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GDP是咋樣爬上神壇的

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對於「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我等常人的確不易感悟。而諸如「鄭人買履」和「紙醉金迷」及「葉公好龍」之類的俗語典故，中國人一般都很熟悉，也很容易理解。再通俗一點來說，就是目的與手段和現象與本質的關係。在春秋諸子百家爭鳴兩千多年後，中國人是不是比以前更智慧更聰明呢？應該是，但事實上卻未必。於是，我們現在終於才發現需要重讀經典，需要回頭重新「補課」。但問題是，我們對字面上的經典語言，會不會還是停留在「鄭人買履」和「紙醉金迷」及「葉公好龍」的字面語句上呢？

話說自GDP這個洋玩意流行中國以來，直燒得13億國人心浮氣躁神魂顛倒。洽如當時的一首流行歌曲所唱：「------春夏秋冬，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趕路搭車。一路上的好景色，沒仔細琢磨。回到家裡還照樣，推碾子拉磨。閉上眼睛就睡呀！張開嘴巴就喝。迷迷登登上山，稀里糊塗過河------」。就這樣急急匆匆忙活了30多年後，中國人似乎才突然反應過來，大家似乎都感到是被這個GDP給忽悠了！於是乎，連同當年積極引進和大力推銷GDP現代理念的「精英」專家們，也與社會大眾一起口誅筆伐猛批「GDP崇拜」。於是，有媒體歡呼：「別了，GDP崇拜！」與此同時，「精英」專家們，又不失時推出的另一個很亮眼的新技術概念「幸福指數」。豈料，已經被推下神壇的GDP抗跌力超強，且大有與「幸福指數」繼續爭風拉鋸之勢。

我們不妨先來看幾條相關時訊，然後繼續討論。

【1】告別唯GDP論成全國共識 幸福指數成為政治導向據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03月03日報道，別了，GDP崇拜。2月中旬，從鄰國日本傳來消息：中國GDP總量首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然而，在剛結束的地方「兩會」上，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山東等經濟發達地區公布的「十二五」經濟增速目標悄然調低至個位數。此前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30年前，從文革中走出的中國，開始將經濟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GDP一時成為衡量經濟發展快慢的「硬指標」，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標」的時候，導致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公等現象的發生。人們在重新思考一個常識問題：經濟發展到底為了什麼？

在近期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幸福」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告別GDP崇拜，締造幸福中國。已經到了付諸實踐的階段。「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治導向的輪廓正在不斷清晰，而它如何通過全國「兩會」轉化為全社會的行動，將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1）走到盡頭的「唯GDP」

早在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的時候，每個人其實都已經很清楚，高速發展的中國超過經濟逐步萎縮的日本，僅僅是時間問題。然而由於中日特殊的歷史關係與現狀，這仍然引發了巨大的波瀾。甚至有人撰文考據稱，歷史上中國的GDP曾經三超日本，分別是直至清末漫長的封建社會、二戰剛剛結束以及20世紀60年代初期。

事實上，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概念來自1953年聯合國發布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及其附表」，它是這一體系的核心指標。然而從GDP誕生的那一天起，對它似乎難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爭議就從未停止，一位舉足輕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應遠離對GDP的迷信。「GDP是充滿窮人的富裕」，在來到中國的一次演講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說。

（2）GDP的光榮與夢想

與其他重要經濟模式一樣，1949年之後的中國最早使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脫胎於前蘇聯，即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簡稱MPS，這一體系適用於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MPS與西方國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區別，是SNA將服務部門與物質生產部門等同看待，而MPS僅核算工業、農業、建築業、貨物運輸業和商業五大物質生產部門。改革開放之後，統計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軌，到了1985年，國務院才正式開始在中國探索實行SNA體系，GDP的概念從此在中國的官方話語體系中出現，但當時主要的指標概念仍為MPS下的「國民收入」，GDP僅僅作為一個附屬性指標存在，一直到1993年，國家統計局才取消了國民收入指標，GDP正式成為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並迅速成為社會熟知的熱詞。

細心的人會發現，GDP在中國的地位確立幾乎與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確立同步。但是中國的GDP高速列車在行進之中，始終沒有擺脫軌道上那些惱人的障礙欄：人均GDP呢？社會公正程度呢？環境的犧牲呢？資源的過度開發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數據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幾年前 ，就已經有不少人笑稱，「GDP是個水貨」，因為已經多次發生過這樣的怪現象：地方公布的GDP總和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GDP數據。以去年為例，全國31省市GDP加總之和為43.0038萬億元，而國家統計局公布全國GDP為39.7983億元，高達3.2億元的差距佔全國GDP數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數據之下，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甚至曾經極端地建議，「由於統計科學性和地方幹部扭曲的政績觀，應該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統計」。但是看起來，這種情況還將持續下去，國家發改委已經在全國「兩會」前確認，「十二五」規劃中依然有關於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專家均認為地方很難不提GDP指標，「如果地方都說不要求GDP，那麼中央目標怎麼實現？」

（3）肯尼迪的疑問

很多學經濟學的學生大概都還記得，在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中，他引用了羅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激烈批判GDP的言論：「(GDP)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遊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於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廉正。」

這樣的反省，也已經在中國官方話語中出現，在官方熱推的「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社會」概念之下，更多官員開始敢於公開批評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許憲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為《GDP：作用與局限》，文中稱「僅憑GDP這一指標來評價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並不能得出全面正確的結論」，理由列舉了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差異、不能反映資源環境的變化等等。

（4）重慶：民生導向「共富」夢

雖然「蛋糕」還沒有足夠做大，但重慶已開始考慮怎樣分這塊蛋糕。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召開前一天，重慶市政府開始兌現公租房民生承諾。按計劃，從3月2日起，2010年開工建設的約20萬套公租房將陸續登場，進入搖號配租程序。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甚至告訴下屬，「我們的出租對象，不講戶口，講常住。重慶要建現代化大都市，天下人來了，我們都是一樣對待，要有這樣的胸懷。」「有租無類」的做法只是重慶近年來追求「共富」理想的一個細節，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政之後，重慶市民生領域的改革正在深入。

在重慶市計委工作20多年的楊慶育如今是市發改委主任。在他看來，重慶的民生探索之路最初源自城鄉差距的現實。2006年，當時的城鄉區域的收入比為3.5:1，而當時全國的比例大致是3.32:1，高於全國的平均比重。楊慶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7年下半年，薄熙來調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開始在基層做大量調研，發現了大量的民生問題，如環境、塞車、群眾上訪、平安、就醫等問題。在楊慶育看來，正是這些在調研中發現的民生問題後來被概括為「五個重慶」。

2010年12月，重慶市2011年經濟工作會上，薄熙來在十大民生之上提出「共富」理想。他說，「共同富裕是關係到社會主義本質和方向的根本問題」，「少數人的富裕絕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隨後完成的重慶市「十二五」規劃中，共富的夢想更加明確：確保把基尼係數降到0.35左右，並使50萬絕對貧困人口基本脫貧，到2015年實現全面小康。這一時間，比起中央確定的時間表足足提前了5年。

巨量公租房建設的背後，可以看到以政府為主導、國企為後盾的大手，但這隻大手能否良性運轉，決定民生導向的未來。崔之元曾撰文專門分析重慶巨額的民生支出的制度基礎和支撐點，一是國資增值，另一個就是地票交易。2008年12月，重慶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利用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試點的政策，先將農民的宅基地和鄉鎮企業廢棄廠房等農村建設用地復耕為耕地，由此生成一個城市建設用地的指標(即地票)，並將這一指標拿到重慶土地交易所交易，交易所得再按一定比例分給村集體或農民個人。「嚴格說來，土地交易所進行的並不是土地交易，而是地票交易，是土地利用指標的交易。」崔之元說。

無論外界質疑如何，重慶仍在堅持自己的「蛋糕」邏輯，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在上述2011年經濟工作會議上，市長黃奇帆提出，除繼續推進公租房、戶籍等改革外，今年重慶的改革重點是探索收入分配。

（5）走出增長主義陷阱，提升民眾幸福感

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這一點，完全不同於過去的計劃或規劃。種種跡象也表明，地方政府已經領會了這一變化的政治意圖，開始把施政目標從經濟的高速增長，轉向民眾的幸福。但是，這一轉向能否順利完成，需要實踐檢驗。

毫無疑問，從意識形態領先到注重經濟發展，GDP概念引入中國，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居功至偉。不幸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的主導意識過於傾向增長主義。各級官員似乎抱定這樣一種信念：中國一切麻煩問題的根源就是生產力水平低下，那麼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積累足夠財富。一旦生產力水平達到相應高度，比如說，人均GDP達到多少美元，全部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這種信念支配下，經濟增長被當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標，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長主義導向的經濟、政治的政策組合。民眾也在這套制度誘導下，以追求金錢、財富為唯一人生價值，物質主義甚囂塵上。

當然，增長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組合確實發揮了作用，它們在經濟的自然增長之外，帶來了超常規增長。但是，超常規經濟增長模式在創造奇蹟的同時，也必然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問題。過分地追求高速增長的目標，政府的結構必然發生扭曲，政府會偏離自己的正當本性，成為逐「利」的公司。經濟學界熱衷議論的地方政府間競爭，就是增長主義的產物，而這種競爭展開的前提就是官員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結果是可怕的，這種可怕後果，在拆遷、征地領域中表現得最為觸目驚心。

這個時候，高速經濟增長就變成了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遊戲。不錯，經濟在快速增長，尤其是中國GDP總量逐個超越各個大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不過，這樣的經濟增長過程也在製造緊張、衝突，由此形成的增長結果，也引發人們的質疑、不滿。

可以說，單純追求增長的增長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了。《十二五規劃建議》不再設定GDP量化指標，表明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增長主義的危害，而試圖改弦更張，引導各級政府關注民生，關注民眾的幸福。在近期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幸福」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北京提出「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宣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實際上，執政者很早就意識到了增長主義的不可持續性，於2005初年提出了「和諧社會」綱領。人們也曾熱烈地期待治國理念和政府行為模式的根本轉型。但過去幾年，這一綱領很少被人提及。增長主義依然憑其巨大慣性，支配著整個政府與社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一種制度架構一旦形成，就會具有慣性。因為，這樣的制度架構會創造出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從現有的制度中可以獲取巨大利益，當然會拒絕改革。最為典型的就是拆遷、征地制度。

增長主義的要害在於，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了過分重要的角色，而且過分地追求增長速度。要減少、控制經濟增長可能帶來的損害，進而讓經濟增長真正有助於民眾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須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在現有體制下，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是一個有效的辦法。中國的政府體系大體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負責。在這樣的體制中，上級用什麼樣的指標考核下級，下級就會在這方面努力。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比如，加大民生類型的考核指標，當會引導各級官員把精力更多地用於民生。

不過，光是調整這樣的考核體系，還是不夠的。事實上，從考核增長業績轉向考核民生業績，考核民眾的幸福感，面臨著巨大的技術難題。增長業績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長率、財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資總額，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統計的。但是，民生、民眾的幸福感，卻是相當模糊的概念，很難量化統計。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須藉助量化指標。這樣，即便建立民生導向的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也很可能出現民生投資的空心化，政府關注的依然是硬體建設，而不關心民眾是否從中真正獲得了好處。

當然，如果真要解決這個技術難題，也並不困難。民主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因此，一個以民眾幸福為導向的治理體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須是一個民眾可以方便參與公共治理決策、尤其是預算決策的民主的治理體系。

【2】國家統計局：31省市區GDP之和超全國總量近3.5萬億

據新華網2011年03月04日報道，國家統計局擺放在「兩會」新聞中心的一份統計信息資料顯示，31省市區2010年實現的GDP加總之和為43.2738萬億元，超出其公布的全國總量近3.5萬億元。而一項來自各省份地方「兩會」制訂的2011年的GDP增速目標統計中，顯示有20個省市區調低了增速預期，8個維持不變，有3個則調高了目標。

【3】成都副市長：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地你可以找我拚命

據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2011年03月04日報道，成都城鄉統籌試水工作被當地官員稱為「千頭萬緒」。七年改革探索中，成都提供了哪些經驗？改革進入「深水區」，如何進一步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攻堅」？本報記者專訪了成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孫平。

中國青年報：您認為城鄉差距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孫平：當前我國城鄉土地不同權、不同價，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農民的房子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內流動，只能自住。同樣是土地，農村土地被附加上了社會保障的功能，農民一旦失去土地，就等於失去了社會保障。所以，要使城鄉土地同權同價，就要向農村覆蓋公共服務體系，把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剝離出來，使土地流動的束縛得到解放。這樣，農民即使沒有土地，依然能享受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農民即使沒有房子，也能得到住房保障。

中國青年報：成都市的改革如何破解這個困難？

孫平：我到農村調研的時候，農民問我：改革都改些啥？我告訴他們：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拚命」。

關於農村產權改革，初期基層幹部群眾有很多問題，我告訴他們，村裡的事情由你們自己來定，我只提一條要求，那就是：個人的財產權個人說了算，他人和多數人都不能干預。我提到過的困難，都需要從制度上進行突破。成都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可以概括為「三化」，即經濟市場化、管理民主化、社會公平化。

【4】網聞博評：告別GDP，需從理清目的與手段的邏輯關係開始

從GDP技術指標給我們帶來的困惑，到「幸福指數」技術指標給我們帶來的難題，都是把我們困在了技術量化的考核指標體系上。這說到底，還是工具方法與手段的技術性細節問題。而太過關注於技術細節問題，正是造成我們宏觀戰略和全局系統性困難問題層出不窮的根本原因。

若跳出這些工具手段的技術性思維迷霧和陷阱，我們首先還是要問，經濟增長的目的又是什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前進方向在哪裡？毫無疑問，排位最前的選項，首先應是實現自由平等的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其次應是多快好省地發展經濟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再就是不斷增強國防實力以保障國家的獨立自主和主權領土完整。最具概括性的一句話，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實現這些目標的根本制度保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和人民民主權利。我們現在若要認真反思GDP，要真正告別「GDP崇拜」和「唯GDP論」，就必須從這些根本的方向和宗旨上進行理性思考。

我們整天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告別GDP之所以會成為全民討論的共識，就是因為30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唯GDP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以追求金錢、財富為唯一人生價值」的人性道德沉淪，不但嚴重背離了我們搞經濟建設的初衷，甚至還破壞了最基礎的社會公平公正，並且還在製造著官商勾結的腐敗和分配不公及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不穩定隱患。所以，不從根本的宗旨和方向上進行撥亂反正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僅在工具手段和技術細節上做文章，最後難免還會掉進「幸福指數」虛化失真的「技術陷阱」。

事實上，所謂的「技術崇拜」、「市場崇拜」、「唯GDP論」及「唯生產力論」，都是非人文精神的「拜物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即使是現代物理等自然科學，也存在一個真空恆溫恆壓的「理想狀態」假設與現實條件下的參數試驗比對。更何況對於民族文化地域背景千差萬別的人類社會，怎能以「理性人」的假設對人類社會經濟系統進行物質化的技術設計呢？而建立在這樣的「理想市場」技術經濟學基礎上的GDP統計數據指標體系，又怎能不被唾棄呢？有人鼓吹的「專家治國」和「精英治國」思想，其最成功的產品設計，便是「被增長」、「被富裕」、「被中產」和「被幸福」。因此，要與GDP一同告別的，還應包括當初販賣推銷GDP的「精英」專家們的強勢話語權。

【5】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首先要夯實公平正義的根基

人們現實生活的幸福感缺失，首先來自於貧富兩極分化的尊卑貴賤社會等級格局擠壓。沒有最基礎的人人平等，就不會有公平公正可言，更談不上絕大多數人的尊嚴。正如網聞博報小社員此前的《大道國學：「美元航母」的「網路軍演」》、《網聞博評：給「兩會」代表委員說願望》和《大道國學：地球將是誰的私家莊園》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在當今世界範圍內，私有化的分配不公，是社會上所有分配不公的源頭。市場化「資本叢林法則」的弱肉強食，必然加劇貧富兩極分化。文化良知交易的市場化和權錢交易的市場化，只能造就「金錢民主」的「普世價值」樂園。私有制市場化的產權財富全球化流轉，一直在加劇著國家之間的貧富兩極分化。「精英」們推動中國與私有化市場化國際慣例接軌的最終結果，也勢必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等級分化。至於GDP，僅僅只是這個市場化「狗皮膏藥」的產品標籤。

所謂帶「血的GDP」，正是對社會公平公正缺失和人的生命尊嚴被市場化踐踏的控訴。這裡不僅僅有葬身於礦難安全事故的工人，還有「世界工廠」里「13連跳」的富士康工人，更有眾多遭暴力拆遷致傷致死的農民和市民。譬如，2009年11月13日，發生於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的唐福珍「暴力抗法」事件，就曾經引起全國關注。同時，也讓全國人民見識了成都市城管隊伍工作作風的強悍。不知道這樣的圖景，能否給成都市的「經濟市場化、管理民主化、社會公平化」提供一個註解？

農民問我：「改革都改些啥？」

我告訴他們：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拚命」。

今天，這位成都市常務副市長的工作理念和魄力，也的確讓人很震撼。

再回到人人平等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首先是一個人性化的社會系統工程，而絕不僅僅只是一個乾癟枯燥的經濟專業和技術數據問題。群眾立場，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和群眾感情，是「人民公僕」們團結帶領群眾共同克服一切困難的傳統法寶。人民授權和委託「人民公僕」履行社會管理的職責，自然就有權提出批評和監督。而人民行使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正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的。只要是「人民公僕」在做順應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心愿的事，又有幾個人會無理地去「拚命」呢？「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對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績表現考核，最專業最權威的「考官」，還是最廣大的人們群眾。如果非要搞一個幸福指數，社會上有幸福感的人是占多數還是少數，結果不就是明擺的嗎？這還需要再煩勞「精英」專家們去技術設計攻關嗎？

事實也證明，「蛋糕」分得是否公平，跟「蛋糕」的大小沒有關係，跟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也沒有關係，跟GDP大小更沒有關係。要說關係最大的，恐怕首先還是「人民公僕」的「公正之心」。

「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幸福感最強」的重慶人民，已經正在給我們展示出無比的信心和希望。