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過去的鄉村建設反現代化

余世存:過去的鄉村建設反現代化2012-04-01 10:13:34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北京) 有10人參與 手機看新聞 轉發到微博(2)

鄉村建設到底如何,取決於現代化的品質。過去的鄉土中國建設,基本上是反現代化的。

我們現代人的鄉土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按照詩人、哲人、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觀察,現代化運動以來的人,都是無家可歸的失鄉者,是漂泊者、流浪者、永遠的外鄉人。現代化進程不僅以壯觀而殘忍的力量拆掉故鄉,而且直接把人及其家園販運至資本主義的懷抱,敏感的思想家甚至說,出生於1789年之後的人,已不知存在的歡樂。

中國有文明史上最為漫長的安土重遷的農耕文化,這種文化給了我們極為驕傲的小農經濟、田園詩歌、大地信仰、山水藝術、泥土情懷、宗法政治。但到了明清兩朝,這種文化已是衰落得不成樣子,從湯顯祖、徐渭、李卓吾到曹雪芹、龔自珍等一流天才們的悲涼感、末世感可知,文明已經不能支撐它自己。碰巧西方的資本叩關而入,我們在半推半就中,步入全球一體化秩序當中。

從鴉片戰爭到後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中國人終於明白,自己不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和重心。從陳獨秀、馮友蘭等人開始,現代中國的關係、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就是一種城鄉關係。儘管梁漱溟、費孝通等人從不同的角度辯證說,所謂城鄉之別只是知識問題而非認識問題,但更多的中國人認為,中西之差就是城鄉之別。中國欲現代化,中國人必須進城。因而,我們的現代化是一種背井離鄉的現代化。

陳獨秀明確地說,現代中國是城市對鄉村的支配。如今,廣大的農民工人更是從生活中明白做一個鄉下人的卑賤。中國人都以做一個城裡人為榮,以吃「商品糧」,而非自己從土裡刨糧食為榮。離開鄉土進城、進更好的城,已經成了中國人的宿命。借用美國學者費正清的觀察,中國人的現代化是一個感人的故事,中國人對現代化、城市化的追求像一個苦戀的情人,那樣痴迷、執著。

從到東西洋留學,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出國潮,到農民削尖腦袋進城,到今天上億的農民在城市間流浪打工。這一切都在說明我們跟鄉土關係的淡漠。儘管有著改良主義的鄉建運動,有政治決策的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有「離土不離鄉」的倡導,有三農問題的研討,有新農村建設的投入,但農民及其子弟仍希望進城。今天,在多重意義上,農民幾乎不再是有創造力的階層。農民只是因循著生活,在電視和都市的影響下得過且過。除了向城市單向輸血,如提供糧食、蔬菜、市場、原材料、青壯男女。鄉土中國自身再無新鮮的血液,自身再無新鮮的創造。由於城鄉生活的嚴重失衡,農民不僅沒有心力去耕種田園,也沒有能力去修建好一個廁所、一個豬圈,農村的公共建設幾乎停滯,農村成為世所罕見的垃圾場。

這樣說,並非表明鄉土中國沒有現代轉化的機會。相反,在梁漱溟、黃炎培、陶行知、晏陽初等聖賢般的努力里,鄉建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教訓。他們的努力曾經令世界矚目,多年以後,聯合國還在推廣他們的經驗。青年毛澤東做過晏陽初的義工,他由衷地敬佩鄉建派,曾跟梁漱溟徹夜長談鄉土建設,甚至對晏陽初的平教社說,共產黨願做你們的朋友。當今在全世界推行的小額貸款模式在延安時代就已經施行過了,當今為人稱道的合作經濟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也曾作為國策推廣過,當今在全世界倡導的「到鄉村去」的運動在毛澤東時代也已經發生過。

跟革命黨人的國家層面相比較,鄉建派是局部的、社會層面的,它註定沒有革命派徹底。這也是為什麼鄉建派更像傳說的息壤,可生長,卻難以抵擋現實中滔天的洪水。它能夠取得成果,但遇到政治變動,如日軍入侵、政權易手,即告終止。在革命黨人眼裡,鄉建運動更有著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它是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文化改良運動,而改良主義在革命黨人那裡是要大打折扣的。

事實上,鄉建派自身也有克服不了的難題。他們以狂狷的聖賢品格推動鄉村建設,但事實證明他們多流於夢想。梁漱溟感嘆,工作了九年的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實際鄉村不動。陶行知說,我們的新使命,是要徵集一百萬個同志,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這在今天仍只是一種囈語。晏陽初則困惑:我們初到鄉間,看到農民的失學,慨嘆中國教育的不普及,後來在鄉間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國的教育不普及,否則非亡國不可。我們常看到一班子弟未受教育以前,倒還肯幫幫父兄,一踏進學校,出來便成了廢人。

用革命黨人的話,歷史規律和現實邏輯「不以他們個人的意志為轉移」。鄉建派想教育人守住鄉村,守住人的本心本性,無濟於事。在社會各種各樣的誘惑、壓力面前,他們的實驗道場一片頹敗。因為他們用以鄉建的辦法仍是農耕時代的辦法:師生動員,一如父子、師徒之間薪火相傳,一旦花果飄零,即無疾而終。而革命黨人一度用心鄉土,後來為了工業化,再度犧牲鄉村,導致了鄉土中國更全面的破敗,甚至城鄉結構先於制度定型,以至於今天,任何一次現代化起飛帶來的紅利,都跟鄉土中國無緣。

可以說,我們的鄉土建設在被革命和被改良的夾擊中,與原發性現代化社會走了一條並不相同的道路。後者在現代化起飛後,不僅給鄉村帶來了發展的良機,而且反哺鄉村,使得鄉村成為全體國民的後花園。而我們的現代化是後發的,因而也是單向度的。我們反哺無力,對鄉村的態度是,除了要求其繼續「輸血」外,多半聽其自生自滅,或者為其唱唱牧歌或輓歌。

經過百年來數次折騰,在最近一輪啟動的現代化進程里,我們仍經歷了近乎同樣埋葬鄉土又招魂田園的歷史。我們一方面毀林毀田,一方面勸農民種樹種地;我們一方面抒情都市,做歡樂總動員,一方面又設點建「農家樂」以供觀光獵奇。這種官民在對待鄉土問題上的進退失據,造成了三農問題以及生態心態世態上的災難。但這種現代化求仁得仁又何怨,一如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再度鄉土。

和前賢的鄉建運動相比,今天的鄉土建設已經成為一種慈善、公益行動,這一性質本身說明,鄉村在今日已經成為救濟的對象。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種淪陷是意味深長的,其中有歷史的必然,有現實的應然,也有我們自身選擇的果然。因此,鄉土中國的建設如何,將取決於我們現代化的品質,我們是否不再以都市為終極或唯一目標,我們能否實現知識、資本等等的城鄉分布均衡,我們是否能夠給邊緣者、隱士、農民以政策、輿論等方面的尊重和支持,我們是否給上山下鄉者以大力度的財政轉移支付,我們的資本是否能夠鋪平通往鄉村的道路。

(本文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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