動，胸口熱血上涌，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假如這時候黃蓉當真以慈母之心相對，楊過一定會撲向她的懷中，掏心掏肺，從此徹底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改變楊過的一生。只可惜，在這關鍵時刻，黃蓉並沒有起碼的耐心繼續扮演慈母的角色。而且，在此之前和之後，黃蓉對楊過從沒有過真正的慈母之情，反而總是對他冷淡、懷疑和厭惡，而楊過的母愛缺失始終無法彌補，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而改變。

如果說黃蓉是楊過一生中第一個能夠改變其命運的關鍵性人物，那麼小龍女就是第二個這樣的人物。楊過對小龍女的愛情，一向是金庸迷及其金庸研究專家們的熱門話題，但一直很少有人能夠明白楊過對小龍女的情有獨鍾，而且終身不變的真正原因。這原因，說起來其實並不複雜，那就是在楊過的心目中，小龍女的身份和形象，首先是姑姑，即母愛的替代；其次是師父，即父教的替代；最後才是情人，即青春孤獨的解藥。【我在我的高中生涯行將結束的時候，對自己的情感困惑做了總結，神奇地得出了類似前述的原因。然對我來說，還有一種，即友情的需求】證據是，當小龍女第一次對楊過投以青春熱烈的目光之際，楊過「尚是個混沌未鑿的少年，對小龍女又素來尊敬，以致全然不知其中含義，但自下得山來，與陸無雙共處幾日，此刻又與完顏萍耳鬢廝磨，驀地里心中靈光一閃，恍然大悟，對小龍女這番柔情蜜意，方始領會。」這也就順便說明了，為什麼楊過先後有過陸無雙、程英、完顏萍、公孫綠萼等紅塵知己，但卻始終無法改變他對小龍女的情感態度，這是因為在楊過的心目中，小龍女乃是母愛、父教、戀人三位一體的情感想像與寄託【對於我，需加友情/知己，四位一體的情感想像與寄託】，而陸程萍萼等少女則不過是單純的青春少女，只不過是小龍女的影子或暫時的替代對象。問題是，楊過對小龍女的這種奇異的愛戀，卻有恰恰違背了當時的倫理道德準則，堪稱亂倫滅禮，大逆不道，當然不能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更大的問題是，小龍女從此對楊過逃避再三，表面的原因固然是不願楊過成為名教的罪人，深層的原因則是知道自己不是、也不可能是母愛、父教、戀人的三位一體，因而不可能滿足楊過的所有情感慾望。而楊過在沒有心理上長大成人之前，就不可能僅僅滿足於情侶或夫妻之間的男歡女愛。而最大的問題是，總有那麼一天，楊過會發現，他與小龍女之間，並非如想像的那樣心心相印。例如小龍女和一燈大師見面並就「雪下、雪化」的話題而展開充滿禪機的對話之際，楊過就感到「似乎她和一燈相互知心，自己反而成為外人，這情景自與小龍女相愛以來從所未有，不由得大感迷惘。」這一時刻，深深的孤獨感必然會湧上楊過心頭。

能夠影響楊過一生的第三個關鍵性人物，當然是郭靖。小龍女雖然是楊過的師父，但只能教授武功，卻不能教授人生的經驗，因為她本人對古墓之外的世界幾乎是一無所知。進而，將小龍女當做父教的替代，只是楊過的一種不得已的心理想像和寄託，而小龍女又怎能當真擔負起父教的重任、扮演好師父加父親的角色？這一角色只能是郭靖才能勝任。郭靖早已在楊過的生活中出現，且始終真摯地關懷和愛護楊過，何以成為第三個關鍵人物，而不是第一個？這是因為，一方面，由於黃蓉的心機，不讓郭靖擔當楊過的師父；而郭靖也卻是「不善教誨」，只怕反而因此耽誤了對方，只好將楊過送到全鎮門下求學，從而大大延緩了楊過求教於他的時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楊過生性敏感、情感衝動且行為偏激，以至於離郭靖越來越遠；更重要的是在他長大成人之前，一直受到母缺失和青春孤獨的困擾，沒有意識到父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然也會延緩並影響他和郭靖的關係的正常發展。這使得楊過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只能獨自尋覓，且孤軍奮戰，非但得不到父教的支持和幫助，反而與之產生了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楊、郭之間的矛盾衝突及其關係演變，乃是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主題。對此，在後文中我還要專門討論。

三

楊過的孤獨、孤獨感及其孤獨形象，有著重要的人文價值和文化意義。

這首先可以求證與他的獨門武功。金庸小說有一個重要特徵，或者說是獨門絕招，就是為他的小說主人公專門設計符合其性格與心理的獨家武功，作為其人物性格的一種延伸或證明。楊過的武功來源甚雜，但真正讓他自成一家的絕世武功，一是來自獨孤求敗的遺教，一是他自創的「黯然銷魂掌」。很明顯，獨孤之姓用在這裡，自然是孤獨的寫照，而求敗之名，則是直說想要尋找敵手、卻沒有敵手。進而，「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楊過之所以將這套自創的武功命名為「黯然銷魂掌」，那是因為他失去了小龍女這個唯一親密的伴侶。楊過身負這兩套絕世武功，自然也就進入了沒有對手、也沒有伴侶的孤獨之境。真正常在楊過身邊的，只有那隻神奇的大雕。而這隻雕，也曾是獨孤求敗的遺物。既可以說是一個親切的夥伴，更可以說是孤獨者的標誌。【想起魯迅喜歡貓頭鷹的意象了。】

值得注意的是，獨孤求敗這個聞所未聞的人物，在金庸的小說中居然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在這部《神鵰俠侶》中，成全了楊過；另一次則是在《笑傲江湖》中，成全了令狐沖。這就是說，楊過和令狐沖成了同門，他們的共同特徵，就是身世和精神上的孤獨；而他們共同的命運，則是要面對父權文化傳統和群體意識形態的壓制和改造。也就是說，楊過、令狐沖的孤獨，是一種近代——文藝復興及其人文價值確立——意義上的「個人的孤獨」。這種個人的孤獨，顯然有一種抽象意義和普遍價值。

在金庸的小說中，大多數主人公的武功成就都只是對前人的武學博採眾長，然後加以發揚光大，像楊過這樣自創一套武功，幾乎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楊過的這一套「黯然銷魂掌」，如同獨孤求敗的武學遺產一樣，不僅代表著一種非同一般的武學構想，同時更代表著一種與眾不同的行為方式、價值準則和精神境界。首先，楊過之所以要創造這樣一套武功，幾乎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楊過的這一套」黯然銷魂掌「，如同獨孤求敗的武學遺產一樣，不僅代表著一種非同一般的武學構想，同時更代表著一種與眾不同的行為方式、價值準則和精神世界。首先，楊過之所以要創造這樣一套武功，是「只因他單剩一臂，是以不在招數變化取勝，反而故意與武學道理相反。」這不僅表明楊過能夠從自身的特點出發，能夠大膽的逆向思維；還表明他敢於向傳統武學挑戰，建立自己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其次，從心驚肉跳、杞人憂天、無中生有、拖泥帶水、徘徊空谷、力不從心、行屍走肉、倒行逆施、廢寢忘食、孤行隻影、飲恨吞聲、六神不安、窮途末路、面無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雞、等等武功招式中，我們不難想到，與其說是一套武功，不如說是楊過對自己一生遭遇的總結和感慨，更不如說是作者對楊過的性格、心理、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及其精神境界的總結和寫照。再次，這一套掌法還有一個更加奇妙之處，那就是並非所有的時間和場合都能施展，而是要以「身與心合」為基本前提。即只有在真正的心理/精神孤獨之際，才能如意施展，並且發揮它的最大威力。亦即，這套掌法，也只有這套掌法，才能真正顯現心裡孤獨和個人存在的價值。

吳靄儀女士說他不喜歡楊過，明顯是因為不喜歡他的「自我中心與感情用事」（17）。以常情而論，當然不難理解。只不過，吳女士似乎沒有想到，楊過的自我中心，是來自個人的孤獨感，來自個人意識或自我意識的覺醒。而這種人的覺醒、個人/個性的覺醒、自我的覺醒，無論是對武俠小說創作欣賞還是對中國文化歷史傳承變革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者對楊過形象的塑造，是將傳統的武俠小說，發展成了真正的「人的文學」，不僅在於它著重於人的形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在於它用現代人文價值觀念及其標準來觀照、理解和描繪人物形象。人文主義的真義，就是要讓人類學會理解和尊重人性，進而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個性，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個性、利益和尊嚴。而自我中心與感情用事，固然是楊過的個性特徵，其實也是人性的一種常見現象。也就是說，作為正常現象的自我中心與感情用事，正應該得到現代人的理解、寬容和尊重。【自我的覺醒的意義，是讓個人和集體的二位一體的個人的一環的意義得以彰顯。個人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存在和延續，而集體的意義在於保護保障個人，集體本身不具有價值。我覺得我會認同「個人價值取向的集體主義」（姑且這麼表達）】

楊過的自我中心與感情用事，是他的孤兒身份和孤獨心理的產物。他要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非得依靠自我的力量不可，從而自我中心和感情用事也就在所難免。也就是說，他的這種自我意識及其以自我為中心的感情用事的行為方式，是他的一種生命本能，而不是一種新的理性價值指引的結果。所以，他的個性於自我的覺醒，只能是一種本能的直覺，而不是一種理性的自覺。這不難理解，楊過畢竟只是一個江湖人，而不是一個思想家；而楊過的年代，非但沒有文藝復興的跡象，反而是禮教桎梏最為嚴重的時代。正因如此，楊過自然的生命狀態及其本能的行為方式與他的社會生存環境及其傳統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衝突就格外的明顯且複雜，他的成長就變得格外艱難，而他的人生命運也因此格外坎坷。好在，此時的作者，已經有了明確的人文主義觀點，和鑒定的人文主義立場，對人性本能、個性價值乃至個人主義精神都能夠予以恰當的理解判斷和道德評價。

在小說中，楊過最容易引起讀者震驚、擔憂、或誤會和反感的行為，當時刺殺郭靖。而在此過程中，最不容易被讀者理解和接受的，則當時楊過曾有過如下的念頭：「管他什麼襄陽城的百姓，什麼大宋的江山，我受苦之時，除了姑姑之外，有誰真心憐我？世人從不愛我，我又何必去愛世人？」【這個問題，我曾有如下考慮，人所求這長存，若人移民海外，而中華滅絕，其人將來之血脈中將稀釋消散，為人所忘，也即死亡。除非有英雄壯舉，而此舉被人記憶，也在其抗爭，可為後人存己之勵。我們的這個文化，即使孔儒到後來被發展為僵化的殺人的禮教，然而之初，確有愛及每一普通人的因子，這就是我們不背棄中華的緣由，因為它曾愛過我們。我們的楊朱也曾發現了個人的價值，而道家莊老乃至墨家孔儒也有這樣的因子，雖不如多年以後的文藝復興那樣沛然成體系，然終究在，終究說得也不差。】看到這裡，肯定會有很多讀者為楊過的行為和心理擔憂，並且會認定，這一時時刻，乃是楊過一生最「危險」的時刻。有人甚至認為，「他打算採用的手段，從國家從個人的觀點看，都是卑鄙之極的。」(18)這樣的評價雖然過於苛刻，，卻也不難理解，因為不論公私立場，楊過都不該刺殺郭靖。好在楊過最後也並沒有把他的刺殺行為進行到底，想必能消除不少反感和誤會，好心的讀者，肯定願意「忽略」楊過的上述想法。【小說中楊過的這個心理轉化，寫得也太過草率簡略了，中國文字果然是不擅長心理描寫的！父者，不過生兒而已，欲兒生是父之為父的第一前提、根本條件也是主要條件，郭靖捨命相護楊過，那一剎那，楊過得到了最最真切的父性的關懷。而那個虛無縹緲的生父卻從未給過他這種關懷。】

我想說的是，對這一段，決不應該忽略，否則，就不能理解楊過形象的更深刻的人文價值。理由是，一，這是楊過的真實想法，不這樣想，那就不是真正的楊過了。二，這是楊過一生中最尖銳、甚至是最偏激的思想，但也是最尖端、最值得研究的思想，因為其中包括一份個人主義的宣言，和一份博愛的呼籲。自古以來，在中國，個人主義從來就沒有市場，甚至從來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思想家【楊朱可能是，但思想湮滅。老莊里頗多因子。另外也基本沒有一個成人勞動創造價值的思想家，陶淵明算一個】，因而也就從來沒有一個人提出過個人價值與集體、民族、國家價值孰重這樣一個看起來有些大逆不道、且明顯不得人心的理論命題。【片面的就理論談理論不會有什麼大價值，中國的農耕文明的延續，一在治河，二在抵禦游牧民族的入侵，這二事都非個人之力可為。而耕作也需要協作勞動。個人和集體是辯證統一的】在中國人心中，這是一個根本不用考慮的問題：集體、民族、國家的價值當然遠遠大於個人的價值，進而，為了集體、民族、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價值、生命和尊嚴乃是天經地義之事。因而幾乎從來就沒有人去想抽象寓於具體之中、一般寓於個別之中這樣最基本的哲學道理；集體、民族、國家這些概念恰恰是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在治河禦敵是你就知道不是抽象的了】，集體、民族和國家的存在實際上必須是以個人的存在作為先決條件的；假如一個民族總是輕視、忽略、抹煞甚至否定個人的存在及其價值那麼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等道德價值要麼是空論，要麼是虛偽和欺騙。中國古代聖賢雖然也曾有過「仁者愛人」的說教，由於始終缺乏對個人存在及其價值的思考和認定【這是客觀情況，也許曾有過，但被湮沒了】，因為始終不能建立起以個人存在為基礎的人際間真正的博愛【hoho，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不發生革命，就不會憑空建立。壇經算有點萌芽】，存在的只有三綱五常之類的禮教傳統。從而，楊過在激憤之中提出的「大宋並不關心我，我何必關心大宋？」【這是我竭力去中華文化中去尋找其愛人因子的緣由，否則我就變成碩狗了】和「世人從不愛我，我又何必去愛世人？」這兩大疑問，就顯得意義非凡。沿著這樣的疑問追尋，就能找到、並且真正理解歐洲文藝復興及其近代人文主義傳統的內容、意義和價值。反過來，則能加深對楊過形象及其思想意義的理解：楊過的孤獨，正是個人的孤獨，也是人的孤獨；而楊過的激憤，則正是個人的激憤，和人的激憤。【所謂的復興中華，如果還延續「獨尊儒術」的封建社會老套路，那是復辟不是復興。至少文化方面需要有絕對的新氣象，文化的復興絕不是獨興一木，必須是重建森林，譬如被湮沒在呂覽等典籍中的楊朱的個人哲學必須得以整理和宣揚，以此為契機，才能真正的整個中外古今，毛澤東秦始皇加馬克思是一個路子】

四

吳靄儀女士稱楊過是反叛少年的英雄，並深入到他的內心世界，發現他的青春期的衝動和內心的自卑，堪稱卓見。「父母不愛我，沒有人了解我，世人都欺負我、都欠我，但我不會低頭，我要反抗到底，寧死不屈。」進而「細心看《神鵰》，不難發現楊過的自卑和反叛，正如一般少年人深信父母不愛他們、世人都看不起他們一樣，大部分是出於他們的想像，與事實想去深遠。」（19）這就是說，楊過既是一個反叛英雄，也是一個「問題少年」。這當然也是一個認識和研究楊過形象的很好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