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神學」有哪些重大意義？》上部

第六十一問：「聖約神學」有哪些重大意義？

（紀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第二篇專文）

文/孫宏廣——解答：

引言：

對於許多基督徒而言，「聖約神學」或者「聖約」的概念似乎是很陌生的，有些人略知一二，有人甚至根本就沒聽說過。由於基督教新教傳入華夏大地的歷史比較短（以1807年馬禮遜來華伊始），因此，本土教會發展比較晚的緣故，致使國人經歷了：早期的「西教士宣教時期」，後來的「本土教會發展時期」，再後的「多樣化神學時期」和現今的「改革歸正時期」幾個不同的階段。以至於我們對基督教新教神學（改教時期神學）各範疇的接觸和學習是逐漸建立健全起來的，我們對真理的認識也是經過一點一滴的積累才達致如今的景況。正如我們從前對改革宗神學或者加爾文主義陌生一樣，對「聖約神學」也是所知甚少。可惜的是，這項神學課題在華人基督徒圈子裡被重視開來的歷史並不久遠，因此，影響力並不深遠。當知道，目前已成系統的聖約神學根植於整個的基督教歷史，發跡於改教時期的瑞士，經過近幾百年的拓展，在各方面已臻於整全。所以，它遠遠早於新教的來華事件。然而，使我們忽略它最重要的原因則是「時代論思想」對於華語基督教會的影響。隨著達秘著作與司可福聖經的普及，「時代論神學」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在某些地區被視之為不二出的真理，此影響力在信徒的心中經久不息。另外，一直以來，從第一代基督徒（1814.07新教第一個信徒蔡高。1821.12新教第一個牧師梁發）到如今的華人基督教世界有偏重救恩論和倫理學的特點，從而對「聖約神學」也就無所顧及了。「聖約神學」實在是改教運動的思想結晶，是聖經真理的核心教訓，是每一基督徒都需要裝備的知識要點。而今，放眼望去，就算是整個基督教世界，改教運動所帶來的巨大成果也在被漸漸蠶食。這世界的文化在祛上帝化，在肆意的敵基督。正統的神學院校屢屢向新派神學或者自由神學妥協！那些先輩們曾經付出極大代價和熱忱所凝結和保守下來的偉大教義，已經漸漸的被曾經屢經復興的區域所拋棄。多少宣講過純正教義的講台被極端靈恩派，阿民念派甚至不信派所佔據！諸如美國，荷蘭等以清教徒神學立國或深受其影響的國家現今更是在信仰上每況愈下，要麼從神本走向人本，要麼從活潑的有機教會走向死沉的教理主義！要麼是順從世俗的潮流淡化上帝的福音，無視上帝的律法。要麼從傳統的保守思想走向看似活潑地自由崇拜。然而彌足珍貴的是在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任何的背景下，上帝真實的子民從來都不曾短缺，上帝的真教會也未曾斷代。正如在以利亞時主所為自己預備的七千人一樣，我們相信現今主仍舊為自己預備了無數的真理戰士正在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做教會的中流砥柱。我們更加欣慰的看見那一脈相承的真道雖屢受逼迫但卻得勝到底。合乎聖經的純全教義不曾泯滅，並且透過我們很敬重的中外僕人得以持守和傳講，這也凸顯出了歸正的急迫性。純正信仰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聖約神學」作為改革宗神學的一項主要題目，意義重大。

正確的神學引致幸福的人生，錯誤的神學導致貽害的人生。正如意識形態左右人的行為一般。人心怎樣籌算，人就怎樣行動。每一具有行動能力的個體，都是按照其內心的思維狀態來處理信仰與生活的。「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箴 23：7）。鑒於此，正統的基督教教訓和異端邪教的歪理邪說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哪一種思維模式之下，就在哪一種人生境遇當中。基督教真理體系對個人，家庭，教會和社會帶來的全是積極構建的果效，而異端邪教則恰恰相反。因此，前者是通向永福，後者則是導向滅亡。「聖約神學」是一套真理體系，是武裝聖徒的思想武器，是可實踐的，極具動性的真道。所以，它是古聖先賢為我們留下來的非物質瑰寶，對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教牧人員而言，不可或缺。並且，神學的使命不僅僅是服務於教會和有限的信徒群體，它也是人類寶貴精神財富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具有無限價值的一種文化。世界上的政治，經濟，文藝，軍事，金融，婚姻，宗教，民族，等等都不能與之分開關係。

正確的神學知識就是真理，錯誤的神學知識乃是謬論。被重生者儘管不是由於獲得了某種知識才被重生，但其生命成長與知識量成正比。真理的知識雖然不是重生之因，卻是一個人被重生的方式和結果。因為，人被重生是被聖道和聖靈重生，常態情況下，聖靈不會離開聖道，乃是借著聖道而做工，這樣才能突顯出傳福音的必要性。傳福音時所傳的福音就是真理，而明白真理，知道所信的對象和內容是一人被重生的外在表現和一般途徑，其認識神的程度有待發展，千差萬別，但其認識神的事實不能忽略。如果一位正常人（智障與嬰孩除外）在基本的基要真理上糊塗，那麼，他就沒有被聖道更新的跡象。蒙恩者的理性回歸真理是其得救的一方面表現，這是聖經明確教導的真理。（太13：19）

現階段，個人主義盛行。個人主義盛行的宗教信仰帶來的必然是神學的人學化。在教義神學被忽視之後，會使基督教信仰缺環，從而導致正常的基督徒無法在理性上構建起真理的架構。久而久之，信仰在理性上就會被徹底拆毀。足夠諷刺意義的是，而今，許多基督教教牧人員竟然不曉得基本的基督教純正教義。結果就是瞎子領瞎子，都掉在坑裡。那麼，什麼是教義？ 教義有哪些重要性呢？教義（doctrine）這一辭彙來自拉丁文，就是指導或教導的意思。教義最簡單的意思就是某一宗教體系的信仰綱領，或者其信仰的中心思想。基督教教義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綱領和中心思想。基督教教義是基督教有別於天下各人本宗教的特有教理體系，它是信仰的簡單陳述，是聖經真理的濃縮表達。教義的重要性不能小覷，因為教義關乎信仰的純正和基督徒生命的建造。正如鍾馬田(D.M. Lloyd Jones 1899-1981)牧師所說的那樣：「敬虔生活，首在教義。沒有純全的教義，就沒有敬虔的生活！」基督教是真理的宗教，基督教信仰是真理的龐大體系。基督教不反理性，乃是超越理性。聖經所說的信心有三要素，首當其衝的就是理性歸回真理。所以教義是人進入信仰的第一步，是不可或缺的。那麼，以前有教義嗎？教義是怎樣產生的呢？其實，《聖經》本身就是一本教義集萃。因此教義出自《聖經》。信心是理性的延伸，信心是更為高層次的理性，並且「信」，「行」，「知」三者又是相互促進的關係。基督教的認知論前提就是無謬無誤的聖經，而得明聖經的唯一有效方法既不是理性，甚至不是信心，乃是聖靈有效的工作。除非我們不接受人全然敗壞的事實。但是，在一個人的信仰生活中，理性、情感、意志的平衡很重要，為什麼？因為：理性是靈魂的深度，情感是靈魂的溫度，意志是靈魂的力度。此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重此失彼必然帶來各種偏頗，危機四伏。只強調或者高舉理性的，就走自然神學和教條主義道路，冷若冰霜；只強調並高舉情感的，就容易瘋狂迷信，盲信盲從，混亂次序；只強調並高舉意志，就容易以人為本，神化自身，走向律法主義的苦修之路……上帝的屬性是豐沛的，信徒的歸正是全面的。失衡往往導致的結果都是顛覆性的。歸正是此三方面的，缺一不可，真信心的三要素也與這三方面息息相關。可以說，「聖約神學」的內容涵蓋了大部分重大的神學命題，有鑒於此，「聖約神學」實在意義非常，下面我們通過幾點來深入分述：

一、「聖約神學」為基督教信仰正傳。

中國教會宗派林立，學說錯綜複雜。可是，誰更接近《聖經》的教訓？在基要真理上誰最具代表性？這些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這關乎到我們的生死禍福與人生意義。人不怕無所成就，就怕走岔了路。一旦被謬妄洗腦，必然渾渾噩噩，後果不堪設想。而面對這麼複雜的情形，分辨真偽，得知高低絕非我們有限的思想和經驗所及。欲善其工，必利其器。誠如驗鈔機對於鈔票的作用一樣，沒有工具就不能做好工作。這樣，我們有必要在這麼重大的人生抉擇上追根溯源，重尋古道，才能裝備足夠幫助我們辨析一切思想的利器，才不至於走向極端，異端，才能夠持定永生，活出美好。在此，我們必須清楚，基督教既不是發跡於中國，《聖經》原文也不是我們的母語。故而，在我們認知真理時本來就存在著極大的文化差異。並且就中國有限的基督教歷史而言，我們對於龐大的基督教真理體系而言，仍舊處在作學生的初級階段。回首過往，中國教會不知道走錯了多少冤枉路，不知道在曠野中徘徊了多久。似乎一直都摸不到正統神學的門路。導致我們的侍奉走到了瓶頸，根本無法使得基督教制度化，從而導致教會對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都是杯水車薪，極其膚淺。那麼，知道什麼是基督教信仰正傳，得以栽植在正傳體系之上至關重要。改革宗神學是被公認的基督教信仰正傳。是新教神學的精髓。而聖約神學則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鍊表達，是改革宗神學的骨架。新教雖然被稱為新教，但其一點都不新，實乃歸回原初信仰之舊教。稱其新教完全是出於和離經叛道，信守遺傳的天主教的比較而言。

得明基督教信仰正傳異常重要，它關乎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本質和內涵。那麼，辨別信仰正傳與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正統信經來衡量。什麼是信經？「信經」這個詞源自拉丁文，意思是「我信」。所以，「信經」就是「信仰告白」。儘管現今基督教世界有很多信經信條，充滿在各宗派當中，教義立場眾說紛紜，但合乎聖經的不過是以「四大信經」為代表，再加上《比利時信條》（1561年)、《多特信經》（1618年)、《海德堡要理問答》（1563年）、《威斯敏斯德信條》，《威斯敏斯德大小教理問答》（1646-1647年）等，這些信經信條立論嚴謹，彼此和諧，是為正統神學的結論。

我們還要知道：「信經」和《聖經》具備同一性的關係，「信經」和《聖經》也有說明與對象的關係，正如我們買一台電子設備，需要說明書，說明書不是本體，但不可或缺。誠然，沒有說明書的電子設備依舊能用，我們用的是設備本身，不是說明書！但說明書能更好的表明設備的功能，沒說明書與有說明書對設備本身是沒影響的，但對人認識設備是有影響的。這也是聖經與神忠心的僕人和其他合乎聖經的屬靈書籍的關係。四大信經並非整全性的《聖經》，但其權威僅次於《聖經》。改革宗神學作為基督教信仰正傳，沒有一樣基要真理不是本於《聖經》古道的，沒有一個口號是時代的產物。改教運動的目的在於回歸，而不是發明。是將已經失去的福音尋回，是幫已經墮落的教會復原，是把一脈相承的正統神學繼續進深闡述。所以，無視改教成果必然被局限在教父時代和中古時期。改教之後的幾個大會（以多特和西敏為例），根本不是簡單的宗派會議，乃是正統教會集體會議，其雖沒有公正兩支參加，但其結論是取材於《聖經》，接連於四大信經，根植於六大大公會議，代表整體基督教正統信仰陣營。它的結論是六次大會的進深研究。如果說六次大會是樹榦的話，那麼改教信條就是其花其果。說這兩次大會是近代的大公會議一點都不為過，因為大公的定義不能以是否分裂做基礎，也不能以教父時代做背景。大公之所以被稱為大公，乃是因為它是教會會議，又是教會集體會議，並且教會是聖而公的。而真教會只有一個，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改教的信經制定大會，正是這一個唯一的大公教會的歷史性會議。新教的聖道統續可以直接追溯到使徒時代，這是母庸置疑的。多特上承六次大會，下啟西敏會議，其結論皆合乎聖經。後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揚長避短，能夠去陳出新，更客觀地鳥瞰歷史。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不爭的事實！前人知道的，後人基本了解。可是後人知道的，前人沒機會了解，這是普遍常識。多特和西敏大會，用時都有幾年的時間，共召開了幾千次會議。參與者皆為當時最頂尖的學者和教牧，無論其學識還是其水平，對於之前的任何一次大會而言，都是難以望其項背的。那些信條的結論，是詳細考究前人的思想，謹慎地察考聖經原文的本意，小心翼翼地進行反覆辯證和推敲，在其中選擇最合適的結論，經過一審再審，才成書於此。別說是我們今天華人基督教界的有限程度，就是結合當今世界超一流的資深學者教牧召開如此規模的大會，都難以改動其中哪怕具體的一條（可以再闡述和發展，但很難更改）。我們都知道，學生不能高過師傅，學成了也不過和師傅一樣。而今，有些自由傳道人大肆地攻擊和反對傳統的信經信條。其實，這些文字和經典都是前人付出極大的心血和智慧凝結出來的。那些先輩無論在智慧上、能力上、熱忱上和經驗上，都不是我們現今所能相比的。他們以極其端莊的態度，非常謹慎的方式查考聖經，追述歷史，敬虔祈禱並耐性分析，歷時多年才最終得出了這些久經考驗的結論。這無疑是上帝賜給近代教會的福份。當這些文字成型後，對聖經基本教義的解釋就已經建立健全了起來。因此，作為後來的基督徒，沒必要舍本求末，標新立異，重走老路，自我封閉。乃是直接秉持拿來主義，先以徒弟的姿態竭力去傳承與領受，才能巴望著在此基礎上進深而蓬勃。作為正統信條的典型代表作，《威斯敏斯德信條》是「聖約神學」的藍本。正是在改革宗神學中，「聖約神學」才逐漸發展起來。因此，「聖約神學」是改革宗神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改革宗神學就是通過歸納聖經中的原意和總原則而得出的神學結論，這樣，改革宗神學實在是基督教信仰正傳。我們認信改革宗神學，有明確得宗派立場。但是，有明確的宗派立場，不等於搞宗派主義。正如我們明確地承認自己是漢族，但這並不等於主張種族歧視。承認自己的宗派立場，涉及到一個人是否坦誠，是否具有自覺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處於一定的宗派之中，我們不可能是完全超宗派的。聲稱自己是超宗派的，不過是對於自己的宗派立場缺乏自覺性的自欺欺人而已。當然，宗派主義乃是唯我獨尊，徹底否定其他宗派的合理性。而我們雖然堅持改革宗神學立場，但我們並沒有聲稱改革宗神學是唯一純粹正統的基督教神學，我們也從未宣稱不相信改革宗神學的人都是異端，不能得救。我們承認，凡是認信「四大信經」所宣示之真理的教會都是基督的教會，也願意在不同程度上向這些教會學習，並展開不同程度上的合作。

二、「聖約神學」能夠直面當代社會。

聖約觀的喪失，是社會敗壞的肇因。而今，中國社會已然文化斷層，出現了各種各樣複雜的狀況。這個古老的國度顯然在新世紀迷失了方向。這無疑是缺失真理導致的。基督教聖約神學能夠直面中國社會，一方面給中國社會提供統一的價值標準，另一方面幫助中國族群修復關係。因為，追古溯源，當初，神是以聖約的方式與有位格的人建立關係的，人也以聖約的方式回應這種關係。所以，人類一旦失去了聖約觀，必然無道可依，無法無天。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物慾橫流,罪惡泛濫的時代，是一個異常病態的世界！我們知道從基督降生直到他再的來這一段時期被聖經稱之為「末世」，這段時期正是人類歷史的最後階段，是黎明前的大黑暗時期。將來的社會必然出現秩序混亂，並不樂觀的景況(提後3:1-4) 。世界的走向正在不斷地應驗聖經預言（太24：4-12）。而今，教會、社會與家庭幾方面的各種破碎不堪顯而易見。這正是對聖經預言的鮮明寫照。災難越來越多，人心越來越壞，物價越來越高，活著越來越難。在現今這樣的社會，許多人還憧憬著可以離開上帝，自我地建立人類美好家園，實現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是不可能的。我們誠然有建設國家，興邦立業的責任，但必須對世界的本質與實情有深刻的認識，才不至於出師未捷身先死，飲恨一生。從而才能夠做好天國的子民和國家的公民。

始祖犯罪後相互指責，榮美的伊甸園天起了涼風，不久後人類第一對兒子中的亞伯死於兄弟該隱的謀殺，連本來在人治權之下的野獸也開始襲擊人類.....因此，人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現今世界所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各種關係的日趨破壞。到了二十一世紀後的今天更加嚴重。基本價值的淪落使得世界上各種封閉式的無神論文化儼然絕了道路。幾千年前，當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時，得意於天道的豐滿。而當孔子大聲疾呼：「禮壞樂崩，大道淹沒了」時，悲嘆於規矩的消亡。他們都對道饒有興趣，可以說他們窮其一生在致力於向華夏傳道，但卻無道可傳，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真道究竟是什麼。都說天道酬勤，可惜的是東方人在封閉文化中把道固定化為一種形而上學和倫理學了！在這個局面下，宣揚無為而治的道家漸漸成了一種逃遁隱修的隱士文化，對社會幾無貢獻；倡導兼愛非攻的墨家鑄造了一種遊離於體制之外的俠士文化；漢武以後儒家思想在中國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但不過也就是一種文士文化，後來乾脆漸漸成了封建王治時代掌權者用以愚民的工具；陰陽家漸漸變成了術士文化；縱橫家，法家和兵家帶來勇士文化和謀士文化的同時，也成掌權者和起義者成功的手段......中國人究竟缺什麼？——沒有道，缺出路。然而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他都是人類唯一的希望。 「聖約神學」提醒我們，神對待我們與世界的基礎是聖約。聖經的上帝以聖約和祂的受造物建立關係：自永恆之始（救贖之約），於創造之時（工作之約），在護理之中（保全之約）和救贖當中（恩典之約）。我們之所以能與上帝發生關係，是因為祂是與人有親密關係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但是唯有在祂設立的條件下才能與其交通，因為祂是具有絕對主權的上帝。當然，我們也以與上帝類似的關係來和其他人發生人際關係。這有點像德國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在《我與你》中所強調的關係。並且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他的博士論文《聖徒相通》中也採取位格主義的手法，強調關係，確保了他者的不可約化性（自啟蒙運動已降，西方文化一直沿用希臘本體式的哲學思維，以「什麼」的提問方式來探索事物的真相。必然導致預設的對象為非位格的困境。因此人的自我主體經驗所構造的封閉式宏大敘事就忽略了人的獨特性。將人約化為抽象的普遍價值）。但潘霍華並不滿足於馬丁布伯那種互換關係中的「你」，因為在「我-你」模式中，「我」就會被「你」所消融，墮入另一種形式的自我主體意識里。他乃是在「我-你」的模式中加了一位「神聖的祂者」，而且這位「神聖的祂者」具有絕對的優先性。他指出：「人的位格的建立只在於跟神聖位格的關係，這神聖的位格超越人的位格，人的位格要被神聖的位格所抵制與勝過,基督教的位格的出現，全在於上帝與人之間的絕對二元性，只有經驗這一界限，倫理的位格才能認識自己（網路摘錄）。」也就是說，上帝與人的這種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原始源頭。而且，只有人對上帝的認識一定是先於對自己的認識的。不認識上帝，就不認識自己。

我們知道，人類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和樣式造的，獨一的上帝在永恆里是一位關係性的存在者。上帝本體中有三個不同的位格，就是聖父，聖子，聖靈。「聖約神學」指出上帝是在位格中有彼此交流的上帝，聖約就是在其位格之間發生的，聖約的活潑性和有效性皆源於此。以至於在聖約中，聖父是預備救恩的上帝，聖子是成全救恩的上帝，聖靈是施行救恩的上帝。在上帝創造的工作中，聖父是擬定旨意的上帝，聖子是做工程師的上帝，聖靈是孕育施行的上帝。也是在上帝的聖約落實中，聖父啟示了聖子並差遣之，聖子啟示了聖父並順服之，聖靈啟示了聖子並受差之。在上帝的三個位格當中，彼此間時時都充滿著愛的交流，此三位格不可混亂，卻永遠高度的合一。這種合一而有交流的特性，使得人類被創造時就處於不可斬斷的各種關係中。這種關係是內蘊的，但確是透過約的方式進行表達的。所以上帝還是在伊甸園裡給予有上帝兒子身份的亞當以要求。可惜始祖違命犯罪了。自從亞當墮落以來，全人類都陷於罪中，致使人和上帝，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悉數被破壞，苦不堪言。之後的全人類，在上帝面前都被視為違約者，地位已大不如前，從上帝的兒子身份墮落為毀約的罪人身份，沒有人例外。後來在人類繁衍生息的過程中，人類和上帝的關係是由兩條線代表的：其一就是該隱和他的後裔，神與他們的關係是單純的創造主和被造物的關係。其二則是取亞伯而代之的塞特和他的後裔，神與他們的關係則是超越的救贖主與其子民的關係。可以說一條線是屬地的，一條線是屬天的；一條線是人的後裔，一條線是上帝的兒子。當然，這兩條線只代表人類最初的那一段特殊時期。那麼兩條線是以什麼做分水嶺的呢？人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分別的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在人類全部墮落後，被稱為神兒子的毫無例外都是對上帝的救贖有信心的，唯獨信心使得我們聯於基督，得享救恩。而人到底怎樣產生的信心？究竟是什麼使得人的信心生髮功效？這就要歸結於上帝的聖約了，因為只有上帝的聖約的必然有效性致使聖徒又和他恢復了從屬的關係，並且超過了被造時的亞當。也是在聖約中上帝賜給了他的選民寶貴的信心。所以基督徒需要認識聖約，全人類依然需要認識聖約。

中華民族向來倡導知禮守信。這意味著前人對「約」是有概念的，也是有實踐的。正所謂：守孝悌，次謹信——《弟子規》；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孟子·離婁上》。這些都是國人一直教導後人秉持的為人處世法則，正是這些要求給中國社會帶來過某一段時期內的相對安寧，然而這些法則來自於哪裡呢？古人焉知真善，誠信呢？那就是來自於人被造的天性，所謂天性就是人人皆有的人各種的某些道德屬性，因為神創造人之後就把德性，法性和理性的功用一併賦予了人類。而今行事不守信，婚姻不守約，治學不守誠，牟利不守法！這是對「約」的意義和概念淡薄無知和肆意踐踏所致。儘管我們的老祖宗曾經大聲疾呼：「要仿效蕘，舜，禹，湯」，實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報復，希圖通過「師」與「儒」的栽培，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來完善己身，期盼大有貢獻於家國和民族，但終究希望落空。沒有聖約觀，我們實在無法改變人類自身的本質和社會已經積存的頑疾。那麼究竟對一個國家亦或是民族來說什麼最重要？在離開上帝的任何思想體系里都沒有正確答案，不從神人之間的約的關係來找出路，就活在絕境當中。所以一切美好的倡導，都是看著好看，實際虛無的海市蜃樓。

如今，後現代主義盛行。「聖約神學」直接面對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反對連貫的、權威的、確定的解釋（包括對聖經，和其它信仰宣告）。個人的經驗、背景、意願和喜好在知識、生活、文化和性上佔優先地位。由於後現代主義的無中心意識和多元價值取向，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評判價值的標準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從而使人們的思想不再執著於社會理想、人生意義、國家前途、傳統道德等等。他們意圖使人的思想得到徹底的解放，從而走向了一條無法無天的道路。同時，後現代主義對真理、進步等價值的否定，導致了價值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產生，從而使人們醉心於所謂的價值的相對性和多元性。可以說後現代主義的泛濫正是對傳統價值觀和基督教信仰的肆意破壞和抵擋。後現代既是對現代性的延續，也是對現代性的叛逆，集中體現就是真理與價值的相對化（百度語）。

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的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有四大毒藥，那就是：「消費主義，性自由，成功學，和保健理念」。這些在漸漸腐蝕著人類的靈魂。對於這類思潮與新興事物，王志勇牧師在其《聖約神學與中國未來》一書中深刻地指出：不管是現代性，還是後現代性，特點就是高舉個人的理性和體驗，尤其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在道德標準上反對上帝所啟示的律法，從而使那些放縱之人不再感覺到自己是「變態的」（abnormal）——也就是違背上帝所啟示的道德規範；二是在靈命上拒不接受耶穌基督是個人和社會的救主，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成為自己的救主，也可以隨意選擇任何個人或組織作自己的救主。當今時代是世界和中國都面對著空前的巨變的時代。我們決不能抽象地談論什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尤其是不能僅僅從科學和技術的層面談論，必須深入到文化的層面，甚至必須從文化的層面深入到宗教的層面，這才能夠觸及到問題的根本。基督教學者威勒斯從思想的角度分析說：「現代世界始於啟蒙運動，這一運動的目標就是嚴格地在自然理性的界限內來解釋整個的人生。」其實，對人在理性上的自覺性的重視並不僅僅從啟蒙運動開始，改教神學，特別是改革宗神學所強調的重點之一就是用我們的理性來認識上帝，只是我們不可把個人有限且受到罪惡污染的理性作為最高的裁判者和標準，更不可以把上帝和上帝的律法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激進的啟蒙運動的一大特徵就是：「把宗教性的權威從立法過程和教育領域中清除掉；完全把教會與國家分開。」這種激進的啟蒙運動的本質就是強調：對人而言，理性以及建構在理性基礎上的律法，應當是獨一的主權者。對於基督徒而言，我們要明確地抵擋這種高舉罪人理性的啟蒙運動。因此，人類不回到對上帝主權的強調和倫理絕對論上來，沒有任何前途。正如清教徒牧師凱斯（Thomas Case,1598-1682）所強調的那樣：「改革必須是普世性的……要改革所有地方、所有人和所有行業……你們當做的工作遠遠勝過我所能說的……」。作為聖約神學依歸的改革宗神學所代表的並不是一個歷史性的宗派，而是一種在認知上不斷地歸回聖經，在生命上不斷地經歷上帝的恩典，在行動上不斷地依靠聖靈的大能改變世界的精神和運動。這種精神和運動永遠不受時空的局限，始終此起彼伏，不斷更新壯大，直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二十一世紀，是「各種文明衝突和世界次序再塑」的時期，沒有良好的神學和思想裝備的基督教不僅會使自身面對極大的危險，也會給周圍的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因此，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宣教必須落實到世界觀的宣教，必須落實到文明的更新和建造上來，而不是單純地拯救個人的靈魂。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只有這種以建構基督教文明為目標的全方位的基督教才能徹底擺脫各種被扭曲的「快餐版」的基督教，尤其是中國長期盛行的民間巫術化的極端靈恩派式的基督教。這種極端靈恩派「傳播著在西方看來似乎是過於簡單化的基督教，其特點就是靈恩、異象及末世災難的預言。在這個思想的世界，憑信心醫病、驅魔趕鬼及夢境異象都是宗教情感的基本成分，而預言卻是每天的現實。」 要消除此類謠言惑眾、陰森可怕的「基督教」，沒有別的方法，唯一的選擇就是堅定不移地傳講正統版本的基督教，也就是主張「純正的教義」和「敬虔的生活」的聖而公的基督教。美國國父華盛頓說：「宗教是道德的根基」。而改革宗神學則是真信仰體系。它可以擔起造福國人的使命。「聖約神學」把治理世界視為上帝賜給基督徒的使命，也把建立合乎聖經的世界觀視為自己的首要責任。基督教思想上最大的悲劇就是神學與世界觀的分離，使得基督教神學成為教堂內的神學，喪失了對世界和文化的指導意義。因此，「聖約神學」提倡的是世界觀神學，就是從上帝的啟示出發建構基督教世界觀，裝備基督徒建立基督教文明。把基督教神學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是當代教會唯一的出路。「聖約神學」世界觀以《威斯敏斯德信條》為基本框架，力爭把聖經啟示和社會思想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以「聖約神學」建構世界觀的基本框架，以世界觀闡明聖約神學的社會內涵。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強調以聖經為根基建立基督徒的世界觀，並且強調基督徒形成自己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就是自覺地從世界觀的角度來考察聖經，自覺地用上帝的話語來更新自己的世界觀，同時自覺地用合乎聖經的世界觀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只有以這種本於聖經啟示的「世界觀思維方式」來指導我們的思想和實踐，我們才會避免教會中經常見到的種種聖俗二分、逃避世界的傾向，使得基督教思想真正成為幫助人安身立命、經世致用的大學問。只有建立聖約思想體系，才能夠使得基督教在中國不再是支離破碎的信息，而是合乎聖經的深刻、全方位思想體系。這種世界觀能夠裝備中國基督徒積極地在中國社會、乃至在世界各地全方位地建造真正的基督教文明。荷蘭神學家，首相凱波爾(Abraham Kuyper, 1837– 1920年 )的偉大貢獻就是把「改革宗正統神學從一種宗教思想轉化為一種世界觀」。聖約神學秉承凱波爾、巴文克和范泰爾的路徑，直接把改革宗神學落實為一種整全的世界觀體系。也直接關涉到基督徒微觀性的個人靈命。生命之道就是生活之道，「聖約神學」所竭力追求的就是把正統信仰和敬虔生活、文化建設和個人靈命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也就是把教會與社會連接起來，從而幫助基督徒認識和活出基督教信仰的精義，就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遵行誡命，愛主愛人。」

三、「聖約神學」易突顯上帝的主權。

但是，上帝與受造物之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這種不同是如此地巨大，以至於人根本不能靠自己的有限理性來認識上帝及其旨意，除非是上帝自願俯就。這種俯就乃是上帝樂意用立約的方式顯明的（《威斯敏斯德信條》第七章第一條）。根據信條，我們承認，上帝的主權不可侵犯！曾經，上帝與人所立的。因此，在上帝面前，人或者是守約者，或者是違約者。可以說沒有一種事物是和「約」無關的。政府政黨，軍事盟國，經濟金融等等都應該有各自領域的「約法三章」。不管是個人、家庭、教會、民族，乃至國家，守約者昌，背約者亡，這是上帝所設定的因果規律。「聖約神學」強調，出於「行為之約」的有效性，因此，毫無例外，人人當守約盡責。上帝治理人類，且用其聖道治理人類。而今，許多人將自由與律法對立起來。認為在基督里的人不需要律法，因為他們已經超越了律法；又或者未得救的人類不需要遵守「行為之約」。這種反律主義雖迎合人心，卻違背聖經。主耶穌曾宣告說他能夠叫人得自由，以至於被重生的基督徒就具備這種自由。那麼我們基於救主的救贖而得著的自由究竟是什麼狀態呢？《雅各書》一章二十五節給了我們答案。乍看來，律法和自由似乎相悖。律法足具捆綁之能事，怎麼與人的自由相關聯呢？然而，基督教所講的自由正是這種受限的自由，這種自由才是真自由。火車只有在鐵軌上跑才自由，飛機只有在航道上飛才自由。鐵軌限制了火車卻給予其安全，航道規範了飛機卻賦予其自由。上帝是超驗的，他也是內在的。聖經中所啟示的上帝是參與的上帝，也是護理的上帝，更是掌權的上帝。古往今來，上帝都是唯一的主權者。身為受造者，對於其命令，只有接受的餘地，沒有任何資格討價還價。全能的上帝以聖約的形式與人建立關係，正是出於祂的主權。祂是萬有的創造者、維繫者，也是聖約的締造者，更是萬有的審判者。有聖約就意味著有律法，有律法就意味著有審判。罪人總是試圖逃脫上帝的審判，所以他們妄圖廢除上帝的律法，迴避上帝的聖約。

對於上帝的主權，王志勇牧師在《聖約神學五大要義》一文中強調：上帝的主權是「聖約神學」的特色，因為這本來就是聖經所強調的。主權就是「主」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惟獨上享有絕對性的主權，也就是說，上帝的主權是絕對性的，而人的權柄都是隸屬性的，必須以順服上帝的權柄為前提。主權的意思就是「治理」、「統管」。上帝掌管這個世界，掌管整個的宇宙。這個世界是上帝從創造的世紀，並且始終是在上帝的護理之下，沒有他的旨意，一個麻雀也不會調在地下。護理、揀選、救贖、保守等重要的教義都是源於上帝主權的教義。主權的問題，是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上帝沒有主權，他就沒有權力為我們立約，也就沒有權力為我們制定律法，我們就沒有責任順服他。不明白上帝的主權，一切的順服都是虛假的。同時，既然只有上帝擁有主權，那麼人的任何權力都是派生性的，只有把至高的主權歸諸上帝，並根據他的聖言施行治理，人的一切權力才具有合法性，人的一切立法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上帝是唯一的主權者：「外邦的神都屬虛無，惟獨耶和華創造諸天」（詩96:5）。因此，創造和治理的教義是聖約神學的核心。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也是宇宙的維繫者，一切都在他主權的護理之下，正如聖經宣告的那樣：「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統管萬有（詩103：19）；耶和華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深處都隨自己的意旨而行（詩135：6）；聖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王權（但4：17）；神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他從一本 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17：25-28）。上帝主權的教義是「聖約神學」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們被納入上帝的恩約，完全是因著他主權的恩典；我們之所以被保守在這恩約之中，也都是因著上帝主權的恩典。是他揀選了我們，不是我們揀選了他。離開他，我們不能作什麼。我們的能力都是他賜給的。我們不過是他手中的器皿，他要藉著我們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你使我迴轉，我便迴轉，因為你是耶和華我的上帝。（耶31:18）」上帝吩咐我們要有清潔的心，但清潔的心是他親手所作成的工。「耶和華你上帝你將你心裡和你後裔心裡的污穢除掉，好叫你們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的上帝，使你可以存活。（申30:6）」正是因為上帝是主權的上帝，所以人間的一切權柄都受到了限制，絕對的主權是永遠歸於上帝的，人類所享有的只是治權而已。任何個人以及由個人所組成的任何組織，假如聲稱具有絕對的權力，就是對上帝的主權的僭越和挑戰！ 千百年以來，神一直在以其主權在左右人類歷史。人類歷史是什麼？不外乎就是上帝掌權的直線歷史進程。可以說在永恆中，神就勾勒了人類歷史。歷史與「永恆之約」息息相關。因此，是什麼緣故人類開始了冗長的歷史進程，是由於有聖約的緣故。為什麼萬事萬物必然會有其實際的意義和價值，也是由於有聖約的緣故。為什麼人類和其他受造之物截然不同，依舊是由於有聖約的緣故。為什麼世界的結局應該是樂觀美好的？同樣是由於有聖約的緣故。所以，日月輝映，時空交替，朝代興衰，人生人死，皆離不開上帝美好聖約的背景。神的旨意是一切事物發生髮展的終極解釋。神的旨意開闢了人類歷史，人類的歷史是在神的整體計劃中不斷展開的，沒有神的旨意就沒有人類歷史。無神論者的歷史觀是人本歷史觀，是隨機歷史觀。無目的性，無方向性。因此，基督教歷史觀是神導歷史觀，是聖約歷史觀。是神在行為之約中對人類進行發令，治理，警誡再審判的歷史觀。是神在恩典之約中對選民創造，護理，救贖和賞賜的歷史觀。上帝掌控歷史，左右歷史走向。神治理世界的法則是約，規律在約中。「聖約神學」告訴我們神的計劃和歷史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人事物都不能阻止或者干預神的計劃。沒有聖約就沒有人類的創造歷史和救贖歷史。因此，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歷史是上帝的歷史。「聖約神學」幫助我們理解歷史和上帝本身是有直接關係的。神以主權治理萬有，又引導歷史朝著自己所定的方向發展。 其實，人生來就以自己為中心這是毋庸置疑的。人喜歡並且已經習慣了把任何自身之外的事物當成自己所主宰和研究的對象。基督教的教訓核心就是聖約。聖約和神的主權關係密切。基督教聖約觀就是神的主權觀。漫長的黑暗時期使得純全的教義，敬虔的生活逐漸失落，改教的動機和目的就是歸回教會初始時的狀態和模式，從人本歸回神本，但歸回何其容易？一面要對付根深蒂固天主教聖經觀，一面又要針對改革後層出不窮的比較有影響力的人物錯誤的釋經理論，更要抵擋日趨泛濫的世俗洪流，可謂是困難重重。但「聖約神學」從聖經當中被逐漸發掘開來之後，徹底縮短了從人本歸向神本的路。「聖約神學」是神本的終極體現，是每一個歸正者所必須持守的信仰和生活的一條總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